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买儿童入刑，能否减少儿童拐卖？

收买儿童入刑，能否减少儿童拐卖？
处死人贩议题，引发公众和媒体持续关注，昨日最高法院出面澄清，称目前对人贩已经是严惩，有媒体也集中归纳了部分人贩子被判处死刑的案例。但似乎为了回应公众对拐卖儿童现状的不满，最高法院以及多个部门有关人士还提出，下一步打击拐卖儿童的重点，是针对买方市场，要让收买儿童的一律入刑。这种做法是否能减少儿童拐卖？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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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买儿童入刑有两大现实困境

加强打击拐卖儿童的“收买者”，已经越来越成为有关部门的共识，公安部门，检察部门一直都有这个呼声，部分人大委员也认为收买儿童最高仅三年刑期“实在太少”，而昨日最高法院有关负责人也严正表示：“抱着侥幸心理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抚养’，最终不仅会’人财两空’，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当前，《刑法修正案（九）》即将出台，对收买被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一律追究刑事责任，这对于更有力地打击买方市场，维护儿童的合法权益，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不仅打击卖家，也要打击买家，这个想法很好，但随着打击拐卖儿童形势的发展，加强打击买家却有着逻辑不自洽的现实困境。

困境一：大部分卖家为儿童亲生父母，买家入刑儿童咋办？

昨日最高法院有关负责人提到了一个情况，“采取偷盗、强抢、诱骗方式实施拐卖儿童犯罪的发案数量明显下降，大部分被拐儿童系被亲生父母出卖或遗弃，继而被‘人贩子’收买、贩卖”这已经不是人们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就在今年初，山东警方破获一起贩婴大案，解救了37名婴孩，而这些婴儿居然大多是被亲生父母自愿卖掉的。学者李春雷对2000年以来媒体公开报道的133个拐卖儿童案例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不论是团伙勾结还是单独作案，有67起案件都是亲生父母所为，占据一半以上。

一位曾卖掉自己亲女儿的女子

大部分卖家为被拐卖儿童的亲生父母，这就构成了“收买儿童一律入刑”的第一个困境：把收买者判刑了，这些儿童咋办？放在福利院抚养，不仅有各种资源方面的困难，也会让孩子失去父母关爱，并不现实。那难道还要还给那些为钱卖掉子女的父母？不要说什么没有不爱子女的父母，说这些人只是一时糊涂——检索案例就可以发现，很多人卖掉亲生子女完全是基于不负责任的生育行为，如再婚产子“担心影响名誉”的，17岁就生产完全无力抚养的，甚至还有从怀孕开始就打算卖掉换钱的。指望这些人“接手”自己的孩子，无异天方夜谭。

困境二：绝大多数买家都没有虐待儿童，也没有阻止解救儿童

目前的刑法打击收买儿童的条文，是第241条，规定收买儿童最高可以判3年，但这条下面有一个“但书”条款（表示转折的条款），即第6款，一直引起争议：“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这个条款，只要收买儿童的人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解救，就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事实上，绝大多数收买行为都符合这一条款，毕竟绝大多数人高价收买儿童都是为了传宗接代的，并不会对其虐待；儿童很小就被买过来，也不会像部分妇女那样有回家的意愿；警察找上门来，配合就好，如果是拐来的也就罢了，亲生父母卖过来的，警察都不知如何处理，为免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还得让收买者继续抚养孩子。

所以，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让收买儿童者入刑，通常顶多就是“管制一年”，不用坐牢。

指望《刑法修正案（九）》改变现状并不现实

昨日最高法院负责人提到了已发布草案的《刑法修正案（九）》，冀望新法能改变现状，但真的能有效吗，这点很值得怀疑。草案确实对现行刑法第241条第6款进行了改动，但仅仅是把“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改为了“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也许法律人士能看出这里存在着重大差别，但作为犯罪主体的农村收买者，真的看得出这是有很大变化吗？事实上的判决会有很大变化吗？恐怕都不容乐观。有对草案作解读的称，这实际上是对收买儿童的人“一律作出犯罪评价”——指望这个能阻拦收买儿童的人？想想就不现实。

