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尋女24年走訪千余城市 途中共施舍20萬元 董翠英的女兒 董翠英行走在漯河街頭 董翠英很多時候都覺得自己就快要走不動了。越來越嚴重的糖尿病並發症讓她的腳疼得不能挨地,指頭也變形得像枯樹枝,10年前被發現的白內障早就需要手術。晚上路燈昏暗的馬路上,她招手攔下一輛出租車,卻在車門上摸索半天也找不到門把手在哪裡。 但是為了丟失的智障女兒,24年來她隨時准備著下一次出門。 24年,她尋訪縣級以上城市1000多個,找到許多有智力障礙的人。雖然沒找到女兒,但每次她都會為他們留下至少50元錢,有時還會再買一袋水果。 她不記得自己送出了多少錢,當地媒體替她算了一筆賬,總數約20萬。如今,這個曾經在當地一家醫院當領導拿高工資的人已無積蓄。最窮困的時候,連續10天身上沒有一點兒錢,連棵青菜都買不起。現在65歲的老太太每天晚上去市人民醫院做護工,幾乎一夜不眠可以換來100元的報酬。 她准備,攢夠2000塊錢,再出發。 以家鄉河南漯河為中心,董翠英找女兒的路向四面八方延伸。她記得自己最北到過河北張家口市,最南去過廣州,七次下湖南,在安徽一呆就是七、八個月。幾乎每一次,隻要聽說哪個地方有年齡相仿的不明來歷的智力障礙或精神病患者,她抓起一套換洗衣服就出門。女兒剛丟失的那幾年,晚上的一個夢,都能讓董翠英從床上爬起來,凌晨兩三點出門,然后蹲在汽車站等著跳上六點半的第一趟班車,趕往夢裡出現的地方。 但大部分時候,董翠英都是獨自踏出位於農貿市場后的家,再孤單單地走回到家門口那條狹窄冰冷的水泥路上。 隻有一次,放學回來的二女兒楊潔,聽見巷口的鄰居說,母親是帶著人回來的。覺得一定是姐姐被找到了。飛奔回家卻見到一個“根本不像姐姐”的精神病女孩兒,還穿著姐姐的衣服。這才知道,那是母親在安徽看著可憐領回家的。 這讓楊潔既失望又有些生氣。精神病女孩兒在家裡大哭大鬧,但董翠英並不介意,還准備“一直養著她。”半個多月以后,因為自己常年外出尋女無法照顧,才把這個女孩兒送走。 “看到她們我就想起我女兒,也不知道她在外面怎麼樣……”說著說著,董翠英的眼淚就流了下來,但在眼周皺紋的阻擋下,淚滴挂在那裡遲遲下不來。 丟失的女兒董楊華,是董翠英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時窒息時間過長,造成了大腦發育不全。董翠英帶著她從武漢跑到南京,再到北京,所有人都勸她放棄,“治不好了”。 女兒走失時,董翠英的小兒子剛剛降生。還沒等產后完全恢復,她就偷偷溜出醫院,到火車站、商場毫無目標地逢人就問。隻用了半年時間,她接近二尺五的腰圍,就變成了二尺一左右,“瘦脫了相”。 1989年,女兒董楊華在家鄉漯河市走失時,隻有17歲,而現在,當年身高1米6的女孩兒已經變成41歲的中年人,但董翠英堅持認為,隻要自己見到,就一定能認出她來。雖然可憑借的,只是她小時額頭上一個豆大的傷疤,屁股上的一塊胎記,以及走失時穿著的繡著自己名字的粉紅色的確良內衣。 漯河的鐵路四通八達,董翠英家,就在鐵路旁住。她記得女兒小時候看著轟隆隆駛過的火車,嚷著要坐車,就覺得她一定是被火車帶到了什麼地方。於是,她到火車站托列車乘務組的人打聽,幾年下來,通過漯河的十幾趟列車上的人她都認識。有時候,她也跟著列車南下,擠不上車就讓丈夫把自己從車窗攢進去,車上沒座位就在座位下鋪一條破被單躺著。在一張火車票的票面有效期內,董翠英在每個縣的火車站都下車,貼廣告,打聽消息,然后改簽車票,繼續前行。 很多時候,走在尋女路上的董翠英,都沒有明確的目的地。火車不通換汽車,汽車不方便就騎自行車。從漯河到周口,六十多公裡的路,董翠英從早上六點騎到下午一點,累了就坐路邊休息休息,餓了車筐裡有出發時帶的饅頭。幾年時間,她換了三輛自行車,“不是腳蹬子壞了,就是鏈子斷了”。 在城市,她沿著道路的電線杆走,每根杆子上都貼尋人啟事,“數著電線杆子,每天晚上走十五到二十裡路”,在農村,騎不了自行車的時候,就靠兩隻腳走,“每天平均走五十裡路”。 有時,她走的路程,會遠遠超出預算。一次輾轉到江蘇徐州時,她身無分文,在街頭快要暈倒。幸虧路邊小店的一碗面條和車站站長的同情,她才踏上回程。 