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儿受伤背后

　　乞儿受伤背后
　　“你说对孩子们很好，为何你带了5个孩子，5个都出事了，不是死就是伤？”记者问。
　　“运气不好呗！”翟雪峰说。
　　首席记者/杨 江
　　杂耍老板的辩解
　　“杂耍老板”徐辉、翟文志目前仍不知其踪，因此，孟堂村这场风暴的中心仍然在翟雪峰，因为任芳芳触目惊心的伤痕以及翟娃蛋的惨死、秋月母亲的眼泪实在无法让人淡定。翟雪峰很慌，2月15日晚上他开始行动了。他和家人在任尚田的妹妹带领下来到了任尚田家，妹妹指责哥哥告翟雪峰的状，翟雪峰则给任尚田下跪求情，翟雪峰的母亲也是声泪俱下，最终，任尚田的母亲有了动摇，但任尚田坚持自己会摸着良心说话。
　　2月16日傍晚，翟雪峰家的大门终于被记者敲开。翟雪峰不在家，大二子翟武坤说此前所有指控都是原村支书翟祥明教唆、陷害他爸的，原因有二：一，翟祥明的儿子翟满响因打死翟娃蛋被判刑，翟祥明要求翟雪峰补偿10万元；二，翟祥明“欺男霸女”又超生，在换届选举时落选，因此对翟雪峰一家怀恨在心。
　　翟雪峰的这套宅子是去年修建的，装修豪华，屋内电器一应俱全。院内停着一辆农用小卡车，翟武坤说，出去卖艺正是开的这辆车，不过自从翟娃蛋被打死后就再也没出去过。他认为任芳芳、朱秋月家此次是在“趁火打劫”，“农村这么小的娃，不听话，俺爸打是肯定打的，但是没他们说的那么严重。”
　　晚上，翟雪峰在儿子的说服下终于赶回家中接受采访，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记者同志，你先别问，听我说。我叫翟雪峰，今年41岁……”他从翟娃蛋一事开始讲起，半个小时主要表达的是他是做善事，帮翟娃蛋的父母减轻压力才认娃蛋做干儿子的。
　　“过继给我做儿子了，你说我哪舍得打？我从来没动孩子一根手指头，是翟满响打死的，他当着我的面不敢，背着我打孩子。”翟雪峰解释，他让翟武坤把娃蛋的尸体从医院抢出来并开车逃到数十公里外等了七八个小时不是为了串供，而是为了等翟祥明来处理，“毕竟是他儿子打死了人”。
　　记者反问为何不是等翟娃蛋的亲生父母来，翟雪峰说，“都过继给我了，我就是他爹。”对“顶罪”一说，翟雪峰矢口否认，他也不承认没帮翟娃蛋看过病，“满响告诉过我娃蛋走路不稳，我带他做了好几次检查，花了好几百元，医生说没问题。”但他拿不出医疗证明。
　　翟雪峰说，任芳芳也是他出于好心才从任家带走的，因为任家实在困难。至于孩子浑身的伤痕，他解释在湖南翻车，他、妻子、长子都摔得很严重，长子翟武坤甚至骨折，芳芳当时伤得不重，“头上没有血，只有鼻子下面稍微有一点，腰椎被撞得鼓起来。”
　　他说因为芳芳伤不重，当时就没去医院检查，车子一直开，也就三四天的时间到了陕西，此时“芳芳的头上鼓起一个大包。孩子说不疼，但我可着急了，带到一个诊所，医生说不行，化脓了，要去大医院，就这样我就把她带到了陕西荣誉军人康复医院，医生做了两次手术，切开头皮引流，那之后，芳芳的头皮就这样了”。
　　翟雪峰的妻子魏翠英还拿来了一份病历卡，这份病历只能证明他们曾带一个名叫“翟冰洁”的孩子看过头伤，但无法证明伤是怎么造成的。对此，翟雪峰表示，翟冰洁是他给芳芳取的名字，他有3个亲生儿子，当初收养了芳芳与娃蛋后，为“合法”卖艺，他还让原村支书翟祥明开了一个“育有四子一女”的证明。
　　“芳芳头成这样，我咋不心疼！我自己的闺女呀，我为给她治病花了好几万元。”不过翟雪峰又称这些单据以及当初曾写有“车祸”注明的病历卡都被扔了。
　　芳芳鼻中隔的缺失，翟雪峰解释，是车祸发生后，芳芳自己抠烂的，他阻止，但孩子不听，抠了两三次后就这样了。在他的描述中，芳芳身上的烫伤是他从任家领走之前就存在的，耳朵是天生缺失，舌头两侧的缺失是，舌头天生与下颚相连，手术剪开所致。
