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丢失考问中国寻人体系

2008-7-17 00:00:00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刘炎迅

　　一名家人的失踪，如果得不到社会应有的救助，往往会因孤立无援而毁掉一个家庭。大量妇女和儿童的失踪案，在考问中国社会的寻人体系

　　秋风刮得正紧。坐在天井内，穿着一件短袖，56岁的李周天端起酒盅，一饮而尽。他侧了侧身，将一旁4岁的小孙子李礼一把揽在怀中。

　　“爷爷，你抓得我疼！”小李礼在爷爷怀里嚷着。

　　大约一年前，李礼在自家门前意外失踪。数十天前，几多辗转，李礼最终奇迹般被找到。

　　“运气，真是运气，孩子要是找不回来，我死了都不顶用！”李周天想起来仍旧很后怕。

　　孩子不见了

　　出门前，李周天拿着一条橘红色的羊毛围巾，扎在4岁的小孙子李礼脖子上，“天凉了，保暖要紧，病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是2006年11月的一个周末，南京六合区。爷孙俩穿戴整齐后，离开家门，李周天打算带小孙子去珍珠泉动物园玩。

　　到最近的公交车站大约有500米远，其间要转两个弯。出门转了第一个弯，李周天突然记起，手机落在家里了，便拉着李礼转身往家走。“爷爷，我要吃糖。”李礼被不远处路边的一个做糖画的小摊子吸引了，他拉着爷爷的手，屁股往后撅着。

　　“去吧，买了糖就在那吃，等着爷爷，我马上就回来。”交待完小李礼，李周天独自往家走。李周天事后回忆，在即将到家门时，他扭头望了一眼糖画摊，小李礼正在那津津有味地吃着一条“糖龙”，被摊主逗着笑。

　　推门进屋，拿了放在堂屋茶几上的手机，又折进厨房，拿了落在那儿的香烟和打火机，没有多耽搁，李周天匆匆出门。“一出门，去看那糖画摊子，孙子已经不见了，一下子懵了。”李周天回忆说，那时，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糖画摊子前，几乎吼着问那摊主，“刚才在这吃糖的小男孩呢？去哪了？”

　　摊主一脸茫然。李周天几乎要疯了，“前后不到5分钟，孩子就不见了？？”

　　李家所在的是一片老居民区，巷子多、拐弯多、路路相通，如同迷宫。李周天疯子一般在巷子里奔走，逢人便问“有没有看到一个拿着‘糖龙’的4岁小男孩？”

　　天黑前，依然寻不见小孙子。坐在一条巷子拐角的路灯下，这个56岁的男人感到了真正的寒冷和恐惧。“那一刻，我的脑子里跟过电影一样，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的丢小孩的画面全出来了，越想越害怕，孩子在我手里丢了，我怎么向他爸妈交代？？”

　　24小时内，公安局不管

　　众人围坐在李家堂屋里，商量着寻人办法。李礼的父亲李莫隆不停地抓着头发：“赶紧去报警！去报警？？”没说几句，便泣不成声。一位亲友说：“听说失踪24小时后警察才管事。”“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去报警。”李莫隆说着，和妻子一起前往最近的派出所。

　　与此同时，十几个亲友，被划分成5个组，一组到城里的几个汽车站去找，剩下的4组人，从李家出发，分别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去找。

　　李莫隆和妻子来到派出所时已是晚上7点50分，一位值班民警接待了他们。听完夫妻俩声泪俱下的讲述，这位陈姓年轻民警说：“情况我都清楚了，很同情你们的遭遇，但是我们有规定，无论男女老幼，确认失踪超过24小时，我们警方才能介入，在此之前，你们还是自己先四处找找吧。”

　　一听这话，李莫隆激动地上前抓住民警的胳膊说：“求求你了，帮我们找找孩子吧，你们的本事大，到车站，或者打电话给其他派出所，帮着找找吧？？”妻子也在一旁哭着，求着。

　　正在收拾文案的民警停下手中的活，将李莫隆扶坐到长条椅子上，说：“这样吧，我先给你记下，让其他民警帮你留意下吧；但是接下来的24小时内，主要还是要靠你们自己先找。说不定很快孩子就会自己回来了。放宽心吧。”

