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拐志愿者王禹佳：全民反拐，刻不容缓(2014-10-11 09:55:00)

2014-10-11 09:55:00　来源: 三晋都市报(太原)　有0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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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王禹佳成为打拐志愿者的第四个年头，2011年开始接触到被拐儿童的父母时，他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他跟着寻子心切的父母们，经历过所有的辛酸与喜悦。尽管大学毕业后在老家天津找了份工作，但地理距离的加大并没有消退王禹佳做一名志愿者的热情，除了继续与山西的被拐儿童父母保持联系之外，王禹佳认识和帮助的其他省份被拐儿童父母越来越多。

提到电影《亲爱的》热映，王禹佳最感欣慰的就是电影中呈现的“孩子丢失24小时之内不予立案”的现象。“这次能客观表现这个事儿，很多家长都看到希望了，因为他们也都曾真正经历过，知道报案后不被立案不出警的痛苦。最近家长们都挺活跃的，都感觉自己看到希望了。”

这些年，王禹佳和家长们共找回五个被拐的孩子。与这点微小的安慰相比，寻访途中经历更多的是波折与考验。首先是金钱的匮乏，因为找孩子的开支实在太大了，寻访者常常因此陷于困顿。其次是社会关注度不够高，因为不少人认为这种情况离自己很远，防拐意识淡薄。第三是国家的相关政策不够完善，孩子丢失后不能断定案件是走失、失踪还是被拐，因此24小时成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孩子只有在丢失24小时后才能被定性为失踪并被立案。而最大的困难则在于，由于线索匮乏，寻找孩子的进程常常停滞，于是家长们和志愿者们就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宣传中，一边扩散丢失孩子信息，一边做防拐的宣传。王禹佳把这种广扩散的做法形容为“大海捞针”。

因为需要经常在群里互通消息，王禹佳和电影《亲爱的》中田文军、韩德忠的原型彭高峰、孙海洋曾有过联系。彭高峰在找到孩子之后过上了正常生活，联系已不多。孙海洋的儿子孙卓至今没有找到，这个电影中“寻子联盟”的牵头人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并不是什么富豪，只是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的一个农民。上世纪90年代初，孙海洋靠经营包子铺，成了年轻的万元户。如今的他，靠打零工生活。2007年，积攒了几十万元的孙海洋带着4岁的儿子孙卓来到深圳创业，为的是让儿子在大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然后，在包子铺开业几天之后，儿子在门口被人用玩具拐走。7年里，为了找回儿子，孙海洋走遍了全国各地，花掉了至少20万元，但依然没有儿子的消息。

王禹佳曾经和孙海洋一起在QQ群里分析过相关的线索，并交流过看法。尽管孙卓至今未被找回，但电影的热映给孙海洋带来新的希望，“最近很多明星也帮忙转发孙海洋的寻子微博，得到了很多线索，其中不少是在街头乞讨的孩子。”王禹佳说。

王禹佳曾经在人贩子被抓的现场见到过人贩子的面目，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毫不掩饰自己当时的情绪：“当时的那种痛恨，真的就是恨不得上去捅他们几刀。”但是冷静下来之后，他又很理智地说：“做了这么多年的打拐志愿者，我们只希望大家不要认为儿童丢失离我们很遥远，如果你现在不立刻关注儿童丢失现象，那你就有可能面临骨肉分离的痛苦。全民反拐，刻不容缓。”同时，他也希望官方能重视儿童丢失事件，能全力破案，积极宣传。另外，他希望新生儿上户口时相关部门能严格审查，如果上户程序规范，买方市场就很难生存。尽管心里清楚，上户口时施行全民DNA信息录入短期内还很难实现，但王禹佳认为，这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值得为之努力的方向。

　　实习记者葛慧敏http://news.163.com/14/1011/09/A8931LB600014Q4P.html

2011年7月25日，福建龙岩一男婴被解救后，陈士渠心疼地将孩子抱在怀里 图 IC

　　本报记者 程绩

　　打拐题材电影《亲爱的》正在热映，被公认为年度催泪大片，影片又一次唤起全社会对拐卖儿童问题的重视。

　　2011年，在陈士渠部署下，警方成功解救了从深圳被拐至徐州的彭文乐，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也感动了导演陈可辛。