　　“都是亲人，我怎么会拿钉子钉她的手？更不可能让孩子吃屎了。”翟雪峰信誓旦旦地表示，他对她很好，芳芳跟我也很亲，不信你把她叫来，她现在还管我叫爸呢。”翟雪峰说他一年没见芳芳，很是想念，但实际上两家距离不过十多分钟的车程，芳芳受伤回家后，翟雪峰一直没有去看过。
　　记者问他为何车祸发生后长达两年多没有告知任芳芳的父母，翟雪峰说，“她过继给我了，就是我的孩子。”“那为什么后来又把孩子送还任家？”记者问。“毕竟是人家的孩子嘛！”翟雪峰回答。
　　对于记者的追问“车祸发生后，翟武坤骨折的情况下，你不留在湖南给大家看病，却马不停蹄开车去陕西，沿途也不卖艺乞讨”以及“芳芳头部后来出现化脓感染只需引流治疗，为何会切除头皮？”翟雪峰难以解释。
　　对于乞儿李秀秀被弃外省，翟雪峰辩称是她自己走丢的，而朱秋月的失踪，翟雪峰一方面说同情她的父母，一方面又宣称自己没有责任。“当初，我、杂耍老师还有孩子的家长都签了合同，上面写清楚了，不管出现什么意外，哪怕死亡，都以1万元解决。”
　　翟雪峰觉得朱秋月、任芳芳等乞儿的家长现在是趁火打劫，想讹他的钱，“早就签了赔偿协议了。”他指责翟祥明教唆乞儿家长诬陷他，并举报翟祥明“也不是个好鸟”，宋庄8岁的男童宋豪就是翟祥明作为中间人介绍给翟富军的。
　　“他曾多次利用村支书的身份帮别人介绍孩子，得到3000元。我2009年春节让他帮我找个大一点的孩子管管小的，他主动提出让儿子翟满响跟着我。”翟雪峰自称四五年前开始做杂耍老板，带的孩子都是亲戚家的，不过具体带过几个，他说法不定，基本上记者提到一个他承认一个，再问就说没有别的了。
　　“你说对孩子们很好，为何你带了5个孩子，5个都出事了，不是死就是伤？”记者问。
　　“运气不好呗！”翟雪峰说，“在外卖艺讨钱苦死了，我没赚几个钱，你别看这房子好，都是我借钱盖的。”
　　翟雪峰的老婆在一边抹泪，“不买家具，儿媳就要离婚，只好借钱买。”
　　抱着孩子蹲在地上的儿媳瞅着她偷笑。
　　黑色利益链
　　张集镇是河南省远近闻名的杂技之乡，十多年前，该镇的温良村就被河南省杂技艺术家协会命名为杂技村。为探询今日张集镇这种变味的杂技卖艺衍变，记者找到了温良村老杂耍艺人张廷干，他回忆，所谓杂技最早其实就是为了谋生卖艺乞讨。后来看到有经济效益，学杂技的人越来越多，因此温良最多时曾有4所杂技学校。
　　杂技之乡的杂技以软功为主，因此学员主要是学龄前儿童，学费不用交，学成外出卖艺第一个月的工资给老师。在最兴盛时，温良村没有孩子愿意上学，都跑到杂技学校去了。当地普遍的做法都是先让孩子学杂技，外出赚几年钱再回来上学。
　　老百姓间流传着“要想富，走杂技路”的口号，确实，借助杂耍，今日的温良也是远近文明的富裕村，全村70%以上的住宅都是气派的楼房。温良村富裕后，村民们不再愿意让孩子干这个苦差事，因此村中的杂耍学校由缩减为1所，而且学员招不满，张廷干说，温良目前有20个演出团常年在外，每个团20人左右，主要在歌舞厅等地方演出，儿童也很少。
　　但温良村的这个模式被周边村拷贝后，却逐渐变味。张集镇农村普遍存在“越穷越超生，越超生越穷”的现象，杂耍老师们游说这些困难、多子女的家庭将孩子送到自己办的杂耍学校，不收费，然后教一些很简单的软功、骑独轮等杂技。
　　接下来，杂耍老师扮演中介角色，联系杂耍老板与孩子家长签订聘请演员合同，这个环节就像一个大型的孩子“转卖市场”。老师给孩子找好东家，东家根据孩子的伶俐和聪明程度，明码标价，支付给培训老师孩子一个月的工资。谷中学、朱法领以及其他几名杂技老师目前均不在村中，有村民反映“有些老师自己也做老板，带着几个孩子出门挣钱去了。”
　　这种模式进一步演变就与杂技没什么关联了，比如翟雪峰这样的老板，会到周边农村贫困尤其是有残疾、精神疾病患者、多子女的家庭，认一个孩子作义子(女)，再签订一个聘请演员合同或者口头约定劳动报酬，至于孩子是否会杂技并不重要。老板们青睐于找3岁以上、6岁以下的学龄前儿童，因为农村没有学前教育，青壮年父母又外出打工，孩子只能留给老人照顾。
