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男童地铁下跪乞讨调查：哥哥求妈别让他跪着

石孝则跪在地下和“叔叔”乞讨的画面被网友上传微博。

深夜里，8岁的男孩被铃声惊醒。

得知要去见警察，他被吓哭，扒着床不肯去，也不让妈妈走。

这个来自甘肃定西的男孩孝则，因为在北京地铁下跪乞讨，被网友拍照上传网络，并惊动了警察。

听到第一声铃声，孝则的哥哥——15岁的孝强意识到，电话肯定和白天网上的照片有关。

7月29日，坚信“没有亲生父母狠心到让孩子跪在地上乞讨”的网友，在看到孝则和残疾男子共同乞讨的照片后，对男孩进行了地毯式搜索，进而惊动了北京警方。

30日，凌晨。天通苑北地铁巡逻站，孝则一直不肯开口说话，依然保持惯有的沉默。直到警察指着黄淑红问他：“孝则，这是妈妈吗？”他才坚定地吐出一个字：“是。”

孝则是一个习惯在别人问话时装作听不见的男孩，没有人能从这个八岁儿童的嘴里问出，他对自己照片上网的后果了解多少，以及对跪在地铁上乞讨有怎样的认知。

但孝强知道。

就在前几天，哥哥知道弟弟乞讨的事。少年请求妈妈，“别让他跪着。”

乞儿

29日深夜的电话，是警察打来的。一家三口租住的出租房离这个地铁站只有800米。

黑暗中，黄淑红接通了电话，警察通知她，由于接到群众举报，怀疑石孝则是被拐儿童，让她赶紧带着孩子去天通苑北地铁巡逻站一趟。

当天，乞讨儿童石孝则跪在地铁里乞讨被残障男子扯着领子的照片在网络上疯传。起因是有乘客问他：这是你爸爸吗？男孩脸上没有一丝笑，瞪大眼睛坚定地摇了摇头。当乘客拿出手机要拍他，男孩训练有素地用手里装钱的纸袋挡住了脸。

正是这些动作使网友们坚信，孩子是被拐儿童。

在巡逻站，一位警官给黄淑红做了笔录。她很熟悉这套程序，从第一次背着孝则在北京地铁乞讨，她被警察带走的次数多到自己都记不清了。

但这次和以前不一样。

除了问她姓名、籍贯、身份证号以及为什么要干这个之外，警察还通知她第二天做一个亲子鉴定。警察解释：“我们相信您，但是网友不相信。”

30日上午，警方发布公告称，经过核实，石孝则并非被拐儿童，与残疾男子为叔侄（残疾男子是男孩儿表舅，当地习惯称为叔叔）关系。

几天后，亲子鉴定的结果也证明，黄淑红和石孝则确为母子关系。

为了防止孝则再次被妈妈带去乞讨，警察要求黄淑红尽快把儿子送回老家。

8月16日，在甘肃省定西市岷县中寨镇马屲（wā）村孝则的家里，“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dc）多次尝试和孝则沟通，但都失败了。他要么自顾自趴在床上写《暑假生活》，要么干脆走出房间，拿出笤帚扫地。

别人很难从孝则那了解到什么，除了哥哥孝强。

哥哥

平时和孝则交流最多的是哥哥孝强。

孝强比孝则大7岁，长得高高瘦瘦，1米7几的高个子，浓密黑亮的自来卷发，高鼻梁，还有一双黑亮的大眼睛。

少年右眼角下一厘米处有一颗黑痣。老人们管长在这个位置的痣叫“泪痦子”，是忧郁的象征。

去火车站的地铁上，有个女乘客看了看两兄弟，问黄淑红说：“这是你儿子？好像韩国帅哥，跟你不像。”

7月30日的凌晨，弟弟和妈妈在巡逻站做笔录的时候，孝强不放心，一直守在门外。

黑夜里，少年止不住地胡思乱想：学校开大会讲过，父母带自己家孩子乞讨也违法，妈妈和弟弟今天会不会出不来？弟弟那么小就被这么多人知道下跪乞讨，他开学以后怎么做人？

一个多小时后，看到妈妈牵着弟弟走出巡逻站大门，他舒了一口气。夜色中，他听见弟弟说：“妈妈，你跟我们一起回家吧。”

