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转帖]中国第一乞丐村真相:“别跪了站起来”标语密布

通往小寨的道路，随处可见刷写在墙壁之上类似“别跪了，站起来”的标语。本报记者 张鹏摄

    被污名化之痛

    ——“中国第一乞丐村”真相调查

    本报记者 张鹏

    5元一瓶的劣质白酒下肚，沙哑地唱起“花儿”，李尕猴的眼睛里才会放出异样的神采。

    29年前一个阴冷的冬天，李尕猴带着7岁的儿子流浪成都街头。李尕猴抱着二胡，反复拉着从电视上学来的几首曲子，儿子则伸出冻红的小手，向行人乞讨。“受过的罪大了，那时候人们只给几分钱，给几毛的都少。”

    李尕猴所在的甘肃省岷县小寨村，因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乞丐村”而闻名全国。

    由媒体拼接的图景里，这个村庄八成至九成的农民像候鸟一样，在贫瘠的乡村和诸如济南、青岛、沈阳、南京等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之间季节性迁徙乞讨，“夏天去北方，冬天下南方”。

    如今，这个另类成名的村庄是否还延续着它不光彩的传统？媒体拼接的图景是否有夸大的成分？不久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实地探访中感受到了小寨村难以承受之重。

    小寨的另类成名

    和村里其他人家相比，李家最大的不同是，供出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但至今，李家仍位列这个村庄最为贫困的家庭目录中。包括世界银行贷款单在内的5张逾期贷款催收的通知单，还躺在他家破旧的柜子里。原因很简单，李尕猴“要得最早，但没要下（去）”。

    如今李家栖身的这间砖木混合结构的房子，宽3米，长七八米，建造于2007年，4000元盖房的钱来自政府的救助。环顾四周，他家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21吋的创维电视机。两把海绵裸露在外的沙发是别人淘汰的，供冬天取暖的炉子也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在炉膛的上面，放置着一个铁制的炉条，煤只在炉条上燃烧。这样做是为了省煤。

    供孩子上学，是李尕猴这辈子自认最正确的一次决策。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儿子李玉平的责问：“我已经10岁了，还不让我上学，啥时候让我上学呢？”儿子对求学的渴望，最终博得了父亲的同情。

    李玉平上大学那年，李尕猴执意要陪儿子到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报到，瞅瞅“大学长啥样”。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远门不是为了乞讨。

    但回家的路上，他又去乞讨了。这次是为了还儿子交学费欠的债，他沿着荆门、襄樊乞讨了一路。他的这种行为很快被听到消息赶到的儿子制止了。

    2005年，这个村庄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在他就读的小寨初中的校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一封信——别跪了，小寨人，站起来》的文章。他还在村里办起了免费的文化补习班，给孩子们讲外面的世界，谈人生的理想。

    这一切来源于他的切身体会。童年短暂的乞讨经历，对李玉平幼小的心灵触动极大，他时常望着城市的高楼大厦梦想：“将来，这里有没有我的份儿？有一天，我也要像城里人一样生活。”这个乡村少年认准，读书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途径。

    “当时乞讨气氛很浓，越来越严重，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李玉平回忆着将“家丑”“捅出去”的初衷。

