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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新闻] 漳州:男子误入传销骗亲朋 父亲千里寻儿盼其走出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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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泪是魔鬼 发表于 2014-10-21 12: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beibei 于 2014-10-23 09:16 编辑

这是一个信息发达的年代,却仍有人愿意相信“关起门来的成功”。
9月末的中午,漳州动车站,王怀信提着儿子王通的行李,拽他登上返回宁波的火车。王通低着头,一声不吭。

王怀信解救儿子的路,一条在脚下,他幸运地走完了;还有一条路在心里——在传销组织中当过了“骨干”,尝到了“尊严”的儿子,将如何面对真实世界里“平凡”的人生,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还有很多人,与他一样,在洗脑机制的作用下,相信传销是一个“赚钱的行业”,并试图把自己亲密的恋人、同学、表姐妹都拉进来一起“成功”。
本期《深读周刊》,我们关注的是一段千里寻亲背后的故事。这段故事中最让人心寒的细节是,面对解救,被解救者拒绝走出来。来自漳州市救助管理站的数据显示,近3年来,该站每年要救助警方移送的近800名传销被骗人员返家,但其中,大部分人只选择领取资助金后离开,而拒绝了“回家的车票”。
一个现实的背景是,很多底层人士,上升通道越来越逼仄,可以改变命运的正途选择不多,或走起来太过艰难。于是他们变得投机,不惜铤而走险,这也是传销队伍里,甚至不乏高学历青年参与的原因。
为底层人士树立自信,是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这需要全社会付出艰苦的努力,要推动社会环境更公平正义、社区生活温暖有活力。当更多人拥有安全感,获得尊严,产生归属感,传销组织的诡辩、蛊惑才会无机可乘,更多人才能真正从心理上走出人生的迷途。
实录
父亲的路和女孩的梦

王怀信等几位父亲的寻亲路。摄于芗城区公安分局

一名传销组织成员用手机记录下了“领导”开庆祝宴鼓励新成员的场面
站在漳州街头,河南汉子王怀信有点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哪个是儿子的背影?
两个多月来,王怀信就做了一件事:两下漳州,寻找自己21岁的儿子。
儿子并没失踪,偶尔打电话都能联系上。可是,似乎在得知父亲来漳后,他就不再接电话了。
王怀信心知儿子进了传销。并且,儿子的未婚妻、未婚妻的同学、同学的表妹,都被拉过来了。
就这样,在夏天的漳州,四个父亲啃馒头、睡公园、压马路找着孩子。与此同时,四个小年轻们,正分别在城市角落的传销窝点里,做着“改变家族命运”的美梦。
甚至,在警方终于解救了他们时,面对憔悴的父亲,他们却念着那个“家”的好。
那个“家”是控制精神的魔窟,还是走向成功的炼狱?他们为什么不愿回家?
“完了,儿子肯定被传销骗了!”
儿女们的异样
王怀信,河南商丘人,在浙江宁波开集装箱车。一年前,儿子王通应朋友之邀,独自到漳州漳浦“闯荡”。这一去,儿子似乎干劲十足,连春节也没回家,跟家人只偶尔打打电话。
王通在老家订了亲事,女友叫王萌萌。今年7月,王怀信接到萌萌父亲王义峰的电话,说王通叫萌萌也去漳州打工了,萌萌又叫上了老家的女同学朱晓曼,而那个女同学又介绍了她17岁的表妹刘珍珍过去。
糟糕的是,刘珍珍近日给同学发QQ,说自己可能进传销了,让爸爸来救她。
“完了,儿子肯定是被传销骗了!”王怀信常年跑车,见多识广,一下子就想到这层。
他赶紧联系上其他3个孩子的父亲王义峰、朱运赞、刘建民,商量一起南下找孩子。手里的活儿都得停下。
王怀信心里是很愧疚的。他觉得,自己的儿子拉了那么多老乡,是“罪魁祸首”。
7月15日,在浙江温岭,王怀信开上私家车,与坐火车抵达的另外3位父亲会合。小车直奔漳州。
不着急的父亲
从温岭到漳州,十几小时的车程。令人意外的是,车上的气氛并不沉重,甚至没有那么焦虑。
“我亲家刚从传销窝点出来,他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王怀信对准亲家王义峰颇有微词。王义峰曾进入传销组织,交了69800元,投资了一个名为“1040阳光工程”的项目。“一分钱没赚到出来,但他还是相信,这个行业能赚钱。”
王义峰热情地介绍,传销没那么可怕,他就刚刚从传销组织出来,还希望大家一起加入这个“行业”。
对此,朱、刘2人保持沉默,王怀信则根本不信。
“大伙心不齐,我们一路过来,心里也没多少底”,王怀信心里暗叹。
车上,王义峰给女儿打了个电话,不小心说漏嘴,透露自己来了漳州。
7月16日,漳州到了。孩子们应该就在这座城市。
可是怎么找呢?
