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亲爱的》现实版 一个被拐者的艰难寻亲路(图)

　　开栏语

　　这两天，微信朋友圈突然被刷屏：“我坚持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买孩子严惩，拐卖儿童判死刑！”“人贩子死刑”的讨论引起风暴式的热议，让拐卖儿童和被拐卖家庭再次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从我国立法来说，拐卖儿童罪的起点是5年，最高确实可判死刑。且不说死刑是否能杜绝拐卖儿童，但人贩子给很多家庭带来的伤痛却刻骨铭心，甚至是永远解不开的枷锁。

　　今日起，本报将陆续推出系列报道，讲述寻亲者的故事，关注寻亲群体背后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人生。

　　不久前，本报来了一名男子，他叫高伟涛，按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算，今年27岁。他现在的记忆几乎都开始于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但他一直知道，他不属于这个家。“听养父透露，当时送我过来的最后一个中间人是山西太原的。我记得家里吃馍，我觉得我可能是山西人。”

　　高伟涛中等个头，中等身材，虽然天气炎热，但他依旧一身长袖运动衣、牛仔长裤。2011年4月，他从河北廊坊的家里出走，带着500元钱，开始了寻亲之路。三年间，他走过贵州、四川、重庆、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见过二三十个家庭，但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家。他说，他想知道自己原来叫什么名字，今年究竟多大，亲生父母是什么样的。“我不会放弃。”高伟涛向记者讲述了他在养父母家的生活，和这几年寻亲的经历。

　　无独有偶，高伟涛的经历和2014年著名导演陈可辛执导、赵薇主演的现实题材寻亲影片《亲爱的》许多内容极为相似。在他的生命里，一直在寻找属于他自己的“亲爱的”。

　　A　1992年来到高家当时有三到五岁

　　电影《亲爱的》：“亲爱的小孩，今天你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音乐忧伤婉转，小小的田鹏追着母亲的车跑呀跑呀，车拐弯离开，一个男子突然出现，拦身将田鹏抱走。故事开始讲述，父亲田文军、鲁晓娟艰辛、绝望地寻找的三年。

　　高伟涛，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是1988年，户口在河北廊坊。“我不知道自己多大，也不记得自己原来叫什么名字。我的记忆基本上是从河北廊坊开始的。但我知道自己不是这里人。”1992年10月8日，高伟涛来到高家。养父母有3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

　　高伟涛依稀记得，刚到河北廊坊的这个家时，自己已经开始记事，他推测自己当时有三到五岁。刚到高家，高伟涛哭闹着要逃跑，挨过打，时间久了，他已经记不起自己是怎么到的这个家的了。“后来，宝贝回家志愿者请心理医生给我做过催眠，能记起几个画面。”高伟涛催眠记起的，是他被抱走的画面，“我当时在家院子外面玩儿，院门口有两个石狮子。有个穿红衣服的女的过来，带我去小卖部买水或者饮料给我，我喝了点儿，就迷迷糊糊了。她抱着我坐公交走了，等我再有记忆，就已经到了养父家。”

　　对于这个红衣女子，高伟涛厌恶且不太愿意提起。“以前我也想过自己是不是被送人的，家里条件是不是不好，养不起我。但催眠想起这段记忆，我原来是被人拐走的。她给我喝的水里面应该下了药。”高伟涛说，他也想过，如果没有被拐走，他应该也有个温暖的家，和疼爱他的爸爸妈妈，但这一切只是如果。

　　B　挨打挨骂洗脑也要记住一点家的印象

　　电影《亲爱的》：“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电影开头，田文军抱着田鹏，教他陕西方言的儿歌。田鹏丢失，历时三年找到，但已经不记得亲生父母。田文军把田鹏抢出来，紧紧搂在怀里，又念起这句儿歌，试图唤起田鹏的记忆。

　　被拐时年纪小，高伟涛对家也没有太多具体的记忆。刚被带到养父母家时，他每天必做的“功课”是背诵现在的名字和家庭住址。“每天都要背，从早晨一睁眼，到晚上回家，都要检查。不听话就挨骂、挨打。”但高伟涛不愿意忘记以前的事，一有时间就自己跟自己说话，“就是记忆里自己家里说的，‘要不要的（dei）、晓不晓得’，这句话记得最清楚。”此外，高伟涛印象中，家里有四口人，吃馍，喝稀饭，他还爱吃山楂，家乡种着很多山楂树。

