立交桥下的死亡与救助困局

12月14日，郑州市有关方面确认：12日发生在解放路立交桥下死亡的露宿者姓孙，患老年痴呆，住郑州市中原区，家人已认尸，死因待查。　　这是继11月30日河南开封杞县农民工刘洪卫猝死于中州大道与郑汴路立交桥下后，郑州市半个月内曝光的第二例露宿者死亡事件。
　　河南省气象台的信息显示，12日当天郑州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有小雪，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到4摄氏度，最低温度零下1摄氏度到零摄氏度。
　　是严寒还是疾病导致了这两例死亡？一切尚待警方最后的结论。众多露宿者宁愿睡桥下也不愿意前往救助站，也让救助站的合理性、有效性陷入了公众的质疑中。
　　对于那些仍然露宿街头的人来说，一个城市该怎样及时伸出援手避免意外的发生？而对于担负救助职能的政府部门而言，面对这个群体，它们又该如何走出困局？
　　突然倒毙街头的人
　　河南新乡的农民工老赵说，他是最后抢救孙某的人。
　　老赵是记者12月13日深夜11时左右，在孙某死亡附近的立交桥下偶然遇到的。他一直唏嘘着说：“我就是不能眼看着好端端的一个人突然没了！”
　　老赵记得，12日那天下午，天气阴沉，有风，感觉很冷。三四点钟的时候，他还看见孙某坐在解放路与二马路交叉口附近一个小饭馆门前的台阶上。老赵说，这几天他都看见孙某坐在那里，但他没跟孙某说过话。
　　据老赵回忆，孙某穿着黑色衣裤，很单薄，脚上穿着皮鞋；个头比他高，大约在1米70左右，头发不长。他特别清晰地描述道，孙某脸色红润，体态挺胖，看上去是个很健康的人。
　　到了下午6点钟左右他再看见孙某时，孙某已经仰面躺在一棵树下，两腿分开叉在旁边的一根电线杆旁，裤子褪下。
　　当时孙某身边围着很多人，120急救车也来了停在路边，有医生模样的人正在抢救。他看见有人在孙某的腹腔处按摩，有人说孙某已经不行了。
　　老赵说他心里觉得就是不能看着一个好端端的人这样死去，于是上前嘴对嘴为孙某做人工呼吸。大约有两三分钟，孙某还是没救过来。
　　13日凌晨1点44分，郑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郑州”发帖证实：12月12日19时10分左右，解放路派出所民警巡逻时接过路群众报警赶至现场后，发现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躺在张仲景大药房旁边的路台上。19时17分，120赶到现场，经初步检查，该男性无生命迹象，后经20多分钟抢救，确认死亡。
　　经民警初步勘查，该男性身着棉衣、毛衣、皮鞋，无体表伤，无证明身份的任何证件，死因不明。
　　由于距离11月30日农民工刘洪卫猝死于立交桥下不久，这则消息引发了媒体的高度关注。
　　13日晚，家住郑州中原区的刘某走进解放路派出所。刘某对警方表示，死者应是其岳父，姓孙，今年58岁，患有脑梗后遗症、老年痴呆等病症，不久前在中原区颍河路和前进路的交叉口走失，刘某和家人、朋友一直都在寻找。
　　这天，刘某看到相关报道后，感觉媒体描述的无名死者很像自己的岳父孙某。当天夜里刘某赶到派出所说明情况，随后又和家人一道进行了辨认，确认死者就是自己的岳父。
　　刘某还告诉警方，孙某生前曾6次走失，性格内向，不爱与人交流。目前郑州警方还在调查孙某的死因。
　　死者此前经历了些什么？郑州当地媒体在报道中说，有一位在附近工作的名叫“王彦华”的清洁工，曾见孙某三天三夜坐在路边，想帮助孙某，却被他拒绝了。
　　13日晚上9点多钟，记者赶到孙某死亡之处时，恰巧碰见夜班的两女一男三名清洁工正在清扫街道。他们告诉记者，孙某的死亡处与老赵说的完全一样。男清洁工也表示，孙某死前看上去好端端的。奇怪的是，记者向他们打听是否有一位叫“王彦华”的清洁工，他们都只回答三个字“不知道”。
　　而死者到底什么身份？是患病的走失者还是民工？据新华社记者调查，一名路姓农民工证实孙某为在桥下找活儿的打工者。据该人介绍，几个月前，他还和死者一块儿在饭店打过工。他洗碗，对方打杂，不知道叫啥，只知道家是周口的。出事的那天，该男子靠在电线杆上，两天没有吃饭了。
　　拒绝去救助站的露宿者
　　12月13日下午，郑州下了一场大雪。夜里9点多，记者赶到孙某死亡的解放路和二马路立交桥下，气温大约零下6摄氏度左右。
　　将近晚上10点，突然开来几辆车：有警车、轿车，还有一辆写有“救助专用车”字样的面包车。车上下来的人直奔桥下有露宿者的地方，几位女士不由分说先把几床绿色的被子盖在他们身上，还给每位露宿者发了一件绿色棉衣。
　　一位看上去约50多岁的男子，蹲下身去，笑着对躺在桥下的露宿者说：“认识我吧？”然后语气温和地对一位露宿者劝道：“去救助站吧，在那里有床，暖和，怎么也比这里强呀！”
　　据这位男子介绍，他们是郑州市民政部门的人员。这几天气温骤降，他们每天都会来劝说露宿者去救助站。但他又无奈地说：按国家政策，我们只能劝说，因为救助的原则是自愿。
　　几位露宿者躺在冰冷的地上没有动。他们都是和衣而卧，身子底下有的铺着隔水的毡垫，有的就是在地上铺一条被子，然后再盖一条被子。