他们先来到漳浦绥安镇,想找王通工作的“漳州海威电子厂(音)”,竟然无此厂。
再拨电话、发短信、QQ、微信,4个人都联系不上了。
太奇怪了,此前电话还是能通的。父亲们因为怕传销组织记住他们的号码,特意用软件拨电话,让那边看不到来电号码。怎么突然都失联了呢?
“你男朋友怎么可能骗你?他是教你赚钱。”
未婚夫的邀约
如果不是刘珍珍的求救消息,父亲们或许还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正陷进一个被编织的“美梦”。
王萌萌是王通的未婚妻。2011年,两人定亲后,分别在苏州和宁波打工,平时见面机会不多,主要电话联系。
去年10月,王通忽然告诉萌萌,他要独自到漳州“发展事业”。
5个月后,王通跟萌萌说“长期分开,感情会变淡”,他在电话里关心地劝说,做流水线太累,不如换个环境,“现在有个仓库管理工作,一个月轻轻松松拿四五千”。又有好工作又有男友陪,萌萌心动了,辞了工,只身前往。
抵达漳州已经是晚上7点多,王通和另一男子来接站。王通体贴地接过行李,还提醒萌萌给家里打电话报个平安。三人坐车来到芗城区一老旧小区的出租套房。
热情的室友们
萌萌刚进门,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妹子,你来啦!”七八个年轻人迎上来,一一和她握手,对她表示欢迎。一个女生还端来热水给她。
萌萌心生疑虑,这些陌生人为何这么热情?她迅速朝里瞥了一眼,这是两室一厅的套房,客厅很简陋。
她随后被告知,仓库的岗位没有了,“这里有更轻松更赚钱的行业”。而王通变得冷淡,不跟她说话。
见萌萌郁闷,刚才倒水的女孩开导她,骗也有善意的骗,“你想想你男朋友怎么可能骗你?他叫你来,只是告诉你一个赚钱的方法。”
过了一会儿,客厅里挂出黑板,一个小伙站出来,开始讲话。
这下萌萌害怕了。她想起一个做过传销的亲戚提到过,这是要上课。自己可能被王通骗来做传销了。
“我们是与天津天狮生物发展有限公司合作,何为合作?也就是合得来就做,合不来就不做”。小伙滔滔不绝,告诉“新人”萌萌,如果几天后合不来可以走。
于是,萌萌开始半被迫半好奇地熟悉这里的生活。他们把这间出租房叫做“家”,“家”里有个“老大”,其他的都是“兄弟姐妹”。
严格的大家庭
“家”的生活很规律,是准军事化管理,早上7点起床唱歌、洗漱、煮面条,8点前吃完饭,开始洗碗和“坐寝”(指成员互相谈心,解答困惑)。9点洗衣服、打扫卫生。9点半到10点半上课,上完开始做午饭。午休后,“坐寝”1个小时,下午4点再上一节课,之后做晚饭。饭菜都是米饭配茄子、包菜等,少见荤腥。
萌萌外出时,会有至少2位“兄弟姐妹”跟随,“他们说,怕我走丢或出现什么意外的事情”。
这样过了4天,萌萌心思稍稍安定了。可王通却要离开了。
王通级别已经很高,专门负责“放羊”(即放哨),在附近守着,看有没有民警。有时他也会负责出门买菜,“都是买那些白菜、萝卜、茄子之类的,便宜就买一大堆。”长期营养不良,这个大小伙想吃肉,就趁买菜时偷溜进小餐馆,点盘荤菜,喝瓶啤酒。
萌萌对王通要走感到难过,但“老大”告诉她,在“家”里,情侣和夫妻不得同居,“干行业,一心二用成不了大事,你还在艰苦创业阶段,谈情说爱只能浪费时间”。王通也劝她,他去别家认识新朋友,对成功更有帮助。
