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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动了我和儿子的亲情？ 【导读：中国有多少失踪儿童？网络上曾有每年20万的说法，数字虽不一定可信，但是每年失踪儿童应当是数以万计。这其中有一些幸运的孩子，通过公安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与父母重逢。但重逢并非结束，只是一个开始。父母如何弥这份缺失的爱？孩子面对养父母和亲生父母又该如何选择？亲子之间的感情如何重新建立？这些问题困扰着父母和孩子。肉体的重聚仅仅只是开始，如何让心灵重聚，是横亘在他们、尤其是父母前的一道难题。】 视频链接： 谁动了我和儿子的亲情——失散多年 父子变作“最陌生的亲人” 正文： 3月10日晚，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里，贵州籍少年吴小超（化名）失踪近十年后，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和他一起的父母舅舅非常高兴，不停地与小超搭话。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超显得异常冷淡，只是低头敲着手机。面对阔别近十年之久的亲生父母，他并没有太多的言语。 吴小超是在2004年失踪的，母亲张家菊对那天的情况记忆犹新：“那天早上我们去卖货，中午回家吃饭，他爸爸还给了他五块钱。吃完我们继续卖货，到了一点多钟发现没有看到孩子，到处找都没有找到。那天晚上我们没有睡觉，亲戚朋友帮忙一起四处找，但都没有找到。后来我们一直找，到四川、湖南、湖北去找，寻人启事、上电视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但都没有音讯。” 得益于现代的DNA识别技术，吴小超最终还是找到了。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朱华永介绍了找到吴小超的过程：“2013年12月份，通过吴从军（吴小超父亲）和张家菊采集的DNA，我们在全国公安DNA数据库中进行比对，和福建的一名名为‘苏志超’的男孩比对上了。在福建警方的帮助之下，我们取得了其养父母的联系方式，确定了苏志超就是吴小超。随后我们和吴从军夫妇一起去到福建，在3月5日见到了吴小超。” 至于小超是如何到福建、如何被收养，由于时间过长，案情还没能完全水落石出。但对于几乎放弃希望的吴从军夫妇来说，找到孩子的喜讯足以让他们激动万分。张家菊在接到警方电话时就已经泣不成声了，吴从军在见到儿子的瞬间也留下了眼泪：“我第一眼见到他，我说他是我儿子，他望着我，我就哭出来了。” 与父母的激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吴小超的冷淡与不知所措，在警方拍摄的画面中，吴小超茫然地听着警方的介绍，茫然地看着突然“多出来”的父母。只有当父母提到一些当年往事时，小超的表情才会有一丝的变化，似乎回忆起了些什么，但随即又恢复了茫然。对于相认时的心情，小超用了一个字形容：“乱。”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返回贵阳，在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里，对他人的搭话，小超有一句答一句，一句多余的都没有，他正忙着用手机与远在福建的同学聊QQ：“他们一直叫我早点回去，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他们，希望早点回去找他们。” 当被问到想不想在贵阳和亲生父母多待一下时，小超回答道：“同学刚刚跟我说，学习很忙，教了很多课文，最近作业也很多。我就想赶紧把作业补了，免得学习跟不上。” 朱华永也尝试着开导吴小超，此时小超放下了手机，木然地看着朱华永，双手互相搓动。他用手揉了揉眼睛和额头，似乎是摄像机的闪光灯有些刺眼，又似乎是有点头疼。 对于儿子的冷淡态度，吴从军只能苦笑：“毕竟已经十年不见了，失踪的时候也才只有四岁半。在福建我们曾经聊了半个晚上，但他还是没有反应。他跟我们没有感情我也知道，只能慢慢来培养，把欠的都补上。” 小超最后会在福建还是贵州？朱华永解释说：“这个还得看养父母和亲生父母的协商，双方就孩子的抚养问题达成协议之后，警方也无权干涉。但如果尚未达成协议，一方就将孩子带走，可能我们公安机关就要介入了。” 当我们离开时公安局时，一家三口还有小超的舅舅坐在沙发上，还在继续与小超沟通感情，小超也依旧木然地听着，手里却紧紧地攥着那个还在断断续续震动的手机。(新媒体记者 丁师原 杨爽) 延伸阅读： 公安部于2009年5月19日启用了“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和“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DNA数据库”，俗称“打拐DNA数据库”，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各地方负责机构一方面对丢失孩子报案的家长采集DNA样本，另一方面对各地在街头流浪乞讨和被组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未成年人一律采集DNA样本，并将这些数据录入到专门的全国联网的统一数据库。 DNA数据搜集和数据库自动比对的结合堪称完美，这一全球首创的方法行之有效。有了这个比对库，只要将所有丢失孩子的父母的血样以及失踪儿童的血样采集到，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准确查找。（新媒体记者 丁师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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