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二月格桑 于 2019-10-9 17:42 编辑
一下信息是来自哥哥的亲笔书信；
小淮妹妹,你在哪里?
四十七年了，一想起二妹，便心如刀绞。那红红的脸庞，齐眉的刘海，黑黑的大眼，天天跟在我后面喊哥哥的情景如在眼前。多少年了，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原因，由于经济能力的限制，我无法去寻找她。然而，在春风化雨的今天，在已基本摆脱贫困的今天，在我们的媒体已能为人民作出充满人情味的真情帮助的今天，我发誓，只要妹妹今天还活在这个世上，我一定要找到她！
我的父母曾经亲手送走了两个孩子。一个是我的二姐。那是1946年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时，我的父母为了随部队战略北撤，不能不把四个月的姐姐送给了家乡的一个乡亲。而另一个则是小淮妹妹。那是1957年，在党号召帮助党整风，并保证“言者无罪”的情况下，我的父母则由于有“反党言论”而被双双划为右派，1958年被遣返回乡，监督劳动。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天灾人祸使他们无法养活五个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把她抛弃在了上海市街头，把这个将被终生打上无情的政治烙印，注定没有人生美好前途的饥寒交迫中的孩子交给了人民政府。
是他们残酷吗？是他们忍心吗？绝不是！
我清楚地记得，1959年的初冬，在我们租住的一个农民单身汉的两间小草屋里，由于肚子饿，也由于没有多少灯油，往往天一黑全家便早早入睡了。也几乎是每次醒来，都会听到父母在黑暗中说话。内容几乎全部是将来生活怎样熬过去；怎么找生产门路；自己在政治上已无生路，这些受株连的孩子们怎么办？终于有一天，我听到了父母令我十分震惊的谈话：把六岁的淮妹送走，交给政府收留，这样可以减轻家里生活上的困境，也给淮妹寻一条生路，不单是生活上，尤其是政治上的生路。当时我已懂事，我理解父母的苦衷。虽然我疼爱妹妹，然而我却从内心里赞成这样做。由于父母对此事是保密的，我也不去问他们。一天，我挎着柳条篮去沟边刷鞋，淮妹习惯地跟在我后面。在沟边，妹妹瞪着黑黑的大眼呆呆地看着我刷鞋。我终于忍不住了，问：“小淮，爸爸要 把你送到姨娘家去了。”“哦！”“这次去可能不会回来了。”“那我不去！”“姨娘家有好吃的呢！”“那我去！”看着妹妹那天真稚气的样子，我止不住一阵心疼，差点掉下泪来。亲爱的妹妹啊，你哪里知道，你就要离开所有亲人，你那小小的身影就要孤独地迈入那祸福难测的风雨人生了！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父亲起了个早，我在灶下烧火。记得吃的是山芋干稀饭。父亲站在灶前掰山芋干下锅。妹妹早被母亲穿好衣服跑到灶前，拉着父亲的裤子仰脸问道：“爸爸，这回去不回来了吗？”“哦！”父亲的声音是低沉的、哽咽的，穿过灶台上的洞，我清楚地看到父亲泪已盈眶。就这样，吃过饭，父亲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把妹妹带走了。看着父亲妹妹远去的背影，我为妹妹祝福：走吧，走吧！离开这个令人心碎的家，去找到你的生路吧！今后，你再不会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右派的狗崽子，你再不会重蹈父母兄姐的命运，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从今以后，你不会被饿死，将起码有了人的尊严！
