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儿童跨国拐卖依旧是难题

原标题：打击儿童跨国拐卖依旧是难题

在东南亚，很多被拐儿童被卖去做苦力。
在抒情的诗歌中，儿童是未来的希望，是清晨的太阳。在现实的世界中，一些儿童却是廉价的劳工，是交易的筹码。今年是联合国《儿童权力公约》发布23周年。也是中国加入《儿童权力公约》20周年。公约第35条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国家、双边和多边措施，以防止为任何目的或以任何形式诱拐、买卖或贩运儿童。
然而，全世界每年、每天、每小时都有儿童背井离乡，被当作“商品”出售。

全球每年有120万名儿童被拐卖，几乎发生在所有国家

缅甸女孩玛雅7岁时，被亲生母亲以100美元的低价卖给了人贩子。
玛雅一家是从缅甸穷苦山区偷渡到泰国的非法移民。初来乍到，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玛雅一家生活非常困窘，而她为这个家庭“赚”来了第一笔“财富”。玛雅被带到了曼谷，在一家酒吧里卖花。她学会的第一句泰语就是“20铢一支”，每天从晚上9点工作到第二天早晨6点，玛雅要卖出100支玫瑰花。
有时好心的客人会对她说，小孩子不应该工作，应该回家。从来没有休息日的玛雅对这样的说法反而感到奇怪，“我一直以为我工作是件很正常的事。”
亚洲很多大城市的街头，都能看到玛雅们的身影。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全球每年有120万名儿童被拐卖。他们的去向除了非法收养外，还有被迫乞讨、充当廉价劳动力，甚至进行性交易。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网站上，公布了这样一些触目惊心的数据：
每年大约有1000至1500名危地马拉婴儿和儿童被拐卖，然后被北美及欧洲的夫妇收养。
儿童性交易每年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甚至成为墨西哥等国家旅游业的支柱。
在立陶宛，20%到50%的妓女是未成年人。有的女童从11岁就开始卖淫。儿童之家的儿童被用作拍摄色情电影，他们多为10到12岁的孩子。
对儿童的拐卖和与之紧密相连的压迫与虐待，几乎发生在世界上所有国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前执行主任卡萝尔·贝拉米在《从虐待中获取收益》的报告中说，这些孩子“像奴隶一样被贩卖，在一国内或跨国从事交易，被迫从事卖淫、儿童色情业或成为买卖婚姻的受害者”；“从曼谷的妓院到马尼拉的大街上，从莫斯科的火车站到坦桑尼亚的货运路线，从纽约的郊区到墨西哥的海滩，令人发指的事件随处可见。”

湄公河流域是“重灾区”

东南亚国家的边境地区是人口买卖的集中地，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尤其严重。据估计，这个地区拐卖人口的数量超过全球总数的1/3。
从2004年开始，湄公河区域国家在打击跨过拐卖问题上开始了合作。中、柬、缅、越、老、泰共同签署的《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反对拐卖人口谅解备忘录》，表达了联合打拐的决心。这6个国家与13个联合国机构以及8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共同组成的联合国机构间湄公河次区域反拐项目(UNIAP)，整合了区域内的反拐力量。在联合国儿基会和反拐项目的协助下，中国和越南、老挝、缅甸的双边打拐合作也逐渐走上了正轨。
协定是多国合作的精神旗帜，实际操作还要依靠边境地区的公安干警。联合国儿基会在中国帮助建立的7个反拐联络官办公室，分布在广西和云南的边境地区。中国当地的警察负责与缅甸、老挝、越南的警察交换信息，联合行动以及遣返被拐人口。
今年5月，福建省泉州市救助站接收了一个因为行窃被抓获的流浪少年。盘问中，警方发现这个自称阿飞的12岁男孩并不是中国人，他是2008年被跨境拐卖到中国的。
时隔4年，阿飞已经忘记了母语，说不清楚自己从哪里来了，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哪国人。当地警方初步判断这个孩子来自东南亚国家，无奈之下只好找来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在中国的留学生，用乡音和他说话，希望能够唤起他的记忆。多方努力后，泉州的警察基本确定阿飞来自越南，但是帮他找到家人仍然是无从下手的难题。
联合国儿基会中国办公室的儿童保护专家王大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湄公河区域，中国的生活水平较高，因此容易成为人口的拐入国。中国政府可以做的除了搜救和遣返，就是给被拐儿童一个身份。“这些孩子毕竟是非法入境，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看待他们，偷渡者或者受害者。偷渡者的居留条件要差得多，遣返时比较生硬，国际上称为‘倒垃圾’。中国遵守《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把这些被拐带的儿童当作受害人来对待，他们居住的收容所条件比较好，对这些受害者也进行保护。”
中国和接壤国家之间的跨境人口买卖由来已久，加之这种非法行为很难跟踪和统计，因此具体的人口买卖数字已经无从考证了。王大鸣认为，以人口买卖最凶的中越边境为例，保守估计累积买卖人口也有10万人。
政府间合作的意愿良好，但是落实到行动中就会碰到操作层面的问题。王大鸣说，政府间的打拐合作，也涉及到国家之间的互信。中国与缅甸、老挝的合作非常顺畅，但是和越南的合作偶尔会出现问题。这时，国际组织发挥了“胶水”般的粘合作用。从2001年开始，联合国儿基会开始支持中国政府打击人口买卖，儿基会在东南亚国家也有分支，国际组织在打击拐卖人口方面精诚合作，为政府间的行动提供了有力的补充。