　　翟家三兄弟、徐辉、翟文志这些人能够乘虚而入，家长们也扮演了帮凶的角色，因为他们虽然经济上确实普遍困难，但也并非到了不让孩子乞讨就得饿死的地步。没有想害亲生子女的父母，不过，在一些家长们眼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所谓的杂耍其实就是乞讨，也没有意识到可能对孩子造成的伤害，他们只是理解为孩子是在外赚钱，甚至为此沾沾自喜。
　　在这条黑色利益链上，所有的大人都在争夺自己的利益，完全将孩子当作了工具。杂耍老板之间还时常流传交易乞儿，有时会为了某个乞儿展开争夺。太康县马厂镇王老家村村民王长青是翟雪峰大哥翟明中的远亲，也曾是一名杂耍老板。翟明中为了从他手下挖走俩乞儿，与来自李红楼村的“马仔”李红岺一路从河南跟踪王长青到了武汉，最终将两个孩子拐走。
　　王长青与翟明中因此反目成仇，后来两个孩子中12岁的王文超回家了，他哭诉每天要乞讨，遭受毒打，身上还被刺了4个字：精忠报国。王长青觉得对不住孩子的父母再加上因为纠纷憋了口气，向记者揭露翟雪峰兄弟3人，他说，其实在张集镇做杂耍乞讨生意的老板很多，但翟雪峰兄弟3人是行业中的败类，手段残忍，无人能及。
　　他说：“他们(翟雪峰夫妇)两个在车上喊，完蛋了完蛋了，那小女孩被我们害死了，如果她死了不得我们包钱嘛。那小孩就瞪着眼撑着脚，捏着拳头，不行了。我上去掐人中，掐了一段时间才醒过来。”
　　王事后得知，那女孩正是跟随翟雪峰夫妇卖艺乞讨的任芳芳。
　　职能部门不作为
　　无论是张集镇还是太康县政府，对于这种利用儿童以杂耍之名行乞讨之实的现象都是早就知情的。朱秋月失踪后，家人在太康县公安局报案，后闹至法庭，太康县人民法院也认定了翟雪峰等人的这种严重侵害儿童权益的非法行为事实。
　　张集镇派出所所长李伟承认警方曾接到杂耍团虐待儿童的报案，比如任芳芳父亲与朱秋月的母亲，都是要求处理翟雪峰。但令人遗憾的是，即便翟雪峰身上背负了翟娃蛋命案，太康县、张集镇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职能部门长期的行政不作为，导致家长求诉无门，问题也愈演愈烈。
　　面对记者的追问，张集镇派出所所长李伟推托那是因为翟雪峰常年不在家，一些案情难以收集，再如任芳芳，身上的伤痕已经不再具备取证价值，所以干脆就没派人到任家查看。
　　“作为政府，还有很多需要管理和加强的地方。”张集镇党委书记刘志忠表示，一定汲取经验教训，切实维护孩子们的权利。不过当被问到下一步如何整治当地存在的带小孩行乞的情况，刘志忠转过头去，一言不发。
　　2月17日，翟雪峰再次接受本刊记者采访后，太康县公安局将翟雪峰带走调查。该局刑侦大队队长王之栋说，如发现有涉嫌犯罪的行为，将坚决予以打击。
　　这一次，太康官方能给力吗？
我们的孩子丢了
　　3年多来，孙海洋寻子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找孩子和上访成了他生活的两条主线。但凡有线索，他都会核实。他怀疑孙卓被卖到了潮汕，怀疑人贩子是四川人，他最远的一次找孩子找到了宁夏……
　　记者/应 琛
　　“想不要自己的眼睛，因为它们再也看不见你可爱的模样；想不要自己的耳朵，因为它们再也听不到你叫‘妈妈’；想不要自己的双手，因为它们再也不能触碰到你的肌肤；想不要自己的身体，因为它再也不能与你拥抱；想不要自己的思想，因为它再也不能与你心有灵犀。现在，我还留着它们，因为我还不想放弃，我要依靠它们找到你，我的宝贝！”
　　这是一个丢失女儿的母亲在其博客中写下的诗句，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女儿的思念以及一份坚定的信念，曾在网络上引起了许多被拐儿童父母的共鸣。
