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为拐卖辩护？“不买媳妇，这村子就消亡了”

　　《极花》以近年来轰动社会的妇女拐卖为主题，写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女孩胡蝶，从被拐卖到出逃，最终却又回到被拐卖乡村的故事，在讲述女孩胡蝶遭遇的同时，也关注农村男性婚姻问题。贾平凹介绍，小说的创作素材来源于一位老乡的真实经历，是10年前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历尽千辛被解救回来之后，女儿却再也融入不了原先的生活，重又回到了被拐卖的地方。在该书后记中，贾平凹说：“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10年了，她又是怎么个活着？”贾平凹称：“《极花》虽然写了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却并不是一个拐卖故事，它继续的仍是我多年来对于乡村生态的思考与认识。农村的衰败已经很久了，我这几年去那些山地和高原，看到好多村子没有了人，残垣断壁，荒草没膝，它们正在消失。我们没有了农村，我们失去了故乡，中国离开乡下，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而现在我心里在痛。我曾经取笑说，农村人死了，烧那么多纸钱，城市人死了，尸体立即送去了火葬场。那么在另一个世界或有托生的话，那城市人是最穷的。在我的作品中，感情是复杂又微妙的。我不知怎么才能表达清，我企图用各种办法去表达，但许多事常常是能意会而说不出，说出又都不对了。”

　　小说的结尾，被拐卖的女孩最终选择回到乡村，记者联想到去年曾轰动一时的“郜艳敏事件”。问及为何会这样安排，是否担心公众以所谓“正义”的标尺度量这个结局，贾平凹说：“我把胡蝶又写回乡村，实际上这是一个轮回，第二次再回去的时候，她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她的未来怎么发展？谁也不知道。这是把结尾基本是当开头来写，这个故事写完了，下一个故事又要开始了。”

　　对话

　　写现实题材作品

　　考验观察，也需要胆识

　　记者：在媒体能快速书写社会离奇的今天，作为小说作家写现实题材是不是一种挑战？

　　贾平凹：绝大多数写现实的题材都比较难，人都说“画鬼容易画人难”。人，稍微不准确读者就提出非议。所以对于作家而言，（写现实）一方面考验是把观察的东西表现出来的功力，另一方面要有胆识。

　　记者：那么在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作家写现实和媒体做报道的关系是什么？

　　贾平凹：80年代文学的兴盛，在我看来，并不是因为文学的力量，当时的社会闭塞，是新闻元素在其中发力，大众从文学作品中获得离奇的故事。但是今天媒体发展，任何角落发生的故事都可以快读告诉大家。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挑战，现实中的故事永远比虚构的丰富。但文学不是新闻作品，文学的功能不只是把离奇的故事讲给大家，而是要写更深层的社会危机。我希望写最偏远的农村实际情况，中国社会的危机，这些人的精神状态里最隐秘的东西。

　　记者：但您把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男性娶不到媳妇的事，安放在一个妇女被拐卖的事情中，您是否认为太男性视角了？

　　贾平凹：字面上是女性唠唠叨叨说自己的经历，但作家是男性，也有男性的视角。之所以说要深入生活中去，是有道理的。如果不走近人贩子，你肯定是愤怒的，恨不得把人贩子和买这个女人的人千刀万剐。但是为什么从被拐卖的胡蝶眼中观察这群生活在最底层的乡村的人，他们生活的困难，村里没有女人的情况是我们没法了解的。

　　记者：你有和被拐卖的女人接触过吗？

　　贾平凹：这个用不着我和这个女人接触，别人和我讲过这个女孩的情况，我比较熟悉。当事人带有自己的义愤。作为局外人，可能能更客观一些。你不知道批判谁。谁都不对。好像谁都没有更多责任。这个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吗？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

　　记者：遭遇被拐卖，还要怪女性太善良？

　　贾平凹：我是说，要有防范能力，不为了金钱相信别人，就可能不会有这样的遭遇。这个人贩子，黑亮这个人物，从法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记者：您的意思是，为了村庄不消亡，买卖是可以被接受的？

　　贾平凹：法律和人情常常是相悖的。而小说中往往要写的是感情的东西。没有买卖自然就没有伤害。但为什么打击拐卖几十年，还是不能杜绝？这只是表面危机，社会深层的危机是社会结构、社会分配发生变化，产生了很多城市和农村的不协调，导致了各种的情况。这些危机，作家可以思考，但是如果想解决单靠作家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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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的《极花》到底说了些什么