进一步提高对买家的刑罚标准，恐怕意义也不是很大

那么，进一步提高对买家的刑罚又如何？且不说很多人提到的“人贩一律枪毙，买家一律无期”，就说最高刑从三年提高到五年，撤销“但书”的第6款，能否提高威慑度？

一些公检法的人员认为这种做法有效，认为“但书”条款实际上是为了社会稳定，或者是对买家的一种同情。然而，即便有决心强力推进用刑罚打击买家，这种做法也没有办法解决前面提到的第一个困境——在大部分卖家为儿童亲生父母的情况下，收买行为实际上已经强行绑定了收买者与儿童的抚养关系，这是没有办法轻易解开的，把收买者关进牢里，孩子怎么办？

被亲生父母卖掉的儿童，解救后往往难以安置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的说法存在理论困境收养儿童的需求不可能轻易瓦解

打击买方源头，这其实是基于“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的想法，一些公检法部门也拿出这个口号作为加强打击收买者的理由。那么这个想法到底对不对呢？如果真的“没有买卖”，确实可以做到“没有伤害”，但买卖是基于需求而成立的，而恰恰收买或收养儿童的需求不可能轻易瓦解。有媒体曾指出，需求产生的两个最大原因是不孕不育和失独。数据显示，全国约有4000万的男女患不孕不育，约占人口比例为12%-15%，这一数字在10年前是8%，不孕的原因有输卵管性不孕症、精子质量不高、卵巢功能异常及精液质量差导致等。这同时带来了多个相关市场的火爆：试管婴儿、人工授精、“代孕”黑市和儿童收养的地下市场。而全国失独家庭，根据不同的估算，在几百万到上千万之间。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尤其是在农村，收养儿童可以说是刚需，提高对买家的刑罚，只是增加了他们的成本，但不能消除这种需求。反而有可能会让交易变得更隐秘，更不容易被发现。

而不受限制的“自由收养”，则存在儿童福利难以受到保护的困境“合法买卖儿童”当然不可取

既然收养儿童是刚需，那么能否建立一个合法买卖儿童的市场，让无力抚养孩子的家庭可以“出售”孩子换取收入，让对孩子有需求的买家“购买”孩子？这种观点来自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巴德，近年来，一些国内人士也鼓吹“合法买卖儿童”，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买卖双方的效用，能降低孩子的安全风险。这种做法当然是不可取的，且不说违背了通常的伦理，这实际上是把儿童当作了商品，忽略了儿童的主观意愿，严重违背了《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并且正如论者指出，如果承认父母会因为利益出卖自己的子女，那么也必须承认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买家也可能利用儿童从事其他收益更高的活动，甚至是违法的活动。

“自由收养”也存在难题

那么，改变一下条件，建立“自由收养”制度又如何？所谓“自由收养”，就是取消《收养法》中“不得绕过福利院领养他人子女”的规定，让有收养意愿的人可以自由收养他人子女，只要孩子的亲生父母不以买卖儿童为业，可以给一定经济补偿，政府予以一定程度的监管。这样做又如何？

这恐怕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且不谈如何监督这是“自由收养”而不是“自由买卖”，关键还是在于这种做法可能违背了儿童福利。发达国家的正规领养都是要经历很多资格审核的，如香港领养法例就要考察领养人的最低年龄、最高年龄、婚姻状况、家庭组合、教育、犯罪记录、宗教信仰、领养动机和为人父母能力等等，而且还要委任诉讼监护人，绝对是谈不上“自由收养”的。

香港社会福利署关于领养政策的说明

解决买方问题的可取路径，是尽快在农村建立制度性的收养体系

那么，要解决拐卖儿童的买家需求问题，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改革目前福利院为主导的、导致“收养难”的制度，要尽快建立有效的、制度性的收养体系，尤其是在农村建立这种体系。要实现这一点，破除效率低下的公家垄断是必要的，可以考虑的，是建立以多个NGO（非政府组织）为主导的收养体系，对收养进行审核，既要更有效率地让农村收养儿童的需求能够被满足，同时还能尽可能地保护儿童利益。

当然，这种方法也不能根本上解决儿童福利的问题，因为农村收养孩子往往是为了“养儿防老”，把孩子当作“耐用生产品”，未必会给孩子提供充分的养育和教育，这需要其他的配套措施，例如完善的追踪体系等等，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

结语
拐卖儿童，是由多个社会现象共同导致的复杂问题，这很难有完美的解决方案，“买家一律入刑”也一样。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诉诸于立法和司法，还需要很多方面一点一滴的进步，这需要有关部门和全社会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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