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卖儿童家庭之殇

    羊年春节，所有的喜庆味道和幸福气息都不属于陈先生一家。

    大年初一，他站在浙江台州出租房的路口，焦虑、急切、饱含希望地看向远方。如此，一天又一天。他不敢放过每一个看似和他儿子相像的小孩，生怕一个错过就成为永远；他等待着奇迹发生——“孩子自己跑回来”，因此过年他和妻子并未回老家；他等待着孩子再次坐在他腿上撒娇“爸爸，我想吃爷爷奶奶家的土鸡腿”⋯⋯他不敢想象任何有关孩子会发生不测的场景，不敢想象孩子如今是死是活⋯⋯

    这种感受已经被很多与陈先生一样的被拐孩子的家长深刻体会。孩子被拐，如同一道猝不及防的闪电，劈开了本该幸福的家庭，留下的只剩下悲伤与凄凉。

    你是否还记得电影《亲爱的》中两位父亲茫茫寻子之路：一次次燃起希望却被欺骗浇灭、一次次全力寻找却被冷落在社会的边缘？他们最终以抱团取暖的方式重新面对生活、融入社会⋯⋯

    “幸福是别人的，与我们无关。”一位孩子被拐4年仍毫无音讯的家长告诉《经济》记者。

    近些年，儿童被拐事件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虽然一部分被拐孩子已获救，但根据中国最大的寻子网站“宝贝回家”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还有家寻宝贝16997人，宝贝寻家12941人。那么这些被拐孩子的家庭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如何克服失去孩子的痛苦重新面对社会？他们有怎样的呼吁？

只做一件事：找孩子

    陈先生是贵州人，几年前到浙江台州做生意。儿子陈世宽4岁半，为了让全家能生活在一起，他把妻子和儿子从老家接过来一起住。一直以来，妻子在家照顾孩子，他则在外挣钱，一家过着安逸且无忧的日子。“孩子莫名其妙地突然丢失，整个家都被抽空了。”陈先生强忍着泪水告诉《经济》记者。

    2014年12月3日早上9点50分，是陈先生与儿子最后相处的时间。陈先生怎么也想不到，这可能是和儿子的永别。

    零下的温度并未阻挡孩子们一起玩耍的热情。如往常一样，每天早上陈先生的儿子都要找邻居家的小伙伴玩耍一会儿。“两家之间的路途只有100米，从来没有出过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陈先生到现在也想不明白，话语间，陈先生不停地揉太阳穴。

    从孩子失踪到现在，陈先生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办法。他担心孩子掉入水塘，就把水塘里面的水抽干；他担心孩子掉入井中，就把水抽干，然后亲自下去看；他担心孩子被拐到周边城镇，就开着被醒目的寻人启事包裹的面包车，在周边城市寻找⋯⋯

    数不清有多少次，陈先生失神地望向远方，现在他甚至不敢从儿子上幼儿园的地方经过。“总会想到儿子在里面玩耍的情景。”陈先生苦闷地说，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但却又像有一个世纪那么远，“放不下也抓不住。”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家庭作为一个群体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一个家庭失去了某一部分，这个基本单位便不再完整。而孩子，无疑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在人类的诸多感情中，亲子之情是最为强烈的一种，孩子是家庭全部的希望。

    在记者与被拐孩子的家长们接触过程中，发现这些被拐孩子的家长们的生活中再也没有了其他，只做一件事——找孩子。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认为：“孩子丢失，本能的反应就是寻找，这无可厚非。但如果把找孩子作为生活的唯一，就不好了。”

    “我们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来找孩子，要不然就永远不可能找到孩子。”《经济》记者问了能接触到的100位被拐孩子的家长，他们给出这样的回答。

    “报案？孩子丢失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报案，但是警方要么就不立案，要么就是消极怠工，需要我们每天到公安局门口盯着。”陈先生的语气中夹杂着些许不满，他告诉记者，当时他要求调出监控录像，警方的回答是“小路监控不好调，成本太大”。

    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警方几乎没有出力的占大多数，他们认为“每天有这么多的大案子，不可能只为你家找孩子。”记者也试图致电负责陈先生案件的浙江郑警官，但电话始终没有接通过。

    “贴寻人启事？各大寻亲网站上，孩子失踪所在地的周边省份，都贴了寻人启事，换来的是一次次的欺骗。”家长“寻儿杜后琪”苦笑着说，“我最远跑到了新疆，到了之后才知道别人利用我发的寻人启事上的照片进行合成，为的就是骗钱。”

