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下午济南市救助站的院中,蹲在地上再三询问身前这个流浪者家在哪里,对方还是摇头,陈艺峰轻轻叹口气走开了。这个记忆近乎全失的流浪者已经滞站一个多月,陈艺峰想尽办法帮他回家,但都无功而返。 “每天都试着和他聊一聊,希望在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里找到线索。”这个25岁的小伙子,感觉自己在干侦探的活。 2012年,陈艺峰从部队转业来到济南市救助站,由于碰到的流浪者大多有精神或智力方面的疾病,回家这个朴素的愿望成为奢求。两年来,本科学法律的他积累了不少推理经验:一年几季稻可以辨别区域,根据作息规律可以判断是城市还是农村,甚至能否赶集还可以辨别是不是平原村庄的集散地。他无形中学会的,还有几十个地方的方言。 也正因为帮流浪者找家太难,陈艺峰讲起那些近百个成功的例子,甚至有些骄傲。 救助站曾经收留一个从小跟爸爸在外地流浪的女子。因为从小外出,口音全变,地名无法回忆,女子身上几乎没有任何线索。他也曾几个小时陪在这名流浪者身边谨慎观察,但一无所获。 奇迹发生在饭桌上。“我们几个人带着她去找家,吃饭时她突然顺口说出一个村名,这是她第一次说出来,与之前流浪过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交集。”陈艺峰下班后一直想着这个村名,于是他找到在派出所工作的朋友,通过公安户籍系统,查到了村子的位置。 “当时回到家,她妈妈还在,但已是乳腺癌晚期。见到日思夜想的女儿,母亲当场就跪下了,两人抱头痛哭。”这些亲人团聚的场面成为陈艺峰坚持下去的动力,“那一刻我感觉真值。” 当然,寻找家的过程并不总这么幸运,救助站滞留了很久的一个妇女就让陈艺峰很愧疚。“虽然她话都说不清楚,但每次跟她聊天,只要提到家,她就会泪流满面。我们想尽办法还是找不到她家在哪,感觉有点对不起她。” 和带别人回家不同,陈艺峰在自己家很少跟父母提及自己的工作。“我们这工作是高危行业,全国67种传染病,救助站人员身上能找到64种。比如很多流浪者有肺结核、肝炎等,我们根本看不出来,但必须要和他们交流接触。” 有一次,他和救助站的许多同事彻夜为一位流浪孕妇生产忙碌。但后来大家才知道,这名孕妇是一名艾滋病人,当时所有人都没有做防护措施。虽然想起来后怕,但陈艺峰说,不管知不知道艾滋病,碰到这种事大家还得上。 经历的事多了,陈艺峰不再像刚来时那样无助。“流浪到这儿的人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家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全部。那种平静地告诉流浪者"咱们今天回家"的感觉,一般人很难懂。”陈艺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