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面孔：被拐孩子刘洋和三个家庭

12月21日晚上7时32分，刘洋坐上汽车去邯郸火车站，他将回到阔别14年的湖南长沙。


12月21日下午，邯郸董家，刘洋见到亲生父母，掩面流泪。


12月22日中午，刘洋到达中南大学的爷爷家中。他14年前喜欢的那张画还留在墙上，今天再次看到，他潸然泪下。


12月22日中午，刘洋的爷爷奶奶在饭馆里叫了三桌团圆饭，为孙子接风。

这样的场景，曾无数次出现在他的梦境，反复纠缠：在火车轰鸣声中，他被几个人从一个有草坪、有池塘的地方，带到了河北农村。
　　他慢慢知道，这不只是梦境。但是，他不愿意寻求真相。因为，生活过得并不糟糕。
　　14年后，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异常纠结的问题：我是谁？是刘洋，还是董山根？我的根在哪里？是岳麓山下，还是邯郸农村？在这场可能即将发生的“夺子大战”中，我将如何抉择？
　　他是一个14年前被拐卖的孩子。
　　12月26日晚，养母赵金芬踏上了从长沙回邯郸的火车。
　　他，没有同去。

[背景]
　　 1990年至今，中国已开展5次大规模打拐专项行动。第五次专项行动开始于2009年4月，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今年11月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披露，全国已破获拐卖儿童案4595起、拐卖妇女案6574起，刑事拘留拐卖犯罪嫌疑人17486人，解救被拐卖儿童6785人、妇女11839人。
　　 新华社报道，今年7月，在第二届国家级儿童和青年反对拐卖论坛上，公安部打拐办相关负责人孟庆甜说，受多种消极因素的综合影响，拐卖儿童、妇女的犯罪活动没有得到根本遏制，近年来在不少地方又沉渣泛起，迅速发展蔓延，危害日益严重，呈现出犯罪组织职业化、集团化，犯罪手段暴力化、多样化，被拐对象低龄化、多元化，拐卖去向复杂化、国际化等特点，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他。
　　如果不是家庭现在出现了重大变故，他甚至打算再过两年就结婚：“想要媳妇帮娘卖布。她太辛苦了。”
　　这是河北邯郸市鸡泽县小寨镇。
　　董孝全的娘，特别想要个孙子，可是，一连三个，添的都是孙女。
　　她着急了，找了“门路”，花了1500元，偷偷将一个3岁小男孩抱回家——这是1997年2月的事，正值隆冬，小男孩身上，仍穿着母亲织的毛衣，别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会怯怯地说“我叫青青”。
　　“孙子”虽然有了，但是，董家奶奶知道，儿子媳妇生性老实，可能不敢接受这个来路不正的孩子。于是，她瞒住他们，独自抚养孩子半年——由于早已分家居住，儿子媳妇一直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孩子。
　　半年时间，董家奶奶除了照顾孩子衣食住行，还有一个重大“责任”，教孩子说话，教孩子说自己的“名字”——董山根。
　　“启蒙”完成后，孩子被交到董孝全手中。
　　突然多了个孩子，村里人议论纷纷，有人看到董山根和三姐董晓丹长得像，还以为他们是双胞胎，还以为董家为了躲计划生育，偷偷将山根藏了几年。
　　自己有了“儿子”？一直在外地打工的赵金芬也很疑惑。她想弄清楚孩子的来历，几次问婆婆，婆婆总是很生气：你只管带好就是。
　　“我一直以为是别人家不要的孩子。早知道是拐来的，我一定不会要。”赵金芬说，这样对别人不好，对孩子也不好。
　　上了小学，董山根是父母最头疼的淘气包。“喜欢打架，比他大的同学都怕他。”赵金芬说，孩子还迷上了电玩，经常逃课去游戏室玩“格斗”，忘记吃饭。
