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被拐24年:坐了几天绿皮车 不知被转手多少次

（原标题：被拐24年自述：坐了几天绿皮车，下车后不知被转手了多少次）

吴玉龙与亲生父母的合影。本文图片均来自北青深一度

吴玉龙每天早上7点起床，搭公车去化工公司上班，他已经在这工作五年多了。到了晚上或周末，吴玉龙会和几个要好的同事喝酒聚餐，或是打羽毛球。他还在准备执业资格考试，希望自己的职业生涯能有更好的发展。

吴玉龙的生活平静且规律，他很满意现在的日子。只有一件事一直困扰着他，他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吴玉龙在小时候被拐卖到福建，他一度觉得，不会再有亲人来寻找自己了。

失踪的孩子

“玉龙不见了。”

1993年4月的一天下午，四川省古蔺县石硪乡黄英村（后更名为皇华镇大坝村），农民吴世禄正弯着腰，在田里插秧。田埂上一声吆喝传来，“老吴，家里来客人咯。”他放下锄具，赶到家中一看，是儿子养父陈加强的五弟。

“你儿子不见了，走丢了，可能是被人贩子拐走了。”说这话时，陈家五弟翘着二郎腿，手里杵着一根长长的打狗棍。

“啥时候丢的？”

“昨天，不对，前天，哦，也不对，好像一个礼拜了吧。”

吴世禄的妻子站在旁边，当场就急了：“人都丢了，你还楞着干嘛？快去找人啊！”但陈家五弟两眼望着天花板，“已经出省了，别找了，没用的。”

吴家与陈家“结缘”，要从一段送养的往事说起。

1989年，随着“哇”的一声，吴玉龙降生了，对于已经有八个孩子的吴家来说，新生意味着灾难。在那个“超生”被严厉打击的年代，吴家的“老八”出生时被罚款了1700元。

看着儿子水嫩水嫩的皮肤，吴世禄觉得可爱极了，但家里只种了三亩地，穿衣吃饭都成问题，几个孩子的上学钱都是亲戚帮衬的。拿不出钱来交罚款，他只能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通过中间人把吴玉龙送养给陈加强一家。

陈加强一家住在石硪街上，妻子是镇上仅有的两名医生之一，长女两岁时病逝，二女儿刚五个月大，体弱多病，需要个儿子来冲喜。除了这些，吴世禄夫妇对陈家的了解并不多。送养时，两个家庭甚至没有立下字据。靠种地为生的吴世禄夫妇只有一个简单而朴素的心愿：“希望这家人把儿子抚养成人就行。”

吴玉龙是在出生第40天送养到陈家的。不久，养父母给他改了姓，叫陈玉龙。虽然无法见证儿子的成长，但吴世禄有时上街赶集经过陈家，他会看到儿子在屋前玩泥巴，吴世禄也不打扰，隔着马路，偷偷看两眼就走。田里的稻谷熟了，他也背上三四百斤送到陈家，这些大米基本能够满足陈家五口一年的口粮。

1990年，陈家生了个儿子，从那以后，养父陈加强的脾气大增，经常将气撒在吴玉龙身上。“有一次，他打了玉龙一棍子，还当着外人的面说玉龙不是他儿子。”养母李义芳在给吴玉龙的四姐吴丽萍的短信中写道。

后来，李义芳也将吴玉龙的失踪“归罪”到了丈夫陈加强身上，她回忆称，事前就有人贩子联系过陈加强，劝说他将吴玉龙交给他卖到广东，并承诺事成后给予2000元。

对此，养母李义芳强烈反对过，“你把人卖了，怎么向吴家交代？”但反对也无济于事，换来的是丈夫的一阵毒打。

吴玉龙被拐的半年前，陈加强专程去吴家踩点。“大姐嫁在哪里？二姐在啥单位上班？三姐多久回一趟家······”当年，吴世禄的四女儿吴丽萍才15岁，她清晰记得，从不来登门的陈加强那一次将她们的家务事打听了个遍。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有猫腻，我们好吃好喝伺候着他，我爸妈把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吴丽萍回忆说。