　　有人说，拐卖儿童是“超越谋杀的罪恶”。如果将这7个字输入网络搜索引擎，便会在上万个相关网页上看到一声又一声泣血呼唤。这些呼唤来自众多失踪儿童的父母，自从孩子被拐走的那一刻起，他们就陷入炼狱，每一刻都在痛苦中煎熬。
　　还记得2009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人贩子弄瞎了孩子的双眼，瞎孩子在街头唱着赞美诗乞讨，他清瘦忧伤的脸庞，他伤痕犹在的眼眶，他颤抖着摸着逃出魔爪的贾马尔的双手，笑着说将来要在他的葬礼上歌唱……
　　悲伤揪疼了观众的心，这样的罪恶如果不仅是电影中才发生的故事，而是我们身边也曾发生的残酷可怕的现实，失踪的孩子会去哪里？答案或许是，运气“比较好”的，落入购买他人骨肉的愚昧家庭；命运悲惨的，成为犯罪团伙操纵牟利的工具——曾经失踪半年的昆明女孩，竟像小猫小狗一样被卖进马戏团，还有的孩子沦为街头的报童、乞丐，或者乞讨者手中的活工具。
　　这悲惨的一幕幕，又怎能不让失去孩子的父母承受割肉剜心之痛？好在丢了孩子的他们并未放弃希望。漫漫寻子路上血泪斑斑，但父母们相互鼓励，他们还建起了QQ群、寻子店、寻子联盟，从不轻易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生亦何欢，死又何惧，父母们还留着自己的眼睛和双手，只为了走遍天涯海角，带自己的宝贝回家。
　　“我一定要找到他”
　　2011年2月15日，对孙海洋来说注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当天，他的“生死兄弟”彭高峰带着刚找回来的儿子彭文乐，在一大群人的簇拥中回到了湖北老家。在潜江园林科技工业园内，数百名亲戚朋友聚集在彭家庆祝“乐乐回家”。
　　窗外，烟火四射，人们欢声笑语；屋内，孙海洋却独自站在窗边，神情失落。欢庆的人群中，没有人意识到这里还站着一位被拐儿童的父亲，儿子孙卓至今下落不明。
　　连孙海洋也没有料到来到潜江自己会是这样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心情，他一边为好兄弟找到儿子而高兴，一边却不断地悲叹：“为什么我的孩子没有找回来。”孙海洋说，当时他真想喝瓶农药死了算了。
　　2007年10月9日，孙海洋家的噩梦就从那天开始。那天吃过晚饭，不到4岁的孙卓说要到外面去玩。孙海洋没同意，但他还是出去了。大概过了50分钟后，孙海洋被妻子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她告诉我说，孩子丢了，被人贩子带走了”。
　　几乎与所有丢孩子的家长一样，惊恐的孙海洋第一时间拨打了110。110民警把孙带到派出所，说让他去报案。孙海洋到现在都有些困惑：“110民警为什么当时不赶紧去追？”
　　到了沙河派出所后，对方说，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再说上面有孩子丢失不到24小时不立案的规定。孙海洋对此很是纳闷，但公安部门给出的解释是，孩子有可能是走失的，如果2小时后自己回来了，岂不是会浪费大量警力和财力。
　　无奈之下，孙海洋先是打电话给亲戚朋友，又连夜印制了一批寻人启事在街上张贴。这一夜，孙海洋疯了一样在深圳白石洲的大街小巷里飞奔。
　　10月10日一大早，孙海洋和家人又来到了派出所，对方说没到24小时，不能立案。于是孙海洋去电台广播，在报纸上贴广告。
　　24小时后，案子立了，但没警察来现场。
