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语境下的“国人皆曰”

我发现在网络上追逐热点问题是个力气活儿，因为热点的来去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前一秒钟还风平浪静，下一刻已风起云涌，倏忽间又消失得无影无形。人们时常会发现，几个小时不刷微信，就可能和其他人没有了“共同语言”。在网络时代，时间计量单位“秒”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然，在诸多随风而过的话题中，也会沉潜下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前几天，很多人的朋友圈儿就被关于拐卖儿童的人贩子消息刷屏，大体意思是“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拐卖儿童者判死刑，收买儿童者判无期”。随即有法学博士或专家纷纷表态，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不少。就在人们对此话题摩拳擦掌进行学理论证时，网上又爆出“人贩子一律死刑”的话题，只不过是某网站的营销行为，众网友在轻呼“又上当了”的同时，已经悄然将关注点转移到了别处，诸如股市暴跌，诸如端午假期景区门票涨价等等。

　　“人贩子一律死刑”的话题其实不值一辩，因为关于任何一类犯罪行为的处罚，都不可能出现“一律”死刑、“一律”无期、“一律”十年有期徒刑这样的规定。在古老的刑罚原则中，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表述，这是古人关于“罪刑相当”、“罪刑相适应”的最直观、最朴素的认识，无论是轻罪重刑，抑或是罪及无辜，都属于人类蒙昧时期的做法。人贩子固然可恨，但“一律”的处置依然不足效仿。

　　对于拐卖儿童的犯罪，我国《刑法》已依据各种情形做出了相应的处罚规定。正像最高法刑一庭的负责人对此问题的回应中所指出的，贩卖儿童的“法定最低刑高于故意杀人罪的最低三年有期徒刑，针对拐卖儿童情节特别严重的，配置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死刑。”可见，《刑法》已将拐卖儿童罪作为比较严重的犯罪进行了规定。所以，尽管拐卖儿童造成了许多家庭骨肉分离，引起全社会的义愤，但也不能因为人们期望惩治拐卖儿童者的出发点的良善，就突破人类社会经过漫长积累而形成的刑罚文化而走向文明的反面。因此，这次“人贩子一律死刑”的议题，无论是严肃的民意表达，还是无谓的网站营销，都不可能影响到对我国现行《刑法》的修改。

　　这一话题的讨论虽已貌似尘埃落定，但由此而引申出来的在立法、司法中如何对待民情、民意的问题，却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注意到热点话题表述中有“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的字样。单就这一点而言，它涉及到我国法律赋予公民的立法建议权的行使。我国的《立法法》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在通常的立法程序中，我国民众参与立法的渠道，一般表现为通过选举人大代表，并且通过人大代表提出法律议案，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表决后，将“人民意志”上升为法律法规，以此来体现立法的人民性。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这一渠道并不是很畅通。类似“人贩子一律死刑”的“建议”，要想入得人大代表的“法眼”，成为法律议案，就缺乏可操作的、有效的通道，而每年有许多法学专家经过调查提出的各种立法建议，也很难引起立法机关的注意，采纳的几率更是微乎其微。

　　美国国会的院外游说者，虽然由于其作为利益集团的代表，通过向政府施加影响，以使公共政策的决策有利于该集团而为人所诟病，但它有利于立法机关了解人们的诉求，并经过严密的听证和充分的辩论程序，制定出易为人们所认同的法律。在我国，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出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如何落实，还需要有技术性的程序设计。如果有一个能充分讨论诸如“人贩子一律死刑”这样问题的公共平台，相信我们的立法会因更符合民意而得到有效的遵守。

　　在司法上，则应该警惕像“人贩子一律死刑”一类的“民愤”对法官裁判所造成的影响。在《梁惠王下》中，孟子曾提到过君王应该“慎杀”的观点，对于如何决定一个人该不该杀，孟子说过“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与法家动辄族诛、连坐、肆刑滥杀的做法相比，孟子的做法可谓“仁也”，可谓周密慎重也：左右侍臣、诸大夫都认为某人该杀时，切不可听信，只有全国的人都说某人该杀，考察后认为确实该杀时，才可杀他，也即唯有“国人皆曰可杀”时方可杀人，它反映的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不过，孟子的“国人杀人”论，充其量只是人治时代的一种方法。在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决定某人是否该杀，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即便像人贩子们的行为因其给受害者家人造成切肤之痛，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情况下，也不可以因此就判其死刑，唯一说了算的是法律而非民意。人治与法治的分野正在于此。

　　在民意表达迅捷的网络时代，适时地引导民意影响立法，警惕民意干预司法，正是我们在法治语境下应取的恰当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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