    正是这个年轻人的举动，引发了又一轮全国媒体对小寨村的报道热潮。检索当时的媒体报道，“乞丐村”、“中国第一乞丐村”这样的字眼开始大量出现在相关报道中。

    这也是一部村庄的另类成名史：从2001年开始，几乎每一年都有远道而来的媒体记者踏访小寨，“记者在小寨扎下了根”，外界对于小寨的关注热度一直未能削减。

    从此，这个寂静的村庄不再平静。各种版本的传闻不同程度上提升了外界对这个村庄的想象力。

    媒体的报道在2009年再次迎来小高峰。这一年，离小寨千里之外的济南市承办大运会大型赛事。一项针对流浪乞丐问题的专项治理由此展开，包括来自岷县的乞丐们被遣返回乡。

    5年过去，回望当时的举动，24岁的李玉平自言“问心无愧”。在他看来，“媒体只要把小寨村提出来，就会受到关注，小寨被改变的时间也就会越来越快”。

    乞讨减少，但因生活所迫行乞的已基本没有了

    2008年腊月，李玉平回乡举行了婚礼。2010年前夕，从遥远的江苏无锡传来儿媳生下孙女的消息，接到电话的李尕猴乐得合不拢嘴，一连喝了4天的酒。

    如今，“当了爷爷”的李尕猴对生活再无更多憧憬：有洋芋吃、有拌汤喝、有烟、有酒就足够了。不过有时候，他也会艳羡那些村里因乞讨富起来的人家，“比我供大学生的美”。

    在以房子为财富象征的乡村，不少外出讨要的小寨农民，把他们的乞讨成果都带回了村子，最早盖起了锃亮的瓦房。

    “村里第一批富起来的人是讨要的人。”这个说法得到了村支书杨金忠的印证。

    “不是生活困难去讨要，而是认为讨要来得容易，背后有利益驱动。”中寨镇民政站站长杨维科说。他曾作为驻村干部长期在小寨工作。

    据他的观察，大致从1999年前后开始，小寨人外出讨要开始从讨要米面、馍馍、解决温饱向讨钱、谋利转变。进入21世纪，一些当地农民将外出讨要视作是“快速致富”的捷径，尽管，这种方法并不“很光彩”。

    拥有财富的优势心理很快会打败人的尊严。一边是贫困的折磨，另一边是乞讨比种地、出卖苦力收入都要高的诱惑。

    一些外出讨要获得财富的农民，对在城市的乞讨经历讳莫如深。他们大多声称是外出务工。

    和村里其他一些人相比，38岁的杨龄（化名）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至少他掌握了一手熟稔的泥瓦活儿。2001年前后，他曾外出打工，但勤勤恳恳的工作并没有让他获得该有的报酬。岁末，黑心的老板卷钱跑了，没有路费回家的杨龄，最终跑到了街头。

    很快，他发现“讨钱比打工容易多了”，而且每天乞讨的收入和他出卖体力的收益相当。

    岷县民政局副局长李康平实地走访小寨村后发现，“一个村庄去乞讨的人，不一定是村里最穷的。基本上因生活所迫行乞的，已基本没有了。”

    “这是一种耻辱。”杨金忠说。面对小寨村贫困的现实，这位村干部坦承“束手无策”，甚至在他的任期内，如何彻底脱掉这顶“不光彩的帽子”，看上去仍遥遥无期。

    但近年来，“乞丐村”的乞丐正在减少，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连长期在当地生活的村干部，都难以掌握村里实际乞讨者的真实数量。据杨维科的粗略统计，即使是讨要现象最为严重的年头，“每一个村庄外出讨要的农民的数量大概在20人左右”。而如今，“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家”。

    可以佐证的是，被外地救助站遣送回乡的岷县籍农民数量同时在减少。杨维科介绍说，以往讨要现象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每年从各地城市救助站遣送回小寨的农民将近五六十人，而近几年已下降至个位数。

    在岷县民政局提供的一份材料中，这样分析小寨被扭曲的现实：“由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贫富差距较大，加之讨要相对打工来钱快、不费力，致使一些群众产生了好逸恶劳思想，走上讨要的道路。久而久之，使个别群众的致富观念发生了扭曲，把外出讨要当成了脱贫致富的一种途径。更有甚者，抓住人们同情弱者的心理，利用妇女孩子行乞讨要。”

 

http://news.china.com/zh_cn/social/1007/20100111/15770438.html

 

乞讨财富神话不存在

    在网上言论中，很多评说小寨人的用语随意而充满调侃。从上海打工归来的小董因此“很受伤”。他在上海第一次上网搜索中知道了家乡的名声。从此，他绝少向外人提起家乡的名字。

    这座被污名化的村庄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烦恼：一些生意人的诚信因此受到异样眼光的质疑，年轻人娶外乡媳妇也被媒人投以不信任的目光……

    尽管小寨村目前仍有外出乞讨现象存在，但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观察，外界对小寨村的报道，多少有夸大的成分。

    媒体关于小寨的报道，不无猎奇的字眼。“乞丐村多见二层小洋楼”、“乞丐村乞丐坐飞机返乡”等真假难辨的细节被无限放大，甚至被制作成网络标题广泛流传。

    在媒体和网络交织的世界中，诸如“好吃懒做”、“不知羞耻”、“假乞丐”的标签贴在了小寨人的身上。

    2004年，有媒体报道来自甘肃岷县的流浪乞讨者，手背上刺有梅花点状刺青，网络盛传乞丐们将在成都召开“丐帮大会”。结果被证实“丐帮梅花印”之说“子虚乌有”。实际上，这仅是流行于当地的一种风俗习惯。

