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探讨

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探讨

主题：人口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探讨

时间：2012年7月5日

主讲人：李建新、穆光宗主持人：焦洪昌

主办：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

编辑：周东旭

精彩摘要：

任何一个人都不假思索地认为人多是负担，30年来这个观念在中国人中根深蒂固，我们一直处在误解中。

社会发展带来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必然带来人口老龄化，但中国的计划生育加快了中国老龄化进程，这就是为什么说“未富先老”。

林毅夫乐观预测中国经济还能快速增长20年，也就是60后全部退出舞台的时候，但如果从人口的因素看，其实并不太乐观，可能80后、90后、00后要支撑整个社会，就非常艰难。

计划生育理论把人口负面化、妖魔化，认为出生的孩子就是负担，没想到这个孩子在二十几年以后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劳动力和人才，可以回馈家庭的抚养、国家的哺育。

生育率是越低越好吗？当然是否定的，生育率下降应该有底线，国内、国外古今中外都有答案，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开发是相互关联的，量变会引发质变，对人口数量的调控一定要适度。

以下为对话实录：

计划生育的“功”与“过”

“预测表明，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将从2013年到2015年减少，未来十年内，20岁到40岁年龄段减少一亿以上”

焦洪昌（主持人）：我们今天论坛的主题是“人口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先做一简单的背景介绍。

近日媒体爆出陕西镇坪县怀孕7个月的冯建梅，因交不起4万元罚款，被计生委人员强行引产引发社会关注。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的一句话。

1949年到1953年，国家的政策是鼓励人口增长，限制打胎。第二阶段，1953年到1956年，提倡生育，但有计划的节制提倡。第三阶段，1957年到1964年，政策反复期。其中1959年到1961年后人口反弹，1962年周恩来再次提出节制生育。第四阶段，1970年到1984年，严格控制人口。1970年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说，现在人口多，70年代人口要注意计划生育，1973年，国家计生委把人口计划指标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5年2月，毛主席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作“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批示。

计划生育成功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缓解人口压力，减轻人口与土地、资源矛盾，提高了妇女社会地位和妇女、儿童的健康水平，改善青少年的教育。

其消极影响有：第一，人口性别结构问题。据资料统计，我国近几年新生人口男女比例是117：100，男性比例过高，造成婚姻压力增大，加剧犯罪，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现象，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大。

第二个是老龄化。我国进入“未富先老”困境，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绝对数量大，区域差异明显。

第三，劳动年龄人口跟不上经济发展需求，靠人力实现增长的中国经济面临持续衰退。预测表明，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将从2013年到2015年减少，未来十年内，20岁到40岁年龄段减少一亿以上。

第四，对家庭规模结构的影响。“421”家庭结构导致独生子女“老难所养”和老年父母“老无所依”。

从刚才所呈现的内容来看，弊端明显比积极影响要大得多，特别是国家现在又在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行修改，我们就此做一讨论。

下面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李建新教授和北京大学人口所穆光宗教授。
计划生育加快中国老龄化进程

“另外一个非常特殊之处，中国婴儿出生性别比极具偏高，严重失衡，是人类人口史上没有过的现象，持续这么长时间”

李建新：只要梳理最近频频发生的事件，就会看到人口问题迫在眼前。

说到人口，大家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什么，90%的回答都会惊人一致，脱口而出：多。任何一个人都不假思索地认为人多是负担，30年来这个观念在中国人中根深蒂固。我们观察思考任何问题，都带着这个预设，比如堵车或者学生食堂拥挤，肯定会抱怨一句，“中国人太多了”。我们一直处在这种误解中。

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大的方面应该有两个层次。第一是生育权利，基本人权的问题。

第二层次是人口，又分为三个不同的方面。首先人口自身的变化，其次是人口作为变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是什么关系，最高一个层次是从宏观、长远看人口作为国力的力量，怎么影响文明兴衰。

人口是一切之基础，人口变化必然会影响方方面面，甚至平稳。人类人口史上99%以上的时间处于高出生、高死亡。到20世纪为中心，更确切的说是以工业革命启动人口变化，开始增长，不到20%的发达国家率先变化，20世纪开始加快。

20世纪里发生人类史上两个“前所未有”，第一，人类人口的增长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第二是增长量，20世纪90年代达到高峰。人口数量上是二元变化，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人口转变，而发展中国家处在转变之中。未来世纪谁引领人口变化？是发展中国家。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数量的变化只是一个方面，内部结构还会发生变化，这里指的是自然结构，即年龄和性别，比如6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一结构变化不是特别大，但是从21世纪开始变化非常迅猛。儿童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这就是现在流行的说法，“老龄少子化”。