　　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也看了电影，他说，“别人在看戏，我就像在看自己的亲身经历。”

　　陈士渠微博上粉丝超过600万，大多是打拐的支持者，有人看了电影之后@陈士渠，“当年陈士渠主任亲身参与的案件，今天呈现在银幕上，希望丢失的孩子都能找到亲生父母。”陈士渠回复，“一定努力，让天下无拐、宝贝回家”。

　　1 借电影普法

　　电影引发热议，公众对拐卖儿童背后的法律问题一知半解，陈士渠作为“政法大V”，索性在微博上进行普法。

　　9月28日，陈士渠发布了一条长微博：追剧学法律，为您解读“拐卖儿童”的相关法律知识，明确指出拐卖和收买儿童都是犯罪行为。

　　很多观众同情赵薇扮演的买主，陈士渠发布了一条测试微博：电影《亲爱的》中送到福利院的（被拐）小女孩，你认为可否交还赵薇扮演的买主?请简述理由。近百条回复中，绝大多数认为不可以。陈士渠很欣慰，“看来对这个问题大家有了基本的共识”。

　　“在我所知道的拐卖儿童案件中，买主的痛苦不及孩子亲身父母的十分之一，观众不要被赵薇的‘出色演技’误导。”

　　电影中“孩子失踪超过24小时，警方才会立案”的台词误导了很多家长。就此，陈士渠在微博上澄清：儿童、少女失踪或走失，监护人或家长都应立即报案，警方接报后会在第一时间立案调查，不需要等24小时。

　　影片是夸大煽情还是真情实感？陈士渠最有资格评价，“总的来说电影还是很真实，比如赵薇扮演的买家聚众阻挠警察解救被拐孩子，这种情况在我们办案中确实存在，买主聚众暴力抗法，为此我们在打拐行动中除了调动刑警、巡警外，还经常出动特警、武警。”

　　“看了电影，我当时部署广东、江苏合力解救电影中被拐儿童田鹏原型彭文乐的情形历历在目。”陈士渠说。

　　《亲爱的》取材于彭高峰2008年—2011年的三年寻子事件。“电影最后，被拐孩子的父亲田文军哭着说‘见到孩子了’，他的原型就是彭高峰。三年前，彭高峰找到失散3年的儿子彭文乐时，他就在电话里这么和我说的。”陈士渠说。2008年3月，一个陌生男人在湖北人彭高峰家门口—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合水口社区一家公话超市旁，抱走了他的儿子彭文乐。历经3年，在大量微博转发以及警方的努力下，2011年2月15日，父亲彭高峰终于带儿子回到了湖北老家。

　　2 打拐有多难？

　　电影《亲爱的》里的很多情节都是根据现实改编，相比电影中的情节，陈士渠坦言现实更加残酷，“这部电影，至少能唤起社会的关注，让大家知道打拐有多难”。

　　陈士渠的微博每天都会转发十多条寻找失踪孩子的消息和打拐事件的进展，而全国每年有多少孩子被拐卖？即便身为公安部打拐办主任，他也未能在微博中给予网友确切的数字答复。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对拐卖儿童的违法行为持续打击，政府以及民间的打拐行动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已经成立7年了，7年中，公安部打拐办多半破获的贩卖婴儿案中，规模最大的犯罪团伙涉及几十个省区，拐卖婴儿三百多个。

　　但为何拐卖儿童屡禁不止？打拐到底难在哪里？

　　陈士渠分析道：“一是拐卖犯罪分子大范围、跨区域流窜作案，调查取证、抓捕解救难度大；二是发现线索难，儿童被拐没能力报警；还有很多买主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不愿得罪人，不愿意举报犯罪。”

　　孙海洋夫妇是片中“男二号”韩德忠家庭的原型，他们的儿子孙卓2007年10月9日被拐，至今未找到，《亲爱的》在广州宣传时，孙海洋的妻子到了现场，说起寻子之路，她哭成泪人。

