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回家，再续过去的爱

《天下无拐 宝贝回家》系列报道之一
核心提示:回家，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个温暖的词。然而，有些人却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编者按    回家，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个温暖的词。然而，有些人却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被人贩子从亲生父母身边夺走，几经磨难，独自面对被改写的人生；而他们的父母，也在撕心裂肺的找寻中心力交瘁。在近一两年的时间里，两部“打拐题材”的电影——《亲爱的》《失孤》陆续上映。在催泪的同时，更引起人们对“拐卖儿童”社会问题的关注和重视。
    “拐”与“被拐”，一方是罪孽深重的魔鬼，另一方是被折断翅膀的天使。人贩子让骨肉分离的悲剧仍在每天发生。随着《刑法修正案(九)》出台，收买被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也将被追究刑事责任，这势必会打击买方市场。或许，这样的悲剧能得到一定的遏制。
    春节将至，阖家团聚，本期的内容，都与“回家”有关，他们的故事从悲伤开始，以幸福结束。
    本期聚焦关键词：回家

曾经的“一场虚惊” 让她陷入沉思

    2016年1月6日，冷空气袭来，北京的雾霾渐渐散去。宝贝回家网站的创始人张宝艳又从吉林通化来到北京。这几年，随着宝贝回家网站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张宝艳也越来越忙。她在电话里婉拒了一家App公司的合作意向。她怕对方商业化太严重，引来社会的质疑。作为一个民间组织的负责人，张宝艳说，他们没有“做错”的机会。她时刻记得自己创办宝贝回家网站的初衷。
    张宝艳回忆，她最初对“被拐”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电视节目里。《红楼梦》里的香菱原是甄士隐的千金小姐，无奈年幼被拐，几经辗转嫁给薛呆子做妾，最后悲惨死去。那时的张宝艳认为，“被拐”的现象，离现实的生活相隔千里。
    1992年，她看到了一篇报告文学——《超越谋杀的罪恶》。内容尽是被拐卖儿童血泪史。也就是在那一年，她体会到了一次孩子“丢失”后的切肤之痛。儿子4岁那年的一天，孩子的姥姥急匆匆地找到了张宝艳，说孩子跟着她排队买东西，一转身，孩子就不见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前看到的报告文学中的情节一股脑儿涌了出来，儿子可能被拐的想法让她顿时觉得天都要塌了。张宝艳慌了，正在工作中的她一下子冲了出去，下楼的时候腿一软竟瘫坐在楼梯上。张宝艳绝望地走在街头无助地寻找，“我甚至都想到了如果找不到，自己怎么去死。”晚上，她在父亲家看到安然无恙的儿子，终于舒了一口气，幸好，儿子只是走散了；幸好，那只是一场虚惊。
    就是这样的切肤之痛，让张宝艳开始关注被拐儿童这个群体。每次她在报纸上看到寻人启事，看到家长找孩子的信息，她都把电话打过去，虽然帮不了什么大忙，但是暖心的安慰也能给对方带来强大的动力。“最起码，让这些家长知道，他们的寻人启事有人在关注。”张宝艳说。自从儿子走散带来的一场虚惊之后，张宝艳发现，在生活的大环境里，不断有丢失孩子的家长在刊登寻人启事，也有人走街串巷去张贴启事。她觉得这种最原始的找孩子的方式无异于大海捞针，漫无目的地寻找，谈何容易。张宝艳说，很多家庭因为孩子离散而支离破碎，有的家长已经寻找了十几年，花光了所有积蓄；很多家长因为思亲心切，精神崩溃，更有甚者患了精神病。
    也是在那一年，张宝艳和丈夫开始创作关于被拐儿童的剧本，他们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群体，关注这个群体。他们去了全国很多地方，搜集被拐儿童的素材。在寻找素材的过程中，她关注到，曾经有个家长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陆陆续续见了一二百名孩子，他们都是被拐或者走失的儿童。然而，其中却没有这个家长要找的人。家长失望而去，留下沉思的张宝艳。她认为，虽然这一二百人之中没有这位家长要找的孩子，但这却是一个巨大的线索和资源，对其他寻亲者来说，非常有用。这样原始的方式并无法做到与其他丢失孩子的家长资源共享。她想，如果能把这些资源收集起来，让所有找孩子的家长和找家的孩子知道就好了。
    于是，她与丈夫创作了名为《路有多长》的剧本。在剧本中，张宝艳和丈夫虚构了一个寻亲网络组织：太阳城寻子联盟。太阳城寻子联盟，寄托着他们美好的理想：寻亲者能够联起手来，你帮我、我帮你，都能找到孩子，找到家。
    张宝艳介绍，这个剧本，也寄托着他们美好的愿望，他们希望把丢失孩子的父母痛不欲生的感受，通过文学作品展现出来，并希望人贩子能够看到这些寻亲者的故事，从而停止拐卖孩子。
    历经十多年的构思，剧本《路有多长》于2003年创作完毕。就在张宝艳夫妇打算把它搬上银幕时，他们却遇到了现实的波折。因为“题材敏感”，接连谈了几家影视公司，最后都不了了之。希望落空，夫妇俩并没有放弃，最终，他们想到，不如就把剧本中的“寻亲网络组织”变成现实吧⋯⋯