中国人口有什么特殊之处？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一过程带有很强的压缩性，出现许多结构问题出现，老年人口迅速增长，少年人口迅速降低，不同的生育水平会影响内部结构急剧变化。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更快。社会发展带来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必然带来人口老龄化，但中国的计划生育加快了中国老龄化进程，这就是为什么说“未富先老”。

另外一个非常特殊之处，中国婴儿出生性别比极具偏高，严重失衡，是人类人口史上没有过的现象，持续这么长时间。2020年婚配失衡三、四千万，有理由相信还会高，因为2010年普查数据出生比指数依然偏高。

更要命的是，实际上我们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在同一时期是相互叠加的过程，严重失衡。

从人口结构看中国经济并不太乐观

“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是庆幸的，但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破坏了人口内部结构，使老龄化、少子化加剧，使性别结构严重破坏，动摇了国力强盛的稳固基础”

李建新：人口结构发生如此剧烈变化，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把中国建国60年分为前30年、后30年，我认为前30年的人口是顺势而为，是积累能量的过程，而后30年则是逆势而发的过程。

这30年是谁在创造中国的成就？是50后、60后、70后，现在的80后、90后、00后，真正创造是在30年以后，也就是从2010年开始，现在等于是在交接之中。

现在已经开始变化，前一阵子在讨论退休年龄要不要推迟，从2010年起50后开始退休，又讨论常回家要不要入法，这些看起来与人口没有关系，但仔细一想，其实在前30年就已经种下结果，人口变化有一个滞后性，还没有全面爆发，现在是最辉煌的交接期。林毅夫回国后的第一次演讲就做了一个乐观的预测，说中国经济还能快速增长20年，也就是60后全部退出舞台的时候，但是如果从人口的因素看，其实并不太乐观，可能80后、90后、00后要支撑整个社会，就非常艰难。

上升到国力，国力分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包括领土、人口、军事等。国家军力肯定与年轻人口有关系，前一阵子将军们已经发现招兵难了，这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硬实力。

软实力实际上既是一种价值取向，又是指秉承这种文明的人口，人口越多，文明的影响越大，这是一个基础性的东西。另外就是人口结构是否合理以及人口素质的传播，保持活力，能够应付各种挑战。

欧洲今天面临的问题首先是结构性挑战，表现在经济上是养老金什么的，还有文明，担心要不要移民，移民可以带来对欧洲文化的挑战。另外，奥巴马选举胜利有很多解读，如果从人口结构版图上看，50年前不可能出现，到奥巴马选举时，白裔已经由80%缩减至不到70%，尤其是在选民中，年轻人比较多。

与美国和印度相比，中国老龄化速度最快。另一社会发展潜力指标，即24岁人口数量及比例，中国是1.2亿，但50年以后减半，美国数量不多，但一直持续的，保持在10%左右。印度的数量不断增加，结构一直在10%。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追赶美国不够有后劲，与印度之争同样没有后劲。我们常常嘲笑印度这只大象非常迟缓，但它非常稳健，龙可以高高的跃起，也可能重重摔下，从总体上评价，中国人口变化无助于中国国力进一步扩大。

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是庆幸的，但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破坏了人口内部结构，使老龄化、少子化加剧，使性别结构严重破坏，动摇了国力强盛的稳固基础。

我们怎么办？回到刚才那两个层次，从人权上彻底给予保障，在人口层次上鼓励多生，多生不是追求数量，而是追求结构目标，只有结构合理，才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实现民主国家。

短缺经济催发计划生育

“1980年中国还是计划经济的国度，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短缺经济，短缺经济对人口增长是非常敏感的，因为人口增长马上要分享福利资源”

穆光宗：首先从历史上看一看，计划生育政策是怎么出台的。人口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看人口政策需要大历史的眼光。

现在回想起来1980年9月25日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不仅是人口史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天，出台《中共中央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封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后来实际变成只允许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或者是多数的夫妇和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是一胎化，不完全是一胎制。当然，也有农村家庭如果第一胎是女儿的话，间隔几年可以生第二个孩子。

一胎化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中国进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新时代，追求低生育率，生育越低越好，少生就是一切。我们现在还比较怀念上世纪70年代的政策定位“晚、稀、少”，晚婚晚育，生育进度拉长，生育子女相对减少，少生不等于独生，从5个孩子到2个孩子也是少生，5个孩子向一个孩子就发生了本质变化。1980年的转折点，从“晚、稀、少”过渡到一胎化的强制计生。

