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外国人收养的中国弃婴

北京初冬，天空飘着薄雪。

一个德国人下班回家，在停车场看到一只篮子，篮子上盖着块儿大方巾。篮子里窸窸窣窣，他以为是一只小猫或小狗，于是看也没看，就拎了起来。进家门后，他随手把篮子和在楼道信箱拿到的邮件都交给了在厨房做饭的太太。太太问篮子里是什么，他说，停车场捡到的，也许是一只小猫。

太太掀起方巾，篮子里是一个满头黑发，睡得正香的小女婴。

讲这个故事的是北京顺义“果园西餐厅”的前老板娘Lisa，2010年我在对她进行采访时，她说，我必须给你讲这个故事--这位太太是帮我设计果园的园艺师Sue，他们当时住在海淀区。这个小女婴现在已经15岁了，她正在德国读高中，非常聪慧美丽。

一个月前，英国金融时报帕提·沃德米尔写过篇《一个中国弃婴的童话》。她和同事在上海一条“寒冷漆黑的窄巷”发现了被层层衣服包裹的弃婴，这个婴儿（后来被起名为贝拉）有很多疾病，包括先天性心脏病、双目白内障失明和部分蹼足。关于贝拉的童话是，她的美国养父母在还没有见到她之前，就在教堂里为她募捐。为了“完成这次领养他们拼尽了全力，他们将房产再抵押、卖鸡肉芝士意大利面、卖T恤……”在去接贝拉回中国之前，养母甚至把头发染成了黑色，希望这样不会让贝拉“太过惊奇”。

文章还提到，贝拉被遗弃在Dunkin’Donuts门店外——那是外国人常常出没的地方，也许是她的父母希望她最终能够去海外生活。第一个故事中，篮子女婴被留在了外国人居住的外交公寓停车场，她的父母应该也有同样的想法吧。

从1993年11月10日中国颁布颁布《外国人在华收养子女实施办法》起，20年来，被外国人领养的中国孩子超过11万。这两段故事仅仅是其中的十万分之一二。

也是2010年，我的朋友加拿大博士候选人Stacy Lockerbie(以下简称斯塔西)为了完成她的博士论文《加拿大妈妈领养中国孩子的社会调查》而在北京游荡。用“游荡”这个词是因为她为了论文直接到弃婴最大的输出国“中国”来实地调查，却被中国政府授权管理和受理跨国收养的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CCCWA)拒之门外。她只好在北京的几家英文报刊上登广告，希望得到收养中国儿童的外国夫妇的帮助。

60%以上领养孩子的加拿大家庭希望领养到一个女孩，因为女孩更容易和养父母建立起交流和感情，同时女孩长大以后假如会有一些麻烦也无非是“未婚妈妈”或者不爱学习这样的小事，而男孩却有可能去抢银行或者成为黑帮。

中国人是如此的“重男轻女”。被抛弃再被外国人收养的孩子中超过90%的是女婴，极少比例的男婴中绝大多数是有残疾或者疾病的孩子。

在斯塔西的报告中写道：在收养儿童这件事上，中国和加拿大的供求关系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但加拿大家庭关系辅导师Amy Klatzkin 在为一本关于国际领养的书“期盼一个女儿，需要一个儿子”（Wanting a daughter, needing a son)的引言中写到：“很不幸，并没有足够的外国家庭领养所有被丢弃的女婴”。

对中国人而言，这种供求关系不但不幸，而且耻辱。

【跨国收养的历史】

关于跨国收养历史，加拿大家庭最早是收养二战后英国的战争孤儿。紧随其后的是冷战期间，加拿大的母亲通过国际救济孤儿机构成为了“远距离母亲”（long distance mothers)，最迟只是为亚洲孤儿提供经济上的资助，后来才渐渐形成实质的跨国领养。

跨国领养形成规模始自美国的福音派信徒贝莎和亨利·霍特夫妇（Bertha，Henry Holt)的善行。1955年，霍特夫妇收养了朝鲜战争中的8名孤儿，这在当时的美国引起了轰动，其它家庭也纷纷效仿。1970年，加拿大妇女桑德拉·辛普森（Sandra Simpson）领养了一名越战孤儿，其后她个人领养了28名孤儿，并且帮助其他人实现跨国领养。从此，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和美国，国际领养变得很普遍。仅2006年一年，美国就领养了2万多名外国儿童。

国际领养的增长，绝大部分原因是由西方人口数量变化引起的。近几十年来，由于节育、堕胎、晚婚等原因，不想过早生育的女性发现自己已经错过生育年龄无法生育了，还有些人由于身体原因无法生育。在斯塔西的报告中提到，加拿大这一类想成为母亲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不孕的女性比例相当高，所以她们对孩子的渴望就寄托到了领养孩子上。

领养本国孩子有诸多不利因素。首先大部分进入领养机构的本国孩子本身的家庭都有一些问题，他们或者有一个非常不幸的童年或者受过侵害，或者是身体有残缺……所以这些孩子被普遍认为很难融入新家庭，身带恶习并很难教育及改变。领养家庭还担心这些孩子的生母“最后一分钟变卦”。毕竟，同在一个国家，变卦的生母很容易找到被领养的孩子，国际领养则“安全”很多。最后一点就是西方妇女对领养海外孩子带有的“拯救”心理，研究跨国领养的加拿大社会学者Veronica Strong-Boag认为这在西方女性心中的 “现代救赎的故事”。