　　那几天，除了继续张贴寻人启事，孙海洋每天都会在家门口附近十字路口的大石头上坐一会儿，琢磨人贩子会把孩子带去哪个方向。坐到第六天，他想到会不会有监控录像。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附近的一个超市的监控录像中，孙海洋看到了这样一段影像：一个身着白衬衣的中年男子，把一辆玩具车摆在花坛上，穿黄色校服的小男孩没有理睬。男人很老到地将玩具车往前挪了挪，摆在离孩子不到一米远的地方，男孩迟疑了一下。来回了七八次后，男人带着孩子消失了。时间定格在8点22分。此时，男孩手里多了一个新鲜芒果。
　　于是他赶紧请人调了出来，拿去派出所。家人跟着一起过去，又是一通下跪。终于，案子得到了沙河派出所领导的重视，要求“立刻办理”。但没多久，警方又以“案子很棘手”、“太忙”为由，搁置了下来。孙很难理解，监控录像都有了，怎么就破不了呢？
　　孙海洋只得自己再找线索，寻人启事就写了十几个版本，寻子店也在2007年11月开张，悬赏金额从5万加到了20万。为了掌握更多的信息，他还买来了电脑，研究上网发帖。
　　到目前为止，孙海洋接到过上千个电话说有孩子的线索，但“多半都是骗人的”。电话中，有模仿孙卓声音的，让大些的孩子掐着鼻子，歇斯底里地叫着：“爸爸，快来救我，他们打我！”也有模仿人贩子的，压低了嗓子说：“你把我的照片到处贴，我现在都不敢出门了。干脆拿30万来，人你带走。”
　　让孙海洋记忆最深的是有个骗子抓住了他急需警察帮忙的心态，假扮深圳公安说帮他找孩子。那次他信以为真，带着一叠寻人启事就赶去与对方见面，并将孩子的事情全盘托出。临走前，孙更是主动送上1000元钱作为谢礼。
　　孙海洋告诉《新民周刊》，他15岁出来打工，从小过的就是苦日子。虽然后来在湖南经营包子铺，生活还算过得不错。但有了孙卓之后，孙海洋决定要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他辗转于武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最终选定在深圳开包子铺。把家安在白石洲，也是看准了隔壁的沙河中心幼儿园，想着孙卓上幼儿园方便。
　　谁都没有想到，在举家搬到白石洲的第六天，孙卓就被人抱走了。孙海洋想让孩子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也就此破碎。丢了孩子，整个家都垮了。孩子母亲一提儿子就掉眼泪，人瘦了十几斤，现在还一直靠中药调理身体。70多岁的爷爷奶奶连夜从老家赶到深圳，到派出所给警察下跪。奶奶还时不时瞒着家人，独自跑到潮汕一带的幼儿园挨家找孩子。
　　孙海洋说，孙卓不怕人，碰上老外都敢上前说话。与人沟通的能力，也是这位父亲极力培养的。“我当年到了七八岁了还不会出去买东西，见到生人不敢说话，跟傻瓜一样，我不想让孩子走我的老路。”如今，孙海洋认为这或许恰恰害了孩子。
　　最让孙海洋难以接受的，是隔壁沙河中心幼儿园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这个声音让他难以承受，但他不敢搬家，他怕万一有一天孩子回来了，找不到家。
　　3年多来，孙海洋寻子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找孩子和上访成了他生活的两条主线。但凡有线索，他都会核实。他怀疑孙卓被卖到了潮汕，怀疑人贩子是四川人，他最远的一次找孩子找到了宁夏……艰辛辗转中，彭高峰是他身边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曾一起去广东、广西、河南各地，也曾一起站27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上访。
　　孙海洋回忆，2008年3月25日晚乐乐失踪后，彭高峰哭着给他打电话，两人由此结识，彭高峰随后也将自己的店铺改成“寻子店”。“我们一起啃馒头，一起睡马路，一起痛，一起哭。”漫漫寻子路上，双方给了彼此莫大的精神支撑。
