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打击贩婴强势再启

尽管儿子的印象已日益模糊，孙海洋还是努力寻找着。他始终相信，总有一天，他的儿子会回到身边。

近年来，中国贩童问题沉渣泛起。犯罪手段由以往的拐骗儿童到直接抢劫，市场也由西南各省向全国范围扩大。近日，公安部全国性专项打拐再次启动。

此次全国性专项打击贩婴行动能否挽救失子家庭的幸福？如孙海洋一样，中国近百万失子家长们在焦虑和茫然中等待着。

公安部正在开展的新一轮全国专项“打拐”让那些丢失孩子的父母看到了一丝希望。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打拐”行动打击的重点由以前的重点打击拐卖妇女转化为打击拐卖儿童。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初，全国历经四次全国性的打拐行动，一大批拐卖妇女、儿童的人犯落网。近年来，全国性的“打拐”专项行动不再出现，转为广西、四川、河南、湖北、四川等地的区域性打拐为主。

2007年，公安部刑事侦查局设立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办公室，并牵头起草报批《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行动计划(2008-2012年)》，由以往的“打拐”转变为“反拐”为主。

然而，沉寂两年之后。4月15日，近百名失子家长们组成的“寻子联盟”“散步”东莞，再次把中国贩卖儿童问题推向高潮。

孩子丢了

孙海洋发誓一定要找到他的儿子：“2007年10月9日，我的儿子丢了。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

提到失去的儿子，孙海洋这个湖北汉子便血脉贲张。孙17岁时，怀着对城市的向往，离开了湖北老家。多年后他给儿子取名孙卓，希望儿子能够卓尔不凡。2007年10月3日，孙海洋选择在深圳白石洲开了一家包子铺。包子铺对面有一家幼儿园。“我是想让儿子受到好的教育，变成一个真正的城里人。”他说。

“只要人辛苦点，东西便宜，应该可以养家糊口。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儿子在这座大城市里有一张属于自己的课桌。”他说。

国庆节刚过，孙海洋就把儿子送进了幼儿园。

新的环境使孙海洋夫妻两个兴奋不已。凌晨1时，就早早从床上爬起来，开始做包子。天亮后，望着儿子蹦蹦跳跳跑进了幼儿园，孙说：“这是一个美丽的镜头。”

然而，这段幸福的“镜头”只维持了两天。10月9日，傍晚的一段录像打破了这对夫妻的“城市梦”。录像显示：一名男子给了孙卓一串芒果，然后，一起消失在镜头里。

两年来，这对夫妻花光了多年城市里打拼赚来的近20万元积蓄。宁夏、潮州、东莞、上海、山东……他们踏遍了大半个中国，每一个信息他们都不愿意错过。

“每个月近万元的房租等生活开支，已经身心疲惫。但是不敢搬家，一旦离开，儿子就会找不到家。”孙海洋的妻子说。

据凤凰卫视报道，中国每年有20万的儿童在丢失。2008年11月，民政部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截至2008年我国实际处于街头生活状态的流浪未成年人数量在100万-150万元人之间。

蔓延的市场

资料显示：2000年以来，仅东莞市警方共立拐骗、拐卖儿童案件243件，侦破122件，抓获犯罪嫌疑人318人，解救儿童138名。

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伟长期关注中国打拐问题。4月26日，公安部刑事侦查局邀请志愿者、民间打拐人士齐聚公安部，张为其中的一位。

据他介绍，中国贩童市场由来已久。上世纪80年代初推行计划生育，提倡一个家庭只准生育一个孩子。“多年来的计生政策促使传统的‘多子多福’思想成为一种‘空想’。”中国很多农村把目光投向了儿童买卖市场。“尽管国家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下，很多人还是不遗余力。”张志伟说。

2000年以来，中国东南部沿海部分农村城市化以后，广东、福建等地区年底村庄收益按照村内人口数量“分红”。“人口数量‘分红’，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这些地区的买童现象的发生。”张志伟说。

与张一起参加公安部会议的一位长期从事民间打拐人士介绍，中国贩卖儿童中的抢劫比例显著增加，买童市场已经由以往的广东、福建、山东等省蔓延到全国各地。

他说：“现在已经非常专业化。拐卖者并不担心销售的渠道，利用网络发布虚假的‘收养与送养’（实质上部分为变相买卖）信息。先找到买家，然后再去寻求目标，实施拐骗，或者直接抢劫。”

几乎所有的受访者一致认为从买方市场破案是打击贩婴案件最有效的渠道，在户籍登记过程中进行打击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我国虽然对户口登记有严格制度。但是，据媒体报道，在潮汕一些地区，一个婴儿只需要花两百元找村主任开出一张出生证明，就可以找派出所上户。如果是几岁的孩子，则需要在计生部门缴纳几千元社会抚养费，再到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

2007年，南京铁路警方破获的“5·25贩婴大案”中，被贩卖婴儿大部分都在山东临沂当地报上户口。

首先到地方派出所报案称捡到孩子，然后拿着派出所出示的证明到民政部门办理收养手续，再到公安户籍部门办理落户手续，这是当前的收养程序。临沂当地有警察告诉时代周报说：“户籍人员也只能给予办理落户手续。否则，儿童安置是个大问题。”

