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罪证”现场 后代寻亲

今天上午9时30分，“日本强掳中国赴日劳工罪行档案新闻发布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旅日爱国华侨、东京华侨总会名誉会长陈焜旺先生，将保存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整整7箱资料交给该馆保存，其中包括记录了日方强掳中国劳工铁证的《外务省报告书》及附属档案32份。

在现场，许多劳工的后裔翻查档案，寻找亲人的姓名。

“罪证”公开展出  涉及三菱等知名日企

今天上午9时30分，“日本强掳中国赴日劳工罪行档案新闻发布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在抗战馆多功能厅，这些已经发黄的档案展示在世人面前。档案共120袋（405份），包括日本35家企业的124个作业场的373份报告和《外务省报告书》及附属档案。

档案统一装在牛皮纸口袋里，上面有企业的名称、企业所在地，其中不乏三菱这样的知名企业。同时，档案内还记述了企业概要、劳工的契约书和疾病、伤害、死亡等信息统计。

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为弥补国内匮乏的劳动力，1942年至1945年，在中国占领区先后强征4万余名中国劳工赴日本35家企业的135个作业场从事无偿、繁重的非人苦役。据日方资料统计，仅在日本死亡人数就达6830人。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致力于收集日本奴役中国劳工的档案资料，但收获甚少。

这次由旅日爱国华侨、东京华侨总会名誉会长陈焜旺先生捐赠了405份日本奴役中国赴日劳工档案，抗战馆将妥善保管这些珍贵的档案，现已进行了电子化处理，以方便社会各界利用，并会在适当的时候展出。

后代寻亲

老人现场翻查  盼能发现亲人姓名

今天上午，40余名赴日劳工家属出现在抗战馆的多功能厅，只为查找逝去前辈久远的信息。

这些劳工家属主要来自河北省和山东省。他们除了牢牢记住前辈的姓名，大多数人都了解前辈被抓到日本后的具体落脚点。

记者看到，很多人已经是隔辈亲属，多已是六七十岁高龄。他们弯着腰、认真翻看着每一页资料，盼着能发现前辈的姓名。

但由于档案几乎全为日文，语言障碍给查找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

终于，有的劳工后代发现前辈的名字，瞬间泣不成声。

媒体上前采访，这位老人面对镜头更是数度哽咽。

62岁的姜彦龙在这些陈旧的档案中，幸运地找到了他的爷爷的名字。

姜彦龙告诉记者，他的爷爷名叫姜双河，河北人，1943年被抓到日本花冈做劳工，后来客死他乡。

那时候他还没出生，只是从照片上见过自己的爷爷。很多过去的事情，都是听父母所说。这次他专程从石家庄赶来，这样的寻亲有些沉重。

上午11点30分，发布会已经结束，仍有很多人在现场翻看档案寻亲。

捐赠人讲述

调查人员偷藏  转交在日华侨

这些材料是怎么得到的呢？

据陈焜旺先生回忆，1950年11月1日，在日华侨在东京浅草的本愿寺举行中国死难劳工第一次慰灵追悼会。

之后，日本外务省一名曾参加调查中国劳工的工作人员联系到了当时任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的陈先生，称当外务省要求他们烧毁《外务省报告书》及相关材料时，他觉得这些材料非常珍贵，因此悄悄地保留了三套材料。

他从报上得知东京华侨总会举办活动后，想把材料送给陈先生。陈先生在一个夜晚开车将材料取回，但没有看清这个人的模样。

材料取回后，陈先生将其分别放在几个地方精心保存。由于各方面原因，日本右翼知道这个消息后，企图偷走材料，但是没有得逞。

1993年5月17日，东京华侨总会通过日本NHK电视台，向社会公布了珍藏40多年的各作业场报告和《外务省报告书》等珍贵档案。

这些材料的再次出现，逼迫日本政府一改以前否认的态度，终于承认了《外务省报告书》及相关材料的存在，从而也不得不承认当年强掳中国劳工的历史事实。

名词解释

神秘的《外务省报告书》

1945年8月，中国政府多次向日方提出通报中国劳工在日情况。

直到1946年初，在中国政府一再要求下，日本外务省才确定调查方案。2月，各作业场报告汇总到外务省。

3月，外务省委托16名调查员分成4个组，分别赴各作业场开展现场调查，写成了《备忘录》。6月，外务省以这两个材料为依据，写成了《外务省报告书》。

但日方始终不愿把罪行材料交出。之后日本政府密令外务省烧毁上述原始档案材料。

根据日本学者田中宏的研究，日本实际强征的中国劳工人数为41758人，在乘船前死亡2823人，实际到达日本38935人。其中很多人死在当地，有数据称，死亡率达到20%。

文/记者 崔毅飞

（文中历史资料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提供）http://money.163.com/13/0918/16/992NB1CN00253B0H.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