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回家打拐进入2.0时代

失散多年人团圆

大数据检索立功

25年前，5岁的翁女士在家门口被拐，家人苦苦寻觅依然无果。25年后，来自浙江省瑞安市的蔡妈妈，在深圳宝安机场见到女儿，两人相拥而泣。在DNA数据库的帮助下，被拐卖的翁女士终于找到了亲生父母，这是民间寻亲组织和公安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打拐在中国，已经进入了2.0时代。

全民打拐 微博、微信齐参与

早在2011年时，打拐律师张志伟就称，近几年的打拐形势是从所未有的好。那时候，“宝贝回家”行动中的张宝艳、仔仔等一批志愿者以及濮存昕等全力支持打拐的公众人物，已经将打拐推到了全民的面前。

那一年，正是微博开始崛起的时候。很多寻亲网站在微博上建立平台，拓宽了社会影响力。

到今年，网络上的寻亲打拐努力依然可见，甚至可以说是“全民打拐”。只要有可疑人员抱着孩子出现，其照片就会被大量转发。在某大巴上，有乘客发现一对夫妇带的婴儿过于安静，觉得不对劲，报警后证实，这对夫妇果然就是拐卖婴儿的。

三秦回家网、宝贝回家网等专门网站以及各个门户网站推出的寻亲频道也致力于打拐。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随手拍解救流浪儿童”这样的活动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尽管该项目在侵犯肖像权、寻亲成功率低等方面受到一些人的指责，但张宝艳等志愿者指出，“随手拍”一方面是打拐，另一方面则是打击乞讨。不管孩子是不是被拐卖来的，儿童乞讨行为都应当受到社会的关注。

不可避免，“误伤”的情况也有出现。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公室主任陈士渠在微博上澄清：某位照片被大肆转发的在北京地铁站出现的抱孩子的妇人，并不是拐卖儿童的。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公众的反拐意识大大增强。

公安打拐更专业

尽管网络上打拐很热乎，但起到主要作用的仍是公安机关。与民间力量相比，公安部门更为专业。

本文开头提到的翁女士，5岁时被拐卖到福建一户人家，后来得知自己是被拐卖的，便产生了寻找亲生父母的念头。她先是在宝贝回家网登记了信息，随后在当地公安局登记了自己的DNA，只过了1个月，就寻到了亲生父母。

在这起案例中，DNA数据库起了很大的作用。所谓打拐DNA数据库，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各地方相关机构一边向丢失孩子的家长采集DNA样本，一边向在街头流浪乞讨和被组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未成年人采集DNA样本，并将这些数据录入全国联网的统一数据库。专家认为，这种方法的识别准确率达99.99%以上。

公安部要求对五类人员必须采集血样进行DNA检验，这些人员包括：已经确认被拐卖儿童的亲生父母，自己要求采血的失踪儿童亲生父母，解救的被拐卖儿童，来历不明、疑似被拐卖的儿童，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儿童。

目前主要有两种寻亲模式：一种是亲子鉴定。失踪儿童和父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采集双方血样，检验DNA，入库，两类数据借助计算机系统相互比对，如果符合遗传规律，则要结合调查和身体特征检查情况来确定孩子身份。另一种是同一认定。孩子父母提供孩子使用过的奶瓶、牙刷等物品，检验残留物DNA，再与数据库中的失踪儿童数据进行对比。

社会力量为辅

近日，陈士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专业的数据对比通常比满大街“撒网”更有效率。

“运用全国打拐DNA信息库比对，是使多年前被拐儿童成功找到其亲生父母的捷径。”陈士渠说。DNA数据库于2009年4月建立，建库2年间，就帮1800名孩子找到了父母。《新闻晚报》报道，截至去年3月，创建于2007年的“宝贝回家”民间志愿者团体帮助了250多个被拐、失踪儿童回家。

在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私人和社会力量也只能发挥辅助性的作用，但是儿童失踪这样的事情还是要依靠政府解决。美国国会在1982年就通过了《少年儿童失踪法》，促使人们增强防范意识；一旦儿童遭遇传统诱拐和绑架，FBI立即介入，并可发布“安珀警戒”。

“安珀警戒”是当美国确认发生儿童绑架案时，通过各种媒体向社会大众传播的一种警戒告知，以1996年在美国德州被绑架并杀害的9岁女童安珀·海格曼命名。一旦确认儿童因为绑架而失踪，负责调查该绑架案的警察机构就可决定是否发布“安珀警戒”，内容通常包含被绑架者的描述、绑架嫌犯的描述，以及绑匪车辆的描述和车牌号码。