这场拐卖终究还是发生了。

在吴玉龙的记忆里，1993年，养父说要带他去一个叔叔家玩，但出门后，养父却背着他走了几天的山路，然后将他交给两个中年男子，自那以后，吴玉龙再没有见过陈家养父。

在四川古蔺县公安局做笔录时，吴玉龙说：“交给这两个中年男子后，我还坐了几天绿皮火车，因车厢拥挤，我躲在座椅下面。下火车后，不知被转手了多少次，才来到一个院子里。在那里，聚集着许多和我一般大小的孩子，有的光着头，有的扎着鞭子，有的嚎啕大哭，后来又被几个男子锁在院子里，不让出去，吃饭由一位老奶奶端进去。”

吴玉龙在四川的故乡。

“拐卖江湖”

在吴玉龙被拐卖的1993年，失踪人口的信息通报机制还未见雏形，警方的天眼监控不像今天这样遍布大街小巷，DNA亲缘鉴定技术的权限也没有下放到区县级。寻亲，更像是吴家单独的旅程，漫长，不知终点。

儿子被拐后，生父吴世禄在石硪乡治安室报了案，值班民警在登记簿上记录了吴玉龙的基本信息，并让吴世禄回家等消息，“有情况我们会通知你。”

四月的四川盆地，油菜花开得漫山遍野，古蔺县位于盆地南缘，时值农忙，人们正忙着收油菜、割小麦，失去儿子的吴世禄却跟丢了魂似的，一天也待不住。

一周后，治安室还是没有消息，吴世禄又找到石宝镇派出所，经过一番软磨硬泡后，对方才答应给他开一张证明信。他没出过远门，寻子心切，证明信更像是他的通行证。“带上它，不管到了哪里，沿线的派出所都会配合你。”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说。

踏上寻亲之旅，吴世禄兜里揣了三四百块钱，李义芳给他指了几个拐卖人口集中的地点。出发后，他时常守在通往贵阳的公路上，客运大巴的鸣笛声响起，他远远地挥手，示意要上车找儿子，逢人就掏出吴玉龙的照片问：“看到这个小孩了吗？他穿着·······”

那段时间，为了省钱，吴世禄每天要步行50多公里，中午吃几个包子，当地人看他不容易，晚上便留他过夜。两个多月下来，手上的钱花完了，依然没有儿子的踪影。

四个月后，吴世禄年仅15岁的女儿吴丽萍决定退学。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她接过了寻找弟弟的重任。

贵阳是西南五省市的交通枢纽，许多古蔺县人出省都要从贵阳中转，吴丽萍选择到贵阳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餐馆打工，每月50块钱工资，这份工作让她有机会深入“拐卖江湖”。

在招呼客人、收拾碗筷时，她默默观察客人，偶尔也与客人搭话。时间长了，她发现，人贩子多为一男一女，为了交手方便，他们常常假扮成夫妻，对外的口径也很统一：“这是我们的亲生孩子，但计划生育太严，不敢带回家，是在外面偷生的，想找个人家送，给点路费就行。”

与这些人混熟之后，他们也吐露出一些“道”上的事，吴丽萍一连打听了30多个线人，但大多数一听她要找丢失的弟弟，大都含糊其辞或冷眼相待。

吴丽萍还专程跑到潮汕地区的人口拐卖窝点实地暗访，路遇一些操着古蔺口音的老乡，她就掏出弟弟的照片，让对方识别辨认和提供线索，并请求当地派出所帮助。

从1994年到2011年间，吴丽萍将搜寻范围从贵阳扩展到浙江、福建、江苏、上海、安徽、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市，十几个春节都在异乡度过。通常的情况是，在一个地方干几个月后，攒下几千块钱就辞职，一大部分工资都花在了寻找弟弟的路费上。在餐厅端过盘子，也在流水线上做过裁缝，还开过出租车。“出租车司机这活儿比较自由，有了钱就去找弟弟，回来再继续上班”，吴丽萍说。

2010年，公安部的“打拐”数据库建立起来，吴世禄坚信，“找到儿子有希望。”他像上了发条，每隔十天半月，就拿着资料跑到古蔺县公安局，询问办案进展，但始终没能有更大的进展。

吴丽萍也紧紧盯着案子，手上一有对破案有帮助的线索和证据，就向警方提供。很长一段时间，在古蔺县公安局每日进出登记名单上，她的名字占了一页多纸。

吴世禄的老伴儿年龄大了，没有力气再折腾下去，但每次看到电视里的打拐新闻，就偷偷躲在角落里抹眼泪，“我的儿在哪里啊？”

