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亲！失联50年的亲人，你们在哪里？

85岁的周玉明移居天津50多年了，但邻居们依然按她广东家乡的习俗称她周阿婆。周阿婆的丈夫董树勋曾经是中国远征军一员，在缅甸战场与日本侵略者血战。抗战胜利后，已经在国民党军队“王牌”第五军任团长的董树勋因反对内战，脱离国民党军队，解甲为民。周玉明与他相识相爱相守。

周玉明老人期待圆寻亲梦。今晚报记者 李鸽摄

新中国成立后，周玉明随夫移居天津，从此与家乡亲人失联。而今，夫君已故多年，自己也垂垂老矣，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却日甚一日，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寻找到自己的家人。为此，她让儿子把寻亲的信息发布到网上，并求助《今晚报》帮她了却心愿。面对记者，周阿婆从她的身世娓娓道来，半个多世纪的烟云历历在目……

6岁时被父亲送人

在北辰区，记者见到了周阿婆。她身高1.5米左右，肤色白净，头发已全白，梳理得一丝不苟。看得出，她依然保持着广东女人精细的生活习惯。85岁的周阿婆走路颤颤巍巍，仅仅上厕所出来找到凳子坐下，就需要十几分钟。儿子董新中说：“老太太腿脚不好，走路一步一挪，步步小心，血压也有点高，身体机能处在衰退中。”

见记者应约前来，周阿婆很高兴，赶紧让家人沏茶，并招呼记者：“你坐下，咱们慢慢聊。”她说话慢条斯理，标准的普通话，听不出一点广东口音，每说一句话，都要回忆、思考几分钟才开口。在记者来之前，她写下了一张纸条：“本人周玉明，现年85岁，居住在天津市北辰区。寻找亲人，父亲、大哥、二哥、妹妹。”虽然字数不多，但每一个字都非常工整。可见周阿婆对寻亲是极其郑重的，字里行间浸透着她的期盼。

周阿婆有两个名字：肖巧玲和周玉明。这源于她分别在两个家庭成长，生父和养父都给她取了名字。她出生于1931年，父亲肖中玉，祖籍广东省中山市石岐镇，当时在广州市法院工作，任书记员。她记得，父亲和母亲先后生了四个孩子，她排行老三，有两个哥哥，名叫肖恩浩和肖恩沛，还有一个妹妹肖恩国。

上世纪30年代，医疗条件不健全。生病的母亲在生下妹妹肖恩国后去世，给父亲带来了沉重的精神打击。当时，日军已经侵占东三省，华北危急。战乱之下，物质贫乏，父亲无力抚养四个孩子，就将年幼的肖巧玲送人抚养。被送走时，肖巧玲6岁，她眼泪汪汪，充满不舍，尚在襁褓中的妹妹肖恩国也哇哇大哭。

收养肖巧玲的是上海人周先生，在江西省南昌市开钨矿。周先生当时虽然已经结婚，但还没有自己的孩子，一时间，他对乖巧的肖巧玲疼爱有加，并为她取了新名字周玉明，送她到当地的学校念书。

在这期间，养父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和养母把大部分的爱，给了他们自己的孩子，而慢慢地疏远了周玉明。她觉察到细微的变化后，开始选择住校，心中有些失落，暗地里偷偷抹眼泪。

当时的老师符萍，察觉到了这个小女孩心情的变化，就更加关心她，和她同吃同住。缺少母爱的周玉明，一时间把符萍当成了自己的妈妈。

坚持了八年的抗战，终于等来了日本的投降。在广播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同学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就在大家纷纷回家报喜时，周玉明却倍感落寞，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要把这一好消息告诉谁，养父因为生意的关系四处出差，不知道在哪里落脚。报喜也找不到亲人的她，感觉自己就像个孤儿，这让她更加想念自己的生父和哥哥、妹妹。

战乱之中与家人失联

抗战历经八年，周玉明由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老师符萍看到她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就琢磨着为她介绍一门亲事，组成家庭后，或许她就不再孤独，会迎来新的人生。机缘巧合，符萍带着学生到军营劳军、慰问抗战英雄。在军营里，周玉明认识了更多的抗日军人。后来，经中间人牵线，符萍介绍周玉明和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的一位团级军官董树勋相识。一个是抗日英雄，一个是花季女生，美女爱英雄，英雄爱美女，俩人一见钟情，相谈甚欢。周玉明的身世，也让董树勋对她更生怜爱。认识一年多以后，他们在江西大旅社举行了结婚典礼。

来自河北省安平的董树勋，也是贫苦出身。1930年，他到上海谋生，看到了黄埔军校的招生信息，就参加应考，被录取为黄埔第十三期学员。毕业后，董树勋立即参军。他被编入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是当时的一支机械化部队。1939年11月，第五军血战昆仑关，重创日军第五师团。“昆仑关大捷”后，董树勋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

周玉明的儿子董新中，清楚地记得父亲身上有三个主要的伤口，分别在右肩、心口和左膝。在很小的时候，他爬到父亲身上玩儿，问这些伤口是怎么来的？父亲开玩笑说是“狗咬的”。等他长大后，父亲才郑重地告诉他，这是在缅甸和日本侵略者作战时留下的，最深的伤口在右肩，有十来厘米深，心口的伤也很重，差点就死在战场上了。