冬去春来，逢年过节，我们无时不在思念着妹妹，然而历尽了生活上、政治上磨难的我们也都在宽慰着自己：也许她现在过得比我们强多了，至少政治上不会再受气了。事实上，自妹妹走后，兄弟姐妹，几十年来，哪个不是在生活的艰辛和政治上的严寒霜雪中煎熬过来的？自己是人？是鬼？连自己也说不清。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十年浩劫的结束，真理必须受实践检验的思想路线终于给祖国和人民带来了明媚的春天。78年，父母双双平反，随后几年，弟妹们纷纷有了工作。我几次问及父母找妹妹的事，然而父母回答说，已经找了，但当地派出所的档案已被当年的造反派搞的缺失很多，一时无法查找。
怎么办呢？找什么路径找呢？一片茫然！
89年父亲去世。2005年，母亲去世。我相信，他们都是带着遗恨走的。当我们兄弟姐妹“齐集”在一起悼念父母的时候，当“所有”的兄弟姐妹带着黑纱合照的时候，当父母的墓碑上刻上“所有”儿女名字的时候，惟独少了一个我们几十年来始终牵肠挂肚，想起来便撕心裂肺般阵痛的亲人。
是的，我们是幸运的，终于迎来了这个近乎太平盛世般的年代。然而，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给失散亲人的孤儿和无奈抛弃他们的家人所造成的伤痛又将何日结束？我忘不了父亲弥留时环顾诸儿少一女时的老泪纵横，我忘不了母亲临终前那不见爱女时的凄然长叹。四十七年呀，因思念妹妹我们多少次泪飞如雨，四十七年呀，我们一想起妹妹便肝肠寸断！妹妹，我那可爱的妹妹啊，此时此刻，你那已飘泊了近半个世纪的孤苦的心灵是否已经感应到九泉下父母对你那锥心的思念？你是否能感觉到和你在苦难中分离的兄弟姐妹那泣血的呼唤？赶快归来吧，妹妹，我们坚信，总有一天，你会不远千山万水，不顾一切地奔到我们面前！因为啊，我们是天下最亲最亲的手足，我们有着那永远永远割不断的血缘！
在小淮送走后的几天里（父亲尚未回来），母亲明显显得变了。整日眼神呆呆的，有时忘了烧饭，直到弟妹们喊饿，才猛然惊醒。有一次刷碗，竟失神打碎了一只。大概有十天左右吧，父亲回来了。一进门，母亲忙迎上去问：“到她姨家了吗？”“到了！”“小淮安排好了？”“嗯！”因为我在旁边，父亲示意母亲不要多问，只称饿了。母亲只好默默地做饭去了。晚上，我只装睡着，想听听妹妹的消息，只可惜假睡竟真的睡着了，什么也没能听见。第二天，我一觉醒来，听到母亲的啜泣声，只听到母亲哭声问：“到底是生人抱走的还是公家人抱走的？”“是警察抱走的，旁人抱我怎么能放心！”从此，父母的话少了，常常两人相对默坐。母亲原来喜欢给我们讲故事，我们最喜欢听聊斋，但这段时间里，我们即使要求，她也不愿意讲，往往说今天不舒服。父亲则每日默默地拉板车，很少言语，而在平时，他是一个话很多的人。以前父母往往会苦中作乐，他们之间会互相开开玩笑，说些调侃的话，我也听不到了。 当年春节，大年夜吃的是胡萝卜饭（一斤米加十几斤胡萝卜），用半斤左右的肉熬了半锅白菜，用极少的油炒了几样素菜，这是一年中最丰盛的宴席了。很少吃到米和肉的我们风卷残云，转眼间饭菜所剩无几。大妹问父亲：“小淮在姨家过年要比我们家吃得好吧？”“当然比我们吃得好。”父亲强颜欢笑。这时我才注意到母亲早已放下碗筷，正背过脸去檫眼泪。又一次大妹问母亲：“小淮怎么还不回来呀？”母亲说：“你小淮妹妹送给你姨家了，回来干什么，跟你们一样受饿呀！”话没说完，眼已红了。 61年春节，大姐回娘家探亲，突然发现弟妹中没有小淮，就问：小淮呢？怎么没有看到呀！我为了掩饰我不知道这件事的底细，也按父母的说法：小淮被我爸我妈送给姨娘家去了。当即大姐冲到父母房里，过了好大会才出来，脸上挂满着泪痕。可能父母对这个最大的女儿已不好再隐瞒，说了实话。但大姐同样没有把实话告诉我，她在为父母保密。 