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里的丐帮江湖:老中青少都不缺 残疾人优先行乞

“丐帮”在站台上交流

　　因网友怀疑有女子拐卖孩子行乞，本报记者日前在地铁10号线上展开寻访，短短4小时先后遇到了6拨行乞人员。昨日，本报记者继续蹲守地铁沿线，试图揭开这个“地下江湖”的神秘面纱。
　　江湖　老中青少都不缺
　　17日中午11点左右，记者从10号线草桥站出发，寻找地铁上的“丐帮”。
　　10分钟左右，地铁行进至大红门站时，“丐帮”人员出现——一名矮小的中年妇女护着一个30岁左右的残疾人在车厢中行乞。残疾人双腿伸直坐在一个简易的木制滑板车上，双手在身侧发力让身体前行，残疾人在前方缓慢地行进，中年妇女在后面作揖向乘客逐个行乞。
　　又过了10多分钟，列车行进到潘家园时，第二拨“丐帮”人员出现——一位年逾60岁的老奶奶出现在车厢中。老人弓着背，手里还拿着一个破旧的深色布包，夹着白发的头发上裹着一块黑色的布，右眼灰蒙蒙的，像是有残疾。
　　似乎是见怪不怪了，记者发现，两拨行乞人员过去的时候，周围没有乘客给钱。
　　12点左右，列车行至国贸站，第三拨“丐帮”出现——一名抱着孩子的行乞人员出现在站台上。这名行乞者看起来不过20出头，背着一个黑色的书包，手上抱着一个2岁大的女孩。她走到另一边站台的一头，等着坐上反方向的列车继续行乞。
　　与此同时，2号线上，另一路记者又发现了第四拨“丐帮”人员——几名背着书包、身穿校服的小学生。记者通过攀谈后得知，这拨小学生来自甘肃，其中一位年长的大约10岁，读六年级，因为放暑假便来到北京的父母身边，但不知为何却流落到地铁中行乞。记者在与他们攀谈的过程中发现这些小行乞者的身后还跟着几名壮年男子，不知是“保镖”还是“雇主”。
　　至此，记者发现，地铁里的“丐帮”已然颇具规模，覆盖了老中青少各个年龄段，以展示自身伤残、讲述凄惨经历、表演拿手节目、拉拽乘客衣裤角等为主要行乞方式，“男女配”或“老少配”是常见的组合。规矩　“残疾人”行乞有优先权
　　有了江湖，怎能没有规矩？地铁里行乞也有一套不成文的“行规”。
　　“我们一般从最前面一个门上车，走到最后面的车门下车，中途如果碰到‘残疾人’也要赶紧下车。”一名抱娃行乞的女子告诉记者，在地铁“丐帮”中，“残疾人”是绝对的老大，如果在行乞的时候碰到了，她远远地就会让开，不然轻则挨骂，重则挨打。“上次有个抱小孩的被一个‘残疾人’用铁棍打得头都破了。”
　　在地铁上，如果在等车的时候碰到了“残疾人”，其他的行乞者也会让其先上车，自己则乘坐下一趟。记者亲眼目睹了这一幕，17日12点30分左右，在10号线国贸站下行方向的站台上已经聚集了好几拨行乞人员，有老人、抱小孩的，以及“残疾人”，列车进站后，老人和抱小孩的都十分默契地没有上车，“残疾人”优先挪进了车厢。
　　地盘　迁徙中的根据地
　　地铁“丐帮”还有自己的据点。
　　“我们一般在10号线上，在国贸站和角门东站之间转，三元桥那边是‘残疾人’的地盘，我们不敢去。”抱娃的行乞者告诉记者，在“残疾人”的强势之下，他们的地盘没有多大，有的时候碰到的“同行”太多，他们也会去2号线。
　　除此之外，国贸、三元桥、角门东站等也是地铁“丐帮”聚集地。记者在国贸站与抱娃的行乞者交谈了近40分钟，期间不断有别的行乞者到达，在等车的时候，相熟的人会彼此交谈，车来以后也会按照到达的时间顺序依次上车——当然，“残疾人”优先。抱娃的行乞者告诉记者，她起先并不认识这些“同行”，在国贸站等车的时候打照面多了，也就慢慢熟悉了。
　　“据点”也被捣过。“以前我们是在双井和大红门之间转的，后来地铁里的工作人员不让我们在那儿待了，我们就改成现在的线路了。”一名行乞者提到据点的时候还略有担心，“现在他们是不赶我们，要是再赶我们，就得再换新的地方等车。”
　　回应　公安部门已部署核查
