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血亲到“生意”

“货”，在人贩子眼里，是一个专用名词，指那些被贩运的孩童。这其中又有细分，如一岁半以下的幼童称为“小货”，一岁半以上的称为“大货”。甲地拐、乙地藏、丙地卖，在贩婴链条越来越成熟的同时，幼小而可怜的婴孩，被人贩子们视为商品，用来牟利。

　　火车站里的“妈妈”

　　时间追溯回两年前。2011年5月17日上午10点，昆明火车站候车室里早已坐满了等待验票上车的旅客。

　　不显眼的角落里，一名“妈妈”抱着孩子站在原地，任凭怀中的婴儿哭闹。她目不转睛地看着电子显示屏上开往河北方向的候车信息。

　　“我看她的时候，她不敢直视我，而且走路的时候有意识在绕着我们走。”已经觉察到异样的执勤民警小杨上前盘查询问。在查验身份及其行李时，小杨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在这时，刚当上母亲不久的小杨随口问了一句，“孩子多大了？”

　　这名“妈妈”紧张起来，有些语无伦次。“她说两个多月了。”可当小杨打开包袱时，一看发现孩子是刚生下来不足一星期的新生婴儿。追问之下，这位妇女终于承认孩子是她一万元买来的，本打算乘火车带到河北以三万元高价卖出，结果不想被民警识破了。

　　这看似是一起孤立的贩婴案件，然而接下来云南铁路公安又在车站、列车上连续查获了6起贩婴案件，而这些案件竟惊人地指向了同一个嫌疑人。昆明铁路公安机关由此入手，摸排追查出一个家族式贩卖婴儿团伙，犯罪嫌疑人伙同其丈夫、儿子、儿媳长期以来从山区大量收购苗族的女婴，然后加价卖出；而经这个团伙手上贩卖的婴儿，大部分都被运到河北、山东两地出手。据被捕的人贩子交待，一个婴儿的跨省转运最快只需3小时。

　　为了解救被贩卖的婴儿，去年昆明铁路公安跨越千里，顺藤摸瓜，在河北和山东又抓获了数名人贩子，而在河北邯郸抓获的一名充当下线的人贩子，竟然还是一位开着诊所的乡村医生。在山东的抓捕现场，一辆云南牌照的轿车闯了进来，专案组人员随即上前盘问，竟然又是从云南开车来贩婴的一家子。

　　据昆明警方介绍，此类犯罪大多属流窜犯罪，甲地拐、乙地藏、丙地卖，拐出地多为云、贵、川和内蒙古一带，涉案区域广，案情复杂，一个案件往往涉及数省若干县，行程数千公里。在过去，面对案件多发的情况，在警力和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心有余而力不足，导致外地人贩子大多逍遥法外。

　　贩婴团伙多为家族式

　　“货”，在人贩子眼里，是一个专用名词，指那些被贩运的孩童。这其中又有细分，如一岁半以下的幼童称为“小货”，一岁半以上的称为“大货”。“这些人贩子丧心病狂，竟然拿一条条有血有肉的命当货来买卖！”提起这些，自己儿子被拐的重庆人唐有秀恨得牙痒痒。

　　根据各地警方这些年破获的拐卖儿童案件来看，其中有不少是家族式犯案。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心的主任张志伟分析，“此类犯罪有组织化、家族化的特点，很多犯罪成员之间都是亲属关系。”

　　早在2005年的时候，昆明警方打掉一个特大家族式贩卖儿童团伙，本是建筑工地上一名小包工头的潘明权因欠外债，便在其一名亲戚的诱惑下，干上了拐卖儿童的罪恶勾当，当起了人贩子。被捕后，据其交代，他拐孩子，多数选择在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下手，这些孩子的父母忙于生计，无暇照看孩子，很容易得手。短短十个月时间，潘明权就利用哄骗手段拐走了17名儿童。孩子拐来之后，都是送给了他嫁到河北邢台的妹妹吴石群，再由吴石群介绍想要男孩的买主。