吴家多年寻子攒下的火车票。

被改变的人生

那场拐卖，也改变了吴玉龙的人生。

1993年，吴玉龙被一对男女带到了福建一户人家，因为走了几天山路，进屋后吃了些东西，他就睡去了。这一住，就是25年。他后来才知道，这户人家因为一直没有儿子，所以托人把他买了来。

吴玉龙记得，到福建的头两年，晚上不止一次梦到以前的家庭。梦境中，养母一袭短发，圆脸，白大褂，爱磕瓜子，但画面转向养父，却是一副凶神恶熬的模样：饭桌上，摔完筷子就打人，动不动就发脾气，整得屋子不得安宁。

来到福建后，他5岁以前的记忆被不断割裂。福建的养父母为他改了名，“吴玉龙”、“陈玉龙”成为无法追踪的符号。在这个只有10户人家、50口人的闽西村庄，没人提及他的过往，就连养父母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只是当他调皮、到处乱蹿时，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奶奶们会开一句玩笑：“你这个野孩子。”

养父母把他像亲生孩子一样对待，即便后来妹妹出生，他们花在吴玉龙身上的爱也一点没少。

一到农忙时节，挨家挨户的小孩都会被父母叫到田间帮忙干活，但吴玉龙从来没有下过地。他的玩具也比同龄小孩多，电动火车、手枪玩坏了，他就甩在一边，见状后的养父也不生气，而是骑着摩托车，带他到镇上再买一个新的回来。

9岁以后，吴玉龙去离家5公里外的寄宿学校念书，养父隔几天就会给他做一次肉食，然后送到学校，等着他下课过来吃。在他童年的记忆里，养父母没对他没提出过苛刻要求，但对教育问题从不含糊，老师当天布置的作业不写完，说什么也不让吃饭。

几年的勤奋与努力下来，他考上了福州大学的化工专业。作为福建省仅有的两所211大学之一，福州大学是许多村里娃遥不可及的梦想，他所在的村庄，每年能考上高中的孩子才两个左右，更多人在镇上念完初中就辍学了。

大学毕业后，他留在福州，在一家大型化工企业做助理工程师，在这家公司干了五年，他的月薪涨到七千多元。他说：“今后还会有上升空间，现在最大的目标是拿到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今年年初，吴玉龙结婚了。婚礼那天，养父母为他们前后张罗着，摆了10余桌酒席。一片鞭炮锣鼓声中，他觉得，这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24年回家路

2011年，吴丽萍在电视上看到许多被拐儿童通过宝贝回家平台找到了自己的亲身父母，她心动，想试试。

没有智能手机，她找了间网吧，搜索宝贝回家网站，登记并上传了弟弟吴玉龙的个人资料。志愿者通宵三天，帮吴丽萍把手上零碎的资料一点点拼接起来，还教他如何到户籍所在地采集父母的DNA样本。

2012年1月31日，四川古蔺县公安局采集了吴玉龙亲身父母吴世禄夫妇的DNA样本，然后将数据录入全国联网的打拐DNA数据库。有了这个数据库，只要将所有丢失孩子的父母血样以及找回来的失踪儿童的血样采集到，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准确查找。

2017年，福建泉州警方接到贵州一位夫妇举报，对方称1992年在泉州打工时，自己的孩子被偷，可能被拐卖到福建龙岩的一个村落。接到线索后，警方出动将辖区内的村庄搜了个遍，发现三个可疑目标，于是将三个人的DNA数据与这对贵州夫妇进行比对，但无一吻合。最终，泉州警方将这三例DNA数据录入打拐DNA数据库。

打拐办工作人员发现，有一例数据与此前吴世禄夫妇的DNA匹配度达到60%，他们联系了四川古蔺县公安局，随后，吴世禄夫妇再次做了DNA亲缘对比采样。这一次，三个人的基因匹配度高达99.9%。可以证实，吴玉龙就是吴世禄夫妇的亲生儿子。

拿到DNA检验报告那天，吴世禄和老伴儿接到女儿吴丽萍从2000公里外的北京打来电话，握着听筒，二老哭红了眼圈。

几个月后，吴丽萍和吴玉龙参加一档电视节目的录制，这是姐弟俩时隔24年之后再次相见。吴丽萍说，她只是在弟弟出生后抱过他几次，想弟弟时，就掏出照片看两眼，“不管走到哪里，亲情永远都在，我是他姐，我有责任守护他，这也是我坚持这么多年的唯一动力。”

