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洞里的孩子:沈阳北站洞居流浪儿身世探访(图)

                         穴居男孩 新民摄


5月8日，市民经过孩子们曾经的住所。 CFP供图

　　墙洞里的孩子
　　本报记者 张渺
　　灰白的墙体和地面构成一个钝角，略有些陡峭的斜坡上，离地约两米处，有一个黑黝黝的洞口。
　　它不到半米高，两米宽。据进去过的人说，里面朝内平行延伸，大概有两米深。它端居于沈阳火车北站的北墙上，与东西向的昆山东路平行，北眺着南北向的黑龙江街。
　　火车站用这个洞口排风，而几个在附近流浪的孩子，则一度在这里过夜、吃饭，用这里挡风遮雨，把这没有护栏的洞，当作他们的“家”。
　　同样的排风洞，在北站北墙的水泥墙面上有好几个。只不过，其他的洞口上，都配有横条的铁栅栏，只有这个洞口的铁栅栏，早几年就不知去向了。
　　这些流浪的孩子，就跟许多居民区里的流浪猫一样，在墙上的排风口里取暖、栖身。
　　不久前，这几个住在墙洞里的孩子被当地媒体发现，他们的照片出现在报纸的版面上。随后，洞口处被加上了金属护栏，孩子们也不知去向。现在，透过细密的菱形网格向洞里看，斑驳的墙面被分割成一个个的小方块，空空荡荡。
　　一座治安岗亭不知什么原因，从路北整个儿搬到了路南，恰好挡在洞口前面，离墙面不足半米。
　　这个被封堵的洞里，如今似乎再也找不出，那些流浪的孩子曾居住过的痕迹。
　　方大爷打扫卫生路过时，总会提高嗓门，冲着洞口喊一句：“起床啦！”随后，他会看见洞口一块用来挡风的棕色胶合板被移开，3个小脑袋并排探出来。
　　提起墙洞里的“居民”，没有人比负责这个片区卫生的环卫工方大爷更了解了。
　　在他的记忆中，3个孩子里，最早搬到这个洞，过起“穴居生活”的是黄毛儿。
　　快要过18岁生日的他，也是孩子们当中年龄最大的。黄毛儿老家在沈阳一个县级市，进城已经两年，曾在汽车修理店当过杂工，也在一家饭店打过工，后来没了工作，流浪到火车北站附近。从去年开始，他住进了这个墙壁上的洞穴。
　　后来，只比黄毛儿小几个月的大个儿也来了，两个男孩一起分享这两立方米的空间。
　　上个月，7岁半的小宁也加入进来。
　　方大爷不止一次看到，为了攀上两米高的洞口，3个孩子把马路边的垃圾箱拖过来，斜靠在墙上，踩着垃圾箱“回家”。有时，两个大男孩也会后退几步，蓄力，助跑，沿着墙壁的斜面，“飞檐走壁”一般蹿上去，然后从洞口探出小半截身子，一起把小宁拽上去。
　　每天清晨，方大爷打扫卫生路过时，总会提高嗓门，冲着洞口喊一句：“起床啦！”随后，他会看见洞口一块用来挡风的棕色胶合板被移开，3个小脑袋并排探出来，自上而下地看着他。这个场面，方大爷觉得“老有意思了”。
　　军绿色的军用被，当作褥子平摊在洞里，向外铺出来一个边儿，孩子们扒着边儿趴着，把手臂撑在褥子上面，另一床花被子搭在身上。被子都很旧了，看起来有些单薄。
　　黄毛儿在胶合板上钻了个手指粗细的孔，更多时候，他用板子挡住洞口，猫在小孔后面，看外面来来回回的行人。
　　除了一名摄影记者，恐怕没有其他外来人得以窥探洞中的生活。这名记者曾爬进去拍摄洞里面的样子，没几下就把膝盖磕得青紫。他记得，洞里零星摆着一些东西，有瓶瓶罐罐，还有几双鞋。当时恰好是天热的时候，这个作为排风口的洞，发出让人反胃的气味。
