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子蒋维

 

　两岁时的维维丢失前的照片

　　趁我现在挣了点钱，我想重新找回我的儿子，我不希望他能尽孝，只要能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活在哪个方向，能够跪在他爷爷的坟前磕一个响头，我这辈子就知足了。

　　———蒋松生

　　1月31日，一名40岁便已两鬓斑白的男子来到本报深圳新闻部。他右手腕文着一只大乌龟，左手戴着一串木制的佛珠。他戏称自己为“乌龟”，因为他自己把儿子弄丢了，他也戏称自己是木头仔，同样的道理，他说只有木头才会把自己的儿子弄丢。

　　他叫蒋松生。

　　他说，儿子维维的右手腕也有个圆圆的胎记，两岁时就在深圳火车站丢失。如今11年过去了，心有不甘的他终于再次从湖南千里迢迢赶到深圳，专程寻子。他给自己的时间是三年，如果三年后仍然找不到，他就彻底死心了。

　　■事件簿

　　2009年1月 返深

　　蒋松生已下定决心，这次再找不着儿子就彻底放弃，去庙里当和尚。

　　2009年1月30日，农历正月初五，很多市民都还沉浸在春节长假的喜庆之中。当天上午7时许，蒋松生又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他已经迫不及待要从湖南赶来深圳找儿子。他说他买了去深圳的火车票，这次铁了心要找到儿子，虽然已经事隔11年，但他还是满怀希望。

　　2009年1月31日，蒋先生一下火车就来到了本报深圳新闻部。刚落座，他就开始讲述自己多么想儿子，下决心要安心寻找儿子三年，如果实在找不到，那这辈子也没什么遗憾了。

　　最近几天，记者陪同蒋松生去了深圳市公安局、刑侦局，他自己也到火车站派出所、边防大队等处询问，但一直没有明确的线索。蒋松生已下定决心，这次再找不着儿子就彻底放弃，去庙里当和尚。但目前，他还是选择了比较现实的做法，在福田区保安中心谋得一份联防员的差事，管吃管住1000元，这为找儿子这一持久战打下了基础。

　　几天来，蒋松生的侄女和大哥均给记者打来电话，称蒋松生已经到了不找到儿子决不回家的地步，当地的井头圩派出所也给记者发来传真，证实蒋松生因丢失儿子到派出所报过案，并为此生过病。

　　1998年1月 丢子

　　“突然候车室的铁门被人打开，拥进了黑压压准备赶火车的人群，我再回头找儿子，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

　　对于发生在11年前的丢子经历，蒋松生记忆犹新。据其回忆，事情发生在1998年，当时，他和妻子一起在东莞清溪镇妻舅的玩具厂打工。1998年1月，正是农历春节前夕，蒋松生回湖南老家永州市东安县井头圩镇群山村接儿子来东莞过年。

　　1998年1月8日，蒋松生从老家父母手中接过刚满两岁的儿子蒋维（以下称“维维”），仅带上200元钱就南下广州。车到广州后，蒋松生买了一张到樟木头的火车票。1月9日，蒋松生坐上火车，准备在樟木头转车去东莞清溪，但火车却没在樟木头停车，径直开到了深圳。到了深圳火车站，没有暂住证和边防证的蒋松生被火车站内警察扣留身份证和钱包，随后被送往收容所，呆了一天又送往另一个收容所。几天后，蒋松生被送出布吉边检站。在边检站，维维从边防的栅栏钻进关内，蒋松生以找儿子为由央求武警又返回了关内。由于身上没钱，他一路乞讨才再次来到深圳火车站。

　　然而，命运这次和他开了个玩笑。蒋松生称，自己带着儿子坐在火车站二楼候车室，想混上火车前往樟木头。当时，蒋松生烟瘾大发，朝陌生的乘客讨了支烟，站在离孩子不远处开始抽，还没抽到三口，“突然候车室的铁门被人打开，拥进了黑压压准备赶火车的人群，我再回头找儿子，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蒋松生说着低下了头。

　　1998年4月 报案

　　蒋松生的父亲闻知儿子可能把孙子卖了，选择喝下农药，好在抢救及时被救了回来。

　　维维丢失后，蒋松生精神陷入了崩溃，彻夜无眠。“就在我来到一楼想找孩子时，上次抓我的那两个警察又把我扣了起来。”蒋松生说，同样的警察，抓进同样的收容所，但是这次儿子不见了，被放出后，由于身上没钱，且无颜去东莞过春节，只好偷乘火车回老家。回到永州，他对家里人谎称儿子带到了东莞，对老婆则撒谎儿子带回了老家。