　　今年是孙海洋丢了孩子后第一次回监利老家过年，原因是他最怕逢年过节，别人庆祝合家团圆的鞭炮声，对他来说却是无尽的折磨。
　　为寻找儿子，这个靠做包子辛苦赚钱的小生意人，前后耗费了20多万元。在监利辛苦建起的4层楼房也陆续卖掉了3层。在仅剩的四楼家中，孙卓1岁多时的一辆玩具摩托车已经蒙上厚厚的灰尘；孙卓曾经读过的幼儿读本，扉页也已发黄，静静躺在书桌上。
　　整理着孩子昔日的衣物，这位硬汉终于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虽然只有37岁，但孙海洋的脸上已刻下深深的皱纹。他说，他经常失眠，觉得每个晚上都很漫长，常常深夜外出，在小街小巷中漫无目的地乱走。每天早晨开门，他也总要东张西望一番，幻想人贩子良心发现，将儿子送回来。
　　“我的电脑24小时开机，想他时就不停地看他的照片。”去年12月7日，孙海洋也注册了自己的微博并发出了数十条求助信息。亲眼见证了乐乐的回归，与好兄弟彭高峰一样，孙海洋也坚信网络的力量，坚信儿子孙卓活着。他说：“接下来，找孩子还会是我生活的重点。我会通过微博继续求助。我一定要找到他，也一定会找到他！我要像彭高峰一样，写下自己的奇迹！”
　　“不愿她被卖去乞讨”
　　家住嘉定区金汤路，在上海工作的安徽人侯殿明这几天过得也是既喜又忧。
　　喜的是，看到寻子群里的彭高峰通过微博找回了孩子，侯殿明这一年多来疲惫的心再次燃起了找回女儿侯婉萍的希望。而就在今年的2月7日又传来了女儿的线索。有网友拍摄下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照片中，有一名四川省江油市太白公园乞讨儿童的照片，被发现与侯婉萍极其相似。夫妻俩看到照片后也都觉得像。
　　忧的却是，侯殿明并不希望照片中乞讨的女孩就是自己的女儿，他情愿孩子被拐后是被卖给了条件好并真正需要孩子的家庭，女儿能健康快乐地成长，也不愿见到孩子在大街上受一点点的苦。
　　一切都要追溯到2009年11月17日的下午。跟往常一样，妻子李丽去接刚上小学的儿子放学，女儿侯婉萍则独自在家午睡。到了4点20分左右，李丽带着儿子回到家中，却发现大门半开着，起初以为是侯殿明提早回家了。但在屋内找了半天，却发现女儿不见了。
　　惊慌失措的李丽立刻打电话叫回丈夫。他们先是给亲戚朋友打了电话，随后又拨打了110报警，但警察过了很久才上门不说，在做了简单的记录后就走了。侯殿明被告知孩子丢失未满24小时，不能立案。
　　于是，侯殿明和闻讯赶来的几个朋友只能分头在大街上寻找。当天他们先后去了小区周围的超市、大卖场，上海的各大火车站、长途汽车站。一直寻找到第二天凌晨2点，也没有女儿的消息。
　　到了第二天早上，外地的亲戚陆续赶来，侯殿明便印制了十几万份寻人启事，两人一组在上海各个街头张贴，希望有知情人能够提供线索。到了第三天，警方终于成立了专案小组上门调查，但在给出“房门没有被撬过的痕迹”后又没了下文。就在同一天，有个卖菜的打来电话说在曹安路万镇路路口见过一个貌似侯婉萍的女孩被一个操着河南口音的妇女抱走了。
　　侯殿明顿时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般，带着卖菜的冲到了派出所要求做模拟画像。接着他又要求调取当天路口的监控录像，但却失望而归。侯殿明说：“他们告诉我，当时正在更新系统，所以路口的监控器并没有拍摄录像。”
　　后来在卖菜的口中，侯殿明得知抱走孩子的妇女可能是河南信阳息县人。“确实我们这里居住的河南人比较多，而且都是信阳那一带的。”侯殿明便将信将疑地独自一人先后去了息县两次，想从当地的车老大口中问到有用的消息，但都没有线索。
　　侯殿明并不死心。2009年底，回到老家准备过年的侯殿明又与20多个亲戚决定第三次前往息县，原因是过年时当地外出的人都会回来。这次他们带了几万份寻人启事，将当地全部23个乡镇、1673多个自然村的大街小巷都贴了一遍。
