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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父母的孩子[追寻被拐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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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天使 发表于 2008-3-16 18: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63,这是个宝贵的数字。2003年昆明市“10.8”专项打拐斗争,公安部督办,云南省公安厅协助,会战三个月,出动警力1000多人次,行程5万多公里,足迹遍布贵州、广西、浙江、安徽、福建等地,一共解救出了63名被拐儿童。

与那些至今杳无音讯的孩子相比,这63个孩子似乎是幸运的。但解救之后他们最终去了何方,又在如何生存,却归于潜默,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

4月,孩子被解救整整一年了,记者连续两周奔波在福建晋江和云南昆明,对孩子们最后的归宿进行追踪调查。出人意料的是,除了终于历尽艰辛回到了亲生父母家的孩子之外,被拐卖到福建晋江的26个孩子,经历了警方的突然解救之后又戏剧性地重新回到了买主“父母”家,而10个孩子回到昆明后无人认领,最终成了福利院里的新孤儿。

4月初,买主王何远左思右想之后,终于让2岁的小男孩在远房亲戚家露了一面,左边女孩是买主的女儿   本报记者 曹勇/摄

去了又回

  作为买主谁希望让外人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买来的?他们见了警察就绕道走,谁说要见他的孩子他能编出100个理由让你找不到他

  王何远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带记者去他的家,而是选择了带老婆孩子出来见面,他非常担心,带领我们采访的警察再次出现,是为了把孩子带走。如果那样,他长久以来花在孩子身上的心血就白费了。他的戒备心理的强烈表现就是刚开始时一问三不知。

在王何远的一个远房亲戚家里,他的老婆李文静紧紧地抱着怀里的小男孩,低着头不吭一声。已经两岁的孩子亲昵地赖在她怀里,扭着头去咬她手里的饼干。

这是2005年4月初,记者在晋江警方“11.8”专案组庄警官的带领下,艰难寻访到的一个孩子。他是26个最终重新回到买主身边的孩子中的一个。

晋江警方提供的资料显示,这些买主主要分布在福建的惠安、泉州、三明、漳州一带。时隔将近一年,晋江警方也并未对这些家庭进行过回访。“警务繁忙,这个工作我们根本没有人手开展。”

陈埭镇,一个有着“中国鞋都”美誉的小镇。车子在陈埭镇的路上反复绕行,看来找到这些孩子目前的家对警方来说也并非易事。在公安局登记的地址多为某镇某村,没有门牌号,而这些名义上的农村早就迅速地城市化了。

除此之外,找不到孩子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个隐秘的心理问题,作为买主谁希望让外人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买来的?他们见了警察就绕道走,谁说要见他的孩子他能编出100个理由让你找不到他。

通过当地的片警协助,电话里反复劝说和“不带走孩子”的百般保证,终于,王何远骑着摩托车带着妻子和孩子慌里慌张地出现了,妥协的结果是只能到他的亲戚家见面。

坐在记者面前,李文静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就因为她生了两个女儿,没有生一个儿子,多年来就一直在亲戚和邻里面前抬不起头来,甚至邻里之间闹点鸡毛蒜皮的小矛盾,人家最后都要骂到这件事上去,骂得很难听。终于,买来的这个男孩子让她感到解脱了。

他们给孩子取名叫“育星”。“像天上闪亮的星星一样”。孩子从几个月大的婴儿养到白白胖胖,会下地走路了,有一天警察突然出现把育星带走了,夫妻俩抱头痛哭,过了几个月警方又来人通知去领孩子回来,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惊涛骇浪悲喜交加。

李文静原来在陈埭的一个鞋厂当车工,一个月挣1000多元,这次孩子回来后,她就专职在家看孩子了。“怕孩子走丢,也怕再被坏人拐走啊。”她跟孩子几乎是寸步不离,从来不让他单独跑出去玩,如果陌生人要抱这孩子,连家里的两个女儿都会又哭又闹地不让抱。

王何远平常淘小海抓海蟹卖点海货,给亲戚大老板打点工,年收入有个七八万,这在陈埭属于最普通的人家。他白天干了一天的活回来,累得腰酸背痛,还要打起精神来骑摩托车带闷了一天的孩子出去兜兜风。如果他实在没空,爷爷就会蹬个三轮带孩子出去透透气。