　　说着，这位民警随手抽出一张便签纸，刷刷写了几笔，回头对李莫隆说：“记下了，你们先回去吧。”

　　5组亲友也在往不同的方向寻找李礼。李周天和两位亲友，带着孩子的照片，从城南汽车站赶往城西的车站。在那里，他们获得一个线索，大约1小时前，两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貌似李礼的小男孩在此出现过，车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孩子当时一直哭，动静很大，我就拿着糖去哄他，但是那两个女的好像很紧张，抱着孩子匆忙出了车站。我印象很深。”

　　“那他们后来去哪了？”李周天急切地问。“这就不知道了，好像是往西面去了。”那位工作人员说。

　　往西？那边就是长江渡口，难道他们会乘船而去？来不及多想，李周天和两位亲友赶紧搭车去渡口。然而，问了渡口周围的一圈人，都没有看到过貌似李礼的小男孩，线索中断了！

　　至次日凌晨3点，李家一干人等再次回到家中，汇总寻找情况，“很失望，没有一点有用的信息”。

　　此时，李礼已经失踪了近9个小时。当夜无眠，李莫隆连夜借来一辆桑塔纳，独自一人，踏上寻找儿子的路，“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李莫隆开着车，过南京长江大桥，一路向南，沿途经过镇江、丹阳、常州、太仓等地，随后又往安徽马鞍山方向寻找。他事后回忆说：“当时人就像疯了一样，满脑子是孩子，找不到孩子我就死在外面。”

　　次日下午6点，李周天等人再次找到派出所，此时李礼失踪已经超过24小时，一位民警录了口供：“我们会留意的，回去等着吧。”“要等多久？” “这个我哪知道，24个小时了，就算被拐走的，乘着火车都能跑到大西北了。”

　　找公安局，大多就是个程序

　　李家人开始自救行动。

　　首先找到当地电视台，花钱做了一则寻人启事，每天晚上8点钟和11点钟两个时段各播出一次，连续播放一周。同时，李家人又联系了几家报社，登报寻人。

　　“当时有一家报社还专门给我们做了采访，连续3天做了报道，配发了孩子的照片。”李周天回忆说。文章见报后的几天里，李家人不停地接到各方的电话，有提供线索的，有表示慰问的。一圈下来，仍然没有有效信息。

　　孩子失踪后的第8天，一位读者打电话给李家：“你可以上网看看，或许能找到线索。”网络寻人，这让李周天感到一丝希望。他和家人开始每天泡在网上，他们发现，网上有很多专门提供寻人帮助的网站。

　　“我们决定利用这些网站，发布孩子的信息。”李周天说，但是新问题又来了，他们粗略算算，各种大小寻人网站不下千家，哪些能有效果呢？“来不及多衡量，只能尽可能多地撒网。”李家人先后在数十家寻人网站上发布寻人信息。这些网站，多数都是收费的，李家的念头只有一个：“只要能找到孩子，花再多钱都值，哪怕卖掉房子。”

　　信息在网上发布后，很多人开始给李家打电话，有时候对方说找到孩子了，在某某地方，李周天放下电话，总是第一时间搭车赶过去见面，“很多次见到的是一个陌生的小男孩，还有就是到了约定地点，不见人影，打电话过去问，对方要么不再接电话，要么哈哈大笑，骂我是傻瓜，原来是在戏耍我”。李周天回忆说，在寻人过程中，五花八门的事情遇到很多。他说，有时候，对方打来电话，说孩子找到了，在他们手上，不过需要寄几百元钱过去，才好将孩子送回来。“一开始我们都是寄钱过去，明知道可能上当，还是去做，寻子心切啊。”前前后后，如此被骗去的钱，不下万元。