“小众”关注的“临时问题”

不过，王大鸣强调，打击拐卖是个综合性的难题。
想要让孩子们免于被拐卖的恐惧，在亲人的关爱中成长，法律、行政执法、舆论鞭策和社会监督一样也不能少。然而从世界范围来看，每项工作距离合格线都差得远。
世界上多数国家还没有完备的打拐专项法律。人口贩卖的集中地区要么战乱频繁，要么经济贫困，政府自顾不暇，更加无力打击人口贩卖。对于舆论和社会监督来说，儿童拐卖也似乎是个“小众”的“临时问题”，并没有长效的跟踪和关注。
并且，儿童的拐卖并非发展中国家的专利，英国和美国境内的儿童拐卖“生意”也很“兴旺”，英国的儿童拐卖和性交易直接相关，美国的问题还涉及到非法收养。然而，在美国和欧洲呼吁打击儿童拐卖的，也只有影响力有限的非政府组织。
虽然联合国儿基会协助湄公河流域国家政府，在人口拐卖的高危地区树立了宣传板，但是很难从根本上触动当地的民众。以湄公河流域国家为例，拐入国和拐出国民众的态度其实很暧昧。王大鸣告诉记者：“边境两边的民众对于把人拐走弄出不好的事情，比如被伤害、被强奸等，都特别恨，都希望狠打、狠办。但是对灰色地带的那种拐卖，双方都不敏感。对没有肢体伤害的拐卖，双方的（反感）意识不是特别高。”
这样的情况并不只发生在湄公河流域国家。印度每年大约有20万儿童被拐卖。英国广播电台记者阿南德在德里观察发现，只有失踪儿童的父母在寻找骨肉，“社会无动于衷，警察袖手旁观。”
马库尔家住德里的贫民区，他的女儿被拐走了。同一天还有5个同村的孩子消失，这些伤心绝望的家长凭一己之力寻找着孩子。马库尔悲伤地说：“我们就像小虫子一样无能为力。没人相信穷人的话。警察嘲笑我们，‘你们可能把孩子卖了吧？你们是不是不给孩子吃饭？孩子是不是离家出走了。’”在印度，被拐走的女孩会被送去做妓女。非政府组织曾经救出一些女孩，发现她们曾被迫接受荷尔蒙注射，以加快身体发育。而被拐走的男孩会被卖到农场、工厂、商店中作奴工。马库尔不敢想像自己的女儿正在经历的折磨，甚至不知道她现在是死是活。
相比之下，缅甸女孩玛雅是个幸运儿，在泰国警方的帮助下，她已经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但是她的未来仍然没有保证。就在玛雅居住的泰国美索镇，有大量的工厂使用童工，其中有77.3%是女童。她们的工作环境恶劣，并且被迫进行高强度的劳动。玛雅希望能够进入学校读书，但是她害怕为她敞开的只是工厂的大门。
在抒情的诗歌中，儿童是未来的希望，是清晨的太阳。在现实的世界中，一些儿童却是廉价的劳工，是交易的筹码。今年是联合国《儿童权力公约》发布23周年。也是中国加入《儿童权力公约》20周年。公约第35条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国家、双边和多边措施，以防止为任何目的或以任何形式诱拐、买卖或贩运儿童。
然而，全世界每年、每天、每小时都有儿童背井离乡，被当作“商品”出售。