　　“要是回家，我就得和我爸一起捡破烂。”方大爷曾听到小宁这样描述可能的未来。黄毛儿劝他：“别回去了，我们养你。”
　　尽管在同一个洞里“穴居”了很久，但据方大爷观察，3个“住客”似乎并不知道彼此的姓名。他们都是喊着“哎”、“喂”来相互称呼。
　　他们常在洞穴下面玩。一个清晨，小宁趴在洞里，黄毛儿骑坐在路边的垃圾箱顶上，他们笑眯眯地看着大个儿表演用嘴叼起一辆自行车的“绝活儿”。
　　无所事事时，黄毛儿时常耷拉着腿坐在洞口，和方大爷闲聊。从零零星星的对话中，方大爷得知，黄毛儿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与他父亲离了婚，11岁的时候，父亲也“抛下他走了”。他说，是自己“不要他们(父母)了”。
　　他比总是一身灰色、理着板寸的大个儿和小宁，显得更“时尚”一点：蓬松的头发，几撮刘海挑染成棕黄色，黑白花纹的外套上，印着菱形交错的图案，跑鞋上荧光绿的鞋带，远远看着格外显眼。
　　但相同的是，3个孩子身上的衣服，都同样脏得“锃亮”。
　　车站附近快餐店的一个店员告诉记者，3个孩子经常来这儿捡别人吃剩下的食物。
　　街口买饼的摊主说，出于同情，他偶尔会给他们几个饼子。马路对面的超市老板记得，从洞口经过时，他曾给孩子们塞过一些钱，也问过他们“为什么不找个工作”。
　　黄毛儿的回答是，自己本想当保安，但身份证弄丢了，户口“在爸爸手里”，他“不愿去找他”，所以身份证一直没有办下来。
　　同样17岁的大个儿是3个孩子里最高的，身高一米七出头的他，比黄毛儿高了半个头，常把瘦小的小宁扛在脖子上。
　　大个儿的情况和黄毛儿很相似，同样有一个早早就抛下他的母亲，不同的是，大个儿的父亲去年去世了，他已拿不准，自己要回的“家”，究竟在哪儿。
　　这个总是带着憨厚笑容的孩子，当过快递员，送过外卖，还曾被老板骗，一分钱工资没有拿到，就被赶了出来。
　　而3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小宁，把墙洞当成了一个隔三差五的歇脚处。
　　他家其实离北站并不远。在这间七八平方米的砖房里，占据房间一半空间的炕上，堆满了衣服和被子。砖房的前面，就是用棕红色土砖垒成的简易公厕，厕所门离他家不到一米，整个房间常年笼罩在恶臭当中。
　　小宁两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离开了这父子俩。白天父亲出去工作，把小宁自个儿锁在家里。小宁打破门上的玻璃，父亲就在门框上装了铁丝网，小宁又用老虎钳剪破门框上的铁丝，再次爬了出去。
　　起初他只是在附近玩耍，后来却越走越远，离家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原本焦急寻找他的父亲，慢慢习惯了这个儿子常年在外流浪。
　　父亲也想过，或许等这孩子“上学就好了”，但是，小宁是个非婚生子，都快8岁了，仍然没有出生证明，也没有户口。学校的大门似乎遥不可及。
　　他不愿意待在家里，宁可和其他两个“大哥哥”一起，挤在那个只有厚床垫大小的空间里。
　　“要是回家，我就得和我爸一起捡破烂。”方大爷曾听到小宁这样描述可能的未来。黄毛儿劝他：“别回去了，我们养你。”
　　就在他们栖居的墙洞对面的街上，恰好有一所小学，趴在洞口的小宁，如果向东远远地眺望，可以看到那所学校的教学楼。
