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这组报道,我站在了人性至纯至美的观察前沿。如此美好的荟萃,宛如孔雀开屏、佛光普照。而这,不是任何岗位上想看都能看到的。 经历过那样的采访,我不知道还有什么采访能激动我心;感受过那样集体性的澎湃激情,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被再度点燃。 2002年的夏天。一个厦门姑娘从火车上领下了一个14岁的谜一样的少女。少女说不清自己的名字,不知道家在哪里。这是个被人拐卖的女孩,身上伤痕犹在。受托于安徽警方,乘警要把少女送往她发音“石狮”的地方。可闽南人一听都知道,少女的口音,绝不是石狮人。 厦门姑娘直觉到危险,给晚报打来求助电话。晚报集体大投入,我主笔采访。采访的前半段在厦门。从推断少女所属省份,到酒店无偿邀住,到四面八方的读者来电请求辨别口音,到无数人前往赠送衣物、食品……几天之中,我的电话几乎被厦门热心人打爆,一腔古道热肠,只为帮助苦难少女踏上回家的路。 那几天,我基本和少女在一起,在宾馆的所见所闻,让我感觉好像是个天使的聚会。白领、打工仔、大学教授、下岗女工,各色男女老少,他们看望少女,带着衣物或食品,或者什么也不带,面对面坐下,耐心陪少女聊天。多年报道生涯使我们知道,比给钱更难能可贵的是,一颗情愿陪伴的、急人所急的心。 回望那些日子,我回味着职业的满足。至少这组报道,我站在了人性至纯至美的观察前沿。如此美好的荟萃,宛如孔雀开屏、佛光普照。而这,不是任何岗位上想看都能看到的。 没有想到,更激动人心的目击,是在湖南。 终于确认少女的老家在湖南邵阳,厦门记者和湖南卫视记者再度联手,一起把少女送回家。驱车几十公里到村口,前面车子好像走不动了,摄影记者刘罡和我都没有反应过来,只见一个农民模样的男子持一方红纸站在车前,红纸上的字是“共产党万岁”、“三个代表万岁”。很多群众围在那里。不是党员的我惊诧得一时脑子空白。我明白,不是在于他说什么,是他们强烈的想找到最强烈的表达。更震撼我们的是,汽车刚刚开到少女家所在的下花桥五里村口,全村三四百人奔来迎接,一盘盘上千响的鞭炮震耳欲聋。有村民在喊,共产党万岁!还有很多村民正笑着跑过来。 平时无所顾忌的两地记者,没有一个笑出来。巨大的真诚在村民和记者之间激荡。记者无言。几百名村民兴高采烈,他们引领着、簇拥着我们一起穿过泞泥的田中小道,向百米外的少女破旧的家走去。两个月前,全村人都知道,这名有些智障的蒋家少女外出打工失踪了。蒋父急疯了,向村民筹措了500元到福建等地寻找过,都没有结果。做了最坏猜测的村民们,没想到少女竟遇到了“好到天的厦门人”。 500元在2002年的下花桥是什么概念呢?部分家庭固定资产不足500元,许多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未满80元!但是,就是这样的极度贫困的淳朴村民,自发地一家一元两元地捐资,为记者买了两条200多元的金沙香烟!目的只有一个:全村人谢谢厦门人! 记者 徐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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