“我们已经买了块地,打算盖个楼房。”在王何远眼里,这个孩子似乎比他的两个亲生女儿更重要。有了他,他的未来才有了希望。他空下来就琢磨以后怎么培养他,“让他做个大老板,嘿嘿。”

现在王何远最担心的事情,除了孩子的亲生父母有一天会不会找来,就是孩子的户口仍没有着落。

同一天,我们费尽周折地找到陈埭镇上的另一户人家。他们最头疼的同样是孩子的户口问题。孩子的养父母在香港,上不了户口就去不了香港。去不了香港,孩子就一直和领养的父母分开了。

我们走出门时,这家的老太太一直追出来,拉住庄警官问上户口的事。庄警官无奈地摆摆手说,这个不属于他的工作范围。

8个和26个有

  8个小孩找到了昆明的亲生父母,还有26个孩子仍处于无人认领状态。那个有关血样库的全国网络,刚刚起步几个月就搁浅了

  在一个昏暗的屋子里,一张破旧的床上并排躺着4个襁褓里的婴儿。由于突然受到惊吓,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号啕大哭起来。

这是晋江警方一年多以前在打拐专项行动中去人贩子处解救被拐孩子时的一幕。

这些都是人贩子精心挑选的孩子。年龄很小,在几个月至3岁之间,还不会说话,他们身上也没有明显的标记。对出生地和亲生父母几乎没有记忆,养了一段时间后变化非常大,难以辨认。

当他们还在襁褓里的时候,以各种方式离开母亲的怀抱,由两个从云南嫁到福建的女人带着,被灌下安眠药后,几天几夜昏睡着来到了晋江。其中一个男孩,在福建三明市湖美镇被解救出来,他最后的成交价是23000元。虽然他只有3岁,但被转手倒卖多达11次。

2003年底,闽滇警方联合打拐行动中解救的34个孩子中,经过DNA鉴定,有8个小孩找到了昆明的亲生父母,由晋江警方移交给昆明警方,还有26个孩子仍处于无人认领状态。

为什么只有8个孩子能找到亲生父母?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晋江警方解释了两种可能的因素。一个原因是几年前被拐的孩子,当时警方没有采集丢失孩子的父母的血样,DNA比对困难。另一个原因是被解救回来的孩子只和昆明警方提供的丢失孩子的父母血样库进行了比对,没有一个全国性联网展开充分比对。

晋江一个长期参与打拐的刑警告诉记者,1999年公安部曾开展全国性的打拐行动,建立过被拐儿童(来历不明儿童)数据库和被拐儿童父母血样库。前一个由拐入地警方负责收集,后一个由拐出地警方负责收集。

这两个血样库建立的程序为:在全国范围内由各地民警通过计生排摸,收集来历不明儿童的血样,然后层层上报给公安部,由公安部统一分析比对这两个数据库,定期发布信息。拐入地警方实施解救,拐出地警方前去带人。分工明确,形成全国性网络。

然而,这个网络刚刚起步几个月就搁浅了。

“当时我们晋江送上去的来历不明儿童的血样有290多个,泉州和安溪县各送了几千个血样上去。全国的量更是大得惊人。做一个血样至少几百元,前期组织的经费很快就用完了。”刑警叹了口气说。

专案组庄警官则分析说,找不到父母的26个孩子可能大多属于亲生父母自生自卖的类型。他曾去一个人贩子处暗访,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伸出一个大手掌向他示意卖多少钱。

“如果孩子的父母找来怎么办?”暗访的警察问。“他们都收了钱了,还找什么找?”老太太轻松地笑笑。

昆明一个城中村,母亲们害怕哪一天自己的孩子也会丢失。  本报记者 王轶庶/摄

没有身份的新孤儿

  昆明市公安局一位工作人员担心,监护权一旦移交给福利院,孩子的亲生父母万一找来了肯定不干,公安局说不定得吃官司

  4月4日,记者步入晋江安海育婴堂,看到的都是残疾儿童,常年的离群索居令他们几乎没有与外人交流的勇气。

打拐解救的孩子们曾在此居留了几个月时间。

对于晋江警方来说,案子破了,孩子解救成功。但是这找不到父母的26个孩子该何去何从?这是个问题。

晋江警方只好和当地民政部门多次协商,最后决定将这些孩子临时安置在民政部所管辖的安海育婴堂。育婴堂人手不够,只好请了临时工照顾他们,每个小孩每个月花费230元。但据记者了解,在接收打拐儿童的问题上,当地民政部门面临一些难题,一是没有相关的经费,二是照看婴幼儿难度大,怕承担风险,据说以前曾发生过孩子在福利院突然死亡的事件。