　　民政人员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劝了大约有十多分钟，露宿者几乎没有人动，大多不说话，或摇头摆手。
　　又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一位露宿者表示愿意去救助站。这位露宿者自称来自内蒙古，一条腿有残疾，股骨头坏死。他拄着拐杖，在民政人员的搀扶下上了面包车。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这个桥下一共有8位露宿者，只有一位去了救助站。
　　老赵说，他从来不去救助站。一提起救助站，老赵的声音就变粗了：“去了干吗？待一天两天，管什么用。”
　　40多岁的老赵家住河南新乡，外出打工有年头了，大都是在建筑工地做焊工。
　　每年春节过后到10月份，工作比较好找，工地上管吃住，每月还能挣上3000元左右。冬天不好找活儿，建筑工地大多歇了。但是，冬天乡下也没活儿干，还得进城找些零活儿干。
　　之所以住在立交桥下，老赵指着孙某死亡的方向说，那里有一个劳务市场，晚上在桥下熬一夜，第二天早上5点多钟就起床，可以到那里去找活儿干。“活儿不好找，抢呀！”老赵说，“救助站那么远，身上没有钱，还得走回来。你说行吗？”
　　再问那些躺在桥下水泥路面上的露宿者，全是一水儿地摇头，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就管一晚上，第二天就不管了。有人甚至说，第二天会被赶出来。
　　一个头上戴着帽子的30多岁的露宿者用手比划着说，救助站很远，在山沟里。那位后来桥下唯一被劝去救助站的残疾人说，他去过好几次救助站。他说，“有人说会送我回家，可是车票就给买到一半就让下车了”。
　　当记者问他们都去过哪些救助站时，这些露宿者低头不语，一片沉默。
　　“非典型”被救助经历
　　15日下午，在郑州解放路和二马路桥下的民工劳务市场，一位姓王的农民工，拉着记者一定要说说他对救助的看法。
　　老王有1米70的个头，长得很壮实，今年43岁，至今未婚。他说，6岁离开家乡，除了还记得自己1969年出生，河南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老家在哪里了。
　　老王从家里出来，16岁开始打工为生。最早在河北的一个矿区干活儿，后来又去过深圳，在一家玩具厂工作，做鸟笼子，后来又当过保安。
　　老王最大的难处是没有身份证。6岁离开家乡直到现在一直是个“无证人员”，这让他步步为难。在深圳打工要身份证，他不得不找人做了一个身份证。
　　去年他离开深圳，到了天津，又从天津去了新疆乌鲁木齐。一个星期前，老王刚回到了郑州。
　　在天津因为没身份证，找不到工作，老王开始寻求政府救助。他到救助站，老老实实地说自己没有身份证。他说，有时在救助站要住上几天，警察在网上查他这个人，没有。再查他有没有违法犯罪记录，也没有。最后救助站就按他的要求，给他买了到乌鲁木齐的火车票。
　　到乌鲁木齐后，老王还是找不到工作，他只得又去寻求国家救助。他还是老老实实地说，警察还是一样地调查。最后按他的要求帮他回河南。可是这次他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先是到哈密，哈密再到张掖，张掖再到兰州，兰州再到天水，天水再到太原。这一路他用了近5个月的时间。
　　因为在郑州没有住处，老王就住在解放路这个劳务市场附近的一个院内，准备第二天在这里找工作。头天晚上大约8点钟，突然来了很多人，劝他们去附近的一个救助点，说那里有吃的，也有被子。老王说大家都不愿意去，议论纷纷，害怕被送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他躲在旁边一个厕所里，等这些人走了，就换了一个地方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上，他去了昨天晚上那些人说的地方，果然有救助，还有早饭吃。但首先要登记，他没有身份证，登记不了。老王说，他并不想靠政府救助，他想的是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而不是不务正业，靠救助度日。
　　在郑州二七广场，记者又碰到了13日夜里在解放桥下曾见过的老何。他的午饭是捡人吃剩下的饭菜，问他为什么不去救助站，他说那里没吃的。记者表示亲眼见到有吃的，他低头不语。
　　老何是陕西西安人，今年52岁，至今未婚，12岁时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了。13岁就离开家了，想不起自己还有什么亲人，现在身上也是没有任何身份证明。他年轻时在河北的一个矿上下井当钻工，大约在1998年时，一次事故让他左腿致残。矿上补偿的钱被老乡骗走后，他回到郑州，跟人学会了养猪，后来猪场倒闭就失业了。因为身有残疾，干不了别的活儿，只能靠要饭度日。老何说，夏天还好，可以捡些瓶子卖钱，好的时候每天能卖50多元，一个瓶子一毛三分钱。冬天就只能靠要饭、捡饭度日。
　　超负荷的救助站
　　从郑州城中心区的二七广场打车去位于长江西路98号的郑州市救助管理站，用了半小时，车费36元。虽不是繁华地带，但绝非“山沟”里。