　　据吴石群交代，从云南拐来的孩子送到邢台后，她都亲自去车站把孩子接到任县，在任县医院门口与买主交易；而之所以选在医院门口，是因为这里方便给孩子做身体检查，通常小孩一弄来就先检查，看看是否有病，如果没有什么病很快就能成交。像这样的家族式贩童案，时有发生。在2010年2月，四名人贩子被检方向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犯罪人杨秀兰和杨明兵是表姐弟关系，都是云南省广南县人。杨秀兰嫁到石家庄后，建立了一条拐卖婴儿的南北通道，杨明兵和妻子、舅妈等亲人在云南寻找“货源”，拐到婴儿后，由其他成员带到石家庄，联系买主卖掉。

　　不少人贩子纠合众多亲戚、朋友，形成一个个贩童团伙，最终能达到跨省全程操控贩卖儿童的各个环节，有着十分成熟的贩童利益链条。

　　贩童“线路图”

　　陈育信在监狱里感到有些荒唐。“我会常常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吉利，想改名字，改成陈笑天，我要笑老天爷太不公平了，我的娃丢了，我恨人贩子恨得要命，可我却跟他们一同关在监狱里。”尽管如此，但当时陈育信对眼前服刑的人贩子还是格外“亲切”。

　　“这些人贩子很年轻，大都是昭通地区的，那个地方很穷。每回家人来看我时，带来的吃喝、香烟，我就都分给他们吃，为的是能从他们口里套出些话来。”经过几次这样的示好，人贩子向陈育信透露：昭通盐津县、镇雄县、彝良县这一带的人贩子从各地拐来的儿童大都卖到了福建；鲁甸县、巧家县这一带的人贩子拐来的儿童大都销往河北和山东一带。

　　云南警方根据破获的案件也掌握了几条贩童线路：（1）昆明—文山—广西—广东—福建；（2）昆明—昭通—大观—天新—成都—郑州—济南—临沂、梁山；（3）昆明—曲靖—郑州。宝贝回家寻子网是一家较为知名的民间公益寻人网站，目前已经有六百多例寻子寻家的成功案例，据其发起人张宝艳女士介绍，根据找回来的被拐儿童案例来看，云、贵、川丢孩子最严重，是流出地的重灾区；而山东、河北、河南以及广东潮汕、福建晋江这些地方，买孩子比较严重，是流入地的重灾区。“宝贝回家”网发起人张宝艳告诉记者，人贩子作案手法越来越高明，甚至出现人贩子利用网络寻找买主，以销定拐，不像以前作案后再找买主，这样风险就降低了。“有一个案例，孩子从陕西被拐到河南，跨省交易，3个小时就完成了。越来越多的人贩子选择团体作案，分工明确，有人负责拐、有人负责运输、有人负责卖。

　　张志伟分析，之所以有这样的地域分布特点，是有深刻社会原因的。“流出地跟贫困有直接关系，流出地都较偏远，经济落后，经济发展不平衡；而流入地均是传统思想比较浓重的地区，诸如‘重男轻女、儿女双全’等旧思想旧观念比较顽固。”

　　“亲生亲卖”成显著特征

　　昆明被拐儿童家长陈育信因为非法拘禁一名“人贩子嫌疑人”，被判入狱。在狱中，他遇到六名特别的犯人，都是人贩子。同一个劳改队的长时间相处，人贩子跟他聊了不少关于贩童的“道道”。“有好几道贩子，一道贩子专门负责走村串巷，寻找‘货源’，进行拐骗和收买，在昭通一些山村，经常是看见孕妇，就上去商谈出高价买孩子，孩子还没出生，就把定金留下了； 一道贩子得手后，便将‘货’加价转手给二道贩子。二道贩子多租住在城市的近郊，在云南昭通、文山等中型城市，二道贩最多；三道贩子以更高的价接‘货’之后，主要负责运输到省外，高价转手贩卖。而‘货’到外省之后到最终的买家手里，又有几个环节，数次转手后，买家要出的价，已高达数万元。”

　　陈育信了解到的，只是贩卖婴孩的模式的一种，另一种“亲生亲卖”的模式，不仅更加刺痛人心，带来的难题也更多。

　　2011年5月11日，在公安部“打拐办”统一指挥下，云南、福建两地警方联手破获了一起特大系列拐卖儿童案，共抓获拐卖犯罪嫌疑人40名，查明被拐儿童22名。

　　然而，据抓获的人贩子交待，贩卖的婴儿多属于“亲生亲卖”，即一些家庭超生后怕罚款就通过朋友亲戚介绍卖给人贩子。正因为孩子多是亲生父母所卖，所以当地警方此前并未接到孩子失踪类的报警。事实上，除了超生后怕罚款而卖孩子的这些家庭之外，还有一些家庭，专门以“生孩子、卖孩子”为职业。

