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拐与寻亲：最大的难题 在信息收集

2015年7月12日，中央1套公益寻人《等着我》节目组播出《失孤》原型郭刚堂的寻子故事，郭刚堂在寻子路上看到寻人信息就记录下来，制作成条幅，18年来，郭刚堂未找到郭振，却帮十余个家庭找回孩子。（东方IC/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6月15日《南方周末》）

随着2016年全国救助寻亲网的上线，打拐、寻亲信息平台化建设迈了一步，与此前的全国打拐解救儿童寻亲公告平台相比，全国救助寻亲网上不仅有成功解救的儿童，还有各地民政部门救助管理机构救助的其他流浪、乞讨，无家可归的各年龄段人群，加上此前已经运行了十年的“宝贝回家”网站等民间寻亲信息平台，借助互联网，一张从网络、线下志愿服务到公安、民政的信息网络正在铺开，电视寻人栏目《等着我》的开播，让打拐和寻亲时常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这比二十年前，只能通过在电线杆上贴寻人告示，一有线索就坐火车全国跑，要方便了不少。但不得不说，即便现在，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迷失的家，找到失踪的亲人，仍然异常艰难。

当前行政力量推动比较有力的，主要是新破获的拐卖儿童案件中的寻亲，但更受人们关注的，其实还是年久日长的寻亲。就目前的寻人思路而言，通过血样，进行DNA比对是最有效的方式，技术也较成熟，99.99%以上可以确认血缘关系，一些刑事案件在确认身份时亦常用此方式，但这种比对要建立在数据库比较丰富的基础上，如果寻亲者与被寻亲者有一方的DNA信息缺失，比对即无法完成。现实生活中，泛化地进行大样本量的血液采集显然不现实，只能利用涉刑事案件相关留存血样，以及有寻亲诉求者专门采集的血样。这就将问题的焦点转到了寻亲线索的初步锁定上。

当前的寻亲网站、寻亲节目，包括一些媒体的寻亲报道，主要也是在线索信息的碰撞上下功夫，这有很多局限。

比如，年幼当事人受时间影响，相关记忆模糊导致信息失真；文字表达的多样化可能导致相同语义的差异化解读；描述信息格式的不统一，导致重要信息的缺失以及比对困难，等等。

更糟的是，拐卖、寻亲等信息没有任何披露，只留存在当事人的大脑里，很难借助社会化的方式寻找到亲人。

一些人对养男孩传宗接代的痴迷，使得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时有发生。在这类案例中，家长和长大后的孩子，可能有强烈的寻亲诉求。这类信息容易搜集。一些被拐后生活幸福的孩子可能不会寻亲，其他有犯罪行为的买卖者最清楚真相，但通常会想尽办法隐藏相关信息。

一些意外情况（如未发现尸体）、家庭关系不和、精神类疾病等导致的出走或失踪，这类情况情形比较多，涉及亲子关系、突发事件或不可抗力等，信息不大好收集。

总之，拐卖信息和寻人信息的出现非常重要，想方设法拓展信息源，就是能做的第一步。通过发动网友的力量，大量收集发布疑似被拐儿童的照片，形成网络热点，寄希望于被拐儿童父母等能够识别，曾是一种尝试。

该尝试留下两个启示：一是能否建立一个关于拐卖、寻亲的统一的信息平台，再是如何发动具有时效性的、广泛的公民参与，尤其是重要知情人的参与。相关知情人的信息供给十分关键。茫茫人海寻人虽不易，但朗朗乾坤，一个人总会有某种社会关系。除了传播相关法律知识、寻亲者情绪状态等，还可以通过相对隐匿身份等方式，收集知情人信息，不仅依靠国家力量挖掘信息存量，也要善于运用社会化媒体和公众的力量，挖掘信息的增量。人脸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已被用于处理图片寻人线索，社交软件已被用于发布寻人线索，对社会化的线索进行整合，完全可以。

即使信息收集不容易，也还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比如，可以充分整合现有的打拐、寻亲信息平台，将寻亲者、救助站以及其他相关知情人等信息源进行有机汇总，提升平台的用户量，或授权特定的社交媒体进行开源获取，并建立起具有相对统一格式的信息模块，或加上贴标签等功能，同时为使用机器进行大数据内容分析做准备，这在技术上并不难。

（作者系传播学硕士）http://www.infzm.com/content/125276

其实要通过宣传和鼓励自己对自己生世有疑问的自己主动去公安局做一个DNA，入DNA比对库，能够找到亲生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