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知道我是谁
本刊记者/吕娟
这是几个已经成人的特殊的孩子，十多年岁月的横隔，让他们的寻家变成了一种只能放在心底的奢望，摆在他们面前更现实的问题是，在今后的日子，他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身份，需要知道“我是谁”！
幸福的特例
满村的人都出来了，指着她激动地说：“肯定是她，一点也没有变。”而在宋艳红父母的心里，她已经100%是他们的女儿了。
与其他亲子团聚的结局不同的是，一家人相认后，已经成人的宋艳红最终还是选择只身回到广东，继续打工，独立生活，找到父母对她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归宿，和未来一份正常的生活。
在央视记者刘尊富看来，27号宝贝宋艳红能够在15年后找到亲生父母，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特例。
宋艳红当年是一个走失儿童。10岁那一年，家住安徽陵泉县的她被父母带去广东惠州爷爷奶奶家探亲，由于家境贫寒，宋的姑姑带着她在街头乞讨，10岁的小女孩已经有了羞耻心，当她被街上杂技团的表演深深吸引后，半是赌气半是懵懂地跟着杂技团走了。团长以为这是一个被拐卖的孩子，便留下了她，这一留，就是10多年。
宋艳红在团长夫妇家生活得很好，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寻找自己亲生父母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同时，一个更现实、迫切的问题摆在了她的面前，由于团长夫妇并没有与她办理抚养手续，宋艳红至今仍没有办理身份证，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从而确定自己的身份。
起初，宋艳红的寻亲沿用的是那种最古朴的方式，循着记忆，挨家挨户地敲门、打听，最近的一次，她已经找到了老家的邻镇，但茫茫人海，一切的希望最终还是化为幻影。
令人不解的是，除了自己的名字、家住安徽和有一个名叫小高的弟弟，宋艳红对其他重要的信息没有一点记忆，甚至不记得自己的父母叫什么。她曾为此咨询过心理医生，医生的诊断是可能受到过惊吓。
后来，宋艳红借力于网上的一个公益寻亲网站，很多好心的网友帮她搜寻信息。在大家的指点下，2009年4月，宋艳红找到安徽省公安厅，公安人员在录入她的相关资料后，采集了她的血样，保存了DNA数据。9月，公安部要求安徽省厅上报寻亲的儿童材料。虽然宋艳红已经成人，但是她走失的时候还是儿童，所以，安徽省将她的资料一并进行了报送。
刘尊富给身在广东的宋艳红打电话，问她能否来安徽时，她立刻答应了。而就在火车上，她接到了安徽省公安厅的电话，她的父母基本找到了，双方的信息90%吻合。
原来，自从宋艳红在广东惠州走失后，她的父母就留在当地一边寻找，一边以捡垃圾为生，直到近日，夫妇俩因家事回到陵泉，恰巧邻居从报纸上看到宋艳红的信息，告诉了他们。
到了安徽后，宋艳红马不停蹄地赶到陵泉老家。满村的人都出来了，指着她激动地说：“肯定是她，一点也没有变。”而在宋艳红父母的心里，她已经100%是他们的女儿了。
DNA比对的结果证实了一切，一家人相拥而泣。
刘尊富认为，宋艳红是幸运的，尽管她能够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但是，她的名字是真实的，15年来，她的相貌也没有太多改变，这使她成为60个孩子中的特例。
与其他亲子团聚的结局不同的是，一家人相认后，已经成人的宋艳红最终还是选择只身回到广东，继续打工，独立生活，找到父母对她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归宿，和未来一份正常的生活。
一张身份证
王梦本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问题，他开始梦想找家，找父母，找到“我是谁”的答案，而这些，在他过去十多年的岁月里，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奢望。
刘尊富跑遍了合肥当地的公安局、民政局，希望能帮助王梦本解决今后生活的当务之急——一张身份证。但得到的答复是，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有关部门也无法对王梦本这种情况进行处理。
对比起来，25号王梦本的寻家之路显得尤为渺茫、无助。
王梦本是刘尊富关注的重点，也在这个人身上倾注了更多的个人情感和思考。
王梦本是个聋哑人，如今已经二十多岁。十多年前，合肥某商场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一个六七岁的聋哑小孩频繁出现在商场附近，“起初是一个女人带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女人消失了，只留下这个聋哑小孩在附近流浪。”