可這並不妨礙她把自己的錢給別人。在河南許昌,她曾進入一戶人家,這裡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娶了一個被拐來的智障女人。當時正值冬天,女人剛生完孩子,赤身裸體躺在一張破涼席上,身上的薄被子黑得看不出原來的顏色。和民警一起進屋的董翠英是被人拖著出來的,回家后躺了十多天才緩過來。 “看到那些人,就是要上三天飯也想要給他們一點兒,”董翠英說,“好歹,我還有一身脂肪可以消耗兩天。” 有一次,她看到一個小伙子在冬日裡赤露著上身在路邊行乞,正要施舍,卻被二女兒攔下。 “這些都是騙子,不信我現在拉著你去看看,這邊你給他錢,那邊他就去飯店吃去了,比你吃得好,比你穿得好!”年輕的二女兒深諳社會上的行騙之術。 但董翠英不聽,最后還是去路邊的商店花了70多塊給小伙子買了一套保暖內衣,讓他穿上,然后,又給了幾元錢。她記得,那套保暖內衣是紅色的。 “他是騙子我不管,可這會兒在我這兒就是個乞丐,我就說這會兒的事兒。”董翠英告訴二女兒。 在安徽停留時,董翠英還認下一個有小兒麻痺后遺症的義子,但見面第三次后,這位做藥材生意的義子就提出來資金緊張,想借點錢。當時,身上帶了五千元的董翠英,立馬拿出了三千元左右給了他。這時,她甚至還不太了解這位義子的詳細情況。 “我都不知道她認了多少干兒子干閨女。”二女兒楊潔苦笑著說。 為了尋找女兒,年輕時做過“學習毛著積極分子”的董翠英,也開始求神拜佛,還從湖南“請”回一個觀音像。但是,相比神靈,她更信奉好人有好報的傳統說法兒。 在一次拜神的路上,她看見路邊擠滿了各種各樣的乞丐,有趴在地上舉著破碗的殘疾人,有拉著弦子的盲人。她原本准備投進神殿功德箱的零錢,都進了乞丐的破碗。起初是每人給一塊,后來是每人給五毛,三十分鐘不到,二百五十元錢就全部分完,可她拜神的路才走了不到三分之一。 但“神靈”並沒有讓董翠英的路走得更順利。 1997年一個周一,在當地讀大學的17歲的兒子從突然從學校回來,取了東西以后又出門。正在家裡准備熱干面和雞腿的董翠英沒有察覺到絲毫異樣,卻在幾個小時后,從電話裡知道兒子已經服毒。后來她才聽說,孩子自殺是因為在學校被老師“甩了兩耳光”。 “都說好人有好報,可我這過的是什麼日子啊!”說到這裡,董翠英再也把持不住,失聲痛哭。她沒有要學校的賠償,“娃死都死了,啥賠償都不要,讓娃走得安心”。 她說自己不會拿兒子的命換錢,可再次出發時,她還是會帶夠給別人的錢。 除了靠自己的力氣,她說她不願接受任何人的施舍和捐助。因為患有低血糖,有時候她在外面實在餓得沒力氣,會跑進飯館要一碗吃的,但即使沒錢付賬,她也要留在那裡做一天工,償還飯錢。在當地媒體報道了她的事情后,有人曾提出捐助她,但她想也沒想就拒絕了。 她不願麻煩別人,即使對於擺放在堂屋的觀音像,她也會嘟囔,“哎,知道你在湖南都是吃辣椒的,跟我來這兒委屈你了。” 她把所有的痛楚小心翼翼地隱藏起來,甚至一起住了十幾年的街坊,都不知道她這些年尋女的遭遇。行走在漯河市時,董翠英黑色的大衣緊緊裹著身體,頭發被燙成一縷一縷的大波浪,高跟鞋踩得嗒嗒響。如果從外表看,很難想象她承受的苦難,但是二女兒楊潔記得,自己幾乎每個月都要鉸掉母親腳上厚厚的繭子,“有差不多一厘米厚,都在前腳掌”。 在路上,她遇到過各種險情。一次冬天在河南舞鋼,身形肥胖的她掉進路邊的溝裡,掙扎幾次都爬不上去,終於爬出來后躲進麥秸堆裡暖和了好一陣才緩過神來,“差點沒死了”。 董翠英並不知道自己還有多少時間繼續走路。醫生住院的要求,她置之不理。在那條走了24年的路上,她越走越著急。 甚至,回到日常生活裡,她也不願有一刻停留,就連買菜,她都隻挑沒人等的攤位買,節省時間。有一次,飢餓讓董翠英走進路邊一家面館,發現前面還有兩個人在等候,剛坐下的她立馬就走,低血糖卻讓她差點倒在門口。 董翠英頗為嚴肅地說,“如果哪天停下來,那我也就妥了。” 董翠英明顯感覺到了身體發出的警報。有時候,進了人民醫院的大樓,她站半天都想不起來,自己護理的病號在哪個床位。還有一次,有人請她到“市裡最好的酒店”吃飯,她問了三次,都沒找到廁所在那裡。 就在那棟結構奇怪的樓裡,董翠英迷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