姐妹们也纷纷安慰萌萌,她慢慢也就淡忘了。
“我在这过得挺好,朋友都挺照顾我的。”每次爸妈打电话过来,她就这样应付几句,然后以上班忙为由挂掉电话。
“你现在跟爸爸回家,半途而废,什么都得不到。”
为了更快升职
“今天睡地板,明天当老板。”萌萌慢慢懂得赚钱方法:投入2800元,购买“公司”一套“产品”,就能成为业务员,两年后可获得11.9万元高额回报。多投资还能缩短成功时间,发展下线也可以代替投资。
萌萌做起了梦,“我想快点成功,那样妈妈的心脏病就有治了,爸爸也不用上工地干活,还可以帮哥哥姐姐一把”。
她先买下一套“产品”入行,之后又掏出辛苦打工攒下的5600元买了两套,进阶“业务代表”。
“升职”让萌萌更加相信,自己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她开始想“邀约”熟人。
“把别人带进来,她不理解,会不会恨我?”萌萌有些顾虑。
“当初王通把你叫过来,难道不是为你好?给你一次走向成功的机会!”“老大”开导她。
萌萌想,自己只是介绍一个赚钱的行业而已,做不做在于他们,“这样想,心理负担减轻了不少。”
她列出3个朋友,其中包括老同学朱晓曼。刚开始不会聊,同屋的姐妹们帮她聊了几晚,可没什么进展。
萌萌又想,晓曼快结婚了,不太适合干这行业。
正想放弃时,晓曼发来一条短信,“你那工作怎么样,到底行不行啊?”
“一个月四五千,你那么聪明肯定干得比我好。”知道晓曼没工作,萌萌用高收入诱惑她。
晓曼果然来了。萌萌为此受到很多夸赞,“这么快就来了新朋友。”
狠心才能成功
进阶后的萌萌拿回了手机,活动也自由多了。想上街买点零食、逛逛公园,就向主任要钱,每次都能拿到几十块。平日在“家”,上课、聊天、打牌、游戏,十分自在,“大家在一起,互相帮助、鼓励,生活也很幸福!”
7月份,爸爸王义峰打来电话时,说漏了嘴,告诉女儿自己来漳州了。这让萌萌有点不知所措。
“你现在跟爸爸回家,什么东西都得不到,半途而废,能给父母什么?想成功,就要学会狠心!”“老大”对她说。
是啊,已经投入那么多,怎么能半途而废?萌萌咬咬牙,狠下心,自己拔掉了手机卡,想让爸爸找不到后,知难而退。
这一“狠心”,一失联,可苦了父亲们。
压马路式搜索
炎热的夏天,陌生的街道,难懂的方言,4个人两眼一抹黑。
“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就满大街瞎逛。”父亲们启动了“地毯式搜索”。
他们啃馒头就白开水,像机器一样,天亮开始压马路。大街、小巷,一条条搜过去。累了就坐着歇歇,夜深了,走到哪个公园就睡在哪个公园。
很多次,像电视剧里的情节一样,王怀信看到前方有熟悉的背影,欣喜若狂地冲上去拉住。可等对方回头,却是陌生人。回过神来的王怀信只能连连道歉。“像坐过山车一样,这感觉太折磨人!”他这样比喻自己的心情。
如此机械的寻找又笨拙又低效。他们想到了报警,于是到漳州市区新桥、巷口、通北等多个派出所求助。可警方均告知无法立案调查,难以动用技侦手段帮忙寻人。
8月中旬,钱花光了,体力也跟不上了,王怀信他们虽不甘心,也只能先回家休整,“没方向,有劲儿使不出,心太累了!”