昆明方面遇到了同样的难题。

2004年8月,昆明“10.8”专案组打拐解救的第一批18个孩子住进了昆明市儿童福利院,此后又陆续来了两批,到9月10日为止,福利院收留的孩子的数量已经增加到33个。

因为警方在善后问题上的诸多难处,根据昆明市政府的要求,昆明市民政局管辖下的儿童福利院从2004年起正式介入反拐的善后工作,暂时收留、代养那些被解救回来尚未找到父母的儿童。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孩子大多是1岁到6岁之间的男童,6个孩子住一个大房间,有两位工作人员照顾。刚来时,孩子们很不适应福利院的生活,晚上不停地哭闹,吵着要爸爸妈妈,要爷爷奶奶,带着福建或者广东的口音。

“那些被拐卖到沿海发达地区的孩子看来在那边生活待遇不错,回到昆明反而不习惯了。刚开始不肯吃我们喂的东西,闹情绪,时间长了才慢慢改过来。”工作人员说。

在此之前的决策过程也曾出现过波折。民政局和福利院表示,不愿接收那些被解救回来的儿童。昆明市民政局一位张姓处长认为,吸收打拐解救回来的儿童不是民政的长期职责,其一,按照法律规定,儿童福利院的收养对象是弃婴和孤儿;其二,打拐解救回来的儿童数量太多,如果突然来一大批,福利院也不能承受。福利院目前收养的儿童已达600多个,已到福利院所能承受的极限,福利院的员工只有60多个,也没有过多的人手来照顾解救回来的儿童;其三,经费问题,这些孩子的生活、医疗以及其他费用,谁来负担?

最后昆明市政府允诺以纳入社会低保的方式解决这些孩子的抚养经费。双方签订了一个协议:警方将孩子交给福利院代管,为期三个月。在此期间,昆明警方负责积极寻找孩子们的亲生父母。

几个月后,有23个孩子亲子鉴定成功,警方又重新把孩子领出福利院,交还给了父母们。

最后剩下的10个孩子仍滞留在福利院,无人认领,成了“新孤儿”。得到警方“短期内找不到父母”的答复后,昆明市儿童福利院把10个孩子送到了昆明郊区的农村家庭里寄养。福利院负责每周去看望孩子,入户调查。

但是福利院的苦恼依然存在,一个是生活费用还是需要福利院承担,另一个是在监护权移交问题上和警方还未达成共识。昆明民政要求警方移交孩子的监护权,因为监护权移交后,那些孩子才能落户办理身份证,才能享受到低保待遇;另外,监护权移交后,福利院可以为这些孩子找到认养人,给他们一个新的家庭。但警方拒绝移交监护权。昆明市公安局一位工作人员说,监护权一旦移交,孩子的亲生父母万一找来了肯定不干,公安局说不定得吃官司。

10个孩子的户口问题在双方的僵持中至今无从着落,他们没有任何说得清楚的身份,甚至和福利院的孤儿相比,他们也缺少一张起码的身份证明。没有人能预知,这些孩子将来的上学、工作,会遭遇多少麻烦。

纠缠的买主们

  “孩子们对买主父母很依恋。”一个参与解救的警察反复说着这句话,“那些买主虽然也是违法的,但是他们对孩子的心还是好的。从他们看孩子的眼神就能看出来。”

与此同时,被安置在福建晋江安海育婴堂的孩子们也正在焦急等待父母亲的怀抱。孩子无言,但他们惊恐的眼神和声嘶力竭的哭泣表明他们缺乏生命之初最需要的安全感。

孩子被警方带走了,买主们仍不肯放弃。有人千方百计打听到孩子的去向,一路追到了育婴堂来。本文开头提及的王何远就是其中的一个。育婴堂管理严格,见不到孩子的面,他还是每天准时在育婴堂外面候着,嫌育婴堂统一提供的奶粉不好,每天买了进口的奶粉送去,嘱咐工作人员一定要给孩子吃。