　　奔走在路上的李莫隆更加痛苦和疲惫不堪。两个多月时间里，他驾驶桑塔纳跑遍了江苏、安徽、湖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每到一处，都会联系当地警方、报社和电视台，还会雇人四处张贴寻人启事的小广告。李莫隆回忆说：“找当地公安，大多就是个程序，没有什么作用，但是不去那儿，心里又不踏实。”他说，有好多次，他前脚刚张贴了寻人启事的小广告，后脚就有城管人员或者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上来揭掉，“说是影响市容，还要罚款”。李莫隆便发火骂人：“我这是在找儿子，你们有没有人性。”

　　开着车四处寻子的第四个月里，李莫隆遇上了车祸。“在武汉，下大雨，一段山路，我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眼皮一打架，轮子一歪，撞到路边的石墩上，车子当空翻了两转，运气的是，我只是皮外伤，老天爷保佑啊，要我找到儿子。”

　　旷日持久、且看不到希望的寻子，让李家的每个人都异常痛苦。2007年3月，农历年刚过，李莫隆的妻子提出了离婚，“我不怪她，再这样下去，都要崩溃了” 。

　　孩子被当做乞讨道具

　　转眼再入秋，李礼失踪快一年了。2007年9月中旬的一天，一位网友贴的一张照片显示，在路边，满脸泥垢的李礼窝在一个脏兮兮的男子怀中，似乎睡着了；而那名男子，在向路人乞讨。

　　这则图片信息很快传到李家。李周天迅速联系那家寻人网站，联系到发帖的网友，经过确认，照片拍摄于成都。但是，那位网友说，照片是自己无意间拍到的，至于现在孩子究竟在哪里，他也不知道。

　　“我们经过合计，觉得孩子应该还在成都，决定赶去。”李莫隆说，联系了网友的第二天，他就飞到了成都。每天在街头转，期望能遇到孩子。

　　一连几天，李莫隆都没有收获，“好像老天成心要捉弄我，我开始闷在旅馆里，喝酒，常常醉得一塌糊涂”。他说，当时头发留了很长，邋遢得很，与以前那个烟酒不沾、讲究干净的自己完全两样。

　　几天后，李莫隆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个女大学生：“你快过来，那个男的带着孩子又在乞讨了。”一边接着电话，李莫隆已经搭上一辆的士，20分钟后，他与那个女大学生见面，随后看到了令他震惊的一幕，只见李礼依旧酣睡着躺在一名男子的怀中；而那名男子正跪在地上向路人乞讨。

　　“我当时就想冲过去，那个大学生拉住我，她让我先打110。”李莫隆说，很快，在110民警的协助下，那名男子和熟睡中的李礼被带到了派出所。男子很快交代，自己是花10000元钱买来这个孩子，“作为乞讨的工具，带着孩子，路人就会可怜我们，给的钱就多”。

　　这时，李莫隆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在外乞讨了近一年，之所以总是熟睡，是男子每次上街乞讨前，给孩子吃了迷昏药。

　　抱着失而复得的儿子，李莫隆泣不成声。

　　2007年9月的一天，阳光明媚，在李家天井里，李莫隆摸着儿子的头，感慨万千：“孩子终于找到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为了寻子，李家付出的代价可谓巨大，这个原本家境殷实的小康之家，如今已破败不堪，背负了数十万的外债。

　　李莫隆一年前便辞去了广告公司部门经理的职务，妻子早已远嫁他乡，原本健壮的李周天，也在这一年里迅速衰老，腿脚不如以前灵活，日常需要服用药物，以控制间或复发的脑血栓和高血压。

　　“现在啊，孩子胆子很小，白天不愿离开大人半步，上厕所都要牵着我的手，晚上睡觉需要我或者他爸爸抱着，不然就哭。对于一个孩子，这一年发生的事，太可怕了。”李周天说。

　　寻人体系仍然无力

　　■本刊记者/刘炎迅

　　在警力不够的情况下，寻找失踪人口需要政府各部门、公共社会各方协同作战

　　望着从人贩手中解救出来的那40名婴儿，南京火车站派出所副所长刘云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些孩子的身后，是一个个濒临崩溃或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庭。拯救了这些孩子，可以拯救多少家庭啊！”