　　近日，地铁10号线上一名女乞讨者引起了不少乘客的关注，因其每次乞讨都会携带一个儿童，而每次所带的儿童却都不一样。有乘客怀疑这些孩子有可能是拐卖而来，遭人利用进行乞讨。据本报记者几天内得到的线索，发现不少乘客拍摄、指认的女乞讨者并非是同一人。多位目击者表示，由于这些乞讨者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比较固定，很可能“背后”是一个有组织的乞讨团伙，应当由公安机关介入处置。
　　对此，昨晚8点46分，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发布微博，对此事公开回应“发现此女请报警，已部署核查”。据了解，北京警方已对此事表示关注，并将介入调查。讲述
　　带儿行乞的妈妈：我想跳拉丁舞
　　记者在探秘地铁“丐帮”的过程中碰见了抱着孩子乞讨的母亲小常，她向记者讲述了她的乞讨之路。
　　为治病踏入“丐帮”
　　早上8点多从五号线天通苑北站出发，中午11点左右到达10号线国贸站，在国贸站与角门东站之间行乞，下午4点钟收工回家。
　　3个月以前，22岁的小常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会成为她每天必行的乞讨路。
　　今年3月份，小常带着患有疝气的2岁儿子，从甘肃某县来到北京治病。然而，昂贵的治疗费用却让她一筹莫展。“他们说开刀动手术要2、3万元，我哪里弄得了这么多钱。”
　　因为带着儿子，小常在尝试多次以后也没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有一次在地铁站里看到有人抱着孩子乞讨，我觉得也可以试试。”
　　就这样，小常开始了她的行乞生涯。
　　“头一次不敢要，在地铁里从11点坐到下午5点，一块钱也没要到就回去了。”努力克服自己的胆怯，第二天，小常花了140块钱买了个配话筒的放音机给自己壮胆，在地铁里一边和着音乐唱歌，一边行乞，一天下来挣了10块钱。“钱虽然不多，但够我跟孩子吃了。”
　　慢慢地，随着“业务”的熟练，小常“饭碗”里的钱也多了起来。“平均下来一天可能七八十块吧，昨天运气好，要得最多，有个乘客给了我100块钱，我一天就挣了215元。”说到自己的惊人“业绩”，小常显得很高兴。
　　遭遇被打被误解
　　小常的儿子小名叫心心，活泼好动，不太会说话，但很爱笑。记者与小常聊天的时候，他就在一边自己玩，时不时跑到妈妈身边亲一亲，抱一抱，跟小常很亲近。在小常给孩子换尿不湿的时候，记者看到心心的阴囊部分肿得老高，有成年人的半个拳头大小，看来确实是有很严重的疝气。
　　“有很多人怀疑孩子不是我自己的。”很多乘客不理解，哪会有妈妈把亲生的孩子带出来行乞的。“我没有办法，我不能饿着我儿子，他的奶粉一袋就要51块钱。”有的时候孩子在小常怀里睡着了，还有乘客怀疑她给孩子吃了安眠药。
　　被怀疑得多了，小常也长了个心眼，随身带着孩子的出生证明。“我在这里碰到七八个带小孩的，都是自己的小孩。现在怕大家怀疑，有的时候警察也会查，我们都带着小孩的出生证明。”乘客的怀疑还是其次，更糟糕的是“同行”的欺压。“有一次在5号线上碰到残疾人了，他们上来就把我的录音机抢走了，还用棍子打我，我抱着孩子又打不过他们，之后就再也不去5号线了，看到他们也离得远远的。”遇到圈里最霸道的“残疾人”，小常只能把苦水往肚子里咽。
　　想当拉丁舞演员
　　“我想回家，等老公攒够钱给孩子治好病了，我就走。”小常的丈夫跟她同龄，目前在内蒙古打工，据说已经攒了1万块钱。在知道了自己的妻子在北京做的是行乞的营生之后，小常的老公几次三番地催促她到内蒙古去，但是小常却迟迟没有动身。“我去了什么都做不了，一家三口都得靠他养着，还不如在这里，至少每天能养活我跟儿子。”
　　对于乘客的冷漠，小常很理解，“我觉得我们其实根本没有资格向人家要钱。”她知道自己不能一味靠别人的怜悯过日子，生活还是得向前走。“我希望老公赶紧攒够钱，或者碰到一个好心人，给儿子治病。”“如果不做这个，你想做什么？”在听到记者的问题之后，小常回答得不假思索：“我想跳舞，当拉丁舞演员。”22岁的年轻妈妈抱着孩子，眼中闪烁着晶亮的光http://news.cnwest.com/content/2013-07/18/content_9740241_3.htm