现在讲以人为本，可当时是以数为本，追求人口总量和增量要减少，以零增长、负增长作为战略目标。代价也是非常大的，人权、生殖健康、干群关系，还挤压出少子高龄化、性别鄙视、独生子女问题等等。

为什么会出来这么一个政策呢？可以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对人口的认识来分析，这么一个政策绝不是历史偶然。1980年中国还是计划经济的国度，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短缺经济，短缺经济对人口增长是非常敏感的，因为人口增长马上要分享福利资源。

人口控制理论有一定道理，我认为马寅初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至今依然有一些核心价值，比如说生育权，鼓励生两个孩子，用经济办法调节人们生育行为等等，是可取的。

计划生育理论把人口负面化、妖魔化，认为出生的孩子就是负担，没想到这个孩子在二十几年以后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劳动力和人才，可以回馈家庭的抚养、国家的哺育，是有生命周期的。

1981年以后中国进入政策性低生育、少子化，追求1.5个孩子，地方上更加严格，少于1.5最好不要生，误认为生育率越低越好。计划经济具备自觉减少人口压力的制度力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人力得不到好的投资和开发，很多新成长的劳动力窝在农村蓄水池中，隐性失业，包括几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政治的年代，这已经成为历史必然。

中国需要从控制人口转向优化人口

“治理当下人口问题是为20年以后的中国打造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人口问题本质是发展问题，人口问题是需求问题，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穆光宗：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当下来讲，人口的负面被严重夸大，是见数不见人，看见人口的数量，没有看见人的创造力、生产力。人口数量论、负担论、过剩论、分母论、人均指标论、压力论甚嚣尘上，也从国外也引进一些理论，人口癌细胞扩散论，人口无限增长论等等，现在都成为垃圾理论，强制计生无视超低生育的巨大危害。人口是一个生态系统，男女、老少比例失衡后，功能会发生变化，认为中国人口太多了，这是表象之见，中国人口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相对性。

低生育目标实现，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终结。什么叫人口问题？学界有个界定，就是人口内部失衡，性别年龄结构失衡，或者从外相来看，人口发展与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达到一定层面。

生育率是越低越好吗？当然是否定的，生育率下降应该有底线，国内、国外古今中外都有答案，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开发是相互关联的，量变会引发质变，对人口数量的调控一定要适度。

我们已经进入后马寅初时代，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一人口问题转向复合的人口问题，增长型人口问题转向结构性人口问题，体制型人口问题转向政策型人口问题。政策型人口问题是与一胎化政策有关的人口问题，现在所讨论的很多人口问题实际上都与一胎化政策分不开的。我们要调整政策的呼声为什么如此强烈、迫切，如此异口同声，不是没有理由的，有依据。

人口问题的确林林总总，非常复杂。人口成为问题的面向，需要问什么人口，因为人口分青少年、青壮年、老年、残疾人，有男性、女性等等，有很多不同的社会标识。

人口问题具有变异性，有潜伏期和爆发期。如果说人口多是问题的话，人口少也是一个问题，需要一个参照系和评判的标准。

人口具有周期性，也具有强大的惯性，是一个慢变量，特别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来看待当下人口问题。治理当下人口问题是为20年以后的中国打造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人口问题本质是发展问题，人口问题是需求问题，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人口的城市化，受教育水平提高，女性在知识上竞争压力的上升，以及新生人口对家庭抚养能力的挑战等因素都会导致持续的超低生育率，不用担心生育率不会低，要担心生育率会不会太低。

年轻人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极其宝贵的资源，年轻人的规模比重决定着国家的人口实力，年轻人具有极其宝贵的开拓力、创新力、生产力、消费力和战斗力，这是一个结构的概念。

我判断中国已经进入“超低生育陷井”，难以自拔。人口少子化比老龄化危机更为深刻，已经爆发进而深化扩大。政府要正确引导生育，不能强制干预。虽然计生委被大家批的体无完肤，但希望能够把一些后遗症问题承担起来，转型成“人口家庭委”，我们需要思路创新，保障家庭的权益，优化人口。

我们要提出四个发展理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家庭健康幸福发展，社会团结和谐发展，人口优化持续发展。不要过分陶醉于低生育的胜利，我们已经付出沉重代价，还将面对巨大的挑战，中国生育过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年轻人不足，也是个不争的事实，中国需要从控制人口转向优化人口，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
来源链接：http://news.ifeng.com/opinion/lecture/special/jihuashengyu/shilu/detail_2012_07/21/16198829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