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记者爆料男童贩卖链条

《凤凰周刊》记者邓飞是一位善良的男人，他帮助失子家长走乡串户寻找孩子线索，并积极向公安等有关部门呼吁关注被拐卖儿童；在广西，他与其他家长一起还亲自从村民家里解救出2名儿童。他在自己博客里写下了《南中国男童贩卖链条》

 

《凤凰周刊》记者爆料男童贩卖链条

彭高峰盼望着儿子的归来

 

 

 

南中国男童贩卖链条

　　 

　　 邓飞 发自广东 广西

　　     

　　29岁的彭高峰发誓要找到他的儿子。

　　2008年3月25日19时许，深圳光明新区公明街上，一个黑夹克男子趁彭和妻子不注意，强行抱走3岁多的彭文乐，一路狂奔。

　　录像带令这个退伍的父亲血脉喷张：孩子感觉不妙，拼命挣扎，甚至挣脱到了地上，想逃脱，但男子又一把抱起，消失在人海中。

　　彭文乐是深圳近年来被偷的19个孩子之一，令深圳市民唤起不安记忆——2002年，深圳先后神秘失踪11名男童，成为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列为2003年督办案件，最后调查是一个叫许美盛的潮阳人利用自己的孩子帮助拐骗。

　　“以前还只是诱骗，现在发展到公然抱抢” 彭高峰在追寻过程中意外发现，自2001年以来，深圳和邻近的东莞市的男童连续不断失踪，民间统计竟然上千。

　　而200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国家反拐行动计划，涉及28个部委，涵盖预防、打击、受害人救助、遣返及康复、国际合作等反拐工作的各个领域。

　　今年，公安部成立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统筹中国打拐，发誓要继续控制中国境内的儿童贩卖。东莞、深圳两城和背后南中国的男童贩卖是否可能引发中国新一轮打拐狂飙，令各方瞩目。

　　 

　男童市场

　　     

　　深圳的邻市——东莞情况一样糟糕。2007年11月12日傍晚，东莞市寮步镇上底村，一台白色面包车停下，两个男子把9月大的叶锐聪抱上车，在家属尾随呐喊中逃去。                        

　　   东莞一段时间是人人自危，一些市民把自己的男童扮成女孩，避免被人贩子盯上。当地寻子家长提供一份名单，显示共有1000多名男童在东莞各地被偷。

　　大规模的男童偷盗事件背后是一个旺盛的男童供销市场。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小迎说，中国的男童市场由来已久。1983年，中国开展了开始一场激烈而浩大的计生运动，向农村派出了宣传队和避孕节育手术队，提倡生了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上环，生了两个以上孩子的夫妇一方结扎。

　　而当年的中国的乡村正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重新得到土地的个体家庭又开始需要男丁，做为农耕劳动力。

　　中国乡村对男童的刚性需求，催生了建国以来第一轮大规模的男童买卖。

　　从1987年以来，中国各级妇联重复、大量使用“急剧上升”、“情况严重”、“十分猖獗”、“亟待解决”等词语告急，反映妇女儿童贩卖情况。

　　相关资料表明：1999年春以来，四川省人贩子活动十分猖獗。据17个地、市、州统计，今年上半年共发生拐卖人口案件2478件，作案成员有4502人，还有4621起拐卖人口案线索待查，其中儿童居多。

　　贵州、云南、广西和四川等省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生育较为宽松，计划外生育屡禁不绝，导致该地区的男童贩卖异常活跃。在外来人贩子的带动下，当地贫困村民也参与整个链条运作。

　　中国人口贩卖链条逐渐严密，人贩子之间讨价还价开始形成一整套“暗语”。在南方，对被拐儿童以“货名”相称，一般将男孩、女孩分别称为“正品”、“副品”，婴儿年满一月称“一两”。在北方，男孩、女孩则分别被称“大货”、“小货”。

　　2000年，贵州安顺市连续爆出两起震惊全国的特大儿童拐卖案，共解救儿童上百名，案涉河南、福建、江苏、云南、广东等省。

　　令人注目的是，该案还发现父母卖出自己亲生子女——一个两岁女孩的价钱是300元，男孩最高价格是5000元。

　　2000年开始，中国警方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打拐，试图遏制日渐猖獗的妇童拐卖，其中铁路公安重点监控了由云贵黔川等西南诸省始发的数条铁路。