　　9月的一天，南京铁路警方侦破“5·25”特大贩卖婴儿案，先后解救被贩婴幼儿40名，在进一步的审讯中，主要犯罪嫌疑人郎燕和刀芬等人又陆继交代出30余名被贩婴儿的去向。

　　事实上，这些被解救的孩子只是中国失踪人口的冰山一角。凤凰卫视曾报道，“我国每年约有20多万儿童失踪，目前仍然没有放弃寻找的案件逾60万件”。关于失踪人口，目前官方尚没有全国性的统计数字。上海市公安局治安管理部门统计，2001年该市各级治安部门共受理登记失踪人员9627人次，而1995年的总失踪数仅为4526人次，上升了2.13倍。这个6年前的陈旧数据，也许能说明一点问题。

　　“与国外相比，中国对于失踪人口的寻找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和制度架构，类似于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这样的东西还没有建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玉胜说。

　　警方无力？

　　山西黑砖窑那些曾经被奴役的工人，在媒体曝光之前，对家人来说，他们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飘出家门，杳无音信。即使在山西黑砖窑被查处之后，一些来自河南的辗转寻子的父母仍然没有找到他们的孩子，没有人知道这些孩子的命运。

　　人口失踪案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常见于国内媒体报道，近年来似乎有增多的趋势。家人失踪后，人们最先想到的求助对象就是警方。但是事实上，警方在寻找失踪人口上乏善可陈。据2006年9月一家媒体调查的数据显示，在总共518名来自云南、贵州和广东的历年失踪儿童当中，经记者打电话一一核实，只有31名孩子被找回。

　　南京市鼓楼区的一位警察坦言，“几乎不可能调动过多警力专门去寻人。特别是在基层派出所，警力常常紧张，要管一大堆事务，零零碎碎，哪里有过多的警力去展开大规模的寻人工作？不过我们会将工作中发现的失踪人员及时与已登记人员进行信息比对，这样做多少显得被动”。

　　一些地方已经建立起失踪人口信息系统。2005年的一份公开资料显示，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安徽省的芜湖市等城市均已建立了“失踪人口信息网”。

　　武汉从2001年10月份开始，就建立了 “失踪人口信息管理库”。除了收集已报案的失踪人口外，警方还把各种媒体、寻人启事、小广告上登的失踪信息收集到库里。

　　“这个系统虽然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库容量太小，另一个是地域局限性。”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处警官张武说。

　　从2003年起，公安部开始筹建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但因种种原因和实际困难尚未建立起来。据了解，作为公安部“金盾”工程之一的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近年已经在建设之中。

　　“警方内部对失踪人口信息的有效统一管理是建立一个健全的寻人体系的第一步。”张武说。

　　户籍制度的弊端

　　“人员失踪，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家庭不和离家出走，有的是心理疾病自我逃离，有的是意外迷路，也有的是遭遇拐骗，让警方完全承担起找人的任务是不现实的。”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人口统计学教授游允中对《新世纪周刊》说。他认为，民政部门、劳动部门的一些下属机构，比如救助站、劳动力中介机构等，如果与警方建立起协调有效的联动机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寻人效果。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单靠一个部门是解决不了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玉胜说。他认为，失踪人口问题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难题，在国外，包括很多发达国家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一般也只是在有关部门（主要是警方）作一个登记备案，一旦有了线索才能加以查找，总的说来也是很被动的。

　　“一直以来，我国都是以户籍为基础管理全国人口。这么多年来，经济飞速发展，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大，条块分割式的人口管理显现出了弊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对《新世纪周刊》说，这种管理方式造成人口在迁徙流动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所谓“黑户”、“黑工”现象。由于缺乏这部分群体的相关档案，导致对失踪人口难以有效监控、搜寻。

　　“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概念里，社会事务不应该也不可能由政府来包揽一切。社会有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功能，很多事情的解决，是通过自愿而不是权力的方式。”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亦明教授说。 已有专家提出，解决人口失踪问题，应设立一个专门的公共事务部门。“这个部门更应该具备的是社会服务性质，而不是依靠行政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