全球每年有120万名儿童被拐卖，几乎发生在所有国家

缅甸女孩玛雅7岁时，被亲生母亲以100美元的低价卖给了人贩子。
玛雅一家是从缅甸穷苦山区偷渡到泰国的非法移民。初来乍到，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玛雅一家生活非常困窘，而她为这个家庭“赚”来了第一笔“财富”。玛雅被带到了曼谷，在一家酒吧里卖花。她学会的第一句泰语就是“20铢一支”，每天从晚上9点工作到第二天早晨6点，玛雅要卖出100支玫瑰花。
有时好心的客人会对她说，小孩子不应该工作，应该回家。从来没有休息日的玛雅对这样的说法反而感到奇怪，“我一直以为我工作是件很正常的事。”
亚洲很多大城市的街头，都能看到玛雅们的身影。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全球每年有120万名儿童被拐卖。他们的去向除了非法收养外，还有被迫乞讨、充当廉价劳动力，甚至进行性交易。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网站上，公布了这样一些触目惊心的数据：
每年大约有1000至1500名危地马拉婴儿和儿童被拐卖，然后被北美及欧洲的夫妇收养。
儿童性交易每年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甚至成为墨西哥等国家旅游业的支柱。
在立陶宛，20%到50%的妓女是未成年人。有的女童从11岁就开始卖淫。儿童之家的儿童被用作拍摄色情电影，他们多为10到12岁的孩子。
对儿童的拐卖和与之紧密相连的压迫与虐待，几乎发生在世界上所有国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前执行主任卡萝尔·贝拉米在《从虐待中获取收益》的报告中说，这些孩子“像奴隶一样被贩卖，在一国内或跨国从事交易，被迫从事卖淫、儿童色情业或成为买卖婚姻的受害者”；“从曼谷的妓院到马尼拉的大街上，从莫斯科的火车站到坦桑尼亚的货运路线，从纽约的郊区到墨西哥的海滩，令人发指的事件随处可见。”

湄公河流域是“重灾区”

东南亚国家的边境地区是人口买卖的集中地，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尤其严重。据估计，这个地区拐卖人口的数量超过全球总数的1/3。
从2004年开始，湄公河区域国家在打击跨过拐卖问题上开始了合作。中、柬、缅、越、老、泰共同签署的《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反对拐卖人口谅解备忘录》，表达了联合打拐的决心。这6个国家与13个联合国机构以及8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共同组成的联合国机构间湄公河次区域反拐项目(UNIAP)，整合了区域内的反拐力量。在联合国儿基会和反拐项目的协助下，中国和越南、老挝、缅甸的双边打拐合作也逐渐走上了正轨。
协定是多国合作的精神旗帜，实际操作还要依靠边境地区的公安干警。联合国儿基会在中国帮助建立的7个反拐联络官办公室，分布在广西和云南的边境地区。中国当地的警察负责与缅甸、老挝、越南的警察交换信息，联合行动以及遣返被拐人口。
今年5月，福建省泉州市救助站接收了一个因为行窃被抓获的流浪少年。盘问中，警方发现这个自称阿飞的12岁男孩并不是中国人，他是2008年被跨境拐卖到中国的。
时隔4年，阿飞已经忘记了母语，说不清楚自己从哪里来了，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哪国人。当地警方初步判断这个孩子来自东南亚国家，无奈之下只好找来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在中国的留学生，用乡音和他说话，希望能够唤起他的记忆。多方努力后，泉州的警察基本确定阿飞来自越南，但是帮他找到家人仍然是无从下手的难题。
联合国儿基会中国办公室的儿童保护专家王大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湄公河区域，中国的生活水平较高，因此容易成为人口的拐入国。中国政府可以做的除了搜救和遣返，就是给被拐儿童一个身份。“这些孩子毕竟是非法入境，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看待他们，偷渡者或者受害者。偷渡者的居留条件要差得多，遣返时比较生硬，国际上称为‘倒垃圾’。中国遵守《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把这些被拐带的儿童当作受害人来对待，他们居住的收容所条件比较好，对这些受害者也进行保护。”
中国和接壤国家之间的跨境人口买卖由来已久，加之这种非法行为很难跟踪和统计，因此具体的人口买卖数字已经无从考证了。王大鸣认为，以人口买卖最凶的中越边境为例，保守估计累积买卖人口也有10万人。
政府间合作的意愿良好，但是落实到行动中就会碰到操作层面的问题。王大鸣说，政府间的打拐合作，也涉及到国家之间的互信。中国与缅甸、老挝的合作非常顺畅，但是和越南的合作偶尔会出现问题。这时，国际组织发挥了“胶水”般的粘合作用。从2001年开始，联合国儿基会开始支持中国政府打击人口买卖，儿基会在东南亚国家也有分支，国际组织在打击拐卖人口方面精诚合作，为政府间的行动提供了有力的补充。