　　2002年5月，武汉铁路公安处破获一个共计贩卖42名婴儿的团伙。2005年2月，郑州铁路公安局解救出了30多个孩子，切断从广东湛江和广西桂林到豫北的贩童通道。7月，郑铁公安局再次在河南洛阳、四川西昌、山东东明等地摧毁一个跨省“贩、运、销一条龙”的家族式跨省贩婴犯罪集团。

　　 

　贩童的变化

　　 

　　一些被拐卖的孩子在恶劣、漫长的长途运输中生病或者死去，增加了贩卖成本。中国铁路警方频繁在列车、车站来抽查身份证，实现全国大追逃，火车贩卖变得更加危险。此外，云南因为旅游、产业产业兴起，经济发展迅速，村民少有因为贫困而出卖自己亲生子女。

　　2000年后，人贩子转而瞄准了云南昆明和广东东莞、深圳等城市随同父母进城的数以百万计的男童，然后通过四通八达的公路网迅速外运。其中昆明警方公布，2000年到2003年，共有352名孩子被拐，其中男童278名。

　　“那一段时间丢孩子很多”东莞市寮步镇市场包子铺店主郑春忠说，2003年，两个妇女偷走了他的儿子，而该市场一共丢了5个男童。

　　郑在寻子的漫长过程中帮助东莞警方在2004年抓获数个贩童团伙，成功解救11个男童。2005年，东莞警方又重新梳理深挖，再次解救11个男童。

　　东莞法院认定，从2001年3月至2004年5月，以一个叫刘建秋的潮汕人单独或结伙在东莞市寮步、大朗、东城等镇区的市场，以买泡泡糖、玩具等为诱饵，拐带儿童到汕头市潮阳区，交由当地人卖出男童，共拐卖儿童38名。 

　　2008年6月，刘建秋被枪毙。

　　郑没有找到自己的儿子，但他似乎成为了一个反拐专家。他说，广深公路两侧的数百个大小农贸市场是男童被偷的重灾区。这些男童的父母一般是来自乡村，他们忙于自己的生计，疏于保护自己的孩子，孩子还是像在乡村一样自由活动。

　　有警察告诉《凤凰周刊》，买进孩子的重点地区是中国的山东、福建和广东的潮汕地区，中国的改革开放帮助上述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民众积累了大量财富。此外，该三地区崇拜男丁，深信多子多福。

　　一个佐证是，2002年开始，一个叫唐显忠的男子在东莞拐骗6个男童，然后送到福建厦门市贩卖。 

　　有潮汕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近年来，潮汕地区开始流行一种新“消费”——买孩子。有儿无女，有女无儿及没儿没女的家庭一定会设法买进孩子，有子女的家庭为了发展家族产业，发展下一代的势力，也要花钱再买一两个男孩或女孩。有的地区的民众甚至还把买儿、买女互相攀比。

　　 郑春忠说，即便是在农贸市场丢了孩子的潮汕籍家庭，无一例外，都是生育了三四个孩子。

　　  “买一个男孩放在家里，可以做一个引子”上述潮汕人士称，一些潮汕人相信，家里有一个男孩，可以形成某种气场帮助妇女生出男孩。

　　   中国虽然对户口登记有严格制度，但在潮汕一些地区，一个婴儿只需要花两百元找村主任开出一张出生证明，就可以找派出所上户。如果是几岁的孩子，则需要在计生部门缴纳几千元社会抚养费，再到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

　　2002年，深圳被拐骗的11个男童也是被发现带到广东潮阳市金玉镇，再经人卖到汕头、潮阳、揭阳等地。广东省公安厅不得不组织深圳、汕头、潮阳、揭阳、汕尾五市联动，才一举救出9个男童。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东莞、深圳丢失的孩子大多被送到了潮汕。因为暴利驱使，一些潮汕人成为了人贩子，利用广泛的人脉加快了男童的脱手。

