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数百万中国人一样,15岁的刘萍为了过更好的日子而离开家乡农村。打10岁起,养父母就强迫她为村长干活,村长强暴了她。他们打算将她嫁给村长的智障儿子,她不得不逃跑。
她真的逃走了,但却沦为另一种受害者。她被迫在伦敦东部简陋的妓院和肯辛顿及切尔西的高级按摩店接客,那是一段令人心碎的经历。当最终摆脱伦敦的两年折磨时,她平生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而那时她已有毒瘾,并且因遭强奸而怀孕。
如今20岁的她首次说出自己的经历。有报道说,有像她一样的被拐中国儿童未能得到社会服务部门的帮助,她对此十分不安。刘萍讲述着自己的经历,泪水经常打湿她厚厚的眼镜,她3岁的女儿坐在她的膝盖上吃三明治。她揭露了那些从中国拐卖儿童的人贩子的残忍、卖淫的恐怖和悲惨。
她说:“我10岁左右辍学,养父母让我给村长干活,他们说我亲生父母给他们的钱已用完,我得干活。我被村长强暴,村长的老婆吸毒成瘾,根本不管村长对我做什么,也许她不敢说。村子里的日子让我觉得彻底没希望。”
她有一个信任的人,她叫他“吴叔”,正是这个吴叔最终以两万英镑将她卖到伦敦。吴给了刘的养父母一些钱,次日他们就离开了村子。在刘萍的记忆里,接下来的几个月混沌不清,她觉得自己在途中被服了麻醉药。
她说她是坐在货车车棚里到的伦敦。这意味着她是坐船穿越英吉利海峡的,这与多数被拐中国儿童不同,后者大多是乘飞机到机场的。吴先生把她留在范先生开的中国外卖店里。她的工作似乎很简单:打扫卫生和给食物打包,就像保姆所做的工作。
“范太太去香港后的某个夜晚,范先生来到我的房间,那个门是不上锁的,他问我知不知道自己要在这里做什么。我说‘不是当保姆吗’?他说,‘不,我付给你叔叔两万英镑。所以你得为我们干活挣钱。’”她说,“我不知道2万英镑是多少,我问他做什么。接着他强奸了我。他说会教我如何取悦客人,然后把我送到妓院去,他先是把我送到有中国客人的妓院。蛇头教我服用可卡因,说这样我会快活。用了可卡因后,我的确感到非常快活。”
“我不吃不喝。他们不让我吃东西,说客人喜欢苗条的。他们说我不能拒绝任何客人。如果我拒绝或者有客人抱怨,他们会打我。后来他们把我送到肯辛顿,再后来又把我送到切尔西,在这两个地方,我的客人都是上等人。”她郁郁寡欢,试图服用安眠药自杀。
刘萍逐渐了解到“蛇头”的一些情况。她说:“范先生告诉我,他属于一个很大的黑帮,与阿尔巴尼亚人、黑人和越南黑帮关系很好。如果我逃跑,不论到哪里,他们都能找到,因为在英国他们耳目众多。我问他,我已经干活这么长时间了,什么时候可以还清那笔钱,获得自由。他说不会让我走的,说我是他手中的风筝。如果他想让我飞高一些,他会放开线;如果他想让我近一点,他会把绳子往回收。”这更令她绝望。她说:“我虽然逃离了村长的魔掌,却在这里落入了范先生的手中。”
一天夜里她躲到一家旅馆,结果被人强奸,她觉得自己就是在那时怀的孕。刘萍决心逃跑。她找到了去圣·托马斯医院的路,认出了她在电视上看到的急救红色标志。她在医院待了一个月之后,得到了慈善机构——难民委员会的帮助,移民局同意她继续留英5年。她被安排单独住在一个公寓房里,离唐人街不远。由于没什么保护,她时刻提心吊胆,担心被重新抓回去。她说:“我很少外出,屋子上3把锁。我不跟邻居说话,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他们。”
刘萍知道自己的经历不是个例,她关心近年来许多失踪的中国孩子,她怀疑这些孩子现在正被人贩子利用来赚钱。她说:“我很担心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蛇头骗他们说外面的世界多好,我很担心,因为蛇头也是这样跟我说的。”
(::英国《卫报》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