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迷途到知返，给孩子们一个歇脚的“休息站”

娄晓祯与周伟现在成了无话不说的“姐弟”/晨报记者 陈征

　　晨报记者 樊巍 林颖颖
　　多位志愿者的接力爱心，让11岁的出走女孩终于被找回。很难想象，如果女孩从此走失，她的未来会滑向何方。
　　有另外一群人，他们迷失久了，被称为社区青少年，一度游走在犯罪边缘。一群陌生的年轻人—一支专业的青少年社工队伍，让他们的生活发生转机。在人生路上曾经迷失的他们，在专业的 “星空乐园”、“中途宿舍”等平台中停留和缓歇，在专业社工和志愿者的帮助下，重新出发、获得新生。
　　十年前，上海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他们如何帮助问题少年走向阳光？十年来又有哪些上海特色的工作经验？晨报记者通过社区青少年社工的10年一线报告、搭建的一个个专业平台，试图解码预防青少年犯罪背后的上海经验。
　　1 从社区青少年到大堂经理
　　“伟大的社工！”—这是在爱奇艺上一部微电影短评栏里的一条最新评语。这部名叫“我有阳光”的微电影，从9月17日上线以来，一个月的点击率超过100万次。
　　微电影里有一句台词：“社工？那是什么？”社工娄晓祯、徐斌看到这，会心地苦笑了。10年前当他们作为上海第一批社工，叩响社区一户户家门，听到最多的，正是这句。
　　2003年，初冬，中午。卢湾一社区一座老石库门房子前，21岁的青少年社工娄晓祯内心忐忑。从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社工专业毕业没多久的她，迎来上岗后的第一个个案。
　　揣在胸口的公文袋里，装着周伟16年来的人生：来自单亲家庭，不读书不工作，荡在社区里。奶奶每月700元的退休工资养活全家。在社区打听这家人，大家头摇得像拨浪鼓。
　　像周伟这样16岁-25岁“失业、失学”的社区青少年，据当年上海的不完全统计，超过6万。为了这些孩子，当年上海100多名青少年事务社工在培训后走进社区，这也是全国第一支专业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
　　第一次上门，做好了准备吃“闭门羹”，没想到大门开着，娄晓祯径直走了进去。后来她才知道，周伟家里早已倾家荡产，白天晚上都不用锁门。
　　空荡荡的房子，二十平方米，被分成好几个小隔间，听得见里面的声响，但没人走出来。周伟奶奶接待了娄晓祯，衣服是花哨粗俗的布料，衬着绝望的脸色。“我管不了他。唯一能做的是不让他饿着。”
　　里间传来叔叔慵懒的断言：“他还能怎么样？以后肯定和我一样，连吃10年官司！”
　　奶奶千呼万唤，周伟从小阁楼里走了出来。小眼睛男生，人精瘦。头发染得黄澄澄，打耳钉，像当时大多数的社区青少年流行的那样。
　　“你好，我是街道的社工。”娄晓祯吞了一口口水，把预习了几十次的开场白说出了口，盘算着接下来的对话。
　　“哦。”
　　那年，很少人知道“社工是什么”。即便知道了，也不愿意社工来为自家的孩子“服务”，因为那意味着家丑外扬。第一批青少年事务社工每天都在爬楼排摸，寻找服务对象，他们挨家挨户地敲门，再挨家挨户被甩门。当时初出校门的娄晓祯，几乎每天都在遭遇拒绝。有一次，一户人家非但不开门，反而放出了狼狗。
　　周伟奶奶热情招呼了娄晓祯，让她得到了安慰。但是，周伟扔下一句“我约了朋友”，就一瘸一拐地走了。
　　之后的接触，周伟仍然不冷不热，服务很难展开。娄晓祯有些着急了，此时，她想到社工站的督导给她的一句话：“每个社区青少年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要进入这个世界，就要找到那把独一无二的开门的钥匙。”
　　奶奶告诉娄晓祯，半年前，因为和朋友打闹，周伟的小腿被夹在自行车轮的钢圈里，本是小伤口，但一直不处理，溃烂了。
　　也许这是一个打开周伟心门的钥匙？周伟爸爸几乎不着家，娄晓祯就找到他的继母，要她重视起周伟的脚伤。
　　继母用迷茫的眼神打量娄晓祯，“你是谁？为什么来管他？”
　　好说歹说不管用，娄晓祯试着强硬起来：“你可以不管他读了多少书，不管他吃什么穿什么，但如果他变成残废，最后还是你们要管他一辈子！”
　　那天晚上，继母买来了消毒水、头孢和纱布。
　　在听到娄晓祯找过继母后，周伟震惊得张大嘴巴，“我自己都不会为这种事情找她！”
