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智障民工（图）

寻找：三通神秘电话

2011年，吴剑兵带弟弟吴发兵来天津打工，在杨村建筑工地做装修。

31岁的吴发兵有智力残障，其《残疾人证》上显示，残疾等级为二级。但他高1.75米、力气大，在哥哥的监护下，搬运装修材料。

今年8月8日中午，吴剑兵发现弟弟失踪了。他找遍杨村附近的马路和村庄，也没见到吴发兵的身影。

“是不是他回老家了？”吴剑兵坐火车赶回老家湖北孝感，印了一沓寻人启事，附上吴发兵的照片，用糨糊贴在县城的电线杆上。

8月10日，湖北老家的固定电话上，多了一个未接来电，号码来自天津。8月11日，吴剑兵的邻居家接到同样号码的电话，“对方说他是吴小兵（发兵），现在没钱了，要我们汇3000元钱回家。”第二天，邻居将此事告诉吴家人，吴剑兵回拨过去，无人接听，查询得知，号码来自公用电话。

“弟弟只记得家里的固话。”只要找到那个公用电话的位置，弟弟就一定离他不远了。吴剑兵又匆匆返回天津。

在天津，吴剑兵没能查到这部电话的具体位置。他急了，开始不停地拨公用电话打给自己的手机，核对号码。

在火车站等人流密集区，吴剑兵“大海捞针”。

拨了几十部公用电话后，天津火车站后广场附近，吴剑兵居然找到了这部电话。

他问遍了电话亭周围的店铺，没有任何线索。吴剑兵向当地派出所报警。

9月11日，老家的电话再次响起，吴发兵的声音从电话那端传来，可他没说几句电话就被挂断，再回电，提示手机已关机。隐约中，吴家人只听到两个名词：“加油站、洗车行。”

这是唯一的线索，在天津市区，吴剑兵见到出租车就招手，寻找跟加油站、洗车行有关的地方。10月3日，一名出租车司机告诉他，河东区成林道上，有家洗车行紧挨着加油站。

被打：满身伤痕的智障工

10月3日上午，吴剑兵随着该出租车司机来到成林道上的光亮汽车服务中心。洗车行里，吴发兵正攥着高压水枪洗车。

看到哥哥，吴发兵把水枪甩到地上，跑过来，“哥，带我回去。”

“带走吴发兵可以，没有任何工资，必须交齐600元服装费，否则身份证就得押这儿。”洗车行店长向吴剑兵发难。

吴剑兵当即报警，“当地派出所出警了，但他们认为，这是经济纠纷，让我们协商解决。”

吴剑兵没交钱，直接带走了弟弟。

在杨村租住的房子里，吴发兵开始回忆。

8月8日中午，杨村附近一条马路上，吴发兵坐在路边，呆望着来回飞驰的汽车。

一辆白色轿车停在他面前，车上下来一名黑衣男子，“去洗车行工作怎么样，活儿轻松，月工资3500（元）”。

吴发兵支吾半天，答应了。有点愣的他，没跟哥哥打招呼，就上了白色轿车。

轿车开到天津火车站广场，吴发兵又被另一辆车接走，来到洗车行。

吴剑兵撩开吴发兵的衣服，眼泪顿时流了下来。

从胸部以下到腿部，烟头大小的伤痕布满了吴发兵周身，足有上百处，伤口呈黑紫色，多处已经结痂。

吴发兵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双唇紧闭，只是偶尔蹦出一个字，“疼”！

吴发兵说，在洗车行里，他多次遭殴打。“用皮带抽，用棍子敲，用拳头捶。”

“经常吃领班吃剩的饭菜，不吃就会被领班打。他们还把烟头扔在地上，让你抽，不抽也要挨打。”吴发兵说。

吴剑兵说，弟弟属轻度智障，但对于“挨打”这种本能反应和基本认知，完全能说明白，他相信弟弟不会撒谎。
求救：“带我走，这是黑店”

吴剑兵要向洗车行讨个说法。10月4日，他再次来到光亮洗车行，索要弟弟的身份证和工资，记者随同前往。

该洗车行位于河东区成林道与泰兴南路交叉口，十多名工人穿着统一的红色工装正在洗车、擦车，一些工人表情呆滞，与常人有异。

“要拿走身份证，必须交齐服装费……警察跟我们家开的一样。”洗车行一位领班指着吴剑兵大声说，并拒绝返还身份证。

双方交涉期间，一名右眼致残的洗车工一直紧盯着吴剑兵和记者。记者走进厕所，该洗车工紧随其后，“你们带我走吧，这是家黑店，他们老打人，我也想回家。”

这名洗车工叫吕仕伦，问他家乡，他说在“百里洲”。

经查询，湖北枝江市有一个镇名为百里洲，10月8日，当地警方称，该镇凤良村有一村民叫吕仕伦，中等身材，右眼残疾，“脑子有点问题”。

10月10日，记者辗转联系到吕仕伦的父亲吕万红。正在沈阳打工的吕万红称，他儿子已经失踪2个多月，“怎么到天津去了？”