寻子联盟的自我救赎

孙海洋给时代周报记者提供了一份“寻子联盟”名单，数百名失踪儿童家长们走到一起，他们依靠网络建立了互动体系。

在寻子联盟里，孙海洋认识了广东东莞寮步镇失子母亲邓惠东。这位失子母亲在儿子被抢劫去后，干脆辞掉了原先的工作，专职寻子。

邓忘不了儿子的“很天真、很好看、嘴角有酒窝”样子。多年来，房子已被抵押出去，近20万的储蓄变成了车票和寻子广告。目前，她选择在家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做临时工作。“这个工作好处在于，一旦有儿子的消息，随时能走。”邓说。

与此同时，“宝贝回家网”、“搜人网”等国内寻人网站数万名志愿者也活跃在各个城市的每个角落，以期帮助寻子家长。

32岁的岳随民1981年被拐卖到山东聊城，在“宝贝回家网”志愿者的帮助下， 2009年大年初一，这位离家28年的汉子才与亲身父母取得联系。

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上述事件只是少数。张志伟说：“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尽管寻子网的志愿者做了很多努力，但收效甚微。”据统计，“宝贝回家网”、“搜人网”两家网站几年来解救案例分别为49例和19例。

前湖北麻城市公安局长朱伯儒在破获一起贩婴案后，为帮孩子寻找家长，组建了“搜人网”。他希望运用网络的形式发布丢失孩子照片等信息，为失子家长提供信息平台，发布寻人启事、人员招领、尸体认领、征集破案线索等信息。但是面对无以计数的走失人口，朱伯儒承认，民间的力量依旧很微弱的。

与此同时，一个不容回避的现象是，当前民间寻子以比对照片为主的方式引起了另外一群不法分子的注意，经过PS照片，然后敲诈失子家长。“家长们求子心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却往往人财两空。”张志伟说。

期待中再启

邓惠东说：“我恨死了那些拐卖孩子的人了。不是他们，我的儿子就不会丢失。”失子家长在责备人犯和购买儿童家长的同时，矛头进一步转向地方政府，尤其对警察大加指责，谴责其办案不力。孙海洋说：“若不上访，政府不会知道事情严重性。”

自1998年各地打拐办陆续撤销之后，专项经费和编制都随之撤销。朱伯儒表示，专项经费的撤销致使谁办案、谁掏钱，“警察对贩婴案件，丧失了积极性，”他补充说，“买方地区，买卖孩子被看做是正常化的事情，当地公安机关在破案时也很被动。”

据公安网，2009年4月9日，公安部召开全国打击拐卖儿童妇女犯罪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对全国打拐专项行动进行了动员部署。4月29日，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公开通缉第一批十名重大拐卖儿童、妇女犯罪在逃人员。

据接近公安部的人士介绍，本次全国性专项打拐强势回归，早在“两会”后就已经开始。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公安部长孟建柱分别就打击贩婴问题进行批复，“一时间，公安内部感觉工作压力巨大。”他说。

4月26日，公安部刑事侦查局邀请民间打拐人士、志愿者到达公安部。公安部刑侦局局长杜航伟在会上表示，公安机关打拐部门将建立与民间打拐人士的长效合作机制。

参加会议的张志伟一口气提出了《建立儿童失踪立案制度》、《报案后基层公安人员不采取行动的问题》、《对拐卖妇女儿童罪应加重处罚》、《买方市场是罪魁祸首，应加大打击力度》、《尽快建立和完善全国联网的失踪儿童信息平台》、《帮助成年后的失踪儿童寻找亲生父母问题》等九项建议。他说：“公安部主动邀请民间人士参与，建立合作机制。形成当前这一局面，是起初完全没想到的。”

据记者了解，由民政部负责起草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条例》已经进入起草程序。

5月8日中午，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追捕民警抓获十名通缉在逃人员之一魏加裴。5月9日13时，江苏省连云港市警方又抓获另一名A级通缉在逃人员王英。

与此同时，公安部要求地方公安机关对已经确认解救的被拐卖儿童、来历不明的乞讨或流浪儿童、来历不明或疑似被拐卖的儿童、被拐卖儿童的亲生父母、自己要求采血的失踪儿童亲生父母免费采集血样进行DNA检验，并将数据录入全国数据库。

孙海洋说：“记忆中儿子的样子越来越模糊，DNA库建立后，就可以网上DNA信息直接比对。以后寻找，就不再大海捞针。”

5月14日，孙海洋给记者发信息表示，70岁的孙母正在积极筹划第五次出门，准备再次踏上乞讨寻孙的道路。“有时候看见家里人为孩子痛苦得不得了，好想就此放下，可那是不可能的。”他说  本文来源：http://view.news.qq.com/a/20090528/000001.htm

希望这样的打击活动能一直坚持下去，这样人贩子就没有机会了。让人贩子都饿死吧。让我们大家都一起努力，防止丢孩子的事情再发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