建立寻亲网 让丢失的亲情得以延续

    2007年4月30日，宝贝回家网正式开通，2008年1月18日，“宝贝回家”的志愿者组织在吉林省通化市民政局成功注册。网站不仅开通了寻找孩子的信息平台——家寻宝贝，也开通了孩子寻找家的信息平台——宝贝寻家。两个信息渠道相互连通，成功搭建了一个又一个的亲情通道。
    对于宝贝回家网，张宝艳视若自己的孩子。网站的不断壮大，就像孩子在不断成长。有挫折，有迷惘，有后悔，也有欣慰。
    建站之初，总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让张宝艳无所适从，但她一想起与那些寻子的家长接触时，家长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对他们期待的眼神，她就不忍心放弃。即便是现在，网站已经小有名气，张宝艳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初衷，做事也更加谨慎和理智。她从不敢轻易接受带有商业气息的合作，她一定要让网站保持“纯粹”的身份。
    网站建立初期，需要资金，张宝艳夫妇就自掏腰包；需要人员管理，张宝艳就辞去了工作，成为一名全职志愿者。最初让张宝艳迟疑的不仅是在人员、物质上的困难，更多的是来自很多家长对她的“不信任”。一开始，张宝艳为了收集资源，给很多丢失孩子的家长打电话，希望他们能登录宝贝回家网站，将自己孩子的信息录入进去。大多数家长一听说有这样免费寻找孩子的平台开放，都抱着不敢相信的态度。家长听到这样的消息都以为是“骗子”，张宝艳却不厌其烦地一户一户解释，直到他们同意。因为张宝艳知道，每多一个寻找孩子、多一个寻找家人的信息录入到系统中，连接亲情的通道就会多一份打通的希望。
    甚至有一次，他们通知到一位家长，说孩子找到了。家长接到电话时的心情不是喜悦，而是怀疑。最终，这个家长怕遇到骗子，带着警察找到了他们。这件事，令张宝艳哭笑不得，同时，她也在反思，怎样才能让网站得到这些家长的认可。
    有时，她也会遇到个别家长很多年找不到孩子，把仇恨从人贩子身上转移到警察身上，最终把所有情绪发泄在宝贝回家网站。张宝艳经常在各个寻亲的QQ群中，看到很多家长泄愤。对于这样的心情，她宽容、理解。虽然，有些人希望渺茫，但网站从没有放弃过一位寻亲者。
    慢慢地，网站从每天数十人次、数百人次的浏览量，增加到上万人次，高峰时间甚至达到了5万人次。全国各地的寻亲者，需要大量的志愿者来联系、跟进，提供寻亲的专业指导。随着网站影响力越来越大，志愿者也越来越多。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在“宝贝回家”里变成一家人。
    来自重庆的志愿者“蝶恋花”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利用业余时间做网站的志愿者，除了要在网站中比对各种身份信息，还要奔波在路上，为那些寻亲者和寻家者互相打通联系的渠道。她说，她的心态很单纯，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被拐儿童。“虽然我们付出了时间、精力，有时也顾不到家，但我们却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和成就感。每当看到回家的孩子抱着亲生父母喜极而泣的时候，我也跟着哭，可这是幸福的眼泪。”
    目前，宝贝回家网注册登记的志愿者人数达到17万余人，积极参与寻亲活动的活跃成员也有两万多人。他们与腾讯网合作建立的各类QQ群就有一百多个，每个群都有志愿者来维护。
    宝贝回家寻亲网上有多少份寻亲登记，就承载着多少个团圆的梦想。网站专职工作人员会按照不同的寻亲类别对登记信息进行审核、发布，并分派给相应的志愿者。志愿者对寻亲资料进行逐一跟进，根据核实后的内容发布寻人帖子，指导、帮助求助人进行寻亲。
    据张宝艳介绍，由于很多家长及寻亲的孩子都不会上网，所以每个寻亲的孩子及家长在登记了寻亲资料后，网站都指定一个志愿者对他们进行寻亲指导及后期资料跟进，帮助他们长期在网络上对寻亲资料进行分析对比。寻亲的孩子在登记以后，跟进志愿者会从气候、地理环境、家人姓名和成员、动植物、饮食习惯、方言等各方面启发寻亲孩子的记忆，缩小寻亲范围，寻找突破方向。
    为了管理好庞大的志愿者团队，“宝贝回家”以腾讯的超级QQ群为交流平台，除按地区分成各省份志愿者QQ群外，还按寻人工作的需要，分成寻子家长群、寻家孩子群、公安部宝贝回家工作群、公安民警联络群等六十多个工作群，志愿者团队的科学分工与管理，使各项寻亲及救助工作都能有序高效地运行，通过对志愿者工作科学合理的分工，使寻人效率也得到提高。采访当天，张宝艳坐在电脑前不断接收着QQ群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消息。庞大但有序的信息群背后有着无数个等待团圆的身影和为了促成团圆梦想而忙碌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