32岁的吕仕伦打小有着不幸的遭遇。两岁时，母亲永远离开了他，一次玩耍时，又弄瞎了右眼，再加上脑子有问题，一直没找到对象。

吕万红回忆，今年年初，他带儿子在沈阳建筑工地上做小工，用小推车装卸沙石，每人每天能挣120元。

7月21日晚，吕万红让儿子去买烟，结果吕仕伦跟别人打了一架，被打得满脸是血，额头上鼓起半个核桃大小的脓包。

第二天，头顶脓包的吕仕伦不能干活，在工地上闲逛，蹲在地上乱写乱画、胡言乱语。吕万红说，包工头令他把孩子送回老家，并给两人买了当晚8点多的火车票。

7月22日晚7点多，沈阳火车站嘈杂的候车室里，一不留神，父子俩走散了。

吕万红没能回老家。接下来的半个多月，他每天四处寻找儿子的下落，火车站、桥洞下、菜市场、网吧……晚上回工地，他背着工友偷偷抹眼泪。

他还专门买了部手机，办了张手机卡，希望儿子能打他的电话，虽然儿子根本不知道他有了新电话。

据吕仕伦事后回忆，与父亲走散后，他被沈阳一家救助站收救。其间，救助站给了他几张火车票，他稀里糊涂地上了火车，从沈阳到四平，再从四平到秦皇岛，8月2日，他出现在天津火车站，四处游荡。

与吴发兵被带走的地点几乎一样，8月2日9点多，天津火车站广场，一个叫来弟（音）的年轻男子找到吕仕伦，问他“洗车行招洗车工，工资高，干不干？”吕仕伦也答应了。

逃跑：“被打怕了，不敢跑”

被带到光亮汽车服务中心的吴发兵和吕仕伦，睡在一起，头对头。白天上班时，吴发兵用高压水枪喷洗车身，再用抹布擦干净，吕仕伦负责擦车轮。和另外30多名洗车工一起，每天早晨6点30分起床，晚上6点50分下班，在店长、矮个子、杨聪（音）、杨志勇（音）等领班的监护下，步行回到洗车行旁边的住处。晚上，工人们被禁止出门，“买东西要让领班捎。”“明明买五块钱的烟，他们就说是二十块钱的，当我们傻呀。”吕仕伦怒气冲冲。吴发兵说，洗车行要求他们签署一份劳动合同，合同上约定每月工资2600元，“但是工资要押一年，第二年才开始付前一年的工钱。”随后两人发现，“不但得不到工钱，还总挨打。”吕仕伦说，在洗车行四个多月，他被打了十多次，“工人们说话声大了，走路慢了，车擦不好，都要挨打。有次领班杨志勇喊我过去，嫌我走路慢，就用脚踹我。”伤痕累累，让很多工人逃跑。吴发兵和吕仕伦说，洗车行一度有30多个工人，大部分人是从火车站送来的。前后有十多名工人逃离洗车行，但他俩没那么幸运。尽管两人都有逃跑计划，但从未告诉彼此，“各跑各的，万一我告诉他，他把我出卖了呢。”32岁的吕仕伦说。吴发兵的逃跑计划在晚上实施。9月初的一天，凌晨两点，宿舍正门有人看着，他穿一条短裤从厕所窗户爬出。由于不知道往哪跑，在马路上，他被一个“穿制服的人”送了回来，“被领班用皮带抽”。吕仕伦则在白天逃跑。趁领班不注意，他径直跑出洗车行，沿马路狂奔。因为只有一只眼睛，他没跑出百米就被领班捉了回去，“他们从车里拿出一根棍子，一头粗一头细的那种，打得我鼻子冒血，脸肿了好几天。”吕仕伦回忆，这是他被打得最狠的一次，“那次真被打怕了，不敢跑了。”转机出现在9月11日，那天，吴发兵领到100元工钱。他把钱塞给宿舍的看门老头，让老头帮着买张手机卡。老人答应了吴发兵的请求。吴发兵用他的旧手机，拨通孝感老家的座机他唯一能记住的电话号码，并说出“洗车行、加油站”。这一幕被领班杨志勇发现，他搧了吴发兵两巴掌，收走了手机。至于在天津火车站打往孝感老家的两通神秘电话，吴剑兵判断，那应该是将弟弟带走的人的诈骗电话。

解救：警方控制洗车行领班
11月19日中午，记者再次进入光亮汽车服务中心暗访。见记者跟洗车工攀谈，一名穿便装的“矮个子”走过来，“你是干吗的？”矮个子质问记者的同时，喝令洗车工赶紧干活。“他是看着我们的。”趁“矮个子”不注意，吕仕伦低声说。“我的话你要是不信，可以问问他们，是不是经常挨打，还不给工钱？”看到吕仕伦招呼，一位手被水泡得发红、身高不足1.5米的洗车工，连连点头称是。11月21日，吕万红跟工友借了4000块钱，在湖北枝江百里洲派出所民警陈春来的陪同下来到天津。下午2点30分，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刑侦支队对该洗车行突击检查，警方控制在场人员。11名身着红色工服的洗车工，被集中在洗车行门口。他们有的目光呆滞，有的神情兴奋。这些工人来自秦皇岛、石家庄、河南等地，大多二三十岁。多名洗车工称，他们都是在火车站，被人以高薪工作接到洗车行，“经常挨打，最长的干了快一年，有的不给钱，有的只给了几百块。”被指殴打洗车工的几位领班，被带上警车。警方行动时，61岁的吕万红坐在警车里，嘴巴紧贴车窗，注视着洗车行里的儿子。吕仕伦穿着湿漉漉的工服，手上戴着黄色胶皮手套。他的左眼不停眨动，冲着身边的警察发出嘿嘿的笑声。半小时后，当地派出所调解室里，父子相见。吕万红嘴唇上下翕动，激动时，脸上的皱纹抽搐着，浑浊的眼眶里，泪水打转。吕仕伦沉默了几秒钟，发出短促低沉的声音，“爸”。【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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