这样做比失踪儿童家长在电线杆上刷小广告的效率高得多，也比非政府组织大海捞针式的寻找有效得多，也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

深入分析 拐卖为何“打不死”

但是，成功寻亲很大程度上是幸运女神的眷顾，还有更多丢失孩子的家长走在漫漫寻子路上。众多拐卖儿童的案例中存在一些共同点：被贩儿童的一大来源是“城中村”的外来务工者家庭；另一大来源是贫困山区，其中有的是留守儿童。这两类儿童的家长监护不力，让人贩子有了可趁之机。此外，治安环境的不容乐观也让孩子的安全得不到保障。

人贩子偷了孩子，一般有3种处理方式：卖给想收养孩子但没渠道的人，买卖器官，非法童工（儿童乞丐等）。一对丢失孩子的父母曾接触过人贩子，得知：如果卖给想收养孩子的人，一个女孩几千元，一个男孩能卖到1万元。陈士渠介绍，在拐入地，一个男孩通常能卖出四五万元，女孩能卖出两三万元。不管是几千元还是几万元，人贩子的成本几乎为零，就能获取暴利。而买方市场的强大，也使得人贩子更有动力。

拐卖儿童的团伙，内部分工很明确，形成了诱骗、收购、运送、“零售”等完整的拐卖链条。各个环节的人员在相互联系中一般不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大都用手机单线联系。在“零售”环节，一些人贩子装扮成夫妻，称自己是从外地来打工的农民，生了小孩养不起，只好送人。一般他们会要求收养人家赠送一定的“哺乳费”，或谎称孩子母亲生病急需现金，甚至还会出具亲生父母的“出让书”。“一条龙”的贩卖儿童产业链，降低了每个参与者的风险。

防范从出生做起？

试想，如果翁女士没有去登记DNA信息，或者她的父母没有去登记，认亲就无法实现。所以，仅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以及疑似被拐儿童的DNA信息库，对于打拐、寻亲工作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全国人大代表徐晓曾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生儿指纹录入和DNA档案信息库。因为新生儿缺失自我意识，而家长对孩子的辨认方法也有限，孩子长大就很难认出来，对于孩子的寻回非常难，不法分子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将新生儿作为作案目标。

近几年，新生儿在医院被抱走的事件时有发生。在陕西省富平县，甚至有医生谎称婴儿“救不活”，骗家长放弃，从而将婴儿卖给人贩子。

如果能采集新生儿的指纹和DNA信息，出生即建立个人档案信息，并以该信息作为上户口的必要条件，方能有效遏制、杜绝儿童买卖。

据悉，浙江温岭第一人民医院投入近30万元建立了“婴儿电子安全系统”，在新生儿脚腕上戴上一个电子“防盗脚环”，孩子的个人信息全部存储在里面。一旦婴儿离开了安全区域，防盗脚环就会自动报警。

此外，陈士渠还建议，加大对上户口、医院开出生证明的管理，建立一些反查机制。“为什么买孩子的频率很高？因为上户口很容易，在农村可能花几百元钱就能上一个户口。或者去医院找个熟人，就能开一个双胞胎的证明。很多人觉得只是帮亲戚朋友一个忙，但是你简单签个字，可能就导致一个被拐卖的孩子永远被掩藏在这里了。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国家能出台一些措施，加大对这一块的管理力度”。

对于拐卖儿童罪，我国《刑法》确定的起刑点是5年，拐卖3个以上就是10年，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这样的量刑，有的法律界人士认为不低，但是普通民众却认为过轻，根本无法抵消骨肉分离带来的锥心之痛。此外，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对买家打击不够也是打拐不利的原因之一。本文开头的翁女士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但是又有多少被拐的孩子能见到亲生父母？人生又有多少个25年可以蹉跎？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对于屡禁不止的拐卖儿童案件，除了运用高科技手段和动员社会力量外，更多的着力点应该放在法律层面上。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526/12408997_0.shtml

见识了，也学习了！由浅入深，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打拐不仅需要良好的社会风气，各项制度的健全，更需要法律的约束。拜读了...

学习了！孩子幼儿园已做了DNA样本收集，应该加大普及力度，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