警民合作 打通打拐绿色通道

    在网站多年的运行当中，张宝艳深深地认识到，仅利用宝贝回家网站一己之力去进行寻家和寻亲，并不能全速铺开、顺利进行，这项事业还需要社会各方的配合，甚至还要通过政策和立法的支持，才能达到一个更加理想的状态。
    在2009年的两会前夕，“宝贝回家”的志愿者看到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演员濮存昕正在签名售书，便找到了当时的工作人员，希望能让濮存昕关注到“宝贝回家”，关注打拐这件事。让张宝艳万万没想到的是，当晚，濮存昕就回复了她。之后，“宝贝回家”通过濮存昕向两会提交了《加大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及强制救助街头流浪乞讨儿童》的建议，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
    2009年3月，“宝贝回家”做了一份详细的被拐儿童现象的调查，通过新华社记者把这个报告以内参的形式递交到国家领导人的手中。这份报告引起了时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的重视，马上批示要严厉打击这种犯罪行为。公安部根据这个批示，在2009年4月9日启动了第五次全国打拐专项行动。至此，宝贝回家网站拉开了与公安部合作的序幕。
    张宝艳清楚地记得在与公安部合作之前，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曾经把电话打到她那里，他肯定了宝贝回家网站，并告诉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提出来。张宝艳放下电话以后，放声大哭。她说，公安部终于开始重视了，我们也终于有了反馈的渠道。
    张宝艳介绍，在与公安部合作以后，公安部多次邀请“宝贝回家”在北京座谈，听取他们对打拐行动的建议。根据他们的建议，公安部修改了以前失踪儿童24小时才立案的相关规定，因为以前公安部门规定，儿童失踪必须在24小时后才立案调查，并且是有证据表明孩子是被拐的才立案，没有证据的只能按走失处理，并不给予立案。而由于现在交通的发达，24小时后，人贩子早就将孩子拐到千里之外了，就算立案了，也丧失了寻找孩子的黄金时间。在“宝贝回家”的提议下，公安部现在要求各地接到报警后马上就立案调查，并迅速启动快速寻找机制。这个办法的实行，使拐卖儿童的发案率大幅度下降，很多拐卖儿童的嫌犯在第一时间内就被抓获。
    2010年起，在“宝贝回家”的多次呼吁下，由公安部牵头联合五部委下发了打击利用未成年人乞讨专项行动的文件，开始了对街头流浪乞讨儿童的救助行动，现在只要发现身份可疑的流浪乞讨儿童就可以带到警方，警方会为这些孩子免费做DNA，核实孩子的真正身份。2010年12月，志愿者配合吉林省公安厅组织了全省范围内的对流浪乞讨儿童进行清理救助活动，开创了全国民间组织与政府职能部门共同救助的先例。通过这次清理救助活动，解救了一名被拐到长春从事犯罪活动的新疆孩子。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宝贝回家”这个爱心活动，让全社会帮助被拐儿童、走失儿童、流浪乞讨儿童，从2007年6月1日起，在网站的号召下，北京、广州、海口、深圳、武汉、杭州、上海、宁波、成都、南京、青岛等各大城市的“宝贝回家”志愿者，纷纷走上街头，与当地警方、民政、义工组织等部门联合进行了“关爱儿童、严惩人贩子、拒绝儿童乞讨”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同时，在帮助寻找孩子的同时，网站还积极与各媒体联络，把家长的寻人信息及网站的成功案例利用电视、报纸等媒体传播出去。
    2014年4月，央视大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开播，“宝贝回家”与节目组合作并负责《等着我》官方网站的运营和管理。张宝艳成为《等着我》栏目的固定点评嘉宾。随着节目的播出，《等着我》已成就了无数团圆的梦想。
    2014年5月，由陶虹、董永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宝贝儿回家》播出，该剧讲述了一个丢失孩子的家庭，为了寻找孩子历尽艰辛，但是从未放弃希望的感人故事。2015年3月，由刘德华、井柏然主演的打拐题材电影《失孤》催泪上映，丢失儿子的雷泽宽开始了长达14年的寻子之路。这两部影视作品的素材都来源于宝贝回家网以及张宝艳夫妇从事爱心公益事业的真实故事。
    而对于张宝艳个人而言，现在平均每天成功找到一例的成绩并不能使她满意。她的愿望，是实现网站登记资料的负增长。