他知道，弟弟指的不是那间月租350元的出租房，而是千里之外的甘肃老家。

一开始，孝强对妈妈领着弟弟乞讨并不知情。

他只知道，从5岁开始，弟弟基本每年寒暑假都会来跟妈妈来北京住上一阵。

今年暑假，孝强第一次和弟弟来北京找妈妈。母子三人挤在出租屋的一张大床上，要不是“照片风波”，两个孩子计划和妈妈住到开学前两天再走。

到北京的前几天，妈妈带小哥俩坐地铁去玩。母子三人在广场逛了一圈，连张照片也没有留下就回出租屋去了。后来小哥俩又自己坐地铁去了颐和园，嫌门票贵，孝强领着弟弟只在围墙外转了转。

之后几天，孝强发现妈妈开始带着弟弟出门，一走就是一天。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弟弟裤子膝盖的地方脏脏的，孝则才对哥哥说了实情。

少年追问妈妈：“你带弟弟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确认妈妈带弟弟在地铁上乞讨后，孝强说：“别带弟弟去要，”沉默了几秒，他小声说到，“别让他跪着。”

第二天，孝强看到，妈妈又领着弟弟出了门。

在甘肃马屲山兄弟俩的房间，“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dc）问孝强：“你恨你妈妈吗？”

少年局促地站在墙边，右手不安地拨弄后脑勺的头发。沉默了几十秒，他眼圈红了，用微弱的喉音说：“恨。”

妈妈

黄淑红知道大儿子对自己的恨，也知道“孝则现在还小，带他出去他还挺开心，长大以后他会怪我这个当妈的。”

7月29日，黄淑红带着孝则乞讨回来，大儿子孝强躺在床上，手里拿着一个岷县老乡的手机跟她说：“孝则上网了！”

黄淑红看到，大儿子眼睛红红的，她走上前想安慰，儿子别过头说：“孝则照片上网了，脸拍的那么清楚，他以后还要上学，别带他出去了。”说完，继续躺在床上，转过身，背对着她。

一连两天，孝强都没有跟黄淑红说话，闷声不吭趴在床上学习、看书。黄淑红做好饭，给他端到跟前，他一口不吃。

两天之后，孝强终于开口。一句话就把黄淑红的眼泪又勾了出来：“妈妈，你实在没钱供我上学我就不上了。”

黄淑红，81年生人，微胖，浓眉大眼，五官端正，相貌上的优良基因全部遗传给了大儿子孝强。她穿一身利利整整的红黑格子衬衫，头发盘得一丝不苟。只不过，整个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10岁。

衰老不仅来自外貌，还来源于紧缩在眉宇之间的苦。两个半小时的聊天里，黄淑红语言和眼泪的闸门大开，浓黑的睫毛被泪水泡得毛茸茸的。

只有在聊起孩子学习的时候才舒展了一下眉头，“老师说孝强是班里最聪明的学生，小儿子考试也总名列前茅。”这让她骄傲但更添愧疚，“两个孩子都是好孩子，可是跟我这么个妈受苦了。”

黄淑红告诉“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dc），第一次来北京地铁乞讨是在2013年“7·22”定西6.6级地震之后的那个冬天。她背着5岁的孝则，在地铁5号线乞讨了一个月。

甘肃定西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地区，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11422元，而据马屲村村书记张举鹏提供的最新数据，马屲村村民人均纯收入仅2860元，刚刚达到全国数据的四分之一。

自从嫁到石家，黄淑红就背上了生活的重担：婆婆早就去世，公公在新疆找了新老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新疆。黄淑红夫妇一直轮流在外打工，家里留一个人照看土地和孩子。

“孝强从小吃的苦比孝则要多。” 黄淑红回忆，孝强小的时候，赶上冬天，丈夫在外打工，黄淑红只能带着大儿子去地里干活儿。

小孝强喊：“妈妈，冻得厉害！”黄淑红没办法，只能叫儿子在地头来回跑。孝强一边跑一边呼着白汽冲妈妈喊：“妈妈，跑跑真的不冻了！”