    “利用媒体？电视台？在我儿子失踪之后就已经采取了这种方式，但高额的广告费实在无力承担。”“超凡妈妈”无奈地向记者倾诉⋯⋯

    陈先生、“寻儿杜后琪”、“超凡妈妈”只是众多寻子家长所遇到情况的冰山一角，他们在承受着失去孩子的痛苦之时，还要面对警方的不重视、社会的冷漠，就这样，一步步、一点点，把他们推向了社会的边缘。

    “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可能找到自己被拐的孩子，解救更多被拐的孩子。”“寻儿杜后琪”这样告诉《经济》记者，所有的被拐孩子家长们现在几乎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找孩子。”

三代人的精神支柱：盼孩子

    对于一位母亲来说，孩子可能是你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他的成功和失败都与你息息相关。孩子被拐对母亲的打击可想而知。对于孩子的爷爷奶奶来说，孙子是他们老来的期盼，是晚年时享受天伦的关键，是承欢膝下、儿孙满堂的唯一。

    “没有妈妈在身边悉心照顾，我的儿不知道怎么样了。”儿子已失踪12年的“超凡妈妈”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眼泪如决提般的洪水一样奔流不止，“要不是盼着有一天能见孩子一面，我早就支持不下去了。”

    “超凡妈妈”是记者所了解到的丢失孩子时间最长、找的时间也最长的家长。当记者问起如何称呼她时，她说：“我没有名字，我就叫超凡妈妈。”

    实际上，被拐孩子的家长们的称呼都是如此，没有了自己本来的名字，有的只是“寻儿/女某某”或者“某某爸爸/妈妈”。他们中有的是被拐孩子的家长，有的是被拐孩子的亲戚，有的是被拐孩子的爷爷奶奶。他们因为共同的遭遇聚集在一起，他们因为共同的精神支柱聚集在一起，那就是盼孩子。

    2003年，是“超凡妈妈”变老最快、记忆力消失最快，也是最不幸的一年。当她知道自己孩子丢失的时候，精神几度崩溃。“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感觉超凡在向我招手，在叫妈妈。”“超凡妈妈”一边抹泪一边告诉《经济》记者，那时候，没有现在的“宝贝回家”网站，也没有监控设备，孩子丢了只能自己去找。“但是很无奈，我的腿怎么也挪不动，根本没办法下床。”

    连续十几天吃不下饭，几个月睡不着觉，最后被送到医院。“超凡妈妈”的朋友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告诉她，如果自己的身体垮了，孩子有一天如果回来了，就看不到了。所以，为了这些不知是否会发生的“如果”，“超凡妈妈”决定打起精神，活下去。

    很多事情都是说着容易，做时却很难。“超凡妈妈”虽然精神好一点了，但与以往相比，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差距，也没有了孩子还在家时的干劲。

    “超凡妈妈”告诉《经济》记者，超凡还在时，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她白天在湖南郴州的学校附近卖一些小百货，晚上6点钟收摊后和其他人一起坐着人货同载的大卡货车到湖南邵庄去进货，凌晨2点钟到达，然后匆匆选货。之后就立即往家里赶，直到第三天的凌晨3点才能到家。浑身的柴油味也阻挡不了一位母亲回家第一时间看孩子的急切心情，“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回家后完全没有睡意，就坐在孩子的床沿，看着他。”“超凡妈妈”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看看他⋯⋯我的宝贝⋯⋯看看就好⋯⋯”

    孩子丢失之后，“超凡妈妈”无心经营摊铺，随便一个价钱就把店面盘给了别人。

    一件事情发生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和附加效应有时是无法忽略的，就像周边人的情绪对自己的影响一样，具有潜在性。在孩子被拐的事情上，受折磨的不仅是“超凡妈妈”，还有一直照顾孩子的爸爸，对弟弟万分疼惜的姐姐，对孙子十分宠溺的爷爷奶奶。

    “超凡妈妈”向记者倾诉说，儿子被拐之后，女儿一下子长大了，自此以后非常独立，为了不妨碍父母找弟弟，就一直跟着姑姑生活。超凡爸爸的精神也几度崩溃。超凡的爷爷奶奶也因为超凡的丢失，精神上受不了打击，抑郁而终。

    “我自己？我觉得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性格和以往大不相同。以前听幼儿歌曲，会觉得那是最美的乐章，而如今，一听到儿童歌曲，心里特别烦躁。”已经48岁的“超凡妈妈”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说道。