http://www.mzyfz.com/cms/benwangzhuanfang/xinwenzhongxin/zuixinbaodao/html/1040/2016-01-28/content-1175133.html

打拐军师是律师
《天下无拐 宝贝回家》系列报道之四

——张志伟律师助被拐儿童找到回家路

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求助信

    2009年4月28日，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张志伟律师收到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电子求助信，这封邮件的发件人是一名叫茱莉亚的美国母亲。2000年，茱莉亚在中国洛阳孤儿院收养了一名“孤儿”，9个月后一切准备妥当茱莉亚便带着小男孩返回了美国，并为他取名叫克瑞斯汀。9年来，在茱莉亚细心呵护下，克瑞斯汀在美国健康快乐地成长。
    2006年，当克瑞斯汀14岁的时候，他问茱莉亚是否可以寻找他原来的家人。这位善良的美国妈妈不仅没有多加阻拦，反而帮他反复不停寻找。她说：“我觉得我的儿子有权利知道他自己的身世。”
    读完茱莉亚的来信，这位善良的美国母亲对中国儿子所表现出的脉脉温情和真挚母爱，无不令张志伟律师感到动容。
    张志伟是谁？美国妈妈为何向他求助？
    张志伟，除了拥有律师的身份外，他被大家广泛熟知的身份还有全国数万名打拐志愿者中的一员，被《亚洲中心时报》誉为“打拐军师”。不仅参与创建宝贝回家慈善基金会，更为32000余名的拐卖受害人、被拐儿童家长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张志伟决心帮助这位善良伟大的美国妈妈实现梦想。幸而9年前，茱莉亚发现8岁的克瑞斯汀还保有对原来家庭的些许记忆，那时的茱莉亚就考虑到等孩子长大了可能有寻亲的意愿，便特地找了翻译将克瑞斯汀的记忆片段记录下来。
    茱莉亚在邮件中所附的信息大多出自克瑞斯汀刚被收养后6个月内的记忆，被记录下来的信息由于是音译，加大了搜寻难度。按克瑞斯汀儿时的记忆，出生地是董（东）家沟村，自己的名字是景家成，母亲叫邵菊莲，父亲名叫景告宽。
    克瑞斯汀记得他的奶奶曾经照顾过他，他的父母都是农民，他们生活在带有院子的家里。他的家有一个下面有取暖用木质防火炉灶的水泥床，他和奶奶睡在同一张床上。
    在给张志伟写信之前，茱莉亚还找过当年收养克瑞斯汀的孤儿院。茱莉亚注意到在收养记录中，洛阳孤儿院给克瑞斯汀记载的名字是党子杨，但是平时孤儿院里的人都喊他作家成。不只是名字上的错乱，就连孩子进入孤儿院的时间也不明确。孤儿院中关于党子杨的档案材料显示，党子杨于1999年2月27日被遗弃在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中州路一个工业商业楼宇林立的天桥下面，并在发现当日被洛阳市公安局西工分局唐宫路派出所送到洛阳孤儿院。然而，茱莉亚记得当年在孤儿院照顾克瑞斯汀的保姆说，他是1997年或者1998年被送进来的。并且茱莉亚手上还有一张别人在1998年访问孤儿院时给克瑞斯汀的拍照留念。
    将这些记忆碎片摊开，给了张志伟和宝贝回家志愿者很多琐碎、但同时宝贵的信息：他的父亲经常去洛阳卖粮食；他们那儿有牦牛或类似的动物；他们有玉米地和土豆地；他们在一些食物中一定常用到醋，因为克瑞斯汀喜欢在他的食物中放一些醋；他们应该经常吃蒜，因为克瑞斯汀能吃生的大蒜，并且很喜欢；他所生活的村庄没有通信，有一口公用的水井，村庄附近有山；母亲或奶奶会制作面条，并将它们挂起来晾干。
    在8岁克瑞斯汀的印象中他的母亲和他说话不多，但是他的父亲对他很慈爱。他讲述了一个故事：一次，他的父亲开着拖拉机不小心撞倒他，发觉后把他赶紧扶起来，拥在怀里眼中充满泪水。
    克瑞斯汀大约5岁的时候，他的父母把他送到另外一个家庭，新家坐落在附近的县里，他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被送走。他新爸妈家里还有一个比他大的男孩，新的爸爸妈妈都是医生，还开了一个诊所，他印象里新妈妈接生过很多婴儿。虽然新的爸爸妈妈比亲生父母富裕很多，但是对这个家庭克瑞斯汀没有美好的回忆。他试图逃跑，想回到自己亲生父母那儿，有一次，他成功跑出来，后来被人认出带回家。克瑞斯汀最后有关家的记忆是新爸爸带他坐客车，之后就跟大人走散了。
    茱莉亚在后来的来信中讲到一个当年克瑞斯汀初来美国的细节：刚到美国的克瑞斯汀对有关家乡中国的人或事显得比较抵抗。9年前，为了欢迎克瑞斯汀的到来，茱莉亚和丈夫特地用中国元素布置了他的房间。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克瑞斯汀并不喜欢他们的决定，不愿意住进那间屋子。不仅如此，就连茱莉亚所选的亚裔学校，也遭到克瑞斯汀的反抗。在后来的生活中，茱莉亚渐渐走进克瑞斯汀的内心，孩子告诉她，他的爸爸对他不好，经常打他，下手很重，后来还不要他，他恨他，恨原来的生活。