2009年，在生下小儿子孝则后，黄淑红开始外出打工。在去鞍山投奔姑姑，去兰州妹妹开的废品回收站帮工之后，她来到北京。

她曾经想过做家政，但她几乎不识字，农村生活简单，对于做饭也不在行。

在2013年的地震当中，马屲村90%以上的房屋都倒塌了，石家的房子也被震裂。这让石家本就贫困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在当地，像孩子爸爸石培平这样的壮劳力，在家种植中药材，年收入也就1万多元。没有体力优势的女人更挣不到什么钱。

于是，黄淑红走上了乞讨之路。

起初，初来乍到的黄淑红尚不知利用扩音器、小音箱这些吸引注意的乞讨道具，孝则也还没学会跪在地上和人伸手要钱，乘客塞给他钱物他都不要。

黄淑红回忆，一次一个女乘客塞给他一个苹果，他别过头不接，女乘客斥到：“给东西都不要，这么小就只认钱！”黄淑红说，但现在孝则会主动要求帮妈妈乞讨。因为孩子想和妈妈在一起，还能帮妈妈“挣钱”。

2013年的冬天，黄淑红带着儿子第一次出来净“挣”了900多元，然后回了家。

出租房

13号线天通苑北站附近，一个黑皴皴的胡同小院，乱七八糟的电线和晾衣绳将碧蓝的天空分割得七零八落，脏水满地，院子几个妇女操着外地口音聊着天。黄淑红的房子就租在这里。

一个多月前，他们住在平西府，房子更便宜，月租只有200元。但后来房东把房子改造了一下，多加了一个卫生间，房租涨到750元。于是，黄淑红搬到了同样有岷县老乡居住的天通苑。

上了一段被锈蚀得格外斑驳的铁楼梯，左手并列几间小房，黄淑红掏出钥匙打开第二扇门，一眼就看见四肢萎缩两眼翻白的苏志生靠墙坐在小床上。他就是黄淑红的表弟兼乞讨搭档，也是照片里误当成拐卖孝则的“残障男子”。

在这间只有15平米的出租屋里，还摆着一张大床，是黄淑红的。两张床几乎占去了小屋80%的空间。剩下的地方放着一个炉子、一台电扇和三塑料袋衣物。

黄淑红的床上放着一个地铁乞讨者人手一个的卡其色粗布双肩背，附近的旧货市场10块钱买来的。双肩背里面只有一个带小喇叭的扩音器连着小音箱，这一套装备60元，几乎是地铁中女乞讨者的标配。

小音箱里有两首歌，是卖音箱的手机店店员2元一首，随便下载的，黄淑红并不知道歌曲叫什么名字。按下播放键，忧伤的旋律立即盘旋在小屋内。

这两年，乞讨变得越来越难。

自2015年5月1日起，北京市正式实施《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条例》中第43条明文规定，禁止在地铁车站车厢内乞讨卖艺。建立遣返机制应对乞讨者，三次以上被查者将被列进“黑名单”。

去年年初，黄淑红从甘肃老家把残障表弟接到北京搭档乞讨，她解释，“我没有一个人出去过，要不到钱”。两个人一个月除去吃喝房租，能有两千多元收入，一人一半寄回家。

不乞讨的时候，黄淑红就在街边捡瓶子和垃圾，现在塑料价钱降了，捡一天能卖个40块钱。

岷县民政局副局长成琳也曾多次随同工作组，专门赴京将岷县乞讨者动员回乡，去年8月，他曾到岷县人聚居地昌平平西府排查情况，跟多位职业乞讨人有过交谈。

成琳向“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dc）介绍，从2013、2014年开始，乞讨者收入出现锐减，“乞讨者跟我说以前出来要钱有时还能碰到给50、100的，现在最多给5块，一般都是一块钱。”据成琳推测，寒暑假带孩子来乞讨，一个假期平均收入在1万左右。

