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毕建红用小剪刀从带血的棉棒上剪取少许,放入一个离心管中,并加入一种特殊的试剂,开始静置。据毕建红介绍,经过多年的DNA采集,目前DNA数据库中已经积累了13万DNA数据,成为侦破案件的利器。
◥毕建红正在操作离心管。 文/片 本报记者 杜洪雷
DNA,一串记录着人体密码的神秘物质,成为了公安侦破疑难案件的利器。毕建红,济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法医DNA实验室负责人,从2001年开始由一名遗传教员变成了利用DNA认定犯罪分子的法医。
记者“探秘”DNA实验室
一身白大褂,相貌恬静,已过不惑之年的毕建红有着成熟的自信。“每个人的DNA具有区别于他人的唯一性,所以在确定案发现场留有犯罪嫌疑人的DNA后就为认定嫌疑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话语出自毕建红之口,总是带着学术的气息。
穿上白大褂、戴好鞋套,记者走进刑警支队法医DNA实验室。“为了防止外源DNA对实验室的污染,进入实验室前必须做好防护。”毕建红道。
毕建红用小剪刀从带血的棉棒上剪取少许,放入一个离心管中,并加入一种特殊的试剂,开始静置。“将离心管放置在孵育器上一段时间后,通过温度的变化,完成DNA的提取。”说着,毕建红领记者进入到下一个房间。
“在这里将提取的DNA加入到试剂中,然后在扩增仪上进行DNA的大量复制,达到仪器能够监测的数量。”说着,毕建红领记者进入检测室。
检测室里温度明显提高。“这个实验室必须保持在25摄氏度,仪器才能正常工作。”毕建红指了指旁边的一个“大家伙”说道。“大家伙”内部放置着一个小瓶,仪器内的一个装置与其连接,同时这个仪器连接着电脑。“这台是遗传分析仪,用于DNA检测。”毕建红称,这是进口机器,价值200多万元。
拖把杆上提取命案嫌犯DNA
“DNA检测的前提是能够在案发现场找到有价值的生物检材,这个需要多年的经验和细心。”据毕建红介绍,一般能够提取到DNA的生物检材包括血液、唾液等。案发现场特别是命案现场,一般都比较复杂,经常会提取到几十份检材。
2009年,历城区工业北路附近一理发店发生命案,一女子被刺死,现场非常凌乱,现场提取了大量血迹。“我们原本希望能够从这些血迹中找到嫌疑人留下的血迹。”结果,毕建红检测了所有的血样,发现全部是死者的DNA。
“嫌犯肯定会留下痕迹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抱着这样的想法,毕建红和实验室的同事们一起查看案发现场的照片,分析嫌疑人的作案过程,寻找嫌犯可能遗留痕迹的地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很容易就开拓了视野。”毕建红最后把焦点放在了屋顶被打碎的灯管上。
按照现场分析,受害人是不会打碎灯管的,只可能是嫌疑人打破的,而且需要工具才能打破。按照这个思路,毕建红把用于打碎灯管的拖把杆找出,着重对拖把杆上嫌疑人可能接触过的地方进行取样。果然,毕建红从拖把杆的取样中发现一男子的DNA,并将其录入DNA数据库。
2010年年初,一男子因为盗窃被辖区派出所处理,并被抽血检验了DNA。在与DNA数据库比对时,毕建红发现这名男子的DNA数据与理发店命案嫌犯的DNA一致。经过警方审讯,这名男子果真是杀死理发店女子的凶手。
据毕建红介绍,经过多年的DNA采集,目前DNA数据库中已经积累了13万DNA数据,成为侦破案件的利器。“2012年,我们DNA实验室检验案件1000余起,侦破案件230余起。”毕建红介绍道。
被拐儿童通过DNA找到生父
除了为侦破刑事案件提供技术支持,刑警支队DNA实验室还为被拐儿童回家提供技术服务。“去年,我们就帮着一个被拐儿童找回了亲生父母。”毕建红所说的被拐儿童便是济南市福利院的福惠雪。
2009年8月23日,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分局民警根据举报,在一辆长途车上查获了一男一女两名犯罪嫌疑人。他们怀抱一个大约两个月大的女婴,却不能说明来历。这名女孩便是刚刚被拐卖的福惠雪,后来被民警送入济南市儿童福利院抚养。
同时,发现女儿被拐的云南人郭先生则在家乡四处寻找孩子。2010年底,当地警方对郭先生采集了DNA血样,后将DNA数据录入了全国打拐DNA数据库。
2011年,公安部在全国开展来历不明儿童集中摸排专项行动。11月,济南公安局刑警支队DNA实验室工作人员来到济南市福利院采集了9名来历不明的儿童的DNA,并录入DNA数据库。
“我们惊喜地发现,福惠雪的DNA竟然比对成功了。”2011年12月31日,经过复查,终于确定福惠雪和云南的郭先生是父女关系。
来源:齐鲁晚报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3-01-03/content_79176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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