北京地铁乞讨揭秘 分好地盘月入近万

北京地下深处，蛛网般的地铁线遍布全城。这个移动的社会有乘客、警察，还有换着方式讨钱的乞讨者。

地铁为他们行乞提供了温和的温度、密闭的车厢，以及大量拥有怜悯心的乘客。

乞丐从何而来，过着怎样的生活，坊间流传的“丐帮”和月收入过万是否属实？一个月以来，新京报记者近距离观察他们的生活。

假残疾

孙警官向他喊：“不要再装了！”起初乞讨者仍在地上爬行，很快，在乘客哄笑声中，他低着头站了起来

6月24日，晚8点，雨。王涌泉(化名)用塑料布裹着双腿，把坐垫包在屁股上。他决定，用双手在地铁二号线复兴门站爬上车。

二十多位乘客散坐在车厢里，有人低头打瞌睡，有人玩手机，一些人看着车窗外电子广告墙发呆。

王涌泉双手一支，从车门外跃进了车厢。地铁广播飘来“请大家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等行为”的提示，王涌泉似笑非笑。

他打开身上巴掌大的小音箱，放起了歌曲《离家的孩子》，喇叭夹着“刺啦”的杂音。

王向对身边的乘客说“我是个残疾人，我需要帮助”。接着，他又借助双臂支撑身体，滑向一位女人身旁。一张纸钞递了下来。

晚10点，列车进入积水潭站，此时王涌泉已坐了多个来回，走遍了数十节车厢。

这期间，他曾获得一些中年女乘客的怜悯，他向她们展示了金属壳和塑料布里包裹着的“残腿”。

“男人在女人面前最大方。我向情侣们作揖，主要是做给女人看。”

三个小时的乞讨为王涌泉带来一堆碎票。“一块、十块、五十、一百”，总共200多元。他笑了：“虽然下雨，但收成不错。”

离开地铁时，王涌泉打开书包，掏出另一只运动鞋套在被包裹的脚上，然后将臀部的坐垫解开，放入书包，再将卷起的裤管放下。他不用扶墙，走路轻快。

“这是我养活自己的唯一办法”。

6月25日凌晨，40多岁的安徽人王涌泉酒后窝在沙发里，称脚有残疾不假，但如果不在地上挪着屁股乞讨，谁会给钱？

夸大残疾程度或假装残疾乞讨，在北京地铁并不罕见。

7月16日，地铁五号线天坛东门站警务室孙姓辅警称，去年4月，他在列车上执勤时，一约50岁的男人在地上爬着行乞，“一只腿包裹着塑料布，显得很可怜。”