“我觉得里面挺好的,互相鼓励,很温馨。”
寻子寻出规律
回家的日子也不好过,没找到孩子,父亲们遭到家人埋怨,“心里难受得不得了,说好要带回来的,老婆当场掉了眼泪”。
这期间,王萌萌晒在QQ空间的几张新照片,引起了大伙的注意——几张照片的拍摄背景,都是漳州市区的几个公园。
孩子们还在漳州!
王怀信欣喜之余,开始查阅大量相关的资料。9月12日,他们决定再次南下,“这次我们都表决心了,找不到,不回去!”
第二次寻找的确更有针对性了。“看新闻,知道传销窝点主要在一些老旧小区顶层出租房,以及城乡接合部的出租房”。
搜街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些规律:传销窝点的窗户,都用报纸等糊得严严实实;阳台晒了很多衣服;常有三三两两的陌生人来小区串门;房间里传出鼓掌声、上课声等。而且,传销人员外出时极少说话,眼神呆呆的。
9月20日,在芗城区康山村,王怀信确定自己发现了一个传销窝点。他随后报警。
警方赶来,果然端掉了一个窝点,解救了60多名传销人员。可是,王通等4人并不在其中。
失望之余,父亲们给自己鼓劲,“我们感觉到了,他们就在漳州,我们肯定会找到他们的。”
父子终于团圆
王怀信等4人两个多月的寻亲经历,也引起了漳州警方的重视。9月下旬,经过前期大量摸排工作,芗城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民警确定,王通4人均在漳州,并锁定其中2人的行踪。
9月25日晚8时许,警方发现王萌萌出现在市区江滨公园。
“终于有准信了!”4人心头狂喜,平时舍不得花钱的他们赶紧打的过去。
谁知,花了近1个小时把公园仔仔细细走了个遍,没找到人。“后来民警说,她可能发觉了,跑掉了。”
这次“擦肩而过”让父亲们觉得,孩子越来越近了。此时,经办民警也确定,王通4人均在不同的传销窝点,且已有一定的级别和人身自由。
9月26日,王萌萌在大街上被芗城警方发现并解救。这一天早些时候,朱晓曼和刘珍珍也先后被解救。27日,迫于警方及家长的压力,王通也被传销人员放了出来。
“瘦了,瘦了不少!”抓着儿子的手,王怀信吁出一口气。
不甘心的眼泪
见到萌萌,心疼不已的王义峰质问她,为何不跟家里联系,还告诉她,妈妈因为这事都生病了。
而萌萌见到一脸憔悴的父亲,也哭了。可她更觉得委屈,“我也是想改变家里的生活!”
刘珍珍和朱晓曼也对传销窝点念念不忘,“我觉得挺好的,大家像一家人,在一起,互相鼓励,很温馨。”听到这话,刘建民眉头直皱。朱晓曼还不时询问记者,“你觉得,这个能赚钱吗?”
经民警一番劝说后,萌萌才总算对传销有了点怀疑。4个孩子中,她投入的钱最多,她自己扳着指头算了算,到被解救出来时,总共得到的提成还不到900元。“老是告诉我们有钱赚、坚持下去前途一片光明啊,可就是没拿到手”。
回河南老家后,萌萌的家人没有让她工作。她帮着父母下田地秋收。
然而,不甘心,仍写在她临行时的目光里。
同样不甘心的还有王通。王怀信打算让儿子回宁波先休养一段,再去找份正当工作。可9月28日上午上动车前,王怀信偷偷告诉海都记者,儿子前晚告诉他,有个朋友在西安做传销,他还想去,“这小子,还没转过弯来。”
观察
“反洗脑”需要正能量
芗城区公安分局,传销受害者及家属合影留念,他们将离开漳州开始新的生活
历年“打传”的经验告诉我们,传销很难终结。
1998年,国务院10号文件全面禁止传销。十几年来,国家各有关部门大力打击,媒体对其危害性大力宣传,传销却屡打不绝:今日之传销队伍尤其不乏大学生等高学历青年人群;许多受害者拒绝甚至抵触千里迢迢来解救他们的亲人和执法人员,认为毁了他们的光明前程。如此荒谬的心理,令人困惑:传销何以有如此魔力?