　　 民风剽悍的潮汕一度也被各地警方视为畏途。参与解救的深圳警察说，他们被警告一定要小心被当地民众围攻，不得不深夜进入该些地区，抱起孩子就上车逃离。 而东莞警方一直愤恨的是，还有被潮汕人买进的3个男童因为当地走漏了风声，被藏起，再也没有露面。

　　                    

侥幸的成功

　　 

　　为了找到丢失的19名孩子，深圳市公安局成立了一个以一名副局长为组长的专案组。

　　南山区公安分局一名负责人说，人贩子深知一旦被人发现，一定将遭遇群众围殴，所以他们计算周密，力求一击即中。而买孩子的家属不愿被人发现，以免人财两空，所以对孩子保护严密。

　　“如果没有具体线索，找一个孩子回来犹如大海捞针”该警官叹气说，压力很大。 

　　但莫金昌显然是很一根幸运的“针”。2007年12月10日上午，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三围村。一个陈姓潮汕籍男子骑着摩托车把3岁多的莫一把搂了过去，飞车逃脱。陈在潮汕没有找到下家，就抱着孩子去了南阳，试图卖给一个女中巴司机，被该司机和家人设计擒获。

　　陈坚称是帮助人照顾孩子，警方没有其他证据，只得放人，对深圳警方发出对莫的协查传真，但未获回应。南阳警方只好把莫放在南阳福利院，一直没有人认领。

　　直到《南阳晚报》记者把莫的照片传到一个叫宝贝回家的寻子网站， 才被注意。莫父一眼就认出是自己的孩子。

　　 

　　2008年月28日，莫在他的小屋里抱着孩子，心有余悸。

　　 

　　对其他父母来说，追寻被偷的孩子简直是一场类似凌迟的炼狱之旅，一点点被折磨。彭高峰贴出寻子启事后，至少收到两千条试图行骗的信息。另一个家长还两次被人约出，说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尾随的警察都发现了对方身上的刀具，“如果不是警察，可能被他们谋财害命了”。丢了孩子的父母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寻找孩子

　　 

　　一个叫蒋铮的孩子被湖南龙山县一个人贩子拐卖，警察一直无法缉拿归案，蒋的奶奶寻到人贩子的家里，对家属下跪，还帮助下地干农活，希望能够感动家属做人贩子的工作，说出孩子的下落。

　　最后，老人回家就死了。

　　2004年，湖南怀化一个叫戴特株的5岁男童在家口门失踪，祖父戴子初三年走遍大半个中国，行程上万里寻孙，仅寻人启事就向全国各地散发了500万份，耗资50多万元还是一无所获。

　　 所以，莫家坚持认为是神仙帮忙，他们抱着孩子去当地寺庙去磕头，烧纸，拜谢相关的菩萨。

　　 

打拐需要国家计划

　　 

　　因为越来越多的孩子被偷，各地的父母经由互联网等方式形成各地区的“寻子联盟”。《凤凰周刊》获悉，全国范围内已成规模的“寻子联盟”主要有三处：云南昆明、广东东莞、深圳和河南郑州。

　　奇异的是，一些家长不满当地警方查办不力，而与警方发生冲突。中国警方规定：儿童失踪不足24小时，警方可以判断是走失、迷路而不能立案。在24小时后，家属还必须提供被拐卖证据，否则仍不能立案。

　　有家长称，这一规定设计方便了警察，但没有考虑24小时正是寻找失踪人口的关键时期，人贩子完全可能利用这段时间成功转移儿童。很多愤怒的家属由此上访控告。

　　一个地区的上访数量却又令当地政府难堪，警方不得不派出更多警力来控制上访者——警察和人贩子的战争由此变成警方和受害者的斗争。

　　警方抱怨，1988年以来，中央财政每年拨款300—900万元不等的打拐专项经费，但在1998年取消，使打拐经费失去基本保障。而每解救一个被拐儿童，平均花费3万到5万，现实情况是谁去“打拐”谁垫资，各地警察对打拐普遍缺乏积极性。此外，找到了孩子如果找不到父母，福利院不接收，将无处安置孩子。