　　纸终究包不住火，儿子丢失的事最终被家人知晓。不仅如此，村里还有说法是蒋松生把儿子卖了。蒋松生的父亲闻知儿子可能把孙子卖了，选择喝下农药，好在抢救及时被救了回来。然而，一个大男人把儿子弄丢了，蒋松生的妻子文顺英难以接受，愤而和蒋松生离婚。

　　心有不甘的蒋松生于1998年4月赶回深圳报案，并将材料递交给了当时的深圳市公安局打拐办。随后便返回湖南。当年，贵州省和深圳市一次解救被拐儿童行动成功，蒋松生也曾来深圳找过一次儿子，但无功而返。

　　2008年年底 醒悟

　　“挣多少钱都是一种残缺，一场金融危机就可以让你变得一蹶不振。”

　　对于儿子的丢失，蒋松生无法原谅自己的过失，整日不愿意对外人说话，加上亲人朋友的不信任，蒋松生觉得众叛亲离，精神彻底陷入崩溃，为此开始“犯病”。“我当时进过好几次精神病院。”蒋松生说，2000年底，老婆文顺英最终原谅了他，同时也真正相信并不是他把儿子卖了，两人重归于好，并于2000年和2003年生下两个女儿。蒋松生也在妻舅的帮助下，慢慢过上正常的生活，还在老家开起了小规模的玩具加工厂。

　　2004年，蒋松生父亲突然旧事重提，精神相当低落，某天又加上其他原因再次喝了农药，这次没有抢救回来。

　　2008年底，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也影响到了蒋松生，玩具加工厂顿时货源短缺，利润下滑，这一变故催醒了他———“挣多少钱都是一种残缺，一场金融危机就可以让你变得一蹶不振。”

　　“趁我现在挣了点钱，我想重新找回我的儿子，我不希望他能尽孝，只要能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活在哪个方向，能够跪在他爷爷的坟前磕一个响头，我这辈子就知足了。”蒋松生数度眼角噙满泪水：“孩子现在应该也有14岁了，他右手手腕处有个青圆型胎记，找不到儿子，我一辈子找不到方向，我也一辈子可能要身背卖儿子的骂名。”

　　■部门回应

　　时间久远需重头再来

　　蒋松生说，他曾在1998年到深圳市公安局打拐办报过案，递交了材料，打拐办的工作人员称会尽快把资料交给属于铁路公安处管辖的火车站派出所。事隔11年了，如此长的时间，人和事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究竟该从何处入手呢？

　　2月1日，记者陪同蒋松生来到位于罗湖区解放路的深圳市公安局办公大楼，但当年蒋松生所说的打拐办已经迁离了这里，不过，市公安局宣传处的同志还是热情接待了蒋松生。听了蒋松生的介绍，工作人员替其指明了方向：目前再去追究材料去向已没什么大的作用，关键是怎么能找回维维。从2002年开始，负责“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工作被划分到深圳市公安局刑侦局下面的一个分队，专门负责打拐工作，办公地也从市局转到了南山，由于这些同志专门负责打拐工作，也曾经解救过不少被拐儿童，兴许可能见到过和维维情况相似的男孩。

　　前日，记者陪同蒋松生前往位于南山区的深圳市公安局刑侦局三支队，三支队目前专门负责“打拐”一类的工作。根据听取的情况，三支队纪队长也介绍了相关情况：1998年“打拐办”还在市局办公，蒋松生丢子的事情是打拐办马静同志接待，材料也已转交给火车站派出所。1998年没有电脑联网，即使报了案，现在的电脑系统里也没有资料。因此，目前的打拐办对当年的情况并不是很清楚。

　　刑侦局的同志还表示，这是第一次碰到这种特殊情况，从来没有遇到过11年前丢失小孩到现在才来寻找的，十多年了，如果小孩还在，该入户口都已经入户口了。

　　蒋松生把丢失儿子的经历和有关证明提供给了刑侦局，政秘处袁主任和三支队纪队长迅速派人上到公安内网查找有关维维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在市公安局刑侦局内部系统网上发现有维维这个人。而这次提供的资料也不算报案，只算提供线索，他们建议蒋松生去火车站派出所，将具体信息录入电脑，系统联网，信息大家都能看到。刑侦局还承诺把维维的资料发到各个分局，下面负责办理案件，刑侦局负责督导，在查找小孩时，如果碰到与维维年龄相仿的人会及时通知蒋松生。

　　在刑侦局获悉这些情况后，蒋松生表示，将重新到火车站派出所报案，提供材料。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肖友若 实习生 邵萌茹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徐文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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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铁观音于2009-5-7 2:54:31编辑过]

可能在福利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