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怒放 于 2021-10-3 17:01 编辑
我的追忆
我是在胶东育儿所长大的部队烈士的遗孤，我叫李丽惠。从参加工作开始，我就一直想回到梦寐已久的“老家”----大乳山去找乳娘和我的生身父母的消息。经历了大半个世纪情牵大江南北的茫茫寻亲路，我深深地感受到洒满人间的亲情大爱。我收集了数百份搁浅已久的对敌斗争史料和胶东育儿所及乳娘倾心沥血抚育乳儿的资料及照片，那种军民乳血相融，并肩战斗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激励着我，终生难忘，我的追忆就从这里开始。
1、在战火中出生
1942年胶东抗战非常激烈，许多部队干部因为有了孩子无法奔赴战场，为了解除父母的后顾之忧，保证革命后代健康成长，党决定成立胶东战时育儿所，同时在方圆几百里50多个村子寻找哺乳期的乳娘，代哺吃奶的新生儿。在战火纷飞，饥饿和瘟疫横行的年代，是胶东老区的乳娘们冒着生命危险以血的代价哺乳着革命军人的后代，又是胶东育儿所的阿姨们在敌人的扫荡中，勇敢地同敌人周旋，艰难地呵护孩子们的成长。大约在1946年至1948年，为了解放全中国，我的父母舍生弃子把我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送到了胶东育儿所。据胶所巡视员于瑞珍提供：我母亲是在乳山县崖子镇的一个厢房（战时医院）生了我，当时她身边还有一名穿灰色军装的女兵照顾她，母亲产后是于瑞珍阿姨抱着我，带着我母亲送到河东村一位提前找好的姓王的乳娘家喂养，当时母亲返回部队时，还送给乳娘一双胶鞋作信物，希望胜利以后，再会见我，取名叫“利会”。母亲这一走，变成了我们母女俩终生的永别。我到乳娘家是一个刚出生几天嗷嗷待哺的婴儿，是乳娘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我，当时由于乳娘营养不良，乳汁很少，我不满周岁就提前抽回胶东育儿所。我的父亲因为在前方打仗，一直没有联系，据调查他是叫吴剑（或吴钊），是×纵队保卫部长，也可能是江纵队北上的干部。
2、 在摇篮里成长
在我三四岁记事时，胶东育儿所从田家村迁到滕家庄村的一个大地主的庄园里，那里的规模很大，从东到西有三个大门，面朝南大街，大门口都有一对大石狮子，门两边墙上还有一排拴马的鼻子。里面有300多间房子，院庭也很多，东西院之间，都有弧形园门，还有厢房和胡同。北面有一个大操坊，设有滑梯、木马、秋千等，还有菜地和马厩，最北面还有一个后大门。小朋友分大婴室和小婴室、幼稚园，大约有四五百个孩子。再加上散放在村里吃奶的孩子一共有一千多个。叔叔阿姨们分工很细，有所长、老师、总务、医务、保育员、炊事员、马车夫，还有做衣帽鞋的，约三四百人。
虽然前方打仗很残酷，但由于胶东育儿所远离战场，前方获取的战利品，许多好吃的，如奶粉、炼乳、葡萄干、蚊帐等都送给了所里的小朋友。我从牙牙学语到迈步走路，都有阿姨们精心的照顾，老师对我们也特别好，教我们唱歌跳舞画画写字做游戏。我曾经表演过小红帽，由爱丽姐扮演姥姥，林山演大灰狼。我们经常开班会，表扬好孩子，批评不听话的孩子。我因为从小就伶俐活泼，字写得也认真，被评为好孩子，经常得奖品。奖品的种类很多，有饼干、水果糖等好吃的，也有书本、笔、橡皮等用品，奖品是每人1份。我每次都不拿吃的，专挑学习用品。大家还能真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一次我提到一个小男孩尿到我的鞋子里，他不好意思地哭了，表示以后不再犯错误。还有小建军主动检讨自己和小朋友争东西不对。老师还经常带我们到山上采花，捉蚂蚱，到小河里捉小鱼，大家玩得非常开心。
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安有木格窗的二层楼屋檐里，掉下一只光秃秃的小麻雀，我小心地把它捧在手里，它张开金黄色的小嘴，像要吃东西。吃饭时小朋友都争先来喂它，好可爱呀。还记得我们睡觉的房前有一颗很大的枣树，每天早上都落好多大枣，小朋友起床后都争着跑出去捡枣吃，特别开心。
我们在育儿所，从来就没有爸爸妈妈这个概念。只有叔叔阿姨才是育养我们最亲的人。小朋友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由于我们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和质朴美好的情感，把我们融合成非常亲密的兄弟姐妹。在这里无论是谁家送来的东西，从不分你的我的都由大家共同分享。我深深地感受到在胶东育儿所这个革命摇篮里，我的童年生活非常幸福快乐。
3、走进养父母家
1955年随着战争的结束，胶东育儿所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一千二百多名孩子陆续地被从战场上回来的父母接走了，其中还有十几名孩子因父母牺牲了，没能来认领。我就是其中一名。当我眼巴巴地看着那些洋溢着幸福和亲吻的父母把我朝夕相处的小朋友们领走了，叔叔阿姨也陆续地调走了。那种难以割舍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我那天真的童心一下子跌入了孤独迷茫的深谷，眼泪漱漱地流个不停，我一次又一次地从心灵中呼喊：叔叔阿姨小朋友们，我们何时还能相见啊。。。。。。