　　　民政部门显然不可以接收警方送来的孩子，称他们是财政包干，没有格外针对被拐儿童的安置资金。

　　《凤凰周刊》注意到，不计其数的人通过宝贝回家等寻人网站谋求自救。该网站几千名志愿者和家长实行“分片包干制”，各自在自己的区域内搜寻信息，然后通过网络、电话分享交流。

　　海外打拐专家称，即使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美国，孩子失踪也只主要能依靠政府解决，私人和社会力量只能发挥辅助性的作用。

　　  

　　早在2006年，公安部刑事侦查局侵害妇女、儿童案件负责人祝燕涛呼吁建立一个国家反拐计划，由一个综合协调部门或者委员会来协调整合公安、民政部门，避免公安部门“单打独斗”。

　　2007年底，中国宣布建立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确定公安部为牵头单位，统筹中国打拐行动。

　　彭高峰他们暂时无法感受国家制度的变化，他们说他们还没有孩子的任何线索，而没有线索，警方也没有进展。

　　2008年6月，深圳某公司董事长王树春透过媒体表示，考虑到公安部门建立的“失踪人口信息网”库容量太小和无法实现全国连通，他拟筹资200万元，并吸引更多社会力量成立中国失踪儿童救寻基金会，帮助困难的寻子家长提取DNA数据，最后无偿建立一个“失踪儿童DNA”数据库。

　　这名曾解救一男童的原深圳警察希望公安部能协调民政部门，尽量多集中流浪儿童和卖花、卖艺儿童，强制做出DNA数据，然后与寻子家长数据进行对比。此外，中国各派出所完成对该辖区抱养孩子的数据提取，并对买子家庭进行惩罚，吓阻买方市场的形成膨胀。

　　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剑昌给中央写信，力推该数据库的脱胎而出，“如果国家没钱来做，就应该允许民间来支持，要快！要快！因为家长的心在流血”。

　　几百天或者几年过去了，一些绝望的家长开始考虑自己是不是也买一个孩子。

　　 男童被偷的悲剧还在延续。2008年4月到5月，东莞茶山镇和东城区又丢了5个男童——这还只是郑春忠他们在电线杆上看见的寻人启事。

　　 彭高峰在自己的小商店上树立了一块“悬赏寻子”的醒目招牌，上面贴着儿子的巨大照片，他得到了各地失子父母的效仿，“寻子”在中国一些城市里彻夜闪烁，如同各自父母盼归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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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的链条，灭绝人性的恶性。

向上天诅咒，我诅咒你们，没有人性的人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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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中国男童贩卖链条之三：买来的幸福

发表于：2008年12月1日 1时19分55秒来源：权限: 公开阅读(49928)评论(107) 举报本文链接：http://user.qzone.qq.com/379267292/blog/1228065595