　　“你知道吗？越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生活条件差的人，越对别人的帮助没有信心。”娄晓祯向记者分析周伟的心态，“可是，当他发现你真的是为他想，他会从骨子里认你。”
　　这就是那把钥匙。
　　半个月后，周伟的伤好了。娄晓祯再去他家，周伟不再一见就躲，也会站着聊几句。后来两人熟了，周伟吐露心声：“没想到像我这种人，还有人关心。”
　　距离在一次次交流中拉近。娄晓祯接手其他个案太忙时，周伟开始主动给她打电话，约探访时间：“我过来找你吧。”他来的时候说还没吃饭，娄晓祯就会带他先去吃碗面。周伟心情不好时，她陪着他坐在篮球场边，看着球起球落，大半天一句话也不说。
　　要活下去，周伟需要一份正式工作。但当时他初中都没毕业就辍学，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文凭。2004年，市慈善基金会、团市委和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公室共同举办“阳光下展翅”中专班，娄晓祯鼓励他报了名。毕业后，周伟顺利地找到了一份工作。
　　10月，上海入秋的那一天，记者见到了周伟，将近1.8米的个头，皮肤黝黑，短袖T恤，白色球鞋，阳光得可以抵挡住寒意。他现在是一家餐饮店的领班，月薪4500元，比娄晓祯还高。25岁的他和娄晓祯并排坐着，发出感慨：“那个时候曾经觉得她管头管脚，但是没有她的帮助，我没办法成为现在的我。”
　　周伟说，现在如果身边的亲友碰到问题了，他会脱口而出：“有困难，找社工！”
　　2 “星空乐园”和同伴志愿者
　　上海目前有500多个青少年事务社工，在很多情况下，社工们就是一个个的娄晓祯，他们为自己负责的社区青少年提供“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服务。
　　但是在特殊时期，面对身处困境、有着类似需求的孩子，社工们往往要改变单独作战的方式，联合起来，利用平台和项目的力量，采取更有效果的行动。
　　10月27日晚上，黄浦区的一个室内篮球场内，各种活动热火朝天。78个社区青少年穿梭在各个场地间，不时发出兴奋而爽朗的笑声。中场休息时，他们三三两两驻足在场地醒目处的各式展板前，仔细阅读关于禁毒、防艾、青春期性教育的宣传。
　　在今年9月，闵行区也为社区青少年举行了一次活动。一个晚上，孩子们被邀请到七宝老街，来到老街上有名的小吃店和景点前，完成相应的任务，拍照留念，赢取小奖品。
　　这是一种专门为社区青少年开展的“夜生活”，有一个浪漫的名字：“星空乐园”。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星空乐园”项目负责人朱浩俊告诉记者，这种模式起源于香港，在当地被称为“夜墟”，意在为深夜流连户外或复杂娱乐场所的青少年提供另类消闲场所，鼓励他们接触较健康的消闲模式。
　　为什么要挑在晚上？朱浩俊说，这符合了社区青少年的生活习惯，“他们白天更喜欢睡觉，而有些人虽然失业、失学，但是白天会去打打零工。”朱浩俊说，很多社区青少年会在晚上出去活动，而且这也是他们最容易留恋娱乐场所之时。“晚上"对症下药"的效果可能比白天还要好。”
　　“星空乐园”不仅仅是一场活动，以此为平台，社工们还将对一些需要重点服务的社区青少年进行持续性的个案服务。
　　2005年，“星空乐园”项目开始在上海试水，并根据上海特点进行了本土化创新。首先，香港的“夜墟”一般在晚上11时到凌晨2时，而上海的“星空乐园”则集中在晚上7时到10时之间，因为这更适合本市社区青少年夜间活动习惯。
　　此外，在参加“星空乐园”的社区青少年来源上，香港社工一般是到网吧或者一些娱乐场所现场找人，直接带到活动场所。“但是，我们的影响力并没有香港社工大，我们只能先到网吧里找到社区青少年，自我营销，引导他们到"星空乐园"来。”
　　朱浩俊回忆起自己送出去的第一张“星空乐园”邀请函。2006年初的一个晚上，他来到卢湾区的一个游戏机房，闷热的空气夹杂着游戏中打斗的声响，一位少年坐在游戏机前，投入地玩着单人网球。
　　朱浩俊向他介绍自己的社工身份，并尝试邀请他来参加“星空乐园”，少年头也不转，继续游戏。那天晚上，少年一句话没说，把朱浩俊当成隐形人。
　　第二次，朱浩俊决定找一个女社工一起去游戏机房。
　　少年依旧一言不发地沉浸在游戏中。朱浩俊掏出一个硬币，走到他对面的游戏机，加入了战斗。女社工则趁机在青少年身旁“敲边”：“你游戏打得真好！”