在大部分西方妇女心中，从那些贫困的国家领养一些可爱的孩子是一种具有神圣意义的事，这和那些西方男人认为从一个处于弱势的国家爱上一个异族的美丽女子似乎有相似的地方。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美国影星安吉丽娜·朱莉领养的三个孩子，他们分别来自：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和越南。

（皮特和朱莉拥有一个“联合国家庭”，图为皮特朱莉和他们的孩子们。）

从1999年到2009年10年中，中国一直是最大的跨国领养输出国, 2005的高峰年，它为17个国家输出了14,496名儿童。中国孩子一直十分受西方欢迎，因为其他的国家提供的孩子要么多有残疾，要么就有“贩卖儿童”（比如乌克兰和一些非洲国家）的嫌疑。例外的只有中国，被领养孩子90%以上是健康且年幼的女婴。

中国受理一个领养申请的时间也比较长，2009年以后已经达到了4年左右（如果愿意收养有残疾的儿童，时间就会缩短很多）。费用也较高，大约成本在3-4万美金。可能由于男女性别比例的逐渐失衡、生活也都温饱了和诱拐儿童供国际领养类的丑闻，中国政府已经大幅度减少了输出中国儿童的数量。同时也更为严格，单身、同性恋、肥胖、年纪大、不够富裕、经常离婚和结婚、服用抗抑郁药或者已有多个孩子，只要有其中一条，就会遭到中国的拒绝。

据《英国金融时报》引用的数据，中国约有70万名孤儿（无父母照顾的孩子）其中约有10万名孤儿被国家机构收养，剩下大部分孩子获得政府补贴。

被跨国领养的孩子，是不幸者中的幸运儿。

【不仅仅是童话式结局】

除非在街头亲自捡到的弃婴，到中国领养孩子的过程大约是这样的。

首先是递交申请，等上3到4年，申请成功的夫妇（中国政府要求夫妇双方都亲自要到中国去接孩子回国）会被安排到中国一周行程。这个行程看起来更像一个旅行团，领养夫妇会被组成团安置在五星级酒店，完成法律文件之后，他们就被组织游长城逛故宫吃烤鸭买纪念品。这个过程其实是为了让这个团的养父母彼此熟悉，并建立联系。

领养父母回国以后通常会自发形成社交团体，他们每隔一段时间（最少一年一次）见面，平时也时常打电话，在Facebook上互动。被领养的中国孩子们互相称呼“兄弟姐妹”，他们的身世并不是什么秘密。养父母们会尽量给他们一些中国文化的灌输，或者是学中文，或者是带他们回中国旅行。加拿大温哥华本地报纸《先枫报》采访的几对加拿大夫妇，每年会给自己的养女养子们过春节，包红包，告诉他们“你们来自中国”……他们自发组织的“Families with Children From China – British Columbia”（有中国孩子的家庭协会），每个月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加拿大政府对这些领养的孩子也有相应的法案，基本上只要是加拿大籍的父母领养的孩子也可以马上获得国籍。

貌似一切都很美好，也不尽然。

斯塔西在中国做博士论文调查时，和一些普通中国人聊天。“那些人一边感叹‘这些孩子太幸运，可以去国外’，一边又说，她们还是中国人，她们长大了会回到中国。”斯塔西问我：为什么他们会认为，这些孩子在西方国家长大，还要回到中国呢？我想，潜意识里，中国人对“大中国”的自我认知跨越了国籍，只要是黑头发黄皮肤就应该是中国人，是中国人的种就会落叶归根。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对的。近年来，陆陆续续有不少被领养的中国孩子，回国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如果1990年左右是第一批中国孩子被跨国领养年份，那么她们现在正好20出头。受西方教育的孩子们，在经过青春期时都要经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样“finding myself”(寻找自己)的过程。可以预见，更多的被跨国领养的孩子们回到中国来寻找出生地和亲人。

（“耶鲁女孩”夏华斯与美国妈妈在一起。）

2012年夏天，被媒体称为“耶鲁女孩”的夏华斯（Jenna Cook）到武汉来寻亲。20年前，大概出生一个月左右，她被遗弃在武汉宗关办事处附近。在武汉，她接到一二百个认亲电话，与44个家庭见面、聊天，倾听他们的故事，拥抱、流泪、合影。新闻图片看，真的有不少妇女抱着华斯泪流满面，还有人要验证她身上的胎记。

问题是，如果夏华斯不是拥有美国国籍已经在耶鲁读书，而只是一个在中国福利院长大，现在在富士康打工的普通中国女孩，会不会有这么多的家庭，这么多的中国妈妈流着泪来认亲？

做一假设，有很多疾病被遗弃在上海Dunkin’Donuts炸面包圈店外的贝拉，20年后到上海来认亲，那些母亲们会不会有勇气来面对她呢？那层层包裹往冰冷的地上一放的举动，是嫌弃，是狠毒，是了断了所有亲情，把孩子推向一个未知，让命运和造化来定夺她们的生命。

我对那些流着泪来认亲的母亲没有同情，对一二百个认亲电话有丝齿冷。一个弃婴的故事，肯定不是童话。背后有深深的，纵横过大洋，千万人血脉和命运的起伏跌宕。

斯塔西说：幸运的不仅仅是被收养的女婴，还有那些有了孩子们的加拿大母亲。我想，对于孩子，她们始终比我们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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