解放战争硝烟又起，董树勋不愿再打内战，卸下军职，到上海的一家中药厂工作。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国内一直处在战乱之中，广州等地还曾沦陷，周玉明多次写信到广东省中山市石岐镇和广州市法院，但均没有回音，与家人彻底失联。

来津定居 夫妻相守

新中国成立后，董树勋的堂哥在天津兵器工业部门工作，劝说董树勋到天津来，互相也有个照应。于是，董树勋带着周玉明和一岁多的女儿来投奔堂哥，自此以后就在天津定居。

董树勋来到天津后，起初在609厂工作，任行政科科员。初入天津的一家，也过上了安静平和的生活。接着，二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分别起名董新端和董新中。周玉明也进入609厂做临时工，在食堂做饭。再过了五六年，周玉明和丈夫又生育了第四个孩子。

609厂的退休老职工赵西兰（化名）记得这位来自南方的大姐，“那时候厂里来自南方的职工并不多，周大姐会做南方的醪糟、叉烧肉，还特别会煲汤，因此食堂和厂部有很多人知道她，尊敬她”。

周阿婆回忆：“由于我是南方人，609厂还有以后在醋酸厂的同事们，有时候专门问我怎么做汤，怎么做米粉肉，退休后，他们见到我，都喊我阿婆。这感觉很亲切。”

周阿婆说，上世纪60年代末，二女儿和儿子董新中正在读中学，适逢上山下乡，二女儿去了甘肃酒泉的农11师，儿子董新中去了山西长治，一去就是十多年。董新中有一个好朋友刘建国，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军医。刘建国时常来阿婆家，周玉明就给他做各种各样的南方小吃，把这个孩子当自己的儿子。刘建国对阿婆也有着特殊的情感，对阿婆找不到亲人一事特别上心，一直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她寻亲。

特殊年代，丈夫董树勋曾在国民党军队任军官的历史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冲击，董树勋被调查，周阿婆也被迫停职，十多年没有工作。改革开放后，才重新在京津公路街（现新开河街）街道办的醋酸厂找了一份工作。

周阿婆和家人，蜗居在席厂下坡附近的平房中，居住了55年。左右街坊邻居们都知道社区里有一位来自广东的阿婆，会做各种南方的饭菜。春节或者其他节日，几家聚在一起分享厨艺，喜庆团圆。每到这时候，周阿婆就格外思念家人。每一个团圆之夜，对她都是心理刺激，她深受思乡、思亲之苦。

想回娘家看看 却找不到娘家

周阿婆已经儿孙满堂。孩子们知道，她有一块心病，一直想找到失联的父亲、兄妹，但是这个“回一次娘家”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儿子董新中在山西长治插队，后来进入当地一家物流运输公司工作。有一年，公司新招聘了一批毕业生，就有来自广东省佛山的。趁着这位同事回家探亲，董新中赶紧写了份材料，交由这位同事带回广东省中山市石岐镇，寻找妈妈的亲人。但同事将材料交给当地民政部门后发现，由于要寻找的人在40多年前已到广州生活，而且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仅仅是祖籍在广东中山，中间经历的变迁太多，所以没有任何结果。

1980年后，董新中回到天津工作。支离破碎的家庭也逐渐恢复，生活归于平静。但寻找家人一直没有停止。父亲董树勋在1993年去世，他在人生后半段经历了风吹雨打，也没有失掉一位抗日军人的风骨和丈夫的担当，他在临终时仍然交代孩子们：“要寻找到妈妈的亲人，他们是你们的姥爷和舅舅、姨妈啊！”

董新中曾经托一位广东省中山市的朋友带着材料到石岐镇寻访，但这时候发现，石岐镇已大变样，原来的建筑、门牌都发生了变化，还是寻找不到下落。而最近几年，石岐镇已是中山市的核心区，高楼林立，原来的社群关系已完全改变，再找一个上世纪30年代祖籍在这里的人，实在如大海捞针。

周阿婆回忆，自己在6岁被送人收养时，大哥肖恩浩已12岁，二哥肖恩沛已10岁，妹妹1岁左右。按照当今的年龄推算，今年大哥已91岁，二哥已89岁，妹妹79岁。“很可能现在只有我的妹妹还在世，但我仍然想找到他们。”周阿婆说。

经历了人生风雨，周阿婆说，人在困难时和过上了好日子后，就特别想念自己的家人。在抗日战争中，飞机的轰鸣从头顶掠过，炸弹声在不远处响起，她感到害怕，特别想自己的家人。抗战胜利，她想把消息告诉最亲的人，但却发现，亲人联系不到。这些年来，日子好过了，她特别想家人。现在，周阿婆正安享晚年，儿子也退休多年，孙辈们都有了家庭和稳定的生活。在这样舒适的环境中，更是思念亲人。“我很想知道，我的兄妹们都在哪里，生活状况怎么样，后代们都怎么样了。”周阿婆说。

回顾往事，周阿婆对自己被送人、被收养的经历没有怨言，对父亲更没有恨意。“我也有四个孩子，父亲当时也有四个孩子。我知道抚养孩子的辛苦，更何况当时妈妈已不在，父亲一个人，抚养四个孩子是不可能的。如果父亲单独一个人将其他的孩子都带大，那该是多么不容易！”

周阿婆也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找到父亲、兄妹的机会也越来越渺茫。“每一个出嫁的姑娘都要回娘家，都想回娘家。只要我还在，我一定要尽我所能，找到他们，或者他们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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