　　那天晚上，朱浩俊拿到了少年的QQ号，之后两人在网络上进行了第一次沟通。几次下来聊开了，朱浩俊再次提出邀请，少年终于接受。
　　一个个专业的方法在项目的运行中被发明了出来，比如以上这种“QQ疗法”。
　　再比如“同伴志愿者”。在与社区青少年的交流过程中，社工们发现，几乎每个社区中都有些颇具号召力的社区青少年“大哥”，如果将其发展为社工的“同伴志愿者”，通过他们去影响其他青少年，工作效率会提高不少。“所以我们就尝试着先取得这些"大哥"的信任，邀请他们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来。”朱浩俊告诉记者，随着网络普及进了家庭，社工很难再在网吧看到社区青少年，也就是在和这些“大哥”的沟通中，才知道“90后”社区青少年的“夜场”从网吧转移到了酒吧。
　　比起网吧而言，到酒吧里和社区青少年沟通，效果并不好，这时，“同伴志愿者”的优势又显现出来了，“请"大哥"去邀请朋友来参加"星空乐园"，通常都能召集到不少人，后来，这些"同伴志愿者"已经不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了，很多人仍然愿意回来帮忙。”
　　从今年7月开始，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星空乐园”项目通过招投标的方式成为市民政局福彩金支持的一个公益创投项目，在一年的运作期中，“星空乐园”将在黄浦、虹口、徐汇、闵行举行8场。
　　“其实，很多社区青少年都很喜欢运动，但苦于找不到场地，而他们滞留娱乐场所，其实也因为是缺少正面的休闲方式和健康的活动场所。”朱浩俊说，10月末黄浦区“星空乐园”活动的那个篮球场，租金按照市场价要3000元。场地负责人恰好曾做过工读学校校长，一听说为社区青少年搞活动，一口气给打了个半价。
　　尽管如此，现在的场地费还是涨了，每次都要苦苦寻找。朱浩俊将“星空乐园”比喻成一个阵地，“打一枪换个地方”。他期待，有一天“星空乐园”找到一个真正的场地，定时定点为社区青少年提供一个健康的活动场。
　　3 “中途宿舍”成为心理缓冲区
　　类似于朱浩俊所提到的固定场地，2006年8月，在浦东花木街道青少年彩虹中心出现—这就是“中途宿舍”。
　　彩虹中心负责创办人王卉告诉记者，当时，沉溺于网络的青少年较多，网吧里打架斗殴案件屡屡发生，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伤害。当时上海市政法委、团市委极其重视，鼓励她在彩虹中心建立一个“中途宿舍”，给这些孩子一个暂时的、温暖的家。
　　从那以后，王卉带着志愿者经常到网吧找孩子，“开始，还以找儿子、找我的学生为借口，时间长了，网吧的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了，还给我们通风报信。”
　　随着网吧时代渐行渐远，后来的“中途宿舍”主要接收一些刚从拘留所释放出来的未成年人。从2006年至今，“中途宿舍”里收留过200多个青少年，多数孩子在这里平均住1天，最多的一个孩子住了五六次。
　　这里，对这些孩子意味着什么？
　　一个周末的傍晚，记者走进了“中途宿舍”，这是一个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屋。两张双层淡褐色木床面对面地立着，上面铺着天蓝色卡通图案的床单，床垫软软的，床沿挂着各式的毛绒小玩偶，床中间还有一个书柜，其中有《睡前十分钟故事》、《格林童话》、《热爱命运》。书架旁边有一个迷你花圃，散落着多盆植物，绿意盎然。在宿舍的另一个角落里，放着呼拉圈等一些玩具。
　　房间正中，王卉正在和帮教对象张威面对面聊着天。17岁的张威因为参与了一起群体斗殴，在拘留所里呆了4个多月，刚刚释放出来不到两天，被父母送到了“中途宿舍”。
　　一开始沟通并不顺畅，张威一言不发。
　　当天下午，王卉还带张威参加了社区举行的一场心理健康沙龙活动，并邀请张威担任志愿者。
　　对于所有入住“中途宿舍”的孩子，王卉和同事们从来不把他们当成服务对象，“他们一进来就是志愿者的身份，在为他人服务中，体验到人生的意义”。
　　事实上，彩虹中心现在也很缺志愿者，前几年，还有很多来自其他行业和岗位的志愿者，但由于没有经费支持，连志愿者的工作餐费都是王卉自己掏钱，现在已很难招募到能坚持的志愿者了。王卉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
