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撕下“职业乞丐”的伪装面具

　外地游客慕名来到千年古刹泉州开元寺，刚到大门，一群乞丐迎面而来，游客想绕开他们，可还是被拉拉扯扯。参观完走出大门，又一次遭遇乞丐拉扯，不给钱就被骂，一下都没了好心情……近日，来自上海的游客王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职业乞丐的“双面人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近年来，屡有媒体曝光一些职业乞丐“下班后”的风光生活，或出入高档酒店，或身着名牌，有的甚至随身携带了港澳通行证、护照、高档手机。这对于那些给予过乞讨人员爱心的人来说，无疑是心灵上的重创。

　　有调查显示，城市街头的90%乞讨人员把乞讨当成是谋利的手段，严格意义上符合救助条件的只占10%。或许数据有所偏差，但乞讨职业化成为普遍现象已是一个不可争议的现实。这不仅是对每个人的爱心是一个严峻考验，也给有关部门提出了一道管理难题。

　　必须关注的是，职业乞丐与传统乞丐有着质的不同。传统乞丐以“生存”为目的，离开了别人的同情与施舍，他们就无法生存，甚至会失去生命；职业乞丐则以“生活”为目的，许多人游手好闲、不劳而获，一些地方的农民冬闲无事，结伙外出乞讨，为的是增加收入，以过上更好的生活。对于二者之间，当然需要明辨是非，否则就会遭到愚弄、受到伤害。

　　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在职业乞丐“挡道”真正需要关爱帮助者的现实语境下，不明真相、滥施爱心却可能助纣为虐。中国人从来不缺少慈善之心。问题是，那些蜗居在繁华都市、美丽景区的乞讨者特别是职业乞讨者，真需要“围观”帮助吗？

　　对有关部门来说，更需装上职业化的“火眼金睛”，撕下职业乞丐的种种伪装。比如推行“黑名单”制度，将其“敛财”的手段暴露于大庭之下；将人流量较密集的商业圈、车站码头、景区等纳入“互联网＋”管理模式，对其更“职业”的监管。据悉，从今年五一开始，北京地铁禁止乞讨行为，否则处以5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该禁令实行以来，乞讨者数量明显减少。南京地铁公开职业乞讨者的信息，提醒市民不要同情，并组织专门的巡查队伍。

　　开元寺要想让职业乞丐彻底消失，不妨借他山之石，采用更“职业”的方法，主动出击，严厉打击，便可还千年古刹的一个庄重与清净，给游客一个文明舒畅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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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职业乞丐”之困，法律不可缺席？
昨日9时30分，在泉州开元寺位于新华路一侧的西门，这里是旅游团参观时的主要出入口。几名乞丐装扮的男女手端小碗，在门前转悠。只要有人来到大门口，他们就一拥而上。据观察，这里共有五女一男六名乞讨者，他们彼此间用方言交流（11月27日《泉州晚报》）。

　　名胜景区，乞丐集聚，已成为现实语境下的一种常态，大家早已见怪不怪。但是，“真假”乞丐的盛行，确实有伤公众善良之心，不得不引起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重视。

　　乞丐，本来是因某种原因导致生活穷困、为了生存而放下尊严以获得公众怜悯和同情的人，但是，时下一些人为了逐利，竟将“乞讨”作为一种职业，当做发家致富的途径，不仅令公众头疼、也给社会秩序带来一定的隐患。几年前，西部内陆某省曾发生过乞丐组团前往南方沿海城市乞讨，令当地市民深厌其烦，最后，经过两地政府协商，西部某省派出公检法及媒体记者前往领会，调查发现这是一群“职业乞丐”，通过媒体曝光后，令公众哗然。舆论也是甚嚣尘上，有主张劝离、有主张依法而治，但有人说这找不到不法理依据，那么，“职业乞丐”真的无法可治吗？

　　这显然是个伪命题。对于职业乞丐，政府完全有权、有能力鉴别，只是看有所为还是有所不为。所谓有为，一是行政手段，在人口管理实名制的现实语境下，无论出行住宿，身份证是随身之物，只要有身份信息就可得知他们的家庭住址，然后与当地政府取得联系，真假即明；另一种是法律手段，对于职业乞丐，完全可以以诈骗来定罪，还有一种就是公众自身的分辨，对于讨要未果骂人者，可立刻报警。

　　当然，有人会说，对于乞丐法之从严，未免有些冷酷，殊不知，正是因为法制的温柔伤害了公众的良善之心，同时，职业乞丐的泛滥导致了真正需要公众慈悲为怀的救助者不能得到救助，另一方面，破坏了社会秩序和公众的正常生活。

　　不是不对乞讨者怀有怜悯之心，实在是职业乞丐以假面目示人伤害太大，所以，为了社会秩序的井然、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政府必须拿起法律之剑，给职业乞丐以威慑，才能纾解公众的厌烦，也重新拾起公众的怜悯之心，否则，公众生活不得安宁、景区也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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