　　人贩子落网后，所贩婴儿也相继被解救出来，可由于孩子的亲生父母并未报案，或许以后也不会认领孩子，这些沦为“商品”买卖的婴儿该何去何从又成了一个难题。

　　张志伟则认为，当下拐卖儿童犯罪呈现出很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自生自卖现象比较突出”。“现在来看，拐卖犯罪还有发生，但主要是自生自卖的现象，盗抢的案发率基本上很低。从破获的案件来看，很多也是自生自卖的，这几年破获的一些大的拐卖儿童案件，解救出来的孩子，确实没人来认领，而且血库里DNA 也比对不出来，这样自生自卖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张志伟说，随着这两年对拐卖儿童犯罪打击力度的不断增大，盗抢的案发率已经处在一个较低水平。

http://news.sina.com.cn/o/2013-08-05/142027867373.shtml

贩童“生意”

全国每年有多少孩子被拐卖？即便是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也未能在微博中给予网友确切的数字答复。

　　但在昆明官渡区双桥村，大量被拐走孩子的家长们结成联盟，细致而悲伤地记录着自2000年开始，当地丢失孩子的名单：截至2010年8月，仅在昆明市的“城中村”内，就共有222个孩子失踪。

　　55岁的陈育信，就是这些家长之一。12年前，他5岁的儿子，在家门口失踪。

　　为了找回心肝宝贝，老陈曾深夜跑到大街上，挨个掀开下水道井盖查看，儿子是不是掉里面了？他甚至将自己眼中的“嫌疑人”关在自家，亲自动手审问。即便后来因非法拘禁获刑两年半，老陈也不改用余生去找寻儿子的信念。

　　还有更多的遗失了孩子的家长们，一直不敢更换电话、不敢搬家换地方住。他们担心，如果孩子终有一天回来了，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同样的孩子，在父母身前被视为宝贝，但一旦被拐走，就会成为人贩子眼中的“货”。这其中，一岁半以下的幼童称为“小货”，一岁半以上的称为“大货”。

　　幼小而可怜的婴孩，被人贩子们视为商品，层层倒手、加价牟利。越来越成熟的贩卖链条，也越来越恐怖：跨省交易，最快甚至只需3小时。

　　贩童链条的终端，是因各异原因需要子嗣的买家，他们搂紧怀中尚不经事的孩子，一脸爱怜，觉得自己花钱买孩子的买卖很“值”。

　　这些最终在贩婴链条中画上句点的买家，用自我安慰来抚平心中的隐忧，时间久了，他们不仅没有觉察到罪责，而是自认在行善。

　　一个个专业化的拐卖儿童网络早已形成———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每天都有孩子面临着“回不了家”的危险。然而，如何找到有效方法，避免、消除这样的危险，依然是全社会都在面临的严峻挑战。 记者 冀强 本组稿件统筹冀强B4-B6专题撰稿记者李人杰

http://news.sina.com.cn/o/2013-08-05/142027867368.shtml

小山村：灰色买童样本

43岁的刘香美站在村口，怀里抱着三万多元买来、刚刚一岁多的女儿。左邻右舍看着白白胖胖的孩子，有时会忍不住夸一句，“真好，这钱花得可真值！”

　　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但包括刘香美本人在内，她也觉得这桩买卖“值”，理由是，“没有人，要钱有什么用！”

　　一个最让外界无语的现状是，刘香美们，作为贩婴链条中的买家，他们不仅没有觉察到罪责，而是搂紧怀中的孩子，自认是在行善。

　　“待处理举报”

　　在日照莒县中楼镇刘家峪村，哪家买过孩子，并不是新闻。人们关注的，是买来婴儿的性别与价格。

　　今年5月26日，知名公益寻人网站打拐网上，一则举报网贴，让这个地处山区、仅有六七百人的小村落走入公众视野。

　　在这则标题为《小小村庄三年拐了三十多个孩子》 的帖子中，发帖人称，刘家峪村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从外地拐卖了三十多个孩子，现在有的孩子十岁多，最小的几个月，都是一个云南的媳妇倒卖来的，价钱从两万到五万不等。