    小寨已经成为了一种“品牌”，经常被冒名顶替：不少来自临近漳县、宕昌等县的行乞者，甚至有外地的乞讨者，被城市的救助站收容后，都声称自己是小寨人。

    李康平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2009年,济南市救助站曾遣返了11个乞讨者到岷县民政局，很快，有6人失踪了。最终被证实是小寨人的仅为5人。

    传言说，当地有人乞讨讨出50多万元的财富神话。甚至有媒体披露，“租孩子”乞讨在当地已成为一种产业……

    在调查中，这个所谓神话的制造者石胜平，向记者否认了这个传闻。他说，自己的财富主要来自集资经营化肥生意。而“租孩子”的现象已在当地消失。被媒体广为报道的“乞讨大户”李文义曾以此为生，现在，他的两个孩子就读于中寨中学，且学习成绩优异。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每当有外人和他谈论起小寨的讨要现象，37岁的年轻生意人石永茂总是愤愤不平。

    5年前，靠敏锐捕捉到的涨价信息，出租车司机石永茂开始大量收购当归。在当归价格完成一轮从每公斤十几元到七八十元的“过山车”式疯长后，他发家致了富，盖起了街道里最漂亮的一幢米黄色建筑，开始经营百货生意。

    他对记者说：“我敢说，这条街道的楼房都是靠勤勤恳恳的劳动盖起来的，没有一家是靠乞讨盖起来的。”

    事实上，小寨的建筑仍以土坯房、砖瓦房为主。记者实地走访的小寨1社、虎龙村、水坪村等几个更为偏远的村庄，少见修建较为新潮的房屋，大多仍是当地多见的土坯房。媒体报道称“多见二层小洋楼”的地方，多集中在小寨2社和3社所在的集市街道两旁。

    另外，记者了解到，随着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当地“中国当归之乡”品牌的日益扩大，不少头脑灵活的农民正依托在中药材产业链上，勤劳致富。

    “山大沟深，民风淳朴，没有‘调皮捣蛋’（当地方言，意为不听话）的。”小寨留给驻村干部杨维科的印象并不坏。

    记者踏访小寨村1社的当天，村里刚刚死了人，恰逢出殡，每家每户要在自家大门口烧麦草，祭奠亡灵。这个山里的村庄，仍然保持着很多地方看不见的古朴风俗。

    “别跪了，站起来”

    小寨村的救赎之路

    本报记者 张鹏

    一条通往小寨的宽约七八米的砂石土路，紧挨着冲刷出川都沟的河流，蜿蜒连绵5公里，随处可见刷写在墙壁之上的蓝色标语：“别跪了，站起来”。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条道路在夏季经常会被泥石流冲断。这使封闭的小寨和外界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

    小寨村农民外出乞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岷县志》中冷峻地叙述道：“1960年，由于连续自然灾害和工作上的失误，发生严重饥馑，形成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

    上世纪80年代初，小寨人尚未解决温饱，村子里出现了最早一批外出讨要的人。背井离乡的初衷，再现实不过，“庄稼不够吃，连青稞面也吃了上顿没下顿”。

    那时，整个小寨村都面临着饥饿的威胁。据村支书杨金忠回忆，小寨那几年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天晒雨打，连年冰雹，庄稼几近绝收”。

    这是小寨村最为艰难的岁月。在快速增长的人口和有限资源的矛盾冲突中，环境承载的压力越来越大。为求生计的村民纷纷砍树、挖野药自救。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小寨的外出讨要现象渐成规模。最为严重的一个村子，“60户村民仅有4户没去讨要”。

    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贫困依然困扰着这个村庄。

    杨金忠将小寨贫穷的原因归结为“人多地少，靠天吃饭”——拥有2514亩土地的小寨村，养活着2624口人，人均占有耕地不足1亩。

    来自官方统计的数据显示：2009年，这个村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980元。而这一年，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已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

    从严格意义上讲，被媒体称为“乞丐村”的小寨，并非指一个村庄。按照行政划分，小寨村下设12个社。2004年，全国撤乡并镇的大幕拉开。这一年年底，小寨乡被合并到中寨镇管辖。