　　陈士渠希望网友能提供更多的线索给孙海洋夫妇，“彭文乐被找到，是有人提供线索，希望大家留意孙卓的线索，让他也回家。”

　　3 线上线下攻势

　　“对于这个社会来说，一个孩子或许只是万分之一，但对于一对父母来说，孩子却是整个家庭的唯一”，7年来，这始终是支撑陈士渠最大的力量。

　　2007年12月，公安部成立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陈士渠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2009年4月以来，在全国“打拐”专项行动中，陈士渠带领“打拐办”与全国公安民警一起，向拐卖犯罪发起凌厉攻势。2010年12月12日，陈士渠实名认证新浪微博，开始逐步借力微博进行打拐。

　　611万粉丝，连续多年获评十大影响力公职人员微博。“丢了孩子要@我，这是常识。”陈士渠的微博有着很强的号召力，濮存昕、马伊琍、徐静蕾等许多公众人物都多次转发他的寻亲微博。

　　陈士渠在工作之余刷微博似乎成了一种习惯，并渐渐把其视为工作的一部分，每天100多封私信他都会逐条看。看到孩子丢失的信息就立即部署地方公安部门核查。这些被列为公安部督办的犯罪线索由公安部发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再发到涉案公安机关，这种督办线索的核查结果被要求按时回复。

　　线上活跃，线下更是忙碌，作为公安部打拐办负责人，陈士渠未放过深入案发一线的机会。

　　2011年5月11日，在公安部打拐办统一指挥下，福建、云南两省调集200余名警力，陈士渠在福建泉州市德化县现场指挥。这次行动，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100余名，涉及被拐儿童80余名。

　　2012年7月，河北、山东等全国15省区市公安机关在公安部刑侦局统一指挥下，部署1万余名民警，同步实施两起特大拐卖儿童专案收网行动。7月2日深夜，陈士渠在山东平邑花园小区一居民楼，现场指挥对几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这次行动共解救被拐儿童181名，抓获犯罪嫌疑人802名。

　　为了加大对跨国拐卖犯罪打击的力度，公安部还派专人到刚果、安哥拉开展工作。2011年10月，经过近半年的侦查，陈士渠率中国警方到安哥拉摧毁一特大拐骗中国妇女强迫卖淫犯罪团伙，解救受害妇女19人。

　　4 建立DNA数据库

　　“十年生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亲情，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全国公安齐给力，擒贼返，送子归，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忘却年年断肠处，圆破镜，乐天伦。”陈士渠在微博上改写了一首词《江城子·打拐》。

　　打拐是一场持久战，每天不断的孩子失踪，让陈士渠和他的同事们不敢懈怠，而从2007年上任之后，陈士渠就一直致力于建立打拐长效机制。长效机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DNA数据库，“这是全世界第一个打拐DNA信息库”，陈士渠说。DNA数据库解决了儿童被拐多年识别确认难的问题。

　　“我们就要求，丢了孩子的亲生父母在报案的时候就要采血，然后发现来历不明疑似被拐的儿童，包括已经解救出来的被拐儿童，他们的生源没查清楚也都采样入库。这个库就能自动比对，比对成功就自动报警。”陈士渠介绍道。DNA数据库自2009年4月开始建库，全国公安机关可以远程联网查找比对，有数据显示，建库两年间，就帮助1800名孩子找到了父母。

　　晚一分钟，都可能永远错失孩子。“请马上拨打110报警。”陈士渠不断向爆料孩子失踪的家长重复相同的话。“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是打拐的一项工作机制创新。此外，“一长三包责任制”在调动警方资源全力侦破拐卖儿童案件时发挥了极大作用，即案件发生后，由县市区公安机关主要领导或主管领导来担任专案组组长，承担破案、查找解救受害人、安抚被害人亲属三项责任。案件不破，被拐儿童没有找回，专案组不能撤销，一长三包的责任也不能免除。

　　打拐长效机制不仅仅有DNA数据库，还包括一系列后续安置的工作，如今已交由民政、妇联等部门处理，警方可专心于抓捕犯罪嫌疑人和解救被拐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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