　　派出所的民警表示，他们是在当地报纸的新闻发出来后，才听说有这么一群在附近穴居的男孩。“能怎么办呢？”一名民警叹着气说，“这样的流浪儿太多了。”
　　洞里有常住人口，也有暂住人口，每个住在这里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故事加在一起，成了这个洞的故事。
　　去年9月，第12届全运会在沈阳召开，黄毛儿、大个儿和车站附近的其他流浪者，都被驱逐了。冬天，有个方大爷没见过的成年人，曾在洞里窝了几宿，后来也离开了。
　　今年过了年，附近查得不那么严了，黄毛儿和大个儿扛着被子，都搬了回来。
　　但大个儿其实并不想一直这么住下去。他总是惦记着去大连闯荡，“出海跑船”，或者“等满了18岁就去当兵”。
　　黄毛儿也曾差点离开这里。一天中午，方大爷看见黄毛儿领着一个女孩子，抬手指着洞口告诉她，“这是我家”。女孩一脸惊讶：“这是人住的地方吗？你跟我走吧。”
　　黄毛儿爬进洞里，把自己的被子叠好，背在背上，和女孩走了。
　　但当天晚上，方大爷又看到，黄毛儿和以前一样坐在洞口。“人家是上班的。”这个在渐渐长大的孩子，只用了这一句话，解释当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
　　只有这个小小的洞口，无条件地接纳着黄毛儿、大个儿和小宁。有的时候，孩子们回来，会发现洞里“多了个兜儿”或其他什么东西，那是其他的孩子在这里暂时落脚的时候落下的。
　　然而，所有的故事都终止在洞口被封上的那一天。
　　没有人知道火车北站后勤部门何时发现，自家墙面上的排风洞成了“流浪儿之家”。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当地媒体报道后的第二天，他们就采取行动：比原装的铁栅栏更细密的钢丝网，被堵在了洞口。施工的人抵达排风口边上的时候，3个孩子已经提前得到消息，抱着自己的被褥和瓶瓶罐罐，提前搬走了。
　　北站的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孩子们去哪儿了”，他们推测，应该是“被安置了”，但“这不属于我们的权限范围”。属于他们的职责，只有对排风洞的处理问题。
　　火车北站站前派出所的民警则表示，他们从未介入过这件事，当地报纸的新闻发出来后，才听说有这么一群在附近穴居的男孩。
　　“能怎么办呢？”一名民警叹着气说，“这样的流浪儿太多了。”
　　年龄最小的小宁，被南湖派出所的民警送回了家，但没过多久，他再次离家出走，不知道“跑去哪里了”。他的父亲又气又急，描述着儿子在他“炒个菜的工夫就不见了”的过程。
　　方大爷最后一次见到大个儿和黄毛儿，是在洞口被封上后不久。排风洞斜对面的小学前，有个临街的空房子，没有门，窗口的玻璃也早就被人拆走了。黄毛儿和大个儿卷着铺盖住了进去。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方大爷照常上班时，发现那个小小的空房子已经被拆除了。大个儿和黄毛儿连人带被子都不在那儿了。
　　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两个孩子。
http://news.sina.com.cn/c/p/2014-05-14/063130130770.shtml