    5年来，来自当地政府的各种倾斜政策向小寨汇聚，试图拯救这个村庄。

    建学校是这条救赎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为防止寒、暑假期间一些家长带领小孩外出行乞，中寨中小学的学生被要求每隔10天必须返校。每个假期，每个学生家长都会收到来自学校的一封信，教育他们告别耻辱。

    56岁的薛合存被列为低保户后，再也没有出去乞讨过。放眼这个“老乞丐”的家，吃的面粉、炕上盖的军被、身上穿的阿迪棉衣，都来自政府的帮扶。在总共524户人家的小寨村，享受低保政策的家庭数量已超过100户。当地政府还为一些特困户提供补助资金，修缮危房。

    长期的造血功能也被提上议事日程。据介绍，目前，小寨村正在实施“整村推进”的扶贫项目，旨在帮助小寨农民发展暖棚养植等致富方式，以增加收入。

    尽管救赎之路仍显漫长，但45岁的虎龙小学校长郎俊文相信，“小寨的乞讨现象仅是暂时的产物，终究有一天会销声匿迹。”

    他自称是一个“负重者”。作为一个教育者，他试图用正确的思想唤醒这些农民的子弟，“勤劳致富是根本，靠自己的双手才能改变命运”。

    等待正名的小寨

    张鹏

    流动是人类基本的命运。不过，小寨人的这种流动总是沉重的。

    在通往岷县的长途班车上，我开始想象小寨村的模样：封闭的、人迹罕至的、孤独的、绝望的、挣扎的。

    刚到小寨那个下午，我多多少少有点失望：呈现在我眼前的小寨，和西部的大多数村庄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他甚至有点诗意与热闹：一条小溪静静地流过村庄，妇女们在小溪旁洗衣聊天，两幢现代化的教学楼里传来琅琅读书声。

    但走进他们的生活，观察他们的言行，你就会发现，诗意与热闹都是表象，掩盖不了它的贫困与忧伤。

    哲人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在小寨，我一直努力地在寻找促使这种流动的合理性。答案或许很简单，严重的地域差距、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制造了流动所需的不平衡。

    当这种行为被大多数人效仿并上升到文化层面，就会表现出极大的惯性。小寨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既满腹委屈，又无可奈何；既民风淳朴，又道德崩溃、秩序失范。

    而外界的过分关注，让小寨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表面上，那些刻板成见的媒体印象并没有影响到小寨的节奏，但被污名化下的村庄，其实“很受伤”。

    不得不说，是一些媒体不够全面的报道推进了小寨村污名化的过程。当媒体将道德大棒砸向他们眼中所谓“丑”的东西时，事实上，偏见已经形成。

    从某种意义上讲，小寨村很像曾经被妖魔化的河南。污名化的过程很容易完成，而为其正名的过程却相当漫长。任何一个理性的记录者，应该理性地看到小寨的变化和当地政府做出的努力，面对卑微的生命，理当心存悲悯，而不是以猎奇者的优势心理去摧毁这个乡村的秩序。

    在虎龙村陪我采访的村支书包来忠，再次打算向上级打辞职报告。妻子肾结石手术，先后花掉了3万多元，致使他欠下一屁股债。乡里去年特事特办，将他家列为低保户，每月领50元的补助。但这不能解决长远的问题。对于这个45岁的男人来说，打工是他唯一能还上贷款的方式。他打算年后外出打工。

    握别时，我拥抱了这个男人。

    离开小寨时，我花一根烟，请一个骑摩托车过路的年轻小伙儿载我出了川都口。他问我：“你感觉我们这怎么样？”

    不等我回答，他说：“地方不好，人穷得很。待着还成。”

    我默然。冷风嗖嗖地从我脸上像刀子一样刷过……

 

 

http://news.china.com/zh_cn/social/1007/20100111/15770438_1.html

 