　　13日夜里在解放路和二马路桥下见到的救助人员有的还在上班。据他们说，连续两三天没回家的人就别提了，有人已经七天没回家了。而他们每月的收入全加上，也就3000元。
　　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本来按规定，救助站做好站内救助工作就行了。后来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救助站又在郑州市内的火车站等地设立了四个救助点，可以更及时发现需要救助人员，指导这些人员到救助站去。每个救助点必须24小时有人值班，一个点就需要4个人轮换。救助站的人手就更是捉襟见肘了。
　　这个救助站环境很整洁，也很安静。男女分开，吃住都不在一起。每个房间三张铁架床，暖气烧得烫手。这天晚餐吃的是馒头，一份菜。
　　一位双腿残疾的中年男子告诉记者：他从内蒙古到河南来投亲，没想到一到郑州，却联系不上亲戚了，只好住在火车站，幸好被救助人员发现，把他送到了这里，等待返回内蒙古。
　　救助站人员说，像这样的人要有专人照顾。送他回家，至少要三个人陪送。此外还有很多有病的被救助人员在医院里接受治疗。救助费用一般都由国家先垫付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费用很难再收回。
　　提到为什么很多人宁可露宿街头或立交桥下时，工作人员也有自己的分析：按有关规定，救助站主要是救助流浪乞讨者，患有疾病一时有难者，还有一些是生活突然遇到困难的人员等。现实中，确有一部分流浪人员是以乞讨为生的，不满足救助站的救助规定。而且政府部门的救助一般不超过十天。
　　此外就是一部分露宿的民工，的确是为了找工作才临时露宿的他们更需要的是找到一份工作，而不是一时的救助。值得一提的是：解放路立交桥下是一个自发的露天农民工劳务市场，尽管政府部门认为非法，但这里每天人员聚集。虽然不远处就有一个政府办的农民工劳务市场，楼修得很好，但人气不旺。
　　待完善的机制
　　事实上，自11月16日毕节5名儿童因取暖死于街头垃圾箱事件被媒体曝光之后，河南省民政厅曾在22日下发《进一步加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全省各级民政部门“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在郑州市民政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也查找到了有关信息记录：
　　11月21日，郑州市成立由市民政局、市发改委、市交通委、市妇联、团市委组成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领导小组；同一天，郑州市民政局向社会公布4个救助点和救助电话；
　　12月3日，农民工刘洪卫死亡之后，郑州市民政局召集下属医疗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召开紧急会议，强调要站在政治的高度认清形势责任，关注民生、服务大局、服务民众；
　　12月8日至9日，300名郑州慈善志愿者走上街头，开展关爱进城务工人员、寻找流浪乞讨人员活动，为他们发放面包、火腿肠、方便面等食品，并劝导他们前往市救助站接受帮助……
　　关于刘洪卫之死，郑州市民政局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从该事件中也暴露出我们在救助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纰漏和不足，今后，救助站将进一步加大街头排查和救助力度，在流浪人员相对集中的繁华地带开展街头集中行动，力劝街头流浪乞讨人员、露宿民工和其他需要救助的群众接受救助。同时，救助站还将联合有关专家、学者，对现有救助管理制度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进一步完善救助机制”。
　　郑州大学社会学教授张明锁表示，“由于群体庞大、流动性强，进城农民工的管理的确有困难，但是无论如何，政府都有保障每一个公民生存安全的义务。”他建议政府最好能以社区为单位，协调慈善、社会力量和政府的办公资源，将农民工安置在辖内的闲置场所，以免再发生类似事件。
　　有评论指出，除了救助部门要千方百计帮助露宿者外，社会更要加强救助机构的宣传，让一些误以为“被收容”的露宿者真正了解政府是来“帮”他们而不是“绑”他们，同时可以适当建一些临时救助场所，避免灾害性天气夺走露宿者的生命。
　　与此佐证的是，救助站有关人士在采访中特别提到，“救助”这个词，民工听着就“刺耳”，接受救助会让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失去了工作、生活、养家糊口的能力。因此建议对待露宿的民工，用“援助”一词可能更好。“这会给人感觉只是一时有难，有人帮他过这道坎”。
　　文并摄影/本报记者王进
http://news.hexun.com/2012-12-16/1491023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