　　年纪最大的男孩在表演叼车绝技

　　沈阳火车北站的北墙上原有的暖气通风口被封上了一层金属网，上周，这个狭长幽暗的空间里被媒体曝光住着三名流浪男孩。

　　这个“家”被封之前，住在这儿的三位“居民”提前得到消息搬走了。如今，来往于这个通风口之下的旅客再也不会一抬头蓦然发现他们的存在。而他们的故事则被留在了那个逼仄的墙洞里，也留下了一个待解的问题：墙洞里的孩子，你们是谁？

　　灰白的墙体和地面构成一个钝角，略有些陡峭的斜坡上，离地约两米处，有一个黑黝黝的洞口。

　　它不到半米高，两米宽。据进去过的人说，里面朝内平行延伸，大概有两米深。它端居于沈阳火车北站的北墙上，与东西向的昆山东路平行，北眺南北向的黑龙江街。

　　火车站用这个洞口排风，而几个在附近流浪的孩子则一度在这里过夜、吃饭，用这里挡风遮雨，把这没有护栏的洞当作他们的“家”。

　　同样的排风洞，在北站北墙的水泥墙面上有好几个。只不过，其他的洞口上，都配有横条的铁栅栏，只有这个洞口的铁栅栏，早几年就不知去向了。

　　这些流浪的孩子，就跟许多居民区里的流浪猫一样，在墙上的排风口里取暖、栖身。

　　不久前，这几个住在墙洞里的孩子被当地媒体发现，他们的照片出现在报纸的版面上。随后，洞口处被加上了金属护栏，孩子们也不知去向。现在，透过细密的菱形网格向洞里看，斑驳的墙面被分割成一个个的小方块，空空荡荡。

　　墙洞里的“居民”

　　提起墙洞里的“居民”，没有人比负责这个片区卫生的环卫工方大爷更了解了。

　　在他的记忆中，3个孩子里最早搬到这个洞，过起“穴居生活”的是黄毛儿。

　　快要过18岁生日的他，也是孩子们当中年龄最大的。黄毛儿老家在沈阳一个县级市，进城已经两年，曾在汽车修理店当过杂工，也在一家饭店打过工，后来没了工作，流浪到火车北站附近。从去年开始，他住进了这个墙壁上的洞穴。

　　后来，只比黄毛儿小几个月的大个儿也来了，两个男孩一起分享这两立方米的空间。

　　上个月，7岁半的小宁也加入进来。

　　方大爷不止一次看到，为了攀上两米高的洞口，3个孩子把马路边的垃圾箱拖过来，斜靠在墙上，踩着垃圾箱“回家”。有时，两个大男孩也会后退几步，蓄力，助跑，沿着墙壁的斜面，“飞檐走壁”一般蹿上去，然后从洞口探出小半截身子，一起把小宁拽上去。

　　每天清晨，方大爷打扫卫生路过时，总会提高嗓门，冲着洞口喊一句：“起床啦！”随后，他会看见洞口一块用来挡风的棕色胶合板被移开，3个小脑袋并排探出来，自上而下地看着他。这个场面，方大爷觉得“老有意思了”。

　　军绿色的军用被，当作褥子平摊在洞里，向外铺出来一个边儿，孩子们扒着边儿趴着，把手臂撑在褥子上面，另一床花被子搭在身上。被子都很旧了，看起来有些单薄。

　　黄毛儿在胶合板上钻了个手指粗细的孔，更多时候，他用板子挡住洞口，猫在小孔后面，看外面来来往往的行人。

　　除了一名摄影记者，恐怕没有其他外来人得以窥探洞中的生活。这名记者曾爬进去拍摄洞里面的样子，没几下就把膝盖磕得青紫。他记得，洞里零星摆着一些东西，有瓶瓶罐罐，还有几双鞋。当时恰好是天热的时候，这个作为排风口的洞，发出让人反胃的气味。

　　“别回去了，我们养你”

　　尽管在同一个洞里“穴居”了很久，但据方大爷观察，3个“住客”似乎并不知道彼此的姓名。他们都是喊着“哎”、“喂”来相互称呼。

　　他们常在洞穴下面玩。一个清晨，小宁趴在洞里，黄毛儿骑坐在路边的垃圾箱顶上，他们笑眯眯地看着大个儿表演用嘴叼起一辆自行车的“绝活儿”。

　　无所事事时，黄毛儿时常耷拉着腿坐在洞口，和方大爷闲聊。从零零星星的对话中，方大爷得知，黄毛儿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与他父亲离了婚，11岁的时候，父亲也“抛下他走了”。他说，是自己“不要他们（父母）了”。