漳州市救助管理站的数据显示,近3年来,该站每年要救助警方移送的近800名传销被骗人员返家,但其中,大部分人只选择领取资助金,而拒绝了“回家的车票”。
近年来,针对不断进化、升级的传销活动,国内一些“反传销协会”、“传销康复中心”等公益组织积极介入,许多曾经的传销受害者主动现身说法。一个基本答案就是,传销的魔力,在于它不仅是一种骗术,一个“非法集资、携款潜逃”的骗局;它更是一种精巧、严密的洗脑术,通过“提自信”、“提激情”、“家庭温暖”等一整套的心理操控术,为底层人群构筑了一个心灵乌托邦。
一个父亲的疑问
回家近1个月,王怀信没让王通上班,在家休养。
“这几天,亲朋好友来家里,都会跟他交流,他已经认识到,传销就是骗人。”昨天下午,王怀信从宁波致电海都记者,儿子总算回归正常生活了。但是,回家以来,一直有个疙瘩,让他难以解开。
王怀信说,他从儿子口中了解到,儿子的对象王萌萌,此前呆的窝点曾被派出所“扫荡”过,负责上课的王萌萌曾被警察抓获,后来被释放,“可她从派出所出来后,竟然又回去传销窝点了”。王怀信设想,如果当初警方在抓获传销人员时,有登记记录,并可查询,那么,他们的寻亲之路,可能会简单得多。
“还有,最近,好些个河南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问我是怎么来漳州找到的小孩?”王怀信说,这些父母的孩子,都曾跟王通在一个传销组织,“搞不懂,怎么会有这么多孩子跑去搞传销?”
被解救≠回家
来自漳州市救助管理站的数据印证了王怀信的说法。
“一个月平均资助六七十人,主要看公安机关的打击力度,打击严了,我们这儿资助的传销对象就多。”漳州市救助管理站站长郑清顺说,最多时,救助站一个月资助的传销被解救人员多达上百人,会有一些熟面孔。“两种办法资助,一种是我们帮他们买回家的车票,另一种是直接给现金,几十元不等。大部分被解救人员都会选择领取现金,自行离开。”
国内一名反传销人士“风清扬”介绍,大部分被警方解救的传销骨干人员,因为追踪管理的空缺,都会选择重返传销组织,“我曾陷入传销2年,被警察抓获、遣散不下30次。但没有惩罚,每次我又很快重回‘组织’的怀抱,那时候真觉得,公安是保护我们的”。
颠倒黑白的“洗脑术”
“风清扬”所谓“公安是保护我们的”的说法,是传销组织的“洗脑术”中的经典说辞。
十余年来,国家对传销大力打击,媒体猛烈揭批,这些事实显然与传销团伙所说的“国家支持”相矛盾。但这种矛盾却并未给他们造成多少障碍,反而成为他们进一步行骗的借口:比如,传销是中国民族经济崛起的希望,是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给穷人的一次翻身的机会,但WTO不允许中国搞,中国为了钻WTO的空子,就“暗中”支持,公开大张旗鼓的打击是“做做样子给外国人看”;而有关部门的打击、媒体的报道,其实是国家对这个行业的“宏观调控”。
而在“打传”行动中,抓到的大多都是下层人员,传销的受害者,达不到犯罪的程度,一般在说服教育几小时后就被放了。这恰巧成为他们坚信“国家支持,宏观调控”的铁证:“如果我们真犯了法,为什么不抓我们去坐牢?这不是宏观调控又是什么?”这样,他们很快又回到“传销第一线”。
对“尊严与归属感”的迷恋
除了为传销的合法性寻找“铁证”外,传销组织还通过“提自信”、“提激情”等一整套心理操控术感染成员。绝大多数传销者入伙后精神面貌会“焕然一新”,觉得今是而昨非,人生一下子找到了方向。
湖北青年王浩根据自己半年多的传销经历,写成《传销洗脑实录》一书,里面记录了某传销者的肺腑之言:“以前的我是个结巴……很多人看不起我……在社会底层,我过得很难受。可是在这里,我得到了大家的尊重,找回了自信。只有在这里,我才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他们主动把讲故事、讲课的机会给了我,让我得到了锻炼……”