那天，吴玉龙披了件黑色夹克，下身是牛仔裤，踩着运动鞋走上舞台，在聚光灯下，姐弟俩紧紧地拥在一起。10几分钟里，除了惊喜，吴玉龙更多的是紧张，他用力握紧拳头，手心捏出了汗。

2018年元旦，吴玉龙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吴世禄夫妇早早在车站等他，父亲拉着他的手，一个劲儿说，“回来了好，回来好啊。”母亲站在一旁，嘴一张，眼泪就往下簌簌地落。他们一口一句四川话，吴玉龙听不懂，大姐在旁边当翻译。

相处的3天，吴世禄夫妇用一桌桌四川菜弥补着对儿子的爱，怕味道辣儿子吃不惯，他们尽量做出清淡的味道。吃完饭，他们带儿子回了老屋，稀稀落落的几户人家散落在山脚下，一堆堆杂草在屋檐下野蛮生长。

吴玉龙陶出手机，拍着照片。他说，“20几年了，终于回了家。”

吴玉龙姐姐讲述多年寻亲经历。

抹不去的痛

而今，吴玉龙找到了家，而更多被拐孩子的寻找，以及人贩子的抓捕工作，或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上世纪90年代前后，对于吴玉龙的家乡，四川省古蔺县金星乡（作者注：后更名为皇华镇）来说，是一个贩卖人口猖獗的年份。金星乡与贵州接壤，苗、汉两族人杂居于此，在过去，如果去趟县城，每次要花20多小时往返，这个边陲小村乃至整个古蔺县都是全国拐卖妇女儿童的重灾区。据媒体报道，仅2000年1月至4月，古蔺全县就有98名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嫌疑人被抓。

2018年5月，武汉大学王真课题组发表在Nature Sustainability的论文（译为《中国非法收养的儿童拐卖网络》）揭开了儿童贩卖的复杂路径。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四川是全国最大的儿童净贩出地，福建等8个省份买入的儿童人数占全国的52.9%。另外，研究表明：许多人贩子都会从北京、上海、广州、泉州、重庆、成都经过。

曾经沿着人贩子常熟路线寻找弟弟的吴丽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份拐卖儿童案件的材料，其中几张孩子的“价格单”让她触目惊心，这些孩子就像商品一样，写上性别、价格，然后被送往不同的地方。有的小孩甚至可以卖到八万到十万块。

“被拐孩子在最终到达收养家庭前，会经过层层转手。通常来说，长得越好看的越贵；年纪越小的越好卖，最好几个月大，一岁多点，刚刚断奶的”。吴丽萍在实地寻找中总结出门道。

这些年，为了寻找弟弟，吴丽萍还成为了“宝贝回家”的志愿者，朋友圈和微博上转发着大量的打拐新闻和寻亲故事。她接触了很多已经长大成人的被拐儿童，有一次她问：“你们想家吗？”

他们都睁大眼睛，点点头，望着吴丽萍说，“想。”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找呢？”吴丽萍接着问。

“我们没有渠道，要是被养父母发现了，会影响家庭和睦的。”说完，他们就一溜烟儿跑开了。

吴玉龙是其中的“幸运儿”，被拐后，不仅得到养父母的呵护，还最终找到了亲生父母。但拐卖一词仍会跟随他一辈子，现年29岁的他还不敢将实情告诉妻子，每次电视上播放类似“我省又破获一起人口拐卖案”的新闻时，他就会立马调台。

这是他内心深处抹不去的痛。

2018年3月，吴丽萍回到老家，可当年石硪街上收养弟弟的养父陈加强已经改名换姓，并且不知去向了。吴丽萍说，警方告诉她，会加紧破案，追究人贩子的责任。

“这些都是我一路上打听到的线索和证明，我会把它都装裱起来，直到结案。”吴丽萍小心翼翼地托着厚厚的一摞材料，她一张张翻开，然后又按顺序叠起、装进档案袋。

她的手微抖，让人感觉那摞材料很重。

http://news.163.com/18/0913/13/DRJB4NBJ000187V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