甘肃省岷县小寨村，因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乞丐村”而闻名全国。由媒体拼接的图景里，这个村庄八成至九成的农民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之间季节性迁徙乞讨。如今为了正名，村里“别跪了，站起来”的标语随处可见。(2010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
　　
　　 去年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已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但这个村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仅1980元。在之前，村民的人均纯收入就更低。报道说，上世纪80年代初，整个小寨村都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庄稼不够吃，连青稞面也吃了上顿没下顿”。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小寨的外出讨要现象渐成规模，“60户村民仅有4户没去讨要”。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贫困依然困扰着这个村庄。
　　
　　 毕竟“中国第一乞丐村”不是“中国富裕第一村”，没有光彩和荣耀，只有耻辱与辛酸，他们很想正名，因为这样这座被污名化的村庄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烦恼，“中国第一乞丐村”的称呼不仅让他们感到了尴尬，而且带来了许多困境，小伙子在外找对象，人家一听是小寨的，投来的是不信任的眼光；做生意，只要说到小寨的，人家是异样眼光的打量着……臭名容易正名难，我不知道小寨村拿什么来为自己正名？这决不是刷几条“别跪了，站起来”的标语就能解决问的。这种诗意的热闹只是表象，但依然掩盖不了它的贫困与忧伤。
　　
　　 中国有句古话叫“人穷志短”，当一个人面临着贫困，贫困得连填饱肚子也成问题，甚至饥饿威胁着自己的生命，就不可能有尊严。站起来，不再跪下，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其实富人在饥饿威胁着自己的生命时，也同样是没有尊严的。曾经看过一部电影，一个大款生活惯了养尊处优的环境，吃多了山珍海味，想做一回“受苦梦”，于是和一家旅游公司签订“受苦梦”的合同，这家公司把大款丢到一个交通不便的偏远穷山村，让他真正受了一趟苦，这趟苦让他彻底地没有了大款的尊严：偷吃完了村民的鸡，连老鼠也不放过。
　　
　　 电影情节是虚构的，但却是现实的真实反映。如果小寨的村民不用愁吃愁穿，有谁原因去吃讨？当然也不排除吃讨想致富的人，但这种人应该是少数人。有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村里有一个叫杨龄人，有一手熟稔的泥瓦活儿。2001年前后，他曾外出打工，但勤勤恳恳的工作并没有让他获得该有的报酬。岁末，黑心的老板卷钱跑了，没有路费回家的杨龄，最终跑到了街头。很快，他发现“讨钱比打工容易多了”。试问，假如他能拿到应有的报酬，他会走上吃讨路吗？有人说，拥有财富的优势心理会打败人的尊严，不可否定，乞讨比种地、出卖苦力收入要高会有诱惑力，但如果他们能勤劳致富，乞讨就不再会有诱惑力。从没有村民承认自己建的新房是乞讨来看，就足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乞讨毕竟不是很光彩的。
　　
　　 如今城市的变化是日新月异，但一些偏远山区的乡村变化可用“依然如故”来形容。如果国家的投资仍是关注城市，而不倾斜于这些贫困乡村，大量投入到民生上，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要他们不去吃讨就难。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小寨乞讨的根源是什么？其实答案很简单，严重的地域差距、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制造了流动所需的不平衡。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就形成了巨大剪刀差。其实这种剪刀差都在堆积城市的繁华，让城里富有，让乡村贫穷。上个世纪农民不仅要交农业税、各种提留，每年还要做义务工，政府建办公大楼，城里修路建大桥等公共实施，农民却要自带干粮无偿地干那些繁重的体力活。同是中国人，农民和城市人却同命不同价，同工却不同酬。一方面是掠夺农民的利益，另一方又不让农民获得福利。农民缺失社会保障，而读不起书，看不起病，这“两座大山”已使多少农民受穷？
　　
　　 按理，13亿中国人有9亿农民，投入应注重于这个最大的群体，但事实并非如此。无庸置疑，这几年国家增加了对农村的投入，许多农村的面貌有所改观，但与城市的投入仍然差距很大，去年国家财政预算支出是7.6万亿元，试问有多少是用在农村和农民？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投资4万亿，150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占了最大的份额，而民生工程只占基础设施建设款项的四分之一多点。如果把这个数字对换一下，把15000亿元用于民生工程，解决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实行12年义务教育，不再治不起病，读不起书，让农民有钱投入到农业生产上，勤劳能致富，他们还愿意去吃讨吗？
　　
　　 由此可见，要让小寨人站起来，不再下跪；要让全国的农民兄弟有尊严，体面地生活着；国家就要彻底地拆除那堵不公平的“体制之墙”，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如今，我国已是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应是反哺他们的时候了。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ews/1/1558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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