寻根十年 一朝成真

    2009年5月26日，一篇名为《美国母亲为中国儿子万里寻根》的博客日志在短短一个小时内，点击量就达数万。张志伟将美国母亲茱莉亚和中国儿子克瑞斯汀的故事发到网上，热心网友纷纷留言。留言中有对美国母亲的赞叹，有对孩子的同情，有对亲生父母的指责，而更多的则是根据博客日志中的信息，提供寻找的线索、范围和方向。这些生活在不同地方的好心人，给予了张志伟和“宝贝回家”志愿者无限的寻找动力。
    要想在逾13亿人口的国度内找到目标人物无异于大海捞针，张志伟他们想到调动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近万名志愿者，志愿者们决定，先从董（东）家沟着手查询。
    网络搜索和各QQ群反馈的结果显示，山西、陕西、河南、青海等地，均有“董（东）家沟”这一地名，总数达20多个。其中，山西、陕西两省境内，更是有多个“董家沟”或者“东家沟”。
    按照克瑞斯汀的回忆，家乡人喜食醋和生蒜，生火炕，但这些生活习惯，在我国北方大部及中西部省份都较为普遍。孤儿院的负责人还曾告诉过茱莉亚，孩子的口音和河南话很相似，认为孩子来自河南或者山东临沂地区。
    但是河南的志愿者反馈说孩子记忆中“母亲和奶奶把面条挂起来晾干”，在河南地区没有这个习惯。另外，孩子印象中的牦牛也不可能出现在河南。
    就在锁定省份的路径走不通时，有人另辟蹊径。说来也巧，志愿者“广州花都兜妈”在网上输入孩子印象中母亲名字的音译“邵菊莲”，搜索出一位同名人在某期刊上发表过一篇医学方面的文章，文章是两人联合发表，另外一位作者的名字叫景高科。文章所附作者简介中介绍邵菊莲是宁夏固原的一个小县城的医生。名字相近，又是医生，知道消息后的张志伟和志愿者们激动万分。
    “一米阳光”把暂时获得的相关信息发到志愿者群里，广发“英雄帖”，请求宁夏临近志愿者协助调查两位作者的身份。湛江的志愿者“米兰如何”很快有了回应，据查证文章两位作者居住地址完全相同，初步可以确定是对夫妇。也有志愿者证实该县城附近确有一个地方叫董家沟。
    从县城医院要到景高科的电话后，志愿者欢欣雀跃地打过去。意外的是，对方否认自己曾有孩子丢失，随即挂断电话。再打过去，便无人接听。为孩子寻根永不放弃的志愿者，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几经周折，宁夏当地的志愿者和景高科医院的同事取得了联系，侧面了解到景高科早年确实有一个儿子丢失，这一信息让志愿者们信心大增。电话不接，耐心的志愿者就通过不断发送短信，向景高科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在取得信任后，志愿者终于和景高科进行了通话。通过前后比对印证这对夫妻数年前丢失的男孩在年龄、经历、生活环境同克瑞斯汀的记忆很是相似，甚至连孩子身上的胎记也一致，可以大致断定两夫妻就是茱莉亚和克瑞斯汀要找的人。
    景高科、邵菊莲夫妇所在地区地处我国大西北，确有吃醋、蒜、面条的饮食习惯，农村老家还保留有土炕。克瑞斯汀幼时的记忆中自己出生在农村，后被在城镇生活的医生夫妇收养。而实际情况是，他记忆中的医生养父母才是他的亲生父母。原来，克瑞斯汀是景高科、邵菊莲夫妇第二个孩子，由于是超生，克瑞斯汀自出生后便寄养在乡下，一直跟奶奶、叔叔生活。一直到孩子6岁，快上学了，才被接回到县里爸妈身边。在克瑞斯汀印象中，一直把叔叔当作亲生父亲。
    1997年的一天，景高科带着克瑞斯汀坐客车从县城回乡下探望老人，在途中景高科下车买东西，出来后发现客车已开走，自此没了克瑞斯汀的音信。当年的情况大致还原，但人们还有两个不解的疑惑：第一，当年景氏父子乘坐的是宁夏某县开往下面村子的客车，按常理来说，客车的终点也只会是在县内，可是孩子为何被发现在一千多公里外的洛阳？孩子是怎么去的洛阳？第二，克瑞斯汀小时候提到的被爸爸家暴是怎么回事？张志伟同景高科、邵菊莲讨论过这一问题，两人完全否认曾经毒打过孩子。
    有志愿者猜测克瑞斯汀走丢后曾遇到人贩子，并被其拐走，否则孩子不会出现在千里之外的洛阳。而克瑞斯汀口中所说的毒打他的爸爸应该是他年幼时期记忆错乱，错把人贩子说成爸爸。至于孩子最后为何脱离控制，在洛阳街头流浪，这期间肯定还有很多故事，但现在已无从知道。
    丢了孩子后景高科内疚多年，也寻了多年，其间夫妻俩还被人冒名骗过，因此当志愿者打来电话时，景高科才如此反应。