　　孩子虽然名叫“山根”——董家奶奶希望他像树一样扎根当地不再离开，但是，他生性更像“水生”。他喜欢水，家附近有很多沟渠，下雨积满水，他经常会偷偷下沟游泳。董孝全担心孩子出事，扬起巴掌装作要打人，他一溜烟跑开，等到天黑，偷摸回家。
　　小学还没读完，董山根就因为打架离开了学校。
　　不久，他学会了抽烟。姐姐们劝他，他满不在乎地：“男人抽烟很正常。”
　　玩了几年，他开始打工，在镇上餐馆配菜。这段生活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几乎每个指头都裂开了，并且发黑。
　　2007年正月，董孝全突发脑溢血过世，按当地风俗，丧事办了七天，董山根也哭了七天。他说，自己隐约知道董孝全并不是亲生父亲，但是，十年养育之恩，让他舍不下这份亲情。
　　后来，赵金芬独自撑起了这个家。她除了要照看家里的四亩地，还在镇上开了家布店，每个月能赚四五百元。农忙时节，董山根会抽空回家帮忙，有时还会塞给娘几百元钱。
　　“前后加起来有好几千。他在外面赚的也不多，自己也总是省着用。”赵金芬说。
　　董山根打工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青岛，在一家制包企业用缝纫机轧边，才干了三天，他就跑了：每天要做16个小时，车间味道好重，实在受不了。
　　如果不是家庭现在出现了重大变故，他甚至打算再过两年就结婚：“想要媳妇帮娘卖布。她太辛苦了。”
　　让他挂念的，不止是娘，还有爷爷。
　　12月23日晚，董山根已回到长沙，当他听说在河北的爷爷心脏病犯了，急得手足无措，恨不得连夜就坐火车去河北。
她。
　　“孙子走丢后，我就希望自己身体遭点罪，分散了精力，才不会胡思乱想，分散了精力，才没有那么痛苦。”
　　这是长沙岳麓山下一所大学校园。
　　1997年1月28日，时针指向午夜，陈曼君瘫坐在路边。她是原中南工业大学退休副教授。
　　她不停地叹气、流泪：自己只晚下楼半小时，孙子刘洋就丢了。
　　家里亲戚大多住在河东，听到消息后，都已赶到就近的车站、码头“堵人”。单位里二三十个同事，也帮忙上街寻找。
　　毫无音讯。陈曼君无法入睡，琢磨着寻人启事腹稿，凌晨5点，她已经起床，打电话请了一些老同事过来帮忙，抄写寻人启事。老伴把家里能写字的白纸都找了出来，就连学生的考卷翻过来也凑合着用。
　　老人写了一百多份启事，儿子刘江骑辆摩托车，校园电线杆上、大树上都贴满了，街上也贴了不少。人已经精疲力竭，但就像往大海里洒水。
　　有个中年男子找上门，自称环卫工人。他说，出事那天，碰巧在学校草坪里看到有几个“长相不正派”的人在逗刘洋玩。他还说，自己知道那几个人是河南商丘的，如果想找到刘洋，得赶紧和他一起去商丘。刘江二话没说，收拾行李准备出门，但被母亲劝住了，“怕是骗钱的”。
　　半年后，盛夏。陈曼君联系了广东一家报纸，登了寻人启事。她从报上看到，广东人喜欢养儿子，买男孩的情况相对多一点，她想去那边碰碰运气。
　　她也顾不上自己已年过六旬，带了不少藿香正气水和仁丹，跑遍了广州周边县市。没有线索的时候，她就站在当地幼儿园门口，踮起脚看里面的小朋友。
　　她说，就希望让自己身体遭点罪，分散了精力，才不会胡思乱想，分散了精力，才没有那么痛苦。
　　陈曼君明白，虽然是无心之过，但孙子毕竟丢了，“儿子心里肯定有疙瘩，只是言语上不说”。
　　报纸上凡是有丢小孩的新闻，陈曼君都会剪下来保存，她说，看那些家长是怎么寻人的，算是学习经验。
　　2000年，刘洋丢失3年后，儿媳何玉兰在34岁的年纪生了小儿子。对于第二胎，陈曼君当时态度是“不愿意要”。因为她笃信，刘洋肯定会回来。
　　陈曼君老两口不仅把小孙子带大，还承担了一切费用。直到今天，老两口每月还会给小孙子500元生活费。“对小孙子好一点，算是对大孙子的一点弥补。生日，节日，有次骑车摔断了腿，有次和人打架受了伤……任何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会照顾好。”
　　今年6月，陈曼君陪在佛山的外孙考完大学，回家长沙。还没见到儿子，楼下邻居就抢着报喜，“青青有消息了”。当时，只是派出所通知儿子做DNA鉴定，说有一个外地孩子跟他的特征比较匹配。