这自然比在家种地来钱容易。

每天从上午9点到晚上10点，黄淑红手里拿着小音箱，耳朵上别着扩音器出现在地铁10号线，背包里是水、馒头、咸菜，和8岁孩子身高差不多的表弟走在她前面。忧伤的旋律通过喇叭飘出去，乘客闻声纷纷别过头，使劲往两侧门边贴，为即将出现的黄淑红姐弟硬生生挤出一条通道。

老家

去一趟石家，很不容易。

一段平整但却狭窄的盘山路过后就到了马屲村，村口戏台旁边的红砖墙上，几个红漆大字依稀可辨：“同学们站起来树立远大理想！”“外出讨要可耻，勤劳致富光荣。”

戏台附近有一栋特别显眼的白色建筑，这是马屲村小学，也是全村唯一一栋二层小楼。

据成琳介绍，政府为了防止寒、暑假期间一些家长带领小孩外出行乞，中寨镇上中小学的学生被要求每隔10天必须返校。每个假期，每个学生家长都会收到来自学校的一封信，普及关于行乞的法律政策，引导他们树立勤劳致富的思想。而马屲村小学没有条件展开这项活动。

从学校再往山上3公里才是石家，山上住着四五十户人。由于山路不通车，村民一般骑摩托出行。住在山上的老人几乎不独自下山。

孝则上学都由爸爸开摩托接送，“路太危险，娃娃一个人走不得！”

7月的一场雨冲塌了这条本就难走黄土路，“修路这事没人管，村里说要村民出钱集资，但是谁家都出不起这个钱。”马屲村二社社长苏建新说。

岷县是全国扶贫困县和六盘山区58个重点贫困县之一，2014年底，全县仍有建档立卡贫困村150个，马屲村是其中之一。

马屲村村书记张举鹏将马屲的贫穷归结为人多地少，靠天吃饭。全村一共720亩耕地养活着1210人，人均耕地面积仅0.6亩。

就连因乞讨者众多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小寨村，在交通经济等各方面都远强于马屲。岷县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有女不嫁马屲山。”

坐四十多分钟摩托上山来到石家，“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dc）看到一个惹眼的红色屋顶，房子外表很新，木梁砖墙，一排四间。但房子内部地震留下的疮疤依旧显眼：卧室的一面墙震塌了，替换成彩钢板，支撑着房顶。

盖房子的8万元，一半是石培平多年打工攒下的，一半是借的外债。2013年房子刚盖好，正在兰州打工的黄淑红还没来得及在新房住上一天，房子的外墙就被地震震坏了。

至今石家院墙边还立着一顶写有“民政救灾”字样的蓝色帐篷。2013年7月定西地震后一直到来年的4月份，石家都生活在这个帐篷里。

石家所在的马屲三社前任社长石彦同说，石家绝不算马屲村最贫困的人家。三社一共28户，10户吃低保，石培平家不在其内。中寨镇人民政府出具的一份说明也显示，石培平家庭生活在村内属中等水平，并无因生活困难而外出乞讨的问题。

但石培平对“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dc）解释，家里平时的生活负担除了正在读书的两个娃娃，还有远在新疆的老爹和住在村子里奶奶及三叔要照顾。奶奶已经90高龄，三叔患有精神疾病，虽然两位老人每月享有100多元的低保，但也少不了要他们照顾。妻子每月给家里寄600或800元生活费，还要给新疆的公公寄500元。

提起独自在外打工的妻子，石培平有无限愧疚，“唉，苦了她了。没文化找不到工作，家里欠别人的钱把她逼成这样。”

“我也想回家过年，我也想和娃娃们待在一起，但是我少乞讨一天家里就得借钱生活，我们还有几万外债没还。”黄淑红道出了自己的苦衷。

今年9月份开学，孝则就要从村小转到镇上的中心小学读书。然而，镇上离家太远，孝则只能和哥哥一起租房居住。

这无疑又加重了家庭的负担，远在京城的黄淑红离回家的路似乎更远了。她说，她并不想乞讨，也想找份工作挣钱回家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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