　　他比总是一身灰色、理着板寸的大个儿和小宁显得更“时尚”一点：蓬松的头发，几撮刘海挑染成棕黄色，黑白花纹的外套上，印着菱形交错的图案，跑鞋上荧光绿的鞋带，远远看着格外显眼。

　　但相同的是，3个孩子身上的衣服都同样脏得“锃亮”。

　　车站附近快餐店的一个店员告诉记者，3个孩子经常来这儿捡别人吃剩下的食物。

　　街口卖饼的摊主说，出于同情，他偶尔会给他们几个饼子。马路对面的超市老板记得，从洞口经过时，他曾给孩子们塞过一些钱，也问过他们“为什么不找个工作”。

　　黄毛儿的回答是，自己本想当保安，但身份证弄丢了，户口“在爸爸手里”，他“不愿去找他”，所以身份证一直没有办下来。

　　同样17岁的大个儿是3个孩子里最高的，身高一米七出头的他，比黄毛儿高了半个头，常把瘦小的小宁扛在脖子上。

　　大个儿的情况和黄毛儿很相似，同样有一个早早就抛下他的母亲，不同的是，大个儿的父亲去年去世了。他已拿不准，自己要回的“家”，究竟在哪儿。

　　这个总是带着憨厚笑容的孩子，当过快递员，送过外卖，还曾被老板骗，一分钱工资没有拿到，就被赶了出来。

　　而3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小宁，把墙洞当成了一个隔三差五的歇脚处。

　　他家其实离北站并不远。在这间七八平方米的砖房里，占据房间一半空间的炕上，堆满了衣服和被子。砖房的前面，就是用棕红色土砖垒成的简易公厕，厕所门离他家不到一米，整个房间常年笼罩在恶臭当中。

　　小宁两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离开了这父子俩。白天父亲出去工作，把小宁自个儿锁在家里。小宁打破门上的玻璃，父亲就在门框上装了铁丝网，小宁又用老虎钳剪破门框上的铁丝，再次爬了出去。

　　起初他只是在附近玩耍，后来却越走越远，离家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原本焦急寻找他的父亲，慢慢习惯了这个儿子常年在外流浪。

　　父亲也想过，或许等这孩子“上学就好了”，但是，小宁是个非婚生子，都快8岁了，仍然没有出生证明，也没有户口。学校的大门似乎遥不可及。

　　他不愿待在家里，宁可和其他两个“大哥哥”一起，挤在那个只有厚床垫大小的空间里。

　　“要是回家，我就得和我爸一起捡破烂。”方大爷曾听到小宁这样描述可能的未来。黄毛儿劝他：“别回去了，我们养你。”

　　消息曝光后“家”没了

　　洞里有常住人口，也有暂住人口，每个住在这里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故事加在一起，成了这个洞的故事。

　　去年9月，第12届全运会在沈阳召开，黄毛儿、大个儿和车站附近的其他流浪者，都被驱逐了。冬天，有个方大爷没见过的成年人，曾在洞里窝了几宿，后来也离开了。

　　今年过了年，附近查得不那么严了，黄毛儿和大个儿扛着被子，都搬了回来。

　　但大个儿其实并不想一直这么住下去。他总是惦记着去大连闯荡，“出海跑船”，或者“等满了18岁就去当兵”。

　　黄毛儿也曾差点离开这里。一天中午，方大爷看见黄毛儿领着一个女孩子，抬手指着洞口告诉她，“这是我家”。女孩一脸惊讶：“这是人住的地方吗？你跟我走吧。”

　　黄毛儿爬进洞里，把自己的被子叠好，背在背上，和女孩走了。

　　但当天晚上，方大爷又看到，黄毛儿和以前一样坐在洞口。“人家是上班的。”这个在渐渐长大的孩子，只用了这一句话，解释当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