从70到75年间，大妹、小弟、小妹都已先后知道了事情的大概真相：小淮被丢在上海了。小弟似乎忆起自己曾有过一个妹妹。小妹则惊异自己的上面还有一个似乎从未见过的姐姐。大姐、我、大妹经常思念着小淮，而小弟和小妹则分别竭力想象着妹妹和姐姐的模样。我们兄弟姐妹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在那无时不在的政治歧视下，甚至产生这样一种羡慕的感觉：小淮正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她一定过得比我们强多了。至于找她，那是想也不敢想的事。不要说没有经济能力、没有渠道找，就是找到了，那只能是给自己的亲人带去一顶阶级敌人子女的帽子，不但害了她，也害了她养父母的一家。 78到80年，父母先后彻底平反。平反后即办了离休，住在政府给这些离退休干部专盖的家属院里。由于我们兄弟姐妹皆已成家另住，所以老两口也就相互扶持单独生活。当时只有工作在柘城的小弟和小妹住得靠近他们，平时不时走动去看望照顾他们。我和大姐等则远在江苏，只有春节时才能去看望他们。一次，小妹告诉我，80年春天，父亲去了一趟上海，专门去找小淮的。到了那个地方，当年的工作人员全换了，档案据说也被当年的造反派搞丢失了很多，一时无法查找。当时父亲一时心急失神，在挤公共汽车的时候被车门夹住了头。当时母亲在郑州住院，父亲从上海直接回到郑州，当晚就说头昏住了院，怕就是车门夹的原因。又一次，小妹去父母那里，母亲问：现在我们好了，你小淮姐姐到现在还不知是死是活，我和你爸很想找到她，但你看你爸因为找你姐把头夹锝，从上海回来就没有精神，整天瞌睡，怎么办呢？小妹说：不是我怪你们，那时你们生了她，怎么又忍心丢了她，一个六岁的小女孩，被丢在马路边，四顾无亲，号啕大哭，那是一个怎样凄惨的场面啊！母亲说：你不要拿刀子朝我心上戳了，我够痛苦了！那个时候能怪我和你爸吗？你们一个个都象小萝卜头一样，饿得嗷嗷叫，唯一大一点的，象你哥（指我），学习成绩那么好，就是因为出身成分不好，连个初中也不给上。后来就是下农村当知青，不是同样受歧视打击，气得想到自杀么？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你们好啊！这时候只听到后面椅子上打瞌睡的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小妹）一回头，发现父亲正看着我们母女俩，眼圈红红的，嘴里嘟囔着：“反正我不死，总要找到她。” 知道父亲去上海寻找小淮被车门夹了，而且情况似乎令人绝望，我们在江苏的儿女到河南省探亲的时候就尽量不再提这个令父母极为伤感的问题，但父母反而自己常常主动提及，我们也往往避开这个话题。因为当时经济力量有限，新闻媒体当时也没有介入寻亲事业，既无望，提之何益，大家徒徒伤悲而已。 89年，父亲病重，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一次，大家都在父亲身边，父亲一时清醒过来，吃力的睁开眼看着我们，声音微弱地说：你们都来了，可还少一个啊！已经浑浊的双眼泪光在闪动。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谁。可怜的父亲啊，此时此刻，我们又能为你做些什么呢？我们只能一阵心酸，相对无语。 父亲终于带着遗恨走了。母亲失去了相濡以沫的终生伴侣，变得精神脆弱而多愁善感。2001年，我把母亲接到我身边——她的家乡江苏盱眙县。2004年起，母亲身体逐渐衰病。一次，大妹从淮安来看她，问她：如果母亲自觉来日无多，那么你觉得平生还有多少憾事，我们做儿女的，但凡能做到的，一定替你做到。