    在给志愿者的信中，景高科写道：“你们的辛勤努力重圆了我家近12年的迷梦。我是一名内科医生，是一个好丈夫、好儿子，但我不是一个好爸爸。因为我没有尽到一个爸爸的责任。母亲、妻子及所有家里人都埋怨我的疏忽大意，（现在）总算看到一丝阳光了。”
    2009年8月28日，在各方帮助之下，茱莉亚带着克瑞斯汀回到中国认亲，克瑞斯汀的亲生父母、二叔、奶奶也被接到了北京见面。8月29日，张志伟和数名“宝贝回家”志愿者在北京长安街某酒店见证了激动人心的团聚时刻。

打拐军师张志伟

    张志伟，男，1977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法学硕士，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心主任。他虽然是一名律师，但更热心公益事业。因为长期参与和支持公安部全国打拐行动，义务为拐卖受害人及家属提供法律咨询两万余次，指导受害人参与诉讼500余件，开展防拐宣传培训100余场，先后受到两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和郭声琨的接见和肯定。
    张志伟在当律师之前曾经是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的法官，做律师后之所以一直关注被拐妇女儿童案还是源于做法官时期的审案经历，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与正义感促使他这些年坚定走上公益事业道路。2008年，张志伟正式成为全国数万名打拐志愿者中的一员，加入了多个“打拐”志愿者组织，帮助走失、被拐、被遗弃儿童寻找亲人。同时帮助因各种原因流浪、乞讨、卖艺儿童回归正常生活，亲自帮助40余个家庭找到失踪多年的孩子，其中部分儿童是从美国、瑞士及荷兰找回。
    2012年，张志伟在公安部、全国妇联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支持下，筹建了中国第一家反拐研究机构——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心并担任主任，中心组织专家学者开展拐卖犯罪研究并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及心理辅导，中心多项研究成果得到公安部、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认可和推广。常年配合国务院妇儿工委、公安部及反拐机构前往全国各地公益开展针对县市长、刑警、志愿者的打拐培训。
    他连续6年在两会期间向全国人大法工委提出加大打击买方市场，建议尽快修改刑法第241条，追究买方刑事责任。目前该条建议已被刑法修正案（九）采纳。
    当记者问到下一步工作重心将放在何处时，张志伟告诉记者，首先他要利用自2015年11月1日起的半年时间观察刑法修改后对拐卖妇女儿童市场的影响，预测追究买方刑事责任后会极大降低犯罪率，可能根本性地扭转买方市场猖獗的形势。其次是他近来关注的追诉时效阻碍追责问题，根据刑法规定犯罪已过法定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再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这一制度在拐卖妇女儿童罪上可能会导致实践中人贩子没法被追诉。刑法的根本目的在于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但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特殊性来看，往往案发是在一二十年以后，破坏的社会关系并未被平复，仍需要刑事程序的启动，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拐卖人口犯罪仍然需要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包括民事赔偿。具体的相关工作，立法推动将会是张志伟律师的下一个目标http://www.mzyfz.com/cms/benwangzhuanfang/xinwenzhongxin/zuixinbaodao/html/1040/2016-01-28/content-1175129.html