　　举报人表示，近年丢失孩子的父母可以到该村实地看看，没准有自己的孩子。

　　几经周折，记者联系到了举报人贾先生。据他介绍，被举报的刘家峪是老家邻村，在当地，买孩子养的情况并不稀罕。贾先生对此感到很不理解，“现在都到什么社会了，怎么还买孩子？”

　　举报人甚至向记者介绍，刘家峪村一名叫贾礼（化名）的村民，在老婆离家、女儿身亡后，于去年春节刚刚以1.8万元的价格买来一名女婴。

　　在记者前往刘家峪村采访时，村民们也向记者证实确有此事。“（贾礼）买了这个小孩，他就没钱了，又出去打工，孩子寄养在他妹妹家。”

　　当地较为普遍的买婴情况，也得到了刘家峪村村主任王京福的证实。“之前有买孩子的。那些孩子现在都八九岁了。”但他随后补充道：“现在执法力度大，从2009年以后就没有了，以前一般都是买南方的，但因为执法严了，渠道没有了，所以这种风气也就没了。”

　　对于当地近年来买孩子的数量问题，王京福并未给出明确答案。

　　但这里的平静，并未因这则内容劲爆的举报而打破。截至8月4日，该帖子的状态仍为“待处理举报”。

　　买婴与超生

　　“买一个男孩，四万来块钱，女孩儿便宜一些，两三万就够了。”这样的价码，在村民眼里，不是什么秘密，大家都知道这个行情。

　　对于什么样的人家会买孩子，村民们的观点很一致：“只有女儿的，就想要个儿子；只有儿子的，就想要个女儿”“还有不能生育的”……大家都承认这都是“儿女双全”“重男轻女”这些旧观念在作祟。

　　对于地处山区，并不富裕的刘家峪村来说，尽管买孩子要花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但这对买孩子的村民来说，仍然是“有账可算的”。

　　记者在刘家峪村采访时，一名推着自行车的村民毫不避讳地说，自己就买过一个男孩，现在已经十来岁了。被问及原因时，他停下车和记者聊了起来。据他自述，买儿子之前，他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只不过“头一胎女孩，第二胎还是女孩”，他觉得“没有男孩不行”。在他的账本里，如果多要一个孩子，超生得罚七八万，而自己买一个儿子才花了4万。

　　上述村民还表示，“村里买孩子的多的是，数量还不少”，但在他眼里“越穷的地方越出这种事。”然而，他又觉着，“其实这种问题不能全怨村民。”“种粮，地寥寥，粮食价钱又上不去。农村不比城市，城市人上班，退休有养老金，有退休金。在农村，人老了，种不了地的时候，只有靠孩子。”对多数村民来说，多要个孩子，尤其是男孩，不再只是传统观念，更意味着晚年时的生存问题有了保障。

　　“这边儿还是经济太落后，思想落后，不多弄些孩子，闲的难受啊！都是养老这一块，万一唯一的儿女出去了，到时候在家里孤孤单单；农村各方面都跟不上，不像城里的社区，老年人都有个保障，所以必须在年轻的时候，多养些孩子。”

　　难受惩罚的“犯法”

　　对村民们而言，买孩子似乎不是什么罪恶，尽管都知道这是犯法的事儿，但他们认为交了罚款就相当于得到了承认，就不算犯法了。

　　甚至，他们把这种行为当成了一种“行善”。

　　距刘家峪村几十里外的东花崖头村，43岁的刘香美也买了一个孩子，是个女儿，现在一岁多了。

　　每天抱着孩子在村口和邻居们拉家常时，左邻右舍看着白白胖胖的孩子，有时会忍不住夸一句，“真好，这钱花得可真值！”

　　其实，不仅仅是村里的人，就连莒县的警方也知道刘香美的女儿是买来的。

　　去年3月份，日照莒县警方破获一起拐卖儿童案件，抓获人贩子王芹连，而刘香美的女儿就是从她手里买来的。王芹连落网后，这个孩子也被警方顺利解救了出来。然而，解救出来的孩子，仅在警局待了不到一天，就被送返给了刘香美，原因是没法给孩子找到亲生父母，幼小的孩子却急需人照顾。就这样，女儿又回到了自己身边。对莒县警方而言，这样的局面也是他们最不愿看到的，但“毫无办法”。当时参与了解救行动的莒县民警宋时轮也直感叹，“这是一种很尴尬的局面。”

