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厦打工者黄忠贵想摆脱“黑户”的身份,但寻亲未果难以如愿
他希望知情人提供线索,帮他找到家人恢复户籍
关于家的记忆
黄忠贵说,他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是家中的老幺,从小同父亲和四个哥哥、两个姐姐住在一起。
他记得家在四川达州“加义县”,父亲名叫黄福财,大哥名叫黄忠煤,二哥名叫黄忠华。
厦门网(微博)-厦门日报(微博)讯 (文/图 记者 袁舒琪)没有户口本,没有身份证,黄忠贵一直是个“黑户”——自11岁被人从四川家乡拐卖出来,他已孤身在外生活了近三十年。怀着对家人的思念,对身份“转正”的渴盼,他曾踏上寻乡的路途,凭借对家中情况的依稀记忆四处寻觅,却一直无果。他向本报读者热线968820求助,希望知情人为他提供家的线索,帮他回家。
遭遇
11岁时被拐
曾被“转卖”九次
“我没有家,我想回家。”看到记者,黄忠贵的脸上露出了孩子似的表情,带着哀求,又带着难过。
在黄忠贵的记忆中,过去的三十多年很艰辛。“十一岁时,我被人从家乡拐卖了,”带着浓重的口音,黄忠贵费力地诉说着。他记得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是家中的老幺,从小同父亲和四个哥哥、两个姐姐住在一起。“小时候不听话,经常听坏朋友的教唆,偷家里的钱和吃的,”黄忠贵回忆说,因为顽皮,他曾被父亲用棍子打出家门六次,前五次都是哥哥、姐姐出门寻他回家,但第六次时他却听信了人贩子的话,被拐卖了。
“被拐卖到福建莆田,给农家做苦工,”黄忠贵说,那时他的工作就是锯树、扛树。大树的重量对于仅有十二岁的他很沉重,但不搬就没有饭吃,“经常吃不饱,穿不暖。”他在莆田呆了四五年,这段时间内竟被“转卖”了九次,哪家出价高,就把他买回家做苦力。说到这里,他的脸上露出了苦涩的表情。
辗转
被残疾家庭收养 长大来厦打工
长期高负荷的工作和极差的生活环境,让黄忠贵萌生了逃跑的念头,“那年大概是十五岁,一天中午,我趁人不注意逃了出来。”虽然逃出来,他却不知道该去哪儿,沿着公路一直走,饿了就四处捡东西吃,渴了就喝路边的积水,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过了五天五夜,直到遇见了一户好心的人家,“他们收养我,我从此有了养父母。”
后来,黄忠贵才知道,他从莆田徒步走到了惠安。在惠安,他总算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但养父双耳失聪,养母有智力问题,这样的家庭基本没有收入,仅靠田里的收成,日子过得很拮据,“22岁时,我就离开养父母,出门打工了。”黄忠贵说,他先是在惠安做建筑工人,后来到了厦门,就到鼓浪屿上找工作。
初到鼓浪屿,黄忠贵陷入了困境,我没有文化,不识字,根本找不到工作。他在岛上过起了居无定所的日子,靠收破烂为生。“那时三丘田码头附近有个‘小碉堡’,就是我暂时的家。”一位熟识他的老鼓浪屿居民证实,从前时常见他捡东西来吃,衣服也是捡别人不要的来穿。“这样风餐露宿的生活持续了十多年,”黄忠贵说。
最近几年,黄忠贵有了工作。“遇上了好心的老板,让我当上清洁工人,”黄忠贵口中的好心老板,就是龙头保洁公司的总经理郑先生,“他给我发工资,还给我宿舍住,这样的生活从前可不敢想。”
寻亲
回乡寻亲未果 至今仍是“黑户”
基本的生活保障有了,黄忠贵再也不必为吃饱穿暖而伤脑筋,但他想家了。“我想爸爸、家人,”他说,回想起小时候的错事,他十分后悔,如今40多岁了,就想再见见家人们。
今年2月,在同事的陪同下,他到四川达州市寻亲。“我现在记得的,只有父亲和两个哥哥的名字,”黄忠贵说,他的爸爸名叫黄福财,大哥名叫黄忠煤,二哥名叫黄忠华,但是达州市达州区公安分局却查不到这些人名。除了这些人名之外,黄忠贵还依稀记得他来自四川省的“加义县”,不过这一说法被当地民警否认了。据当地派出所一名张姓警官说,四川省并没有“加义县”。
首次寻亲就遭遇失败,加上记忆中的线索稀少,黄忠贵求助本报,希望能得到知情人士的帮助。
黄忠贵坦言,他寻亲的另一目的是为了寻回“身份”。 “生活好过了,没有户籍,很不便利。”他说,童年的被拐经历让他至今是“黑户”,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本,不仅签不了劳动合同,出行买不了火车票,连银行卡也办不了。
记者就黄忠贵的情况,咨询了思明区公安分局户政科的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厦门对于被拐者的落户还未有明确规定,因此难以在本地落户。如果需要落户,还是要回到原籍,根据当地的落户政策前去落户。
提醒: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如果您认识黄忠贵和他的家人,或者知道一些线索,请与本报读者热线968820联系,帮他找到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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