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将打拐进行到底！
《天下无拐 宝贝回家》系列报道之三
2016年的元旦小长假与往年并没有什么差别，街上走亲访友的人们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微信朋友圈里人们争相晒着四处旅游的美照……但1月3日发生的一件震惊全国的案件打破了节日的喜悦：安徽省太和县郭庙乡吴腰庄，一名5岁的小女孩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骑着摩托车抢走了！大白天抢小孩？案件迅速在社交网络上发酵，太和公安利用官方微博，文图并茂发布了女孩被抢的消息，公告还同时悬赏10万元追凶。微博消息一出，在网上迅速被广泛转发，一时间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
    欣喜的是，短短56个小时后，这起全国关注的案件即告破，1月6日下午6点，被抢女孩吴怡然安然无恙地回家了。女孩回到家乡后，整个村子沸腾了，有人放起了鞭炮和烟花。围观群众高声呼喊着：“感谢民警！感谢政府！”女孩的母亲更是当即跪倒在地，用农村人最淳朴最崇高的礼节表示感谢。
    打拐名人、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第一时间在微博、微信朋友圈上发布了“打拐通报”：“1月3日，安徽省太和县5岁女童吴怡然被两名骑摩托车男子抢走。公安部副部长李伟批示要求尽快破案，抓紧解救被拐儿童。我受杨东局长指派，赴一线指挥案件侦办工作，经安徽、河北、河南警方昼夜奋战，密切协作，千里奔袭，刚刚抓获犯罪嫌疑人范军、王双军、王俊兰，安全解救被抢儿童吴怡然。”关注陈士渠的人都知道，像这样及时有效的“打拐通报”，覆盖了陈士渠的整个微博。
全面追击：
开通微博打拐，建立打拐DNA信息库

    2010年12月12日，陈士渠在新浪开通了个人实名微博。如今，陈士渠的新浪微博粉丝已超过699万，发布微博近3万条，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失踪儿童家长的留言。微博的频繁互动，为警方的侦破工作收集了大量拐卖犯罪线索，使警方能想尽一切办法让被拐儿童回家。
    陈士渠曾在微博上说过：“对每条拐卖犯罪线索，都会部署核查。”2010年，一位来自贵州的父亲给陈士渠私信留言，这位网名叫“飘云”的年轻父亲，在儿子失踪的3年里，不断地寻找，甚至发动了几百名亲戚和街坊，但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几近绝望的他在陈士渠的微博上留言寻求帮助。让这位父亲意外的是，陈士渠看到这条微博留言后，开始全力督办此案。陈士渠说：“这个案件还成为2010年公安部打拐1号督办案。通过这条微博线索，最终解救出15名被拐儿童，其中就有年轻父亲‘飘云’日夜想念的儿子。与此同时，18名犯罪嫌疑人一并落网。”
    2009年起，公安部建立了全国联网的打拐DNA信息库。通过DNA信息库，警方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比对出丢失孩子的信息，进而进行下一步侦破和抓捕工作。“运用全国打拐DNA信息库比对是使多年前被拐儿童成功找到其亲生父母的捷径。”陈士渠介绍说，“我们从2009年开始就要求，凡是被拐儿童家长都可以联系当地警方要求采血，输到全国打拐DNA信息库里，父母的DNA信息在里面，如果来历不明疑似被拐人员的DNA信息进去之后，能够自动比对，采血费用由公安机关承担。虽然这种情况下不知道人贩子是谁，但是能把孩子找回来，也能实现被拐儿童家长的团圆梦。”2013年6月，公安部向社会公布了《全国“打拐”DNA数据库的使用流程》，目前已经通过这种比对方式找回来了4135名被拐多年的儿童。“我们希望凡是丢了孩子的一定要联系当地警方去采血入库。记得自己幼时被拐的也要采血入库，采血费用都由公安机关承担。”