    实际上，在我国，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失踪的儿童数量巨大，儿童的失踪原因也千差万别，恶意拐卖、不慎走失等。在失踪儿童中，被找回的概率也是微乎其微。

    但是，不管什么原因，都给丢失孩子的家庭乃至几辈人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超凡妈妈”家庭的状态只是众多被拐儿童家庭的缩影，“有的家庭因为孩子丢失，家破人亡的，送进精神病院的，都有。”“超凡妈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盼孩子是我们这些家长余生共同的期盼，也是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唯一精神支柱。”


唯一的温暖：“小团体”

    记者发稿前，得知了“蓝姐盐屋”找到失踪20余年儿子李伟的好消息。一时间，微信群里面都是恭喜的声音。有些家长的孩子仍然没找到，但他们此时的心情如同自己的孩子也找到了一般。

    “蓝姐盐屋”表示：“虽然我自己的儿子找到了，我还是会持续关注被拐孩子的消息，希望大家的孩子能早日找到。”

    就是这样，他们在同一个群中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互相扶持，一旦哪个地方有了消息就发布到群里，如果需要去某个地方解救孩子，大家也会一起去。

    家长“寻儿杜后琪”是大家口中走遍大半个中国找孩子的人。他的小孩于2011年3月6日在内蒙古被拐，当时孩子只有7岁。4年来，他放弃了工作，一头扎进找孩子的漫漫长路中。

    多年的找孩子经历，“寻儿杜后琪”可以清楚地说出每个地方拐卖孩子的情况：被拐儿童在被拐之后的命运各不相同，全国各地购买和绑架的方式各不相同，南方，特别是福建省及周边省份，主要是购买男孩，他们给出的价格在全国也是最高，少至10万元，多至40万元。江苏徐州盛行一家买或偷两个孩子，女孩一般是给男孩做童养媳。山东与河北两省是男女孩都要⋯⋯

    截至目前，“寻儿杜后琪”已经解救了几十个被拐儿童。谈及让“寻儿杜后琪”印象最深的找孩子经历。他不假思索地告诉记者：“去山东那次，差点丢了性命。”

    “寻儿杜后琪”的儿子丢失之后，他一直在内蒙古，盼着有一天孩子自己能回来。当时听说山东某村的妇女从浙江地带偷了个孩子，他就专程过去。“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买了一身昂贵的衣服，一个皮包，打扮成商人的模样进入山东某村。”“寻儿杜后琪”告诉记者，“以卖家具为由挨家挨户敲门找。”

    最后在一个60岁老太婆的家里发现了这个被拐的孩子。“当时这个小孩和猪生活在一起，孩子的身上全是伤疤，双眼无神，看起来就像骷髅。”“寻儿杜后琪”紧锁眉头描述着。随后，他想把孩子解救出来，却遭到了同村人的追打。“我腰上的刀疤就是最好的证明，当时如果刀再进去半公分，肾就会毁掉。”

    “危险？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自从孩子丢失后，我就豁出去了，倾家荡产，要了我这条命我也愿意。”“寻儿杜后琪”的眼神越发黯淡，他告诉《经济》记者，“最危险的不是搜索信息，而是把搜集到的信息交给警方的时候，那时，是把自己完全暴露在人贩子眼中。”但是，无所谓，“寻儿杜后琪”继续说，“只要能找到孩子，做什么我都愿意。”

    “寻儿杜后琪”坦言，每次回来，都会把这些经历分享给“小团体”里面的其他家长，一是让大家认认是不是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也避免其他家长再次上当受骗，出门时要做好防范。

    这4年间，他一边找孩子，一边打拐，如今身上已经留下了大大小小几十处疤痕。看到那些被拐儿童的生存现状，他害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放过任何一个能找到被拐孩子的机会。“我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谈及此，“寻儿杜后琪”的眼神中才恢复一点光亮。

    “我并不孤单，在这个团体中，我们拧成一股劲，在看似黑暗的角落里互相慰藉，共同面对一切。”“寻儿杜后琪”自言自语道。

唯一的“救命稻草”：DNA数据库

    “我只想在有生之年再见见我的孩子。”“超凡妈妈”心碎不已，在和记者的交谈中她的眼泪一直没干。

    这12年来，她从最开始的一个人寻找，一家人寻找，发展为制作“寻子扑克牌”寻找，利用网络寻找，与被拐孩子的家庭聚集在一起寻找。为此，她专门在老年大学报了班，学习各种适应新形势的玩意儿⋯⋯