　　“我还在当地电视台的三个频道做了15天的寻人启事，就是屏幕下方滚动的那种。当时花了8000多元钱。”侯殿明告诉记者，在去年的3月和5月，他又到过息县两次，都是去认孩子，可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侯殿明说，女儿非常懂事乖巧，见到人都叫，嘴巴也特别甜，周围邻居都很喜欢她。让侯殿明始终想不通的是，当天大门怎么就开了呢？他说：“我们家的门连大人开都需要很大的力气。况且出事前，她从来没有自己打开过大门，我们也没有掉过钥匙。”
　　孩子丢失后，李丽几乎天天以泪洗面。侯殿明曾停工4个月一门心思找孩子。“他哥哥有时也会趴在柜子上看妹妹的照片，看着看着就哭了起来。”李丽说，他们兄妹的感情一直很好，“他还告诉我梦见过妹妹好多次，经常缠着我问我妹妹什么时候回来。”
　　从寻人启事张贴的那天开始，侯殿明夫妇就连续不断地接到骗子的电话。而就在去年7月，因为有人发来的一张非常逼真的PS照片，侯殿明和派出所民警还一度被骗到了广州和东莞。为寻找女儿，侯殿明夫妇已经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前后累计有十多万元。
　　侯殿明坦言，没有目标与方向，唯一的目击者给的消息也不一定可靠，“找孩子真的很累，我一度真的想要放弃。”但后来宝贝回家的志愿者联系到了他。他这才知道原来每年有那么多家庭走失孩子，有那么多跟他一样在苦苦寻找孩子的家长，他们都不曾放弃。他立刻加入了家长群，相互鼓励。
　　通过长时间与其他被拐儿童家长的接触，侯殿明发现广东、河南、陕西等地丢孩子最多。因为那些地方打工者多，基本没空管孩子。“上海从1990年到现在才丢了45个，别的地方一年可能就丢了上千个。”
　　如今，侯殿明也已经注册好了微博并天天挂在网上，他相信微博的力量能帮他找到女儿。采访结束前，侯殿明告诉记者：“被拐走的孩子里，其实乞讨的孩子只占一小部分，乞讨的话可能只是一直没出手的下下策。据我所知，在福建经过几次转手男孩能卖到七八万，女孩子也在四五万。我们情愿她被好人家买去了，也不愿相信她是被卖去乞讨了。但如果真找到了那孩子，我还是会亲自去确认的。”
　　据悉，目前江油市公安局已根据微博上的照片开展巡逻，全力追查女童的下落并核实她的身份。
　　“孩子，我相信你会回来”
　　与孙海洋、侯殿明不同的是，湖北荆门的何绍群没有走南闯北地寻找自己被人拐走的儿子，而是选择静静地等待。
　　2011年2月16日，记者在当地的一家医院内见到了不惑之年的何绍群。她是这家医院手术室的护士长。而采访当天恰好是她儿子上官政翰被人拐走的第七年又三天。
　　何绍群结婚较晚，一直到30多岁才与丈夫生下了儿子上官政翰。一家人喜出望外，将他视作掌上明珠。而孩子确实也长得格外俊俏，特别是那双会说话似的大眼睛，特别讨人喜欢。由于何绍群和丈夫工作较忙，孩子从小由外婆照顾。
　　但2004年2月13日的上午，不幸却降临到了这个幸福的家庭。刚满1周岁的上官政翰被一名30岁左右、身高约一米七的男子从他外婆的手中骗走。事后，外婆虽然在派出所做了嫌犯的模拟画像，但除此之外，由于惊慌过度，并不能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
　　得知唯一的儿子被拐走的消息，何绍群更是像天塌下来一般。她确实埋怨过母亲，但后来想想一个农村老太太，丢了外孙打击已经够大了，也就原谅了母亲。但老人因为过分自责执意从女儿家搬走回到了乡下老家。
　　和其他被拐儿童父母一样，他们报警，他们张贴寻人启事，他们也因为一条线索而赶赴异地，他们甚至还聘请了私家侦探。但一切都是徒劳。那些日子何绍群精神恍惚，无心工作，连晋升的机会都被她放弃了。在同事眼里，她就像是一具没有了灵魂的空壳。
