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精神病患者找不到家人一些流浪儿童被父母狠心抛弃 特殊人群救助易陷尴尬境地

本报记者李光明　　家住安徽省肥东县白龙镇的朱某是一名精神病患者，有家人，却无人管他；有儿女，但下落不明。一逮着机会，身无长物的老朱就会跑到合肥街头流浪。7月8日下午，在救助站和医护人员的帮助下，老朱再一次被送回家中，但如何让他吃得饱、住得暖、有人照顾，还是一个未知数。
　　像老朱这样的情况，合肥市救助站每年都会遇到很多。他们中大多是精神病患者、未成年儿童以及残障人士，得到救助后又重新流落街头，陷入再救助的无限循环。
　　救助精神病患者遇现实难题
　　今年4月，合肥市救助站搬迁新址。新的救助站有四层楼，一楼、二楼是救助管理区，三楼和四楼是办公区域。放眼望去，用铁门、铁栏杆全封闭的救助区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救助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为了防止精神病人擅自离开以及犯病时出现暴力行为安装的。
　　“精神病患者是救助站救助的难点。”合肥市救助站站长成正忠说，按照相关规定，对于这类人群，救助站会一边帮他们联系家人，一边把他们送到定点医院接受治疗。病情稳定但找不到家人的就安置在福利机构，能找到家人的就护送回家。
　　成正忠说，如果事情都能按照规定解决就好办了，但现实情况是理论和实践往往对不上号。
　　多次陪同救助站护送精神病患者回家的医护人员金晓芳告诉记者，很多精神病患者找不到家人，有的家人根本不管他们。这些人流入社会会造成很大安全隐患，放在医院又负担不起。就她所在的定点接收医院来说，目前床位已加到了900张，救治1000多名病人，且病人的数量还在增加。
　　这一情况也在相关部门得到证实。安徽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省内某市经过摸排，发现上万名精神病患者，其中2000多名需要医治，这个数量超过了医院能接收的范围。
　　“有的人甚至把身患疾病的家人丢在街头，再通知救助站救助，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也让救助工作陷入被动局面。”成正忠说。
　　10岁男孩4次被弃回家难
　　近日，合肥救助站救助的一名10岁男童牵动了市民的心。因为父母离异，父亲不愿支付抚养费，男孩的母亲4次把他丢弃，后辗转送到救助站。救助站工作人员曾联系男孩的母亲，让她领孩子回家，但遭到了拒绝。
　　“我们本来打算送小男孩去儿童福利院，但他父母健在又不符合福利院接收条件。”成正忠说，目前只能把小男孩安置在救助站内。但按照相关规定，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要报上级民政主管部门备案。所幸的是，由于律协和公安等部门的及时介入，孩子的母亲同意接他回家。
　　成正忠告诉记者，未成年人是救助机构救助的重点人群，但管起来难度很大。按规定来说，未成年人及其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离开救助站，须经救助站同意。受助人员擅自离开救助站的，视同放弃救助，救助站应当终止救助。
　　“对10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我们能采取强制措施管理。但是14到18岁的就管不住了，要是有成年人陪同就只能以劝导为主。有些人流浪惯了，自愿放弃救助，我们也拦不住。”成正忠说，但是一旦离开了，他们家人可能就找来要人。从法律的层面说，救助站是无责任的，但在道德层面，却会招致非议。因此，救助站往往会陷入尴尬境地。
　　各部门联动救助发力不足
　　安徽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救助站提供的是更加人性化的“自愿受助”服务。只要城市流浪乞讨人员自愿求助，救助管理站经核实后就要无偿救助，不再像以前不管救助对象愿不愿意都强制送进收容站。
　　根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救助站要按不同人群需要提供不同服务：为受助人员提供食物、住处和交通保障；把突发疾病的救助对象送医疗机构医治；协助求助者返乡；对流浪危重病人、精神病人进行甄别；保护未成年人流浪儿童等等。
　　救助管理工作在与时俱进，但救助工作者的力不从心也逐渐凸显。据了解，目前安徽省救助站总共设编制398人，大部分救助机构科室没有完全分开。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一名救助站工作人员往往承担了从接收到护送救助对象流程中的众多繁杂工作。
　　不仅如此，救助力量单一也掣肘了救助工作的开展。救助特殊人群涉及多个部门，但部门之间的联动协作尚未形成机制，救助站与其他福利接收机构的对接也尚未磨合。
　　从事救助工作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从救助工作的整体情况来看，首先要解决救助对象的户籍和监护问题。救助工作中常常会遇到“无名氏”，只能掌握到支离破碎的个人信息。救助人员要根据这些信息去寻找“无名氏”的家人很难，这就需要公安部门的协作配合，帮助救助机构开展工作。救助机构把他们安全送回家后，若是未成年人或精神病患者的家人不愿意履行监护责任，情况严重的，可以走司法程序，由法院进行评判，撤销原监护人的监护权，让政府、街道等部门和机构承担起监护责任。
　　对于未成年人和精神病患者两类救助难点人群，安徽省目前正在做出积极探索。安徽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省正在试点未成年人延伸救助，即以城乡社区为基础，与救助站一起对社区人员进行摸排，筛选出可能流浪的儿童进行救助，从源头保护这些孩子的权益。目前，这一做法取得不错成效，100多个孩子得到救助，100多个家庭也得以维系。
　　“救助站毕竟只是临时救助机构，要想提供长期保障，还需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多渠道、多部门承担救助责任。”成正忠说。

（责任编辑:李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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