[荐]中国男童贩卖链条之三：买来的幸福         为了保护自己，农民梁志尤花钱买来了一个妻子和一双儿女。                       买来的幸福 记者 邓飞  发自广西                          买来的三口人 2008年7月4日上午，一队警察秘密进入距离广西藤县县城约20公里的新庆镇一个村庄里，他们是去一个叫梁志尤的家里。警方接到举报称，那里有被拐卖来的妇女和儿童。 梁志尤的家在公路边。一个不足70平方米的平房——两间拥挤不堪的卧室，一间堆着锅灶、碗筷和各种农具的堂屋，斑驳的粉墙上张贴着毛泽东和一些神仙的画像。 村民说，今年42岁的梁志尤是一个好人，忠厚老实。他用一条细细的橡胶管接来山泉水，存在一口橡胶水缸里，再放一个水瓢，供过路的人洗手或者饮用。梁志尤的家里还有一个打气筒，有骑车的人需要给车胎充气，可以自行走进堂屋，拿出来用。 藤县地处桂东，长期以来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男人的“老婆问题”由来已久，进而催生了一个庞大的产业——贩妻。1980年代末开始，人贩子从越南大规模贩进妇女。而藤县作为连接越南和中国的“水上的丝绸之路”，许多来自越南的妇女便被卖到了这里。 梁志尤也买了一个。 梁志尤的越南妻子刚来的时候，又黑又瘦，但经过几年的生活，开始丰满而白皙。在2000年开始的中国打拐运动中，她被送回了越南，但没多久，她又出现在了村子里，笑眯眯的。 之前，该妇女在越南曾生有两个孩子，被做了结扎，无法帮助梁家生儿育女。梁家一度很沮丧，在当地农村，没有孩子的家庭一定会遭遇其他村民嘲笑和轻蔑，中国大多乡村对“无后”流传千年的理解是一定是做了某种罪孽深重的坏事然后遭到了断子绝孙的报应。 最现实的需要则是养儿防老。 梁决定再买来个孩子。 2005年，梁花了3000元买了一个女孩，取名亭亭。2007年，梁再次买回一个男孩，据称花了1万元，他的名字叫贵贵。 对于两个孩子的来源，梁的家人语焉不详。但在这个地区，买卖孩子不是新鲜事儿。几公里外的村子有一个卢姓男子，2000年因为拐卖儿童到广东被判刑5年，出狱后又试图拐走亲戚的一个男孩，被村民撞见，该亲戚暴跳如雷，咆哮着要杀人，卢最后送回孩子，并摆了几桌赔罪酒席才脱身。 2008年4月，梁志尤向镇计生办交了1900元“抱养第二孩社会抚养费”后，给“贵贵”上了户口。这个镇子到处都张贴着“非法生育的必须要缴纳社会抚养费”的标语。 按照大陆的收养法律规定，梁志尤需要证明抱养来的孩子来源合法。此外，他还要证明自己有抚养教育的能力和没有不宜收养子女的疾病，还要依照《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规定办理登记。 但这一切在当地都被忽略了。梁志尤的邻居、一个小卖部店主称，他们不能生育孩子就应该让他们有一个孩子，“农民也是人啊，是人就要保护自己”。 这样，梁也就有了老婆和一双儿女了。 平时，梁和他的越南妻子在地里干活，种植水稻和玉米。在松脂成熟的时候，他们还要上山采集松脂，一担可以卖上240元。 夫妻在地里的时候，梁志尤的父亲、70多岁的梁宏伟就负责在家里照顾两个孩子。 已经驼背了的老人经常把一张席子铺在堂屋里，打开电视，这样可以吸引女孩不会乱跑，他只需要对付男孩即可。 他需要给家人做饭，还需要把白米熬得非常烂——那是两个孩子的食物。忙碌的时候，梁宏伟会放倒家里的长木凳，围在席子四周，这样可以避免孩子爬到几米外就是公路。                    警察来了 如果不是这个多嘴的“祖父”，这个买来的家庭将静悄悄的享受着他们的幸福——老头儿自从知道怎么可以买到孩子后，就常放出消息说，他能找到可供出售的孩子，“几个月到几岁的孩子，都有，只要带钱”。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吹牛，老头儿总是要强调他家里现在的两个孩子就是“买来的商品”，由此被人注意。 2007年一对四处寻子的东莞夫妇来到村庄，但梁家买的不是他们的孩子。他们用手机拍下了孩子的照片，然后放到了互联网上。 2008年6月29日上午，记者来到了这个村庄，声称要买走“贵贵”，老头儿说这两个孩子是他们家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动，“给再多的钱也不卖”。他念叨着，你们来的不是时候——他刚刚介绍卖了一个孩子到桂平，卖价35000元，他从中获得2000元的“介绍费”。 