　　高伟涛试着跑过几回，但都被抓了回来，回来就是一通打。起初两个月，高伟涛的养父母对他也很好，但他一次次地逃跑惹怒了养父母，觉得他“养不熟”。第二年，家里又买回一个襁褓中的男孩，成了他的弟弟。养父母很疼爱这个小弟弟，高伟涛的位置变得尴尬。

　　C　被拐走20多年没有把养父当亲人

　　电影《亲爱的》：田鹏被卖到李红琴家，名字变成杨吉刚。李红琴把田鹏当自己的亲生孩子，时间久了，田鹏也当自己是李红琴的亲生儿子。三年后，当田文军终于找到儿子，抱着往村外逃，整个村的村民几乎都追了出来，拿着铁锹、铲子等工具，要拦下这几个来“抢”孩子的人。最后，还是公安民警到了才把田鹏带出来。

　　高伟涛不记得以前的名字。他尝试逃跑，却受到全村的“监控”。“都知道我是抱回去的。白天根本没法儿跑，因为全村的人都看着你，只要有想逃跑的迹象，随便哪个村民都会把你带回去，或者通知我养父母。”高伟涛说。

　　在养父母家住的20多年，高伟涛说他总是挨打、挨骂，病了也是自己扛。而缺少的这份家人的感情，促使高伟涛不断找家，也促使他的养父母出各种招数留他。十七八岁开始，养父母就张罗着给高伟涛相亲，还给他结过两次婚。“都是包办婚姻，女方家同意，送了聘礼，办了酒席，这婚就算结了。但没什么感情，长久不了。”高伟涛说。

　　养父母的这种挽留在高伟涛看来更多的是“控制”。而这样的亲情，在2011年年初的一次意外中，也让高伟涛觉得荡然无存。“农历年，原本初二要带老婆回娘家，但养父让我们初三再去，可老婆闹着要初二去。最后我们还是去了，不想中午弟弟却突然出了车祸，受重伤。当时养父就怪我去丈人家时间不对，晦气。”平时被骂习惯了，高伟涛并没有太多怨言。后来，养父带弟弟到北京看伤，“从北京打回来电话，说弟弟的眼睛伤得严重，可能会瞎。他在那边哭着说‘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儿子的眼睛治好。’为他能倾家荡产，那我呢？”高伟涛说到这里，原本平静的语调有点激动。他说，当时他就决定要离开这个家。

　　记者问高伟涛，他对养父有感情吗？高伟涛沉默几秒钟后摇头说：“没有。我没有当他是我的亲人。他也是，从来没有真的关心过我。”语气里满是伤心。

　　D　挣来的钱几乎都用在寻亲上

　　电影《亲爱的》：田鹏丢了，田文军和鲁晓娟的正常生活被打破了。他们加入韩德忠组织的寻亲互助组织，几家丢了孩子的家长一起去外地见人贩子，一起坐车各省跑着到处寻找，只为了一点儿孩子的线索。

　　寻亲，注定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不只是家长找孩子，孩子寻找自己的家也同样如此。2011年4月，高伟涛从家里逃了出来。除了身上的一件衣服和好不容易攒下的500元钱，他没带任何东西，包括身份证。“我先到北京的朋友那里，但不敢待太久，怕养父来抓我。没过几天，我就买了张火车票去了成都。那里正好有我一个以前打工认识的人。”到了四川，离廊坊距离远了，高伟涛这才放下心来。随后，他又到了义乌一家服装厂打工。

　　虽然自由了，有了工作，但高伟涛念念不忘的还是找亲生父母。“你不知道那种感觉，你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自己到底出生于什么时候，亲生父母长什么样，这些都不知道，就感觉这个世界上没有自己的家一样。”