好心的人们你给一些吃的，我给一床被子，靠着这样的接济，小男孩活了下来，慢慢地长大了。
没有人知道王梦本这个名字是谁起的，等他长到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骑着一辆三轮车，靠给商场和在附近拉货维持生活，商场那些好心的工作人员也还是一如既往地帮助他，总把拉货的机会留给他。
王梦本没有机会上学，不会手语，在正常的人看来，他几乎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但是，令刘尊富感到惊讶的是，王梦本并没有把自己封闭起来，相反，他比任何正常、健全的人都要乐观，“笑容时刻挂在他的脸上，特别阳光，你看不到他有一点的自卑和抱怨，也几乎感觉不到他有什么心事。”
但是，王梦本是有心事的。
由于没有进过福利院，也没有被人收养，王梦本像棵小草一样在城市里独自扎了根，但当他靠自己的劳动有了一些存款，想存入银行的时候，他被告知，没有身份证，没有办法开户。
王梦本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问题，他开始梦想找家，找父母，找到“我是谁”的答案，而这些，在他过去十多年的岁月里，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奢望。
王梦本开始找家，好心人帮他找到了当地媒体，他用手向记者比划着自己能够提供的信息，记者猜到了他是四川人，他作出拉弓的姿势，记者在地图中找到了四川一个叫射洪的地方，记者专程赶赴射洪，果然，一户丢失孩子的人家找来，信息与王梦本很吻合。记者安排双方通过电脑视频见面，王梦本第一次激动了，但是，DNA鉴定的结果打碎了他的希望，人们第一次看到王梦本的脸上没有了笑容。
王梦本对身份证的渴望令周围每一个人动容。自从知道身份证的重要性后，他定期到商场旁的一些草坪地里去寻找被小偷丢弃的钱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竟然找到了20多个身份证，之后不是交给派出所，就是自己想方设法地把身份证送给失主。
“他可以为了给失主送身份证，凭借钱包里其他消费卡上提供的信息，打个摩的就去找人家了”，好几次，他甚至被失主误解，被扭送到派出所，在派出所民警的解释下，误会才得以解除，但王梦本从来没有抱怨，“因为他比谁都清楚，在这个城市里，拥有一张身份证有多重要”。
刘尊富第一次见到王梦本的时候，周围的人用拇指和食指给他比划出“卡”的形状，“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知道我们是来帮他找父母、办身份证的。”
尽管派出所每天都会接到十多个与王梦本认亲的电话，但最终都被一一排除。十多年岁月的磨损、几乎为零的残留信息，与外界沟通的障碍，这些横隔在面前，在刘尊富看来，帮王梦本找到父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之后的几天，刘尊富跑遍了合肥当地的公安局、民政局，希望能帮助王梦本解决今后生活的当务之急——一张身份证。但得到的答复是，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有关部门也无法对王梦本这种情况进行处理。“他们认为如果把他的身份落在合肥，相关的残疾人福利待遇都要享受到，比如医保、社保、残疾人补助等方方面面，这不光涉及民政和公安，还需要各个部门的协调，需要特事特办，不是一个部门说了算的事。”
王梦本从刘尊富等央视记者的身上看到了希望，他会时不时地给刘尊富发个手机短信，“谢谢”，“中央台好的”，“哭一哭”，虽然刘尊富看不太懂，但是，他能感受到这个聋哑孤儿内心强烈的渴盼。
得知记者要走的时候，王梦本的笑容再也无法坚持了，“他非常伤心，我们想拍他，他摆摆手，不让我们拍，我们的理解是，他不想让人看到他悲伤难过的样子”。
王梦本默默地躲在一个角落，独自舔舐着内心的伤口。
“60个孩子，目前只有3个找到了家”，刘尊富在采访过程中，看到了美好的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找到家，除了帮助他们寻亲，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关注他们的现在和将来？”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9年12月上半月刊
http://news.sina.com.cn/c/sd/2009-12-07/115219207086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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