　　活动中，记者看到，张威虽然配合地做各种工作，但始终默不作声。
　　“他有很多话闷在心里”，王卉想办法让张威打开心门。
　　她问了张威的出生年月日，开始在纸上写写画画，一串数字出来了，这是一种被王卉称之为“生命密码”的心理学方法。
　　王卉对着数字低头想了一会，看向张威的眼睛：“其实，你是个很有爱心的孩子，你很在乎爸爸妈妈的感受……”
　　再去看张威，他眼眶有些发红，揉搓着双手，微微点头，慢慢说出心里话。
　　王卉说，不管是网吧的不归青少年，还是刚刚从拘留所走出的帮教青少年，当他们从特殊环境中刚刚走出来后，可能因为长期和家庭疏离，也可能惧怕与父母之间的冲突，不愿回家。此时，“中途宿舍”就成为了一个心理缓冲区。它更像是一个由专业社工和志愿者建造起来的家，给青少年提供一次没有负担的谈话，一顿不用在唠叨责难中下咽的晚饭，以及一个在轻松愉悦中入睡的夜晚。
　　这一个晚上的“缓冲”，在很多孩子身上发生了神奇的化学作用。多年前，有一个刚从拘留所里释放出来的孩子，“他刚到"中途宿舍"时，不敢抬头和人对视，腰都挺不起来”。“我们主动跟他沟通交流，通过让他做沙盘、励志游戏等心理学方法，进一步了解和帮助他。”后来，经过团队的商议，大家决定教他走正步。第二天早上，当孩子的父亲来接他时，社工正带着他走正步，心理咨询师在一边鼓励他，孩子的腰板挺了起来。看到这幕，父亲忍不住上前抱住儿子，泪流满面。
　　这样一个给迷途孩子临时歇脚的港湾，去年年末曾在阳光中心长宁站出现过。站长徐斌介绍，当时主要是针对检察院起诉前的来沪未成年人。这些孩子假释后，年末到年初在这个小屋住了2个多月。作为人生中转站的意义，在这些孩子离开的时候还看不出来。但徐斌觉得，经历过的，终究会在生命中留下痕迹。这种正向的痕迹，是他们在开出这个小屋时，最希望青少年可以获取的。
　　[社工心声]
　　不想只是一个人战斗
　　10年来，通过一位位社工的努力和一个个专业平台的建立，上海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已经成为本市预防犯罪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有些事情，并不是仅靠专业社工就能完成”，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需要社会各界更多的热心人一起参与。
　　以一位社工发展5-6位志愿者的配比，目前针对上海社区青少年“太阳花志愿者”队伍已经有3000多人，但是，还远远不够。
　　今年5月，娄晓祯正赶着去开展一个社区青少年项目，手机响了。打电话的是娄晓祯2007年接手的一个服务对象：王俊。因为两年前动迁到浦东，王俊和她中断了服务关系。电话中，他说自己遇到困难了，需要帮助。
　　今年4月，王俊因为胸口疼痛，到医院查处患有心脏主动脉关闭不合及血管瘤。几天后出现了单面肺积水，医生建议赶紧做手术，因为如果发展到两面都有肺积水，可能连刀都开不了。但是手术医药费要30万元。王俊一个月不到2000元的工资，老婆摆早餐车，30万元对他们而言是天文数字。
　　为了王俊，娄晓祯一直奔波在各个部门之间，寻求帮助。
　　不能再拖了，5月下旬，家人打过欠条后，医院为王俊做了手术。没想到，手术后四五天出现并发尿毒症。
　　娄晓祯再去居委，正好有一个针对尿毒症的专项基金，符合政策，在居委和民政干部帮助下，很快做了申请。
　　钱还没下来，6月初，王俊在他25岁时，去世了。
　　接到噩耗，娄晓祯正在爬楼排摸新的社区青少年，呆呆地怔在了楼梯上。
　　十年来，她帮助了800多位青少年，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到死亡。她在奔走中一再受挫，为了病床上的王俊，重新出发。但是，此刻，她感到异常无力。
　　王俊葬礼过后，娄晓祯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的叹息和反思：政府的力量毕竟有限，是否可以倡导一些有责任感的企业，设立专项的基金，帮助出现重大疾病、突发情况，但各项补助条件都不符合的青少年，他们，是那么不容易地获得新生。不能因为这样的意外，让他们再次倒下。
　　（为保护隐私，此稿隐去事件具体发生地和青少年真实姓名）
http://news.hexun.com/2013-11-21/1598832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