    当《经济》记者采访到她时，正好有热心人帮她画儿子长大后的照片。她非常激动，在她心中，这是她和儿子更近一步的唯一途径。

    实际上“超凡妈妈”心里明白，一天没有找到孩子，超凡就会一直成为她心中的梦魇。也许有人会说，孩子丢了再生一个就好了。但“寻儿杜后琪”的亲身经历证明事情远没有想象得那么圆满。

    “寻儿杜后琪”和他妻子的老家并不在同一省市。孩子丢失后，两人感情急剧恶化，相互埋怨，争吵不断，妻子也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如果再不挽回，整个家庭就会陷入妻离子散的境地。在亲戚朋友的劝说之下，“寻儿杜后琪”在情绪十分低沉的情况下要了第二个孩子，但是由于当时夫妻两人的情绪不稳，现在孩子3岁了依然不会说话，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孩子可能得了自闭症”。

    “实际上我心里特别矛盾，如果我一直在外寻找大儿子，家里肯定是丢了，如果我在家里照顾家庭，又觉得丢了大儿子。”“寻儿杜后琪”万般纠结，他告诉记者，家里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悲伤气氛。

    更让人无奈的是，经历过大儿子的丢失之后，“寻儿杜后琪”不知道该怎样当好一个父亲，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第二个儿子，对小儿子的教育也很茫然。“对孩子严一些吧，怕孩子受委屈；对孩子不严吧，又怕孩子变坏。”就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下，一天天遭罪下去。

    那么何时才是尽头？这些家长们没人知道，“也许是孩子找回来的那天，也许就这样一辈子。但绝不会放弃寻找。”

    这些年来，伴随着打拐难度的加大，找到孩子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我们唯一的呼吁就是“希望打拐DNA数据库能够帮他们找到失去的孩子”。

    所谓打拐DNA数据库，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各地方负责机构一方面对丢失孩子报案的家长采集DNA样本，另一方面对各地在街头流浪乞讨和被组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未成年人一律采集DNA样本，并将这些数据录入到专门的全国联网的统一数据库。

    DNA数据搜集和数据库自动比对的结合是全球首创且行之有效的方法。有了这个比对库，只要将所有丢失孩子的父母的血样以及失踪儿童的血样采集到，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准确查找。

    拐卖儿童，是人性之大恶，是道德沦丧的极限。在一个追求文明的社会，失子之痛绝不只是零散的个体伤痛，而是亲情伦理引领下的社会共同记忆与体验。难道这些被拐孩子的家庭就要一直这么痛苦下去吗？

    对此，记者专程采访了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与东亚研究终身教授彭凯平，他认为，“这些被拐孩子的家庭是可以走出来的”，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家庭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社会更加关注这类群体，要有一些政策、法律、经济和心理上的支持，如果只让他们自己去坚强，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很难做到。

    此外，要让这些家长们意识到除了孩子之外，生活中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值得关注，包括自己和周围的人。这就需要心理咨询师和社会工作者来发挥作用。

    在美国，虽然有儿童丢失但没有儿童被拐卖。究其原因，是因为美国不存在人口贩卖的市场，非政府组织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警方之外提供援助。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National Center of Missing and Exploited Children)会开通多种语言全天候的热线救助服务。另外，美国一些大型公共场所还加入了名为“考德-亚当”(Code Adam)的儿童安全警报系统。比如家长在超市购物时发现孩子不见了，可以马上求助于这一系统。超市会有专人立即开始寻找孩子，如果10分钟内找不到，即会报案寻求警力支持。美国几家电信运营商也加入了这一系统，失踪儿童家长可以通过短信向手机用户发出求救信息。

    江西财经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家琪也曾表示，在我国，当接到农村儿童失踪的报警后，警方可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在乡村主干道蹲点排查。在城市，则可直接复制“亚当警报”系统模式。

    “从源头上防止儿童被拐卖，关键还是立法和教育。”彭凯平说。

    爸爸妈妈，请牢牢抓住小孩的手；法律，请严格，不放过任何一个漏网之鱼，请加大犯罪成本，不姑息一个犯罪分子；政府，请给予社会公益组织足够的支持，给被拐孩子的家庭更多的关爱；人贩子，请保留一点良知，因为有一天你们也将为人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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