“小众”关注的“临时问题”

不过，王大鸣强调，打击拐卖是个综合性的难题。
想要让孩子们免于被拐卖的恐惧，在亲人的关爱中成长，法律、行政执法、舆论鞭策和社会监督一样也不能少。然而从世界范围来看，每项工作距离合格线都差得远。
世界上多数国家还没有完备的打拐专项法律。人口贩卖的集中地区要么战乱频繁，要么经济贫困，政府自顾不暇，更加无力打击人口贩卖。对于舆论和社会监督来说，儿童拐卖也似乎是个“小众”的“临时问题”，并没有长效的跟踪和关注。
并且，儿童的拐卖并非发展中国家的专利，英国和美国境内的儿童拐卖“生意”也很“兴旺”，英国的儿童拐卖和性交易直接相关，美国的问题还涉及到非法收养。然而，在美国和欧洲呼吁打击儿童拐卖的，也只有影响力有限的非政府组织。
虽然联合国儿基会协助湄公河流域国家政府，在人口拐卖的高危地区树立了宣传板，但是很难从根本上触动当地的民众。以湄公河流域国家为例，拐入国和拐出国民众的态度其实很暧昧。王大鸣告诉记者：“边境两边的民众对于把人拐走弄出不好的事情，比如被伤害、被强奸等，都特别恨，都希望狠打、狠办。但是对灰色地带的那种拐卖，双方都不敏感。对没有肢体伤害的拐卖，双方的（反感）意识不是特别高。”
这样的情况并不只发生在湄公河流域国家。印度每年大约有20万儿童被拐卖。英国广播电台记者阿南德在德里观察发现，只有失踪儿童的父母在寻找骨肉，“社会无动于衷，警察袖手旁观。”
马库尔家住德里的贫民区，他的女儿被拐走了。同一天还有5个同村的孩子消失，这些伤心绝望的家长凭一己之力寻找着孩子。马库尔悲伤地说：“我们就像小虫子一样无能为力。没人相信穷人的话。警察嘲笑我们，‘你们可能把孩子卖了吧？你们是不是不给孩子吃饭？孩子是不是离家出走了。’”在印度，被拐走的女孩会被送去做妓女。非政府组织曾经救出一些女孩，发现她们曾被迫接受荷尔蒙注射，以加快身体发育。而被拐走的男孩会被卖到农场、工厂、商店中作奴工。马库尔不敢想像自己的女儿正在经历的折磨，甚至不知道她现在是死是活。
相比之下，缅甸女孩玛雅是个幸运儿，在泰国警方的帮助下，她已经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但是她的未来仍然没有保证。就在玛雅居住的泰国美索镇，有大量的工厂使用童工，其中有77.3%是女童。她们的工作环境恶劣，并且被迫进行高强度的劳动。玛雅希望能够进入学校读书，但是她害怕为她敞开的只是工厂的大门。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12/25/20483325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