其实在整个解救过程中,买主们始终在苦苦纠缠。买主和孩子之间日久生情,使得解救从一开始就颇费周折。

2003年底,有个叫陈林的买主开着拉石头的车,被警察拦住了。警察让他带着去家里找孩子,他给老婆打了电话,让她带过来,家里人接到电话立刻就把孩子转移到山上去了。警方赶到他家里没找到孩子,他一个劲地朝警察抹眼泪求情,说自己花了大价钱把孩子买来,现在人财两空了。过了一个小时,他的老婆磨磨蹭蹭地来了,不见孩子。警察四处搜寻,在出租屋附近的山上发现陈林的女儿带着孩子藏着。警察要把孩子带走,孩子突然哭闹起来,一下子扑进陈林的怀里。陈林一个劲地抹眼泪。陈林的女儿一个人远远地坐在石头上哭。陈林的老婆哭昏在地上,她站起来时,孩子突然做了一个动作,给她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警车带走孩子时,陈林把装着孩子的奶粉、衣服的袋子塞到孩子身边,让他带走路上吃用。

一个办案警察说他解救的一个孩子,是被卖到了福建惠安县涂寨镇的,带他走的时候孩子嘴里叫嚷着几个小孩的名字,带着明显的福建惠安口音。警察猜测那应该是在买主家经常和他一起玩的邻居小孩或亲戚小孩的名字。在惠安买主家呆了一年多,孩子已经和周围的人产生了比较深的感情。警察的突然介入给孩子的心灵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冲击。“孩子们对买主父母很依恋。”一个参与解救的警察反复说着这句话,“那些买主虽然也是违法的,但是他们对孩子的心还是好的。从他们看孩子的眼神就能看出来。”

在孩子被解救出来后,这些买主还每天跑到公安局来又哭又闹,想要回孩子,这让晋江警方颇感头疼。

一个无奈之举

  与再找陌生家庭重新收养相比,让这些买主继续收养是不是更好的选择?一位长期从事打拐的警察告诉记者,这个不规范的权宜之计,显然存在不少隐患这26个孩子到底何去何从?

警方面临的现实问题是育婴堂不是孩子们长久居留之地,协议时间一到,孩子们又得另想办法安置,但是警方怎么有能力自己照顾婴儿?

将解救回来的孩子放在孤儿院,可能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二次伤害,与再找陌生家庭重新收养相比,让这些买主继续收养是不是更好的选择?

晋江一位负责打拐的警察告诉记者,只要是亲身参与过解救的警察,心里都会有这个念头冒出来。

专案组经过讨论,综合了各种意见,最后的结论是:根据目前的条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那些解救回来的孩子重新回到买主家中去。

但这显然与打拐的初衷不符。

于是,晋江警方打报告给福建省公安厅,省里又向公安部请示。最后公安部打拐处同意了这个现实的办法。

在育婴堂催促警方来领孩子的同时,晋江警方正着手考察这些买主的家庭背景,然后和他们签订暂时收养协议书。

这份协议保证书由警方草拟,原则有这么几条,不准虐待孩子,不能再转卖孩子,以后如果亲生父母找上门来,必须无条件退还等等。从法律角度看,这些买主并没有获得法律上的监护人地位,只不过是警方承认的暂时收养人。

一位长期从事打拐的警察告诉记者,这个不规范的权宜之计,显然存在不少隐患。一是收养孩子的户口问题无法解决,自然后患无穷。二是虽然签了那协议,部分条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很难落实。比如,万一买主变心虐待儿童怎么办?由于缺少警方回访和社会力量的关注,实际很难监督。第三,买主重新领回孩子,会降低收买儿童行为人财两空的风险性,造成更多人的侥幸心理,削弱打拐及惩治人贩子的威力。

可是警方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听说签个字、交2万元钱押金就能把孩子领走,那些买主们简直是喜出望外。据庄警官回忆,他们几乎顾不上看协议书上的内容,就以最快的速度签了字交了押金领了孩子,千保证万保证一定好好对待孩子。

就这样,经历了警方解救的突然时刻和福利院的几个月短暂停留,2004年4月,26个找不到父母的孩子又戏剧性地回到了“买主”父母家。(文中买主为化名)(录入 钟婷)



作者: 沈 颖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 2005-04-21 13: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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