　　为了买这个孩子，刘香美和老公把攒了好几年才攒下的三万块钱，都花了进去。但刘香美觉得这很“值”，理由是，“没有人，要钱有什么用！”

　　买回孩子仅一个多月，警方在一天夜里突然出现，当时刘香美觉得“天都塌了”，她也知道买孩子犯法。但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孩子竟然在第二天下午就被送了回来。刘香美说，人贩子告诉她，孩子是亲生父母超生的，生下来不想要，就卖了，而把孩子买回来精心喂养，她还觉得自己是在行善。现在，这个一岁多的小女儿，已经一刻也离不开刘香美，而家里从老到小也格外疼这个孩子，同村住的爷爷奶奶每天要登门好几趟看望小孙女。在选择买一个女儿这个问题上，刘香美考虑也很实际，“如果买一个男孩，等他长大娶媳妇儿时，我们都六七十岁了，哪有钱给他买楼房？养女孩负担小一些，而且女孩儿更知道亲人。”

　　刘香美心里有也有自己的担忧，万一某天孩子的亲生父母找来该咋办？她简直不敢想象离开孩子的场景；但一转念，她又安慰自己，“他们是主动卖了自己的孩子，怎么好意思来找呢？”“都说买孩子犯法，可人们发现这样做了而且被发现之后，并没有什么事儿，那就会跟着效仿。”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心主任张志伟说，法律有时就是通过惩罚来起引导作用，当对买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惩罚措施时，这种犯法行为就会屡屡上演。

　　专家呼吁立法，买方应同罪

　　宝贝回家公益寻子网自2007年上线以来，共接受“家长寻子”的信息一万二千多例，据网站统计，这其中有二成是送养的，一成是离家出走的，七成左右是被拐的；同时还有“孩子寻家”的信息共七千多例，其中属于送养后寻家的占六成左右，被拐后寻亲的占四成左右。

　　截止到目前，网站已经成功为656个孩子找到家，而这其中属于被拐的孩子有336例，走失的占107例，送养的占126例，此外还有遗弃、绑架、离家出走等几种情况。“被拐的占到一半多。每年找回来的被拐儿童，相对于被拐孩子这个整体，只是冰山一角。”张宝艳认为，之所以有这么多孩子被拐，源头在于对买家打击不力，所以才滋生了强大的买方市场。“想消除拐卖儿童犯罪，首先就得打掉源头市场，没有人买，就没有人贩子的获利空间。”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在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时，买方只要不阻碍解救或虐待被拐儿童，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不少专家分析，这样的处理方式难以有效震慑买方，在拐入地会有示范效应，客观上导致买方市场长期存在。

　　另一个造成买方市场活跃的因素是，公安打拐解救儿童后的尴尬处境。曾参与多次打拐行动的莒县民警宋时轮就坦言，之前破获的一个贩婴团伙案件，一批四川妇女来山东潍坊地区打工，她们自己生了孩子专门用来卖，产、供、销一条龙，同样卖出的小孩儿被解救后，找不着亲生父母，况且找着了也不一定要，所以只好继续留给养父母。“在莒县打击力度很大，每年都会破获这样的案子，但是就是打击之后，在后期安置上很无奈。”这是宋时轮和他的同事们最大的无奈。

　　虽然解救的结局屡屡很“疲惫”，但宋时轮认为，“一定要坚持打拐，既要给丢孩子的家长一个交代，更要通过打拐行动教育群众，让他们意识到买孩子和卖孩子都是很愚昧、很不人性的行为。”

　　为了惩戒买主，目前公安部明确要求，在找到亲生父母前，被拐儿童一律由民政部门暂时统一安置，不得留在买主家，要让买主人财两空。但这样的规定，具体到各地方落实时，往往大打折扣。

　　张志伟则认为，这个立法规定现在来看也有些不合时宜，他说，买方肯定要处罚，这个态度应该明确。“之前之所以有‘不虐待、不阻挠即不追究’的规定，跟当时的暴力抗法现象频发有关，为了有效的解救受害人，鼓励买方配合解救，而做了这样的规定，现在来看，确实有些不合时宜，有必要尽快改变。”

http://news.sina.com.cn/o/2013-08-05/14202786737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