　　只有这个小小的洞口，无条件地接纳着黄毛儿、大个儿和小宁。有的时候，孩子们回来，会发现洞里多了点其他杂物，那是其他的孩子在这里暂时落脚的时候落下的。

　　然而，所有的故事都终止在洞口被封上的那一天。

　　没有人知道火车北站后勤部门何时发现，自家墙面上的排风洞成了“流浪儿之家”。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当地媒体报道后的第二天，他们就采取行动：比原装的铁栅栏更细密的钢丝网，被堵在了洞口。施工的人抵达排风口边上的时候，3个孩子已经提前得到消息，抱着自己的被褥和瓶瓶罐罐，提前搬走了。

　　北站的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孩子们去哪儿了”，他们推测，应该是“被安置了”，但“这不属于我们的权限范围”。属于他们的职责，只有对排风洞的处理问题。

　　火车北站站前派出所的民警则表示，他们从未介入过这件事，当地报纸的新闻发出来后，才听说有这么一群在附近穴居的男孩。

　　“能怎么办呢？”一名民警叹着气说，“这样的流浪儿太多了。”

　　年龄最小的小宁，被南湖派出所的民警送回了家，但没过多久，他再次离家出走，不知道“跑去哪里了”。他的父亲又气又急，描述着儿子在他“炒个菜的工夫就不见了”的过程。

　　方大爷最后一次见到大个儿和黄毛儿，是在洞口被封上后不久。排风洞斜对面的小学前，有个临街的空房子，没有门，窗口的玻璃也早就被人拆走了。黄毛儿和大个儿卷着铺盖住了进去。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方大爷照常上班时，发现那个小小的空房子已经被拆除了。大个儿和黄毛儿连人带被子都不在那儿了。

　　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两个孩子。

　　文/《中国青年报》 供图/《华商晨报》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4-05/15/c_126502153.htm

《早安山东》 救助流浪孩子切忌封洞思维http://video.sina.com.cn/p/news/v/2014-05-15/073463877301.html

洞居流浪儿的明天在哪里？
核心提示：每一次流浪儿悲剧都提醒我们，不能再重复媒体关注、表达悲情、单位应付、政府推托的固有模式，而应该真正搭建一个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

沈阳北站一处墙面上的排风洞，曾经是“流浪儿之家”。以前，有3个孩子在这里放上被褥和瓶瓶罐罐，居住休息，挡风遮雨。
随着媒体关注，洞居流浪儿的童年生态被展现在公众面前。到5月8日，这个排风洞口被细密的钢丝网封堵，那些孩子不知去向。这是个惯常结局。一单充满悲情的新闻完成了，安全漏洞被及时堵住了，洞居流浪儿不会再影响车站形象了。问题是，欢喜的只是别人，那些孩子什么都没有改变。而且到现在，依然没有三个孩子被安置、哪怕是去向何处的消息。当地一名民警叹气说，“能怎么办呢？这样的流浪儿太多了”。这不免让人猜想，洞居流浪儿并未得到安置，他们只是在另一个角落继续流浪。
那么，洞居流浪儿有没有明天？谁又为他们的明天负责？其实，不止是他们，在这个社会不知名的角落，还生活着很多流浪儿。他们的人生多半不被发现，偶尔出现在公众视野，也很快再度消失，留下去向不明的悬念，甚至让人看到更大的悲情。
比如，贵州省毕节市，曾有5名流浪儿童，在一个垃圾箱里生火取暖，不幸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只不过，一次次的悲情、震惊，并没有改变流浪儿的苦难人生。原因在于，那些针对流浪儿的临时性救助手段，不可能真正改变现实，给流浪儿可期待的未来。
每一次流浪儿悲剧都提醒我们，不能再重复媒体关注、表达悲情、单位应付、政府推托的固有模式，而应该真正搭建一个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而现实是，在救助流浪儿问题上，从民间社会到政府部门，存在太多的断裂地带。为什么每次曝出流浪儿问题后，相关部门和单位总是会相互推诿，说到底，还是因为权责不明。救助流浪儿可能会涉及民政、财政、卫生、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太多部门，如何让这些部门各司其职，主动和其他部门对接，必须通过明确的制度安排，予以约束规范。
救助流浪儿，也需要民间社会发力。一个不断壮大的民间社会，不能一次次停留在表达悲情的层面，而应有所行动。从这个意义讲，政府部门也应该懂得及时出让权力，给予民间社会更大的自由空间，来释放民间社会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救助的能力。
告别洞居的流浪儿人生不应更加悲情，他们不应该走进更多的危险地带，因为他们的人生已经被社会深刻打量过。接下来，应该让民间社会与政府部门共同发力，让流浪儿也有明天。 http://jingji.21cbh.com/2014/discuss_515/1164504.html