　　老人不敢太高兴，因为害怕失望。
　　12月18日，刘江被叫去省公安厅开会。刚到家门，他就激动地反复说“这次是真的，吻合度是百分之九十九点多”。
　　陈曼君劝儿子不要抱太大希望。她自己却出门取了两次钱，第一次一千多，第二次五千。她担心路费不够，而且，还要给养父母家带点礼物去。
　　20日，刘江来电，电话那头就是刘洋。孩子不吭声，只是抽泣。
　　刘洋回家前夜，陈曼君只睡了两三个钟头，她不知道孙子长多高了，爱吃什么菜。
　　刘洋回家当夜，她也只睡了两三个钟头，她担心，孙子会被养母带走。
　　他们。
　　“孩子本来就遭遇了一场家庭变故，再让他知道我们离婚了，他会有不好的想法，会受不了的。”
　　12月20日，踏上从长沙去邯郸的火车，何玉兰又惊又喜，甚至还有一些慌张。旁边坐着的，是刘江——孩子的父亲。
　　一路上，他们言语不多，甚至刻意回避。这让随车的记者觉得很纳闷，或许，这对夫妻心里压抑了14年的情感，已经习惯了在外人面前掩饰自己的情绪。
　　21日上午10点，何玉兰、刘江一行抵达邯郸市鸡泽县小寨镇董家，见到儿子后，抱头痛哭。当晚，他们乘坐火车，回长沙。
　　爷爷奶奶在餐馆里叫了三桌饭，为孙子接风。分别14年后，全家人再次团聚，气氛很好，但让记者觉得奇怪的是，按理说，何玉兰、刘江作为孩子的父母，作为夫妻，应该坐在一起，但是，他们在餐桌上各坐一方，面对面。
　　同样奇怪的，还有刘江身边跟着的一名女子，她和刘江穿着“情侣装”。有电视台记者私底下开玩笑：这个女子，莫非是姨妹子？
　　实际情况出人意料：何玉兰、刘江已经离婚了。孩子丢失后，他们经常为此争吵。
　　面对刘洋，他们一直刻意隐瞒这个消息。刘江说：“孩子本来就遭遇了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再让他知道我们离婚了，他会有不好的想法，会受不了的。过段时间再慢慢解释吧。”
　　然而，刘洋回到长沙当天，就知道了父母的这个秘密。他特别激动，甚至冲动地表示，不认这个爸爸了。
　　何玉兰劝他：“离婚是我们之间的事，和你没有关系。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都会像从前那样疼你。”
　　第二天上午，何玉兰带着刘洋逛了街、理了发，还买了双耐克鞋。鞋子花了400多元，刘洋不同意买，说“太贵了”，但是，何玉兰还是坚持买了，“这鞋不臭脚。”
　　而陪着刘洋一路从邯郸赶到长沙的养母赵金芬，也生怕孩子从自己视线中消失，尽一切努力呆在儿子身边。
　　两个母亲，都在用自己最隆重的表达爱的方式争取孩子，希望孩子能留在自己身边。
　　赵金芬显得很自信：“他从小就和我亲，一定会跟我回去的。”
　　何玉兰的户口本上，还有一页写着刘洋的名字，她希望尽快能将儿子的户口转过来，“他怎么着也得留在长沙读个大专或是学门技术，以后到公司开车，总比到餐馆打工强啊。”
　　晚上，刘洋住在何玉兰家，和10岁的亲弟弟睡一个床。兄弟俩有说有笑，非常开心。赵金芬住在她在长沙的一个远方亲戚家，这个亲戚，是她大女儿的婆婆，家就在中南大学附近，也在一所学校里。“这个世界真的太小了。”旁人感叹。
　　赵金芬在长沙的几天，刘江的大哥开车，带着她四处逛，还买了不少礼物。他还以孩子伯伯的身份承诺，一定要出钱给刘洋开家餐馆。
　　奶奶陈曼君也当着赵金芬的面说，如果强行把孩子带回河北，刘家将采取法律手段。
　　面对这场“暗战”，刘洋一如既往地沉默寡言。记者无法揣测他的想法，甚至不能接近他。此前，在黄兴路步行街，有电视台记者把镜头对准他。刘洋把手里购物袋一扔，冲上前准备砸机器，被父亲抱开。
　　26日晚，赵金芬登上开往邯郸的火车。这次，刘洋没有陪着她。
　　刘江说，刘洋最终还是决定留在长沙，暂时和何玉兰一起生活。“他如果想回河北看看，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14年养育之恩，不应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