“我仔细一看就发现了破绽”，他另一条“受伤的腿”仍可用力。孙警官向他喊：“不要再装了！”起初乞讨者仍在地上爬行，很快，在乘客哄笑声中，他低着头站了起来。

20岁的金大大(化名)先天失明，他来自河南农村，在北京地铁里乞讨近十年。

金大大认为，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抱小孩的还是面目留疤的，都是“假乞丐”。

他称，遇到伤残的乞讨者，他总会想想自己的遭遇，默不作声；而装瞎装残的，他则无法忍受，凭灵敏听觉，他会循声冲过去，砰地将拳头砸过去。

租孩子

“小孩不一定是拐来的，一般从老家花钱‘租’，隔段时间再换”

6月27日下午，地铁10号线，30多岁的舒馨(化名)一手牵着4岁的女儿，一手拿着话筒唱歌。时不时她会停下来，蹲下身为女儿喂水。

“丈夫与我离婚了，我带着女儿无家可归”。来自甘肃农村的舒馨和女儿下地铁已俩月，比去饭店当服务员轻松，赚得差不多。

但7月16日，据媒体报道，舒馨被市民发现每日带不同小孩乞讨，可能有多个孩子。

7月17日晚，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发布微博回应“发现此女请报警，已部署核查”。

孩子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目前北京警方已介入调查。

舒馨这类“抱小孩的”，是王涌泉等人的“眼中钉”。多年来盘踞在北京地铁的乞丐们一直致力赶走这些外来者。

2010年，金大大发现，一些抱孩子的女人涌进北京地铁向乘客要钱。

“好几百人规模，几乎地铁每列都有”，王涌泉回忆。

当年3月，民政部在沪部署世博会期间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许多常年在上海的乞讨者纷纷转战北京。

7月16日，地铁辅警孙先生称，警方发现地铁里抱孩子的女人以甘肃籍为主，“一条线往往密集出现，多达十多个”，“一次执法中，我一天抓了七八个抱孩子的”。

多位民警称，抱孩子的“多半是抱自己的孩子，检查时发现有出生证明，验血也未发现非亲生”，“尚未发现存在拐卖等情况”。

“小孩不一定是拐来的，一般从老家花钱‘租’，隔段时间再换”，舒馨对新京报记者说，“从穷地方800元到1000元每月租个孩子，等孩子上学时再送回去。”

北京地铁民警贾俊平称，据他了解，不排除一些抱孩子的乞讨者之间相互换孩子。

6月25日凌晨，古城地铁站附近一烧烤摊旁，王涌泉咕咚一口啤酒下肚，得意地告诉记者，“知道现在地铁里为啥看不到抱小孩的？是我们赶跑的。”

金大大、王涌泉等资深地铁乞讨者当年曾发动针对“抱小孩的”的“自卫反击”。

王涌泉称，数十位乞讨者曾在一家饭店搞了专门聚会，商讨如何赶跑“抱小孩的”，“决议认为，见到就赶走”。

在地铁中遇到“抱小孩的”，金大大会凑过去警告对方：“滚！谁让你们到北京地铁的啊，这里不欢迎你！”

多位乞讨者对新京报记者说，“抱小孩的”往往并未因资深乞讨者的威胁离开，而是避开人流量较多的线路，去相对偏远的地铁线路行乞。

“高”收入

“每个月能赚七八千甚至更高”，王涌泉说，“我正在琢磨要不要招几个徒弟”

6月24日凌晨，王涌泉租住在古城地铁站附近一10多平米的一居室里，摆着一台微型电视，一张沙发，桌上还摆着一部手机。

“每个月能赚七八千甚至更高”，他说，“我正在琢磨要不要招几个徒弟。”

北京地铁多位民警称，乞讨者分布在地铁各条沿线，部分乞讨者将讨饭当职业，收入数千元。

据记者调查，乞讨者们的月收入有的达七八千，有的只一两千，取决于勤奋、技艺与运气。

但乞讨的风险是实实在在的。

一位乞讨者称，警察经常打击乞讨行为。

他说，站台上的警察并不可怕，乞讨者都知道车一进站就要立即停止乞讨。可怕的是车厢里的便衣，人太多很难看见，等发现时已被抓了。“会被罚款，治安拘留。”

金大大也曾遭遇警察的调查。

去年夏天一个傍晚，警察们突然冲进他家，拿着照相机和录像机，把屋里拍了个遍。

“说要摸一下我们的生活状态，看是否确实暴富。”