　　高伟涛踏上寻亲之路。他把自己的情况发到网上，从网上查找类似自己经历的丢失孩子的家庭，联系家长，觉得有可能就比对DNA。“一有空，我就去网吧上网查信息，只要有信息，不管在哪里，都要去核实。”高伟涛说，最初两年，他的目光几乎都放在南方，尤其是贵州。“大家说，我这个长相像南方人。正好贵州信息多，我在贵州就待了一年。”贵州、云南、四川、浙江……三年间，高伟涛把南方好几个省份都跑了个遍，只要有线索就过去看。

　　那寻亲费用从哪里来？对于高伟涛这个没有任何积蓄的人来说，寻亲费用也很令人头疼。“我后来在义乌打工的那家服装厂是河北老板开的，他知道了我的情况，也支持我找家。”三年来，高伟涛从普通小工，逐步成长为车间小领导，工资也从每月1000多元，涨到每月3000多元。挣来的钱，几乎全部贴在寻亲这件事儿上了。

　　E　见过三十多次家长可结果总是令人失望

　　电影《亲爱的》：田文军一家寻找3年后，田鹏找到了。他无疑是被拐孩子家庭中的幸运者。而组织者韩德忠寻找了5年，依然没有什么线索。夜晚，他开车在田文军家外面，发了一条短信：我做了这么多，偏偏找到的是你，我找不动了。现实中，韩德忠的原型孙海洋也没有找到儿子，但他没有放弃。

　　高伟涛打开手机，给记者看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位看起来四五十岁的女子，脸型、眼睛、嘴巴都与高伟涛有几分相似。“像吧。这是我在贵州见的一位家长，她家孩子丢失情况和我的情况相似处很多，我们都以为是找到了，DNA比对结果出来，可惜不是。”

　　高伟涛第一次采血登记DNA是在浙江省义乌市。但由于到处寻亲，很多认亲的家长并没有登记过DNA，当地公安部门需要给双方都采血测试DNA进行对比。所以，高伟涛在浙江、贵州、广西、广东、四川、重庆等省份的不少地市都抽过血，次数多达20多次。“我不记得见过多少家长，最少得有30多家了吧。”高伟涛说。

　　每次见面，寻子家长都会说说当年孩子走失时的情况，和高伟涛有哪些相像处。随后，看着高伟涛比对着自己印象中的孩子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前几天，我去长治见了一家人，家长见到我后，说我的耳朵和小手指都像他家人，小手指有些往回弯。后来做DNA比对，但也不是。”每次，高伟涛就这么心怀忐忑和期待，可结果总是令人失望。

　　很多时候，家长一见到高伟涛，虽然还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孩子，都会拉着他的手失声哭泣。有次在贵州，一家寻亲的家长和高伟涛比对了DNA，确认不是亲人，但对方还想认高伟涛当干儿子。“他们在想自己的孩子，我爸妈可能也在这样想我、找我。”高伟涛找寻着，也担心着，他担心亲生父母是否会上网发帖，知不知道“宝贝回家”这样的志愿者组织，是否去公安采血登记了DNA。

　　2013年，高伟涛在“宝贝回家”志愿者的陪同下回到河北廊坊养父母家，这是他逃离后第一次回来。“爷爷很疼我，看见我回来高兴地让奶奶给我做好吃的。但养父很生气，他说我既然已经走了，干吗还回来。”高伟涛说。

　　为了帮高伟涛回家，志愿者又详细向高伟涛的养父和一些村民了解当年高伟涛被抱来时的情况。得知高伟涛是被一辆钢材车偷运来的，送来的最后一个中间人是山西太原的，所以他可能是山西人。现在，高伟涛开始了在山西的寻亲之旅。

　　本报记者　冯戎寻亲启事

　　高伟涛

　　大家好，我叫高伟涛。养父母说我是1988年出生的。我记不清自己的确切年纪，1992年被带到养父母家时已经记事，我觉得我出生年份从1985年到1990年之间都有可能。家里有四口人，平时吃馍，喝稀饭。我小时候爱吃山楂，家乡应该有山楂树。我的脚踝处有块胎记。家附近好像是大队，院门口有两头石狮子。如果有谁知道和我类似的情况，请和我联系。我很想见到我的亲生父母。谢谢。

　　作者：冯戎
http://news.163.com/15/0619/02/ASEIUKES00014AE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