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贩子”恐慌：传谣和惩罚

6月26日晚上，一条称“3岁小孩在坪山被人当街抢走”的消息在朋友圈热传。事后，坪山警方连续十多个小时深入排查，发现是事主谎报警情，并不存在抢小孩的事件。坪山警方呼吁市民网民不传谣、不造谣。

　　然而，有关人贩子的新闻往往成为社交网络的爆点，即便是一些早已被证明是谣言的小孩被拐图片，也仍然具备强大的生命力，在微博上以及微信上广为传播。前不久，一张“支持贩卖儿童一律死刑”的图片更是刷爆了朋友圈。

　　尽管有不少法律专家纷纷撰文解释，“人贩子”一律死刑既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甚至可能更加不利于保护被拐儿童的安全，但是对于“人贩子”的恐慌情绪依然在家长群体中病毒式蔓延，恐惧最终演变为仇恨，并转化为诉求对“人贩子”施加最为严厉的刑罚措施。

　　实际上，在刑法条文中，拐卖儿童已经被设定为重罪，且规定了八种加重情形，本身最高就可以判处死刑。作为一个典型的多环节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罪包括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等六大环节，但法律规定只需要犯罪分子实施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就已经构成既遂。应当说，刑法对这一罪名的规定是比较周全的。在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次审议稿中，也拟对收买被拐卖儿童者一律追究刑责，以期打击买方市场。

　　应当指出的是，刑法虽然能够打击拐卖儿童的行为，却无法消除甚至难以有效减少拐卖儿童现象的发生。因为拐卖儿童的高发性，在中国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一方面是计划生育政策下普遍的独生子女家庭，另一方面是中国人对家庭传宗接代的执念，以及社会合法收养机制的不开放不合理。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拐卖儿童主要是从城市流向农村。

　　没有孩子的家庭极度渴望拥有孩子，甚至不惜为此实施犯罪，而只有一名孩子的家庭则时时刻刻处于不可知的极度焦虑之中。“人贩子”群体的应运而生，以及他们所从事的灰色而残忍的贩卖生意，正是稀缺的儿童资源以及强烈的市场需求催生的结果。近年来，亦有不少反映这一现实题材的电影问世。其中，陈可辛导演的《亲爱的》令人印象深刻，因为电影没有简单地刻画黑白两方，而这才是悲剧的根源。



　　纯粹的坏人并不是最可怕的，或许法律真的可以规定“一杀了之”。但现实毕竟是如此复杂，即便实施了“拐卖儿童”这样罪大恶极的行为，法律也必须去方方面面衡量其动机、情节与后果，而不能直接以父母的怒火去进行裁判。如果只要将刑法修改为“一律判处死刑”就能够杜绝儿童拐卖，那当然是最省事的做法。可惜的是，公正的实现从来不是那么低的成本就能够“买到”的。

　　换言之，要大力打击拐卖儿童行为，最重要的不是用酷刑来恐吓犯罪分子，而是向公安系统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而要真正破除“人贩子”恐慌，最根本的也不是修改法律条文，而是修正社会观念与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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