攻坚克难：
打造打拐工作长效机制

    拐卖犯罪的危害让陈士渠觉得，预防是关键。“拐卖一旦发生，伤害难以避免。拐卖犯罪给被害人及其亲属带来的深重灾难和无尽痛苦是不可估量的。”陈士渠说，“若不从源头抓起，那拐卖犯罪将屡禁不止。”为了了解拐卖犯罪的成因，陈士渠联合20多个省（区市），深入到100多个乡村开展调研。在调研中发现，一方面，在偏远落后的地区，传宗接代、儿女双全、养儿防老等思想滋生了拐卖犯罪的买方市场，进而形成了团伙犯罪和跨区域作案等犯罪事实。另一方面，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尚不健全，部分群众法制观念淡漠、反拐意识不足等沉疴宿疾，在较短的时间内难以根除。
    陈士渠一直在思考如何破除这些旧疾。他主持起草了《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这个计划首次提出“建立集预防、打击、国际合作、救助遣返和康复为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2013年3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了《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这是继《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之后的新《行动计划》。新《行动计划》对之前的被拐儿童没有遭受虐待，不阻挠解救的买方人员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背书”条款进行了修正，态度非常鲜明地提出综合整治和着力打击“买方市场”的行动原则。同时对公安机关侦办拐卖案件的力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机制强化，提出严格落实侦办拐卖儿童案件责任制。案件不破，专案组不得撤销。
    2015年8月30日，刑法修正案（九）发布，最终删去了草案一审稿中“对收买被拐卖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表述，明确收买被拐卖儿童行为不免刑责，一律追究刑事责任。陈士渠认为，它的实施对于打拐来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确立了买方一律入刑的规定，有利于减少收买需求，能够从源头上减少拐卖犯罪的发生。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收买被拐妇女儿童要一律入刑，收买了被拐儿童之后，不阻挠解救，没有进行虐待，可以从轻处罚，言外之意必须定罪，确定了一律入刑的规定，这对打拐工作是重大的利好消息。对于收买的犯罪行为要依法严厉打击，再加上对这些收买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宣传，能够有效遏制收买的需求，减少拐卖犯罪的发生。”

逐步完善：
将打拐进行到底

    2015年9月，民政部开发的“全国打拐解救儿童寻亲公告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公布286名被拐儿童信息。同时，民政部、公安部联合下发了《民政部、公安部关于开展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打拐解救儿童收养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从儿童被送交社会福利机构或者救助保护机构之日起满12个月，公安机关未能查找到儿童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向社会福利机构出具查找不到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证明后，可办理国内送养。这一送养规定，充分考虑了对每一位打拐解救儿童的妥善安置，避免了这类儿童被解救后面临长期失去家庭生活环境的局面，是一大制度性突破。
    陈士渠介绍说，从2009年以来，公安机关一直组织打拐专项行动，这个专项行动目前还在进行中。总的来看，目前国内的拐卖犯罪形势跟前些年相比有根本的好转。大家能够感受到犯罪分子采取盗窃、抢夺等方式拐卖儿童的案件，现在发案很少，破案率很高，贩卖儿童等案件发案也在大幅下降。但仍然有一些困难，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还有一些积案没有破获，比如《失孤》的原型郭刚堂，1997年，他的两岁幼子郭振走失，从此踏上漫漫寻子路。十几年中，为了寻找郭振，他骑摩托车找遍全国除新疆、西藏外的所有省份，行程逾40万公里。19年过去，儿子郭振至今仍未找到。时过境迁，公安机关侦查起来线索很少，困难重重。另一方面是跨国拐卖犯罪。不同国家对拐卖犯罪认定不一致，打击跨国拐卖犯罪一定要由不同国家警方密切合作，这一块还需要继续加大工作力度。
    多年来，陈士渠对媒体说的最多的就是“愿天下无拐”。他说：“拐卖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成因非常复杂，打拐反拐工作需要全民的参与，需要各相关部门的支持。它的难点主要是有些个人缺乏防拐的意识，有些地方缺乏反拐的意识，比如同情买主。所以，我们今后的工作首先是希望全民都要参与，大家首先要提高自己的防拐意识，也要增强反拐意识。其次相关部门要积极地参与到反拐打拐工作中来，公安机关也要继续加大打击力度，这样才可能最终实现天下无拐。可以说，通过这些年的努力，打拐反拐工作总体情况良好，我们已经离天下无拐越来越近了。”http://www.mzyfz.com/cms/benwang ... ontent-11751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