直到有一天，胶东育儿所的阿姨领着一个陌生人对我说：“这是你妈妈”（也就是我的养母）只见她提着一个深绿色的篷布包，里面装满了花生和板栗，分给剩下的小朋友吃。再以后这位妈妈又到所里看我几次，直到育儿所最后转交给乳山县政府，改名为乳山县育儿所，我就被安排到这位养父母家，改名李丽惠。我的养父是抗战老兵，因身负重伤转到乳山县任农村工作部长。他高大慈祥，忠厚朴实，因战后百废待兴，养父很少有时间待在家里。我的养母是解放战争参加革命的，在艰苦的工作中，她落下了肺病，再加上家里添了一妹二弟，因我是大姐，放学回家我就挤时间帮养母挑水、劈柴、洗衣服做饭，尽量多减轻养母的家庭负担。
4、茫茫寻亲路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就一直想回到我梦寐已久的乳山老家，那里有我父母战斗过的足迹，有养育我的乳娘，有我成长的胶东育儿所旧址，有所里叔叔阿姨小朋友们的亲情和友谊的思念。1964年，我参加了银行工作后，就第一次开始踏上了寻亲路，并得到了党组织的大力支持，联系了来自全国各地，曾经在胶东战斗工作过的老前辈的信息资料50多件。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有许多老干部都因为靠边站联系不上了，造成了第一次寻亲只好终止。在以后的三十多年工作历程中，我一直认为母亲只生了我的身，是党哺乳培养我由一个无知的婴儿成长为国家干部、共产党员。我时刻听从党的安排，先后在人民银行、团县委、工商局等多个单位从事政工工作，几乎年年获得不同称号的奖励。
2001年我退休了，我有了更充分的时间第二次重新踏上了寻亲路。我首先找到了烟台日报社，受到了报社领导的高度重视，编辑记者不辞辛苦，日夜跟踪采访，并联系威海报社，共同推出十期、二十多篇整版寻亲报道。我也因此找到了同在胶东育儿所与自己身世相同部队遗孤---于致荣、刘云明、高建军。我们四位烈士的遗孤相聚烟台，悲喜交加、泪流满面，述说不完半个世纪的酸甜苦辣。此后我们同心结伴一起到乳山老家寻找我们的乳娘和父母的消息。那是一个初冬的傍晚，我们在凤凰崖村书记的带领下，找到了曾经为部队喂养了四个孩子的姜明珍妈妈。她为了保住部队的孩子，献出了自己孩子的生命。采访时，姜妈妈无怨无悔，只是满眼含泪喃喃地自语：我真想见见这四个孩子啊。当时那撕心裂肺的场面，催人泪下。后来姜明珍妈妈去世了，我们给她竖碑立传，每到清明节我们都去祭拜她，我们永远不忘乳娘的养育之恩，发扬和传承乳娘跨越血脉的大爱精神。
四遗孤寻亲的报道，轰动了大江南北，洒遍了人间真情。原胶东育儿所老干部刘俊杰姜书敏夫妇，不顾年老体弱，不厌其烦地讲述了育儿所的情况，提供许多证件和照片。80多岁的冯德清妈妈（电影苦菜花的娟子原型）顶着盛夏的烈日，多次领着我去访问知情的老干部。还有76岁的原烟台地委组织部长刘欣，胶东育儿所文书高吉儒，妇联主任谭波等多个相关部门100多名老干部都热情地提供线索和信息，倾注了百般的关爱。
随后寻亲活动从烟台很快扩展到广州郑戈、深圳叶青茂、佛山兰姨、兰州刘志刚、成都于恒佳等胶东部队和东江纵队的数百名老红军老干部及其子女，参与了大寻亲。仅成都军休所就有寻亲热线100多人次。他们向我们讲述了很多惊心动魄的真实故事，使搁浅已久的革命历史活生生地展现出来。东江纵队79岁的女指导员刘婧讲述了47年她临产时冒着敌人的轰炸，担架当产床，在山东战场上，生下了女儿，取名“鲁冰”，并忍痛将刚出生的小生命送给了胶东老乡哺乳的惊险情景。
祖国之大，人海茫茫，寻亲就如大海捞针。今生今世亲情相牵，生死相隔的经历，有心酸更有感动。虽然至今我不知道家在哪里，但我找到了自己的根就是战斗在山东的革命军队，我成长的摇篮就是胶东育儿所；我虽然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但我知道胶东老区人民就是哺养我的爹娘，我感恩乳娘，感恩养父母，感恩育儿所的叔叔阿姨们；我虽然不知道我何年何月生，但我始终视新中国的诞生日为自己的生日，每逢“十月一日”国庆节，我就思情激荡，缅怀革命先辈，思念为祖国捐躯的父母。
这场跨越大半个世纪，覆盖大半个中国的魂牵梦绕的寻亲历程，让我真切地感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那些与父辈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老前辈，为我们讲述了一幕幕舍生弃子，英勇抗战的革命斗争故事，和冒着生命危险呵护和哺乳革命后代，无私奉献的乳娘精神，令人敬佩，终生难忘。他们是祖国的根基，是革命的功臣，我为有这样英雄的父母而自豪。我永远怀念他们，将老区军民用血泪凝成的伟大的革命精神，代代相传，发扬光大。我追求一生的寻亲梦，从此由苦变甜，落下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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