贾平凹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极花》讲述了一件发生在中国西北的妇女拐卖事件，小说的主人公胡蝶无意间落入人贩子手中几经周折被卖到西北的一个小山村，她在那里经受了种种折磨后，公安部门营救了胡蝶。然而胡蝶的命运却因此而彻底改变，她变得性格孤僻，少言寡语，她经受着周围人的冷嘲热讽内心的苦楚与折磨，最终她选择继续回到被拐卖的地方……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恐怕也有自然主义的影子吧，确实我国的现实中有这样的悲惨故事，从媒体报道中我们已经知道。

　　然而，一位专栏作家撰文说，贾平凹为何渴望一个拐卖妇女的农村能永续存在？更有一位女性主义者称，贾平凹是在为拐卖妇女辩护，《极花》表面讲诉的是妇女被拐卖的故事，实际上却是呼吁社会关注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贾平凹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如果农村人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似乎农村人有没有媳妇，是农村存亡的关键。确实，贾平凹有落人口实的嫌疑。只是小说表面写的就是作家的思想观点吗？表面看，《极花》确有这样的思想，但是，小说是艺术，只是表面的意思吗？无数文学事实证明，小说更重要的是表象下的真问题真思想，有时也是出乎作家意料的。

　　众所周知，我国的一些农村尤其是偏远的农村，不只是贫穷，还有愚昧、落后，更有如地狱一样肮脏、腐烂、灭绝人性的故事。比如，拐卖妇女案件，在城市几乎绝迹，但在贫穷的农村还在发生，甚至触目惊心、惊心动魄。对于被拐的妇女，不只是动用棍棒铁链等私刑，更有集体帮忙的强奸。这不只是男人的娱乐，也包括村长和妇女的集体无意识。只有当生米煮成熟饭，被拐的妇女认命了，不再反抗不再逃避，甚至也成了男人的帮凶，又接着上演一幕幕的悲剧。这就是一些农村的现实。如果说贾平凹同情了农村的男人可怜了愚昧的农村，那就是与女性主义唱反调，那就太低估了作家，太低估了文学的作用。

　　文学是反映社会问题的，但社会问题并不一定承载作家的思想，往往这种社会问题也是作家要极力批判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把一个出轨的女人写得百转千回，饱含深情，但不能说作家就有安娜·卡列尼娜一样的思想。《金瓶梅》过去被视为淫书禁止出版发行，但是，现在没有人这么看了，因为《金瓶梅》有很高的文学成就。谁能说喜欢《金瓶梅》，就是喜欢淫荡呢？西方现实主义也包括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都反映过黑暗的社会，但并不表示作家就支持喜欢那样的社会。其实，作家是在批判那种社会。贾平凹的《极花》何尝不是如此？《极花》绝不是在赞美妇女被拐卖，更不是赞美落后愚昧的农村。

　　近年来，我国的一些古村落正在消失，甚至一些民间组织正在挽救即将失去的村庄。由于城镇化的发展，一些村庄已经失去了居住的功能，连同其文化正在走向灭亡，一些有文化有乡愁的村庄确实值得拯救。然而，一些村落的灭亡是必然的，并不值得拯救。《极花》中的村庄，就要没有了，作家表示了“可惜”，作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但作家没有提供解决的办法。在我看来，这样的村庄根本没有出路，也不会有解决的办法，作家的言外之意恐怕也希望这样的村庄早日消失，连同其中的落后、愚昧和违法行为。

　　《极花》的价值，不只是塑造了中国农村独有的“走了，又回那里去了”的胡蝶形象，充满了心酸和无奈；更重要的价值是，小说触碰到社会转型期的严峻现实，中国或改革中的中国农村怎么还有这样的悲剧呢？究其根由，就是中国城乡结构二元制等原因惹得祸。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城乡差别的根源就在于二元制！不管你是否承认，也不管你是不是认为小说反映了社会的阴暗面，农村的贫穷根源都与二元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的农村是否应该消失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这样的农村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依靠扶贫繁荣并宜居，实现根本的转变；二是走向灭亡。在我看来，让这样的村庄走向灭亡也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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