一些脾气暴躁的乘客也令乞讨者们感到难受。

一张姓乞讨者在一次乞讨中丢掉了两颗门牙。

“我看到一对情侣，就去女的那要钱”，女孩的男友认为她被调戏，啥也没说，迎面一脚就踢在张的脸上，脸花了，牙也掉了。

北京地铁一位工作人员说，确实发生过乞讨者被打的情况，大多是乘客认为受到了骚扰。

乞讨者们还面临内部风险。

乞讨者尤其是资深者都有各自地盘。1、2、5号线及八通线是“富矿”，新人不得靠近。

王涌泉称，相熟的资深乞讨者们在沿线地铁站乞讨时会相互协商，能否共享各自的地盘，比如，“你可以在我的地盘乞讨，我也可以在你的地盘乞讨”。

地盘所有者会制定规则，“该从什么地方上车，从什么地方下车，如何乞讨等。”

金大大说，如果乞讨者与地盘拥有者在同一列车碰头，乞讨者应立即停止乞讨，等车停后下车，因为这截了主人的车，“不礼貌”。

多名乞讨者称，刚入行的人四处乱窜，“挡人家财路，当然要挨揍”，吃过几次亏后就得规规矩矩。

一些入行较晚没有地盘的乞讨者，多选择在昌平、亦庄等地铁沿线乞讨。

无奈

执法中，仍不时看到老面孔，王晖试图劝乞讨者做别的，但是没人听他的

有乞讨者对记者强调，他们在维持北京地铁的秩序，秉持着“丐亦有道”的理念。

但在外人看来，金大大等人创造的秩序只有混乱。

大四女生小曹回忆：“一个十四五岁小男孩，问我要钱我摇头，他突然把手伸进了我的裙子里。”小曹吓坏了，回寝室和同学诉说，被同学告知有个王姓女生曾因不给乞丐钱，遭乞丐扯头厮打。

国企员工张先生说，一次地铁上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往地上一跪，就开始要钱。“不理他吧，他一个劲儿地扒拉你，最后看我没有给钱的意思，就用藏在手里的针扎了我的腿一下。”

刘锋力是65岁的老人，曾试图劝说一位同样苍老的乞讨者干点正事，结果被对方一拐打在额头上，“他对我吼，让你管闲事。”

24岁的北京地铁民警王晖(化名)的职责是维持地铁治安。

他劝阻一些乞讨者离开地铁去警务室时，一些乘客会对他投白眼，甚至当着他的面给乞讨者一元、五元钱。

此时，王晖会觉得自己没同情心，像是在做错事，“心里会难受好一会儿。”

尽管地铁乞讨影响公共秩序，但残疾人有保护政策，一般情况下不能抓。

王晖说，他会带乞讨者到警务室“写检讨”。如果下次再见到，就罚款。

不过罚款也未阻止靠地铁吃饭的乞讨者们。执法中，仍不时看到老面孔，王晖试图劝乞讨者做别的，但是没人听他的。

有人曾建议阻止乞丐进入地铁，但这在地铁公司看来没有可操作性。“乞丐是买票进站，我们不能阻止”，苹果园地铁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6月28日，石景山区救助管理站站长称，乞讨者属于救助对象，但他们不愿意在救助站消磨时光。10年间，收容站救助的7000多人中，职业乞讨者所占比例微乎其微。

“救助就是遣返，送回家，没人愿意去”，金大大称。

6月27日晚，金大大的妈妈，50多岁的杨东菊盛满一海碗饺子，端在小院木板上。金大大循着香味，摸索着走了过去。

“不要饭还能干啥？”杨东菊说，金大大无劳动能力，目前老家的民政部门每月为他发放低保金不足百元。

据金大大家乡河南商丘的数据显示，2013年1月，农村低保人均月补助由87元提高到100元。

伤残还未必都有低保。去年，当地一位民政局官员称，当地低保是以家庭困难程度，而非是否有残疾人为标准的。

http://news.cngold.org/c/2013-07-23/c20205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