传销团伙中严明的纪律、高强度的励志操练,使挫败感很重的底层人群一时斗志昂扬、精神焕发。团伙的组织管理也相当“人性化”。通常每一套房子住十几个成员,组成“家庭”,成员之间倡导热情待人,感恩敬业,杜绝酗酒、赌博、吸毒、偷窃等一切坏毛病。
有传销组织号称有18种好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人帮人”。在这种氛围中,社会上饱受欺凌的弱势群体极易找到“尊重感、归属感”。
“反洗脑”需要正能量
“洗脑,就是激发当事人亢奋激动的情绪,来抑制理性思维,削弱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正确判断。”闽南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学科负责人、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曾天德教授分析说,传销洗脑抓住当事人对金钱、自我成功的强烈渴望和对社会改革的一些不公平现象的愤懑,引起的当事人心理失衡。
“传销洗脑的后遗症十分可怕,它还会影响人的理性判断。”曾天德指出,有些被骗者即使回家后,还是很容易对真实社会、环境产生不适应感,产生自卑、自大、自闭等心理。
被解救者回归家庭后,如何帮助他们“反洗脑”?曾天德建议,家人、朋友不要因当事人钱财被骗而去讥笑、冷落他们,要给当事人一个温暖的环境,关心、正面引导当事人,不要盲目地去相信那些一夜暴富的谣言、谎言,帮助他们重新建立自己的人生目标。
另外,一个重要的方式是,家人、朋友要鼓励当事人,积极参与健康有益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丰富的社会经验,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通过参加正能量的社会活动,恢复他们思维里的理性判断和社会道德价值观念”。
清除“传销”寄生的土壤
“只要有人在组织传销,就有人会不断加入进来。”采访中,福建警察学院教授张昌荣指出,如果传销的寄生“土壤”不清除,光靠现行运动式的“打传”,不可能起到好的作用。
张昌荣说,打击非法传销活动,加强社会面管控,是一项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综合性工作,“政府要统筹协调,加强对外来打工、经商人员的综合管理”。
今年,漳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曾就非法传销犯罪活动进行调研。一名参与调研的民警认为,就目前传销犯罪的现实危害性,在法律立法层面,对现有的“组织领导传销罪”,要根据新形势,降低追诉标准,可分类制定不同层次组织领导者的定性标准及处罚办法,“要提高犯罪成本,让其不敢轻易犯罪。通过法律的严惩,让他们不敢再重新回去”。
另外,坊间有一个呼声是,公安部门可建立一个全国打击非法传销的数据信息平台,将抓获的传销组织者、骨干分子登记造册,建立传销人员“黑名单”,“在这个平台,很容易就可以查询,全国哪个地区,是传销输出的热点区域,要加强宣传、引导”。列入“黑名单”的传销人员,户籍地政府部门可通过调查回访,促进其合法就业,树立正常的世界观,使其彻底远离传销。
文中部分内容来自《传销,为何在中国屡禁不绝》(湘潭大学教师 孙乐涛)
(编辑:王芳 刘琼宇 视觉:肖美瑞 叶炎平) http://zz.fjsen.com/2014-10/21/content_15074593_al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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