老头儿承诺，赶集的时候，他就可以找到“货”。 警察终于来了。 女人看着四五个警察，开始局促不安，她把女孩叫了起来，收起了席子，请警察坐下。男孩光着屁股躺在里屋的一张床上，侧着身子，睡的很香甜。 男孩突然叫了几声，女人很急切地站起来，女孩赶紧冲了进去，撩开了棉布蚊帐，男孩已经爬了起来，弓着身子，两个孩子相视而笑。 警察要求女人带着孩子去派出所接受调查。女人在一个纸盒里翻出了几件衣服，在一个奶瓶里灌了些热水，然后一手抱起男孩，一手给孩子套上衣服。 女孩牵着她的衣襟，一起去了新庆镇派出所。 民警又返回去等梁志尤。 约13时许，梁志尤回来了，他在山里采松脂，一脸汗水。他被获许洗澡、吃饭后再去派出所。梁从水缸里取了些水，又用热水瓶倒了些热水，进了厕所。木门一开，一头老母猪像老虎一样凶猛冲了出来，四处拱来拱去寻食，它每年都要生下猪崽帮助这个家庭补贴家用，由此变得很苍老，肚皮都拖到了地上。 梁换上干净衣服后喝了两碗粥，去屋顶上，取下衣服——几乎都是两个孩子的衣服，然后关上了木门。 梁志尤坐在值班室里的木椅上，他对当地白话之外的任何语言一概不知，沉默不语，小女孩跑了出来，唤了一声“爸爸”，一下子跳坐在梁的大腿上，抱着他的脖子。梁宏伟不知道是哪里得到了消息，也来到了派出所。 他们一家人最后都坐在了派出所一张长长的木椅上，男孩咿咿呀呀，女孩叽叽喳喳，三个大人们却是惊恐不安。 一个警察低声说，真希望那两个孩子不是被偷盗的，这样他们还可以在一起生活。                                              找不到亲生父母，他们将留在乡村 藤县刑侦大队的民警也来到新庆镇。 梁宏伟说他不知道儿子和媳妇的事情。女人坚持说那两个孩子都是被人抛弃的，送到他们家里来的，当时身上还带了一个小红包。而假扮买主的家长则反驳说，女人曾对他们传授如何应对警察的办法——那就是打死也不能说孩子是花钱买的，一口咬定是有人把孩子丢到他们家门口，反正是死无对证，警察没有证据也不会怎么样。 三个大人承认，孩子不是他们自己亲生的。 当日下午，这一家人被带到藤县城中派出所。城中派出所负责人说，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警方也不可能认定这两个孩子就是被拐卖的，他们将继续调查这两个孩子的来源。 拐卖孩子的危险也在逼近这个偏远的小城。 城中派出所门口，往东约300米，一个奶茶店树着一块巨大的“寻子”招牌。2008年2月17日13时左右，一个叫莫洪涛的两岁半男童被一个妇女抱走，然后乘坐一台出租车到苍梧县车站外逃。 母亲黄海燕几度试图自杀，她在寻求一切可能的帮助，她和家人承诺说，不论是谁，只要帮助送回孩子，她都将以20万元作为回报。 当日，刑警对两个孩子进行血液取样，然后送到梧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进行DNA检验。中国公安网上有一个失踪儿童的数据库，各地警方把被拐卖或者疑似被拐卖的孩子做出DNA数据，然后在网上和失踪儿童的家长DNA数据进行对比，这样就可以实现双向寻找。 城中派出所承诺，他们将把孩子的DNA数据公开在媒体上，“可以从源头上找到孩子的父母。” 在未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之前，警方不倾向把两个孩子送进福利院，那样做手续比较繁杂，而且福利院对孩子不会像现在的养父母那么细致耐心。此外，福利院有一条涉外领养渠道，外国人来领养一个孩子至少要支付该福利院3000美金的费用，一些福利院甚至还花钱四处寻购孩子，对孩子正是如饥似渴。 “送到福利院去，万一被送到国外，他们就更难找到自己的父母了。”警察说。 藤县警方最后的决定是，梁家夫妇把两个孩子带回去，继续养着。如果孩子的亲生父母最后寻来了，梁家必须无条件交出孩子。 当天黄昏，女人抱着男孩、梁志尤牵着女孩，老头儿勾着背慢吞吞走在后面。他们从派出所出来，又回到了村庄。 如果这两个孩子的亲生父母不能来到这里领走他们，他们或许要继续生活在这个村庄里，甚至是一辈子。

中国目前的法律有些太宽容了,简直是对人贩子的纵容.
中国的法律要有中国的特色,不能废除极刑,对人贩子要坚决的惩罚!
应该实行鞭刑,死刑!
就是应该抓一个毙一个!!!!!!!

世上本没有什么救世主，只能靠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