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让微博的力量“闪闪发光”

微博打拐，开创历史

　　2011年2月，陕西省榆林市佳县农民常晓明最终还是等来了让他崩溃的消息：DNA鉴定结果表明，那个在珠海行乞的男孩不是他两年前丢失的儿子常懂懂。

　　而远隔万里江苏省邳州市，湖北人彭高峰却找到了自己被拐三年的儿子彭文乐。

　　虽然是两个“截然相反”的镜头，但是却是一样东西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微博。

　　2011年1月25日起，一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在网络上如火如荼地展开。短短两周时间，活动便已吸引了包括明星、学者、媒体等各类粉丝15万余人，征集街拍照片愈千张。网友的努力也很快收到成效。

　　说起于建嵘为什么通过微博寻人，还要追述到一位丢失孩子的母亲身上。2011年1月17日，失踪儿童杨伟鑫的母亲给于建嵘发了一封求救信，希望他通过微博寻找她孩子的下落。

　　拐卖儿童的案件屡屡发生，少数不法分子拐卖儿童牟利或是利用儿童行乞“致富”，每年都有数千家庭成为受害者。

　　“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通过网络的力量，找到被拐卖的乞讨儿童，以及减少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的现象。” 于建嵘接到了更多求助寻子的信息。为此他建立了“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于建嵘的微博粉丝突破了100万，该微博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万张乞讨儿童的照片。很多丢了孩子的家长通过微博看到与自己孩子形似的照片，并开始实施解救。

　　从影视名人到学者，从官员到警察，从媒体人到普通学生，无数人投入到这场微博救助乞讨儿童的大接力中。

　　在新浪的热门话题榜中，关于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高达100万条。广东、吉林、攀枝花等地的网友还开辟了救助乞讨儿童QQ群，迅速吸引大量网友参与。演员姚晨、何炅等在自己粉丝阵容强大的微博中转发乞儿信息，使得救助乞儿的信息被迅速扩大。

　　于建嵘在接受某记者采访时表示：“之前预料到会有很多人关注，但关注的强度如此大，倒在意料之外。”其实，在此之前他就感受到过微博的巨大威力。

　　2010年11月1日中午，于建嵘在其微博中发了一条：“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七百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言称，为了发展，就得拆。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他认为，我这样的讲座对县里太有负面影响了。他说，你这样一讲，下面的干部就不会去执行县委的决定了。他感到后悔(请我来)。我告诉他，我只讲我自己想说的话。”

　　谁也不曾想到，这段博文很快被转发超过5000次，评论超过3000条，引发了网友关于拆迁话题的激烈讨论。

　　“微博就是我的私人媒体。”于建嵘说。他在万载县饭桌上与书记交锋离席后，感到这个县委书记的话有一定的代表性，应引起社会的关注，所以发到微博上去，谁知变成了公共事件，传统媒体也过来关注了。“以前，往往是我们跟着媒体走，根据媒体对社会的关注点来发表言论。现在有了微博这些网络工具，有时候甚至可以引导媒体。比如这次事件，就是由微博引起的，传统媒体纷纷跟进。”

　　中国社科院博导周瑞金说：“于教授能够拂袖而去，并把拆迁的错误思想在微博上整理出来，引起了广大网民的关注，起到了很好的网络问政的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体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

　　关注度大了，于建嵘“火”了，微博成了他强而有力的发声“武器”。

　　“微博”话语权不可以乱用

　　《中华儿女》：对现在的生活感觉如何？

　　于建嵘：无所谓，我不怕失业，我根本也不在乎社科院怎么看，你现在开掉我也无所谓。我不靠工资，工资我基本上都没看过，我认为10年前把生活该赚的钱都赚了。20年前我赚了200万，觉得一辈子够用了。当时买个车，34万，好牛啊。没有生活的忧虑和恐惧，才敢说话。现在要是写文章一个月都能写一万（稿费），讲课费我都不问多少钱，他们问我，我就说随便。谁要整我什么呢，我不在乎。我就在乎我自己心里那一点点东西，不会苟同。课能讲一天是一天，不让我讲拉倒，我也不会非要到马路上去讲。

　　《中华儿女》：今天，很多人对微博的影响力有了重新的评估，这不再仅仅是我们的交友工具、个人的心情日记，还可以是自己话语权放大的一个工具。

　　于建嵘：网络的影响力确实越来越大，即使在传统媒体上发表了相关言论，也并不一定会引起社会上强烈的反响，反而是微博，能够迅速地引起网民的注意。能不能通过微博产生强大的影响力，要看公众关注不关注你的微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渠道，这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现在很多人通过微博这一新媒体来获得话语权，比如媒体的一些大佬也是如此，但是话语权也不能乱用，否则公众也不相信你。

　　《中华儿女》：话语权不可以乱用，那么，您开了微博之后，对话语权有无新的认识？

　　于建嵘：有了微博，终于我有和你们一样的表达机会了，你们也不能抢我话筒。现在的科技改变了社会生态，每个人都有话筒，每个人都是新闻中心。现在找朋友很容易，发个文章马上可以找到同志。这么多年，知识分子从来没得到过强势的话语权，或者说没有多少人获得了话语权。过去必须要获得一种体制身份，才能有话语权。现在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而产生了身份。知识分子也可以解决对体制依赖的问题，我完全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获得钱。

　　我来北京就是为了讲话的，在北京讲话有杀伤力，在湖南讲了半天没人听啊。10年来我一直讲自己想讲的话，不讲别人要讲的话。很多人成名之后就开始讲官话，套话，非人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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