可否为“小拉兹”留一处栖身的洞穴
王垚烽
　　媒体出于善意的报道，再次令一些流浪者无“家”可归：近日，沈阳当地媒体报道称，在沈阳火车站北站的北墙上，有一个没有护栏的洞，几个在附近流浪的孩子常年以此为“家”。相关报道见报的第二天，火车北站后勤部门采取行动，用钢丝网堵死了洞口。而三个流浪的孩子，除最小的小宁被送回家外，其余两人不知所踪。(5月14日《中国青年报》)
　　没有人喜欢流浪，更多时候是被迫流浪。人生的际遇让一些人无法沿着上学、就业、成家的正常轨迹顺遂地走下去，而不得不小小年纪就品尝世间百味。
　　就拿蜗居在沈阳北站墙洞里的这几个“小拉兹”来说，他们也曾有过梦想，也曾有过挣扎。像黄毛儿就打过工，而大个儿也一直惦记着去大连闯荡，“出海跑船”，或者“等满了18岁就去当兵”。只是，老天爷不依不饶地与他们开着各种残酷的玩笑：父母离异、工作被骗、身份证弄丢了、非婚生子开不了出生证明也没有户口……如此逼仄的境遇下，能够坚忍地活下来已属不易，而他们，不仅乐观直面命运带来的种种不公与刁难，时不时还闪现出一丝人性的光辉。比如，对于“要是回家，我就得和我爸一起捡破烂”的小宁，黄毛儿就曾说过“别回去了，我们养你”，凡此种种不能不令人想起雨果笔下的阿西莫多。
　　可惜，现如今，他们连排风洞这个最后的“家”都没有了。而这，与其说是因为媒体“好心办坏事”，毋宁说是冷漠、冷血的铁老大所造的孽。诚然，不是每一位流浪者都乐于接受他人的帮助，而火车站也并非民政部门或慈善机构，但就像许多网友所说的，你可以不给予他们帮助，但至少请不要剥夺他们最后的栖身所。事实上，对于流浪者“有需要的给予援助，不需要的尊重其自由”，这既是人性必须坚守的底线，也早已成为国际上的惯例。
　　然而，在沈阳这起“洞中人”事件中，我们没有看到哪怕一位民政、慈善方面的工作人员站出来，向三位流浪儿童伸出援手，等来的却只有被封闭的墙洞，以及那句让人愤怒的“他们应该是‘被安置了’”的推测。相比北京市在封闭管道井口后对于“井底人”的有限作为，应该说，沈阳火车站对于墙洞一封了之的做法岂止是冷漠，简直就是犯罪！它让我们看到崛起中国的“另一面”——权力的傲慢、资本的冷血，以及弱者的无助与绝望。在那些阴暗的角落，“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豪言壮语永远只是刷在墙上的口号，没有温度、只有嘲讽。
　　我不知道在搬家的时候，黄毛儿、大个子是否会想起并哼唱那首老歌——“上海那么大，却没有我的家”，但作为城市的管理者，作为头顶“国”字号的公共部门，却实在是时候扪心自问：偌大的城市，可否为“小拉兹”留一处栖身的洞穴？否则，我们这些身处高楼、坐拥广厦的人们，难道就会有安全感、有尊严吗？（四川新闻网太阳鸟时评）http://opinion.newssc.org/system/2014/05/15/013934204.shtml