　　找孩子几乎花光了他们的积蓄。为了不让自己触景伤情，半年后，何绍群和丈夫搬到了新的住处，她说：“早知道我们就该早点搬走，原来住的地方。流动人口多，人又特别杂。”
　　何绍群坦言，儿子被拐走时才1岁多，身上又没有明显的特征，找起来实在无从下手。找了一两年后，就基本放弃了。但世上怎么会有不思念自己骨肉的母亲，何绍群并没有打算再生，她始终相信孩子有一天会回来。
　　时间一晃到了2008年。在寻子界颇有名气的郭刚堂来到荆门找孩子。在她的介绍下，何绍群结识了同在荆门走丢孩子的另一个家长，也在“宝贝回家”网站注册登记，又重新迈起了找孩子的脚步。
　　可就在那时，何绍群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犹豫过要不要这个孩子。直到她的好姐妹跟她保证“如果你怕第一个孩子回来后，养不起两个孩子，这第二个孩子我帮你养”时，何绍群才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女儿的降生又给这个家庭带了一丝欢乐。何绍群夫妇给女儿起名为念戈(念哥的谐音)，对儿子的思念可见一斑。何绍群接回外婆，再次把女儿交给她照顾。这一次，外婆再也没有放开外孙女的手。
　　“念戈一直知道她有个哥哥，等她再长大一点，我肯定会把哥哥的事情都告诉她。”何绍群露出一丝微笑：“我知道他一定过得很好，他也一定记得我这个妈妈。我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回来。”
　　而就在何绍群等待的这段时间，在武汉经营服装小作坊的付邦良年仅4岁的的孩子付彬峰却在2010年12月4日丢失了。
　　付邦良回忆，孩子丢失前后不过5分钟。当天中午吃饭的时间，奶奶回屋里做饭，孩子一个人在厂门口的空地上玩耍。付邦良骑着摩托车出去办事，走之前还在小巷中见到了孩子的身影，也在街口与回来的孩子姑姑打了个照面。但当孩子姑姑到了工厂的门口，便发现孩子不见了。他们全家人以及五六个工人立刻就在附近和武汉的火车站、汽车站寻找，但都未果。
　　付邦良又报了警并急忙印了几百份寻人启事请朋友帮忙到处发放。从之后知情人的口中得知，孩子当天极有可能是被3个陌生男子抱走的。“周围拾荒的人看到前一天就有3个陌生人出现在我们这里，还跟他打听这边的路线。”付邦良事后分析道，“我孩子认生，一般人想让他乖乖地被抱走基本是不可能的。我怀疑是用了迷药。”
　　除此之外，到目前为止，付邦良还未收到任何有用的线索。随后，记者也来到了孩子被人抱走的现场，那里环境确实复杂，随处可见孩子独自在街上玩耍。而付邦良的小工厂又在巷子的深处，周围又是一摊废墟。孩子当天玩耍的巷子更是鲜有人经过。
　　付邦良告诉记者，孩子丢了后，他奶奶早晚都会坐在床头发疯似地大喊孙子的名字；孩子他妈虽然强忍着眼泪，但之后就大病了一场；至于他自己，每晚都失眠，但他知道他不能垮，孩子还等着他去找回来。
　　“我不愿去想也不敢想象，孩子是被卖去乞讨的。就算他被别的家庭买走，我也就担心他会受苦，因为他的脾气实在太倔了。”付邦良说元宵节后，他还要上派出所去一次，再跟“宝贝回家”联系一下，看看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有信心把孩子找回来，孩子也一定会回家。”
本文来源：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2-23/105522000762_5.shtml

今天在网上看了一部电影虐待的记忆，真是对孩子影响很深。何况是在中国这样残害儿童呢，对他们的心理造成多大的阴影啊，也许一辈子也无法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