如果不能帮到他，又何必去惊动他
近日，有媒体报道，沈阳北站一处墙洞内住着3个男孩，那窟窿是沈阳北站建成时留下的，离地面约2米，洞口宽2米，高不过半米，向墙壁内平行延伸2米。爬上洞口，人只能匍匐，里边是暖气的排风口。这些流浪的孩子就跟许多居民区里的流浪猫一样，在墙上的排风口里取暖、栖身。5月8日，随着这几个男孩的照片出现在报纸的版面上，洞口处便被加上了金属护栏封死，孩子们也不知去向。　　是啊，这些年仅10来岁的孩子们，他们都去哪了，又能去哪呢？我不知道这些“穴居”的流浪孩子，会如何看待沈阳北站那个洞穴被封的事件，是不是真像公众想像的那样悲惨。我甚至想，对于他们来说，这也许就是他们必须习惯的命运的一部分：当他们选择了流浪，就注定只能走在流浪的路上。那么洞穴被封后怎么办？一个毫无疑问的答案无外乎是，要去找到下一个可以容身的洞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世界足够大，他们应当不难找到那一方天地，这或许是一个聊可安慰的基本事实。
　　是的，当我试图这样去想像这群流浪孩子的去向，以及他们的生存之时，的确将他们与这个社会、家庭乃至国家的责任割裂开了。总是在遇到类似的情形时，那种来自流浪儿身体之外的责任的确是我们一再强调的东西。理想的情形，当然如此。问题在于，当我们重新看待沈阳北站流浪儿事件之时，我没有感知到这种理想中的责任承担。沈阳北站方面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封堵住那个墙壁洞穴，则是我们惟一能感知的来自流浪儿之外的生硬与漠然。除此之外，很少有人关心这些孩子今夜将在何处存身这样的问题，连他们的去向也没人愿意去了解。
　　在沈阳北站“洞居人”事件中，似乎也不会有人再次对媒体的报道提出质疑。而在此前北京有关热力井“洞穴人”事件中，媒体报道导致热力井被封“洞穴人”“无家可归”的事实，曾招致人们的热烈指责与争议。我自然也不会认为，媒体报道有何过错。在试图掀开这个社会华美袍子一角，让人们看到社会面之下更真实也更辛酸的生存方面，媒体总是功莫大焉的。但这只是一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媒体所能做的，当然不应仅止于此。在动员社会、启发政府职能方面，媒体可以做得更多，也可以做得更好。与此同时，媒体至少不应当让它的被报道对象从它的视野里面走失。
　　这是北京“洞穴人”事件与沈阳事件根本的不同之处。在北京事件中，那些“洞穴人”始终被纳入媒体视线，他们的悲苦与无奈得到了展示，他们成为政府或社会组织的一个话题焦点，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因此得到了工作，也部分解决了存身问题。或许这就是“北京”两个字的分量所在吧。然而对于沈阳的那些孩子来说，他们显然没有获得同样的“待遇”。他们一旦被媒体报道，他们也就消失了。那个被封住的洞穴，以及每天在此处打扫的环卫工方大爷，或许能证明他们曾经存在过，但对于各种社会组织以及职能部门来说，他们根本就是不曾发生过的故事，一点痕迹也没留下。
　　如果不能帮到他，又何必去惊动他？如果他们不曾成为媒体的报道对象，那么他们或许仍然可以在沈阳北站拥有那一席之地。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想指责媒体的介入与报道，因为毫无疑问的是，对于未成年人的关注与保护，政府、社会与家庭必须承担起比媒体大得多的责任。事实上，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约国，如果一些地方的相关部门曾经像媒体那样稍许关注过这些“洞穴儿童”的现状，他们又何至于无家可归，流浪至此？
http://news.ycwb.com/2014-05/18/content_676518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