母亲说：我也平反了，也离休了，政府也没有慢待我，你们也孝顺我，我也知足了，我最大的心事你们还不知道么？还用我讲么？大妹说：我知道，我知道，不单是你，我们兄弟姐妹都在想着她，我们是一定要找到她的。 对妹妹的思念，对父母最大心愿的理解，近两年使我特别关注电视、广播、报纸上有关寻亲的内容，尤其是情感之旅、真情、共同关注、使我从近乎绝望中看到了希望。一次，我告诉母亲说：寻小淮的事可能有希望了。病重中的母亲当时眼里突然闪现出异样的光彩，问：你说的是不是求助于新闻单位，我说是的。她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长叹了一声说：看来，我这生前是等不及看到她了，这事只有指望你们了！ 母亲终于走了，她同样是带着遗恨走的，但也许比父亲幸运的是，她是带着希望走的。 我们在盱眙一座翠柏掩映的山坡公墓里把母亲的骨灰和父亲合葬在了一起。当我们几十个直系亲人洒泪向父母祭奠的时候，我们无一不心里明白：今天少了一个父母最放心不下的人。想起妹妹，我们心里的难过自不必说，可是我们更为父母难过，更想为他们的在天之灵再大哭一场：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他们在炮火硝烟的解放战争中曾义无反顾地将四个月的姐姐丢给了老百姓，而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第十个年头，他们却被迫不得已地忍痛抛弃了自己的第二个亲生骨肉，而且一去竟成永别。这是一种怎样的千古怨屈，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悲伤！ 敬爱的父母，你们应该能够安息了，你们终生追随的共产党终于在你们的晚年还了你们应有的清白。但是，我们明白，你们并没有安息，你们的遗愿我们一定会完成，我们的小淮是一定会找回来的！一定会的！ 这段是孩子父亲需找孩子时写给上海公安局的亲笔信： 一封二十七年前的寻女信---亲人的呼唤(3) (这是我的父母二十七年前写给上海市杨浦区公安局的一封寻女求助信。我同样希望我的妹妹也能看到这封信，这就是当年父母的心结啊！那时他们刚刚平反。信的口气是父亲的，笔迹是母亲的。） 亲爱的上海市杨浦区公安局同志： 现在我想请求您们操心帮助我解决一件骨肉生离的痛心事件。我名沈建中，原籍江苏泗洪县（现为盱眙县）管镇公社人。我原在新四军一师与四师工作，46年自卫战争爆发，夫妻随军北撤，48年冬南下到达豫皖苏（中原军区）。1957年，因被错划为右派，被迫害回乡二十多年，在党中央、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后，我的多年沉冤才获平反昭雪，恢复工作。 我共有五女二男七个孩子。当年回家后因无力养活，更处在粮食不足的特殊困难时期，处于饥寒交迫、无法可想的情况下，想出一个存活孩子的下策，忍痛将一个七岁（虚岁）女孩送到上海市宁国路口（紧靠岗亭）丢下。她叫小淮，学名曙淮。丢的时间是59年12月23日下午5时左右，孩子的怀中有我写的一封致岗亭警察同志的信。当时我藏在近处，亲眼看见警察同志领走了啼哭不止的孩子，我心痛欲裂，几乎晕倒。但一想到孩子被政府收领，会受到照顾与安排，就会从死中得生，特别是处在上海这个城市，我拭泪默然离去。但精神上的创痛，二十余年来似一把利刃，无时无刻不在切割我的肝肠。她的母亲较我更甚，经常在梦中哭醒。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由于不知孩子的死活存亡，是何处境，几番托人了解均无结果。由于贫困，忙于生活，更无力赴沪一探究竟。现在我万幸获得党的拯救，对受害子女组织上极为关怀，特别对小淮这个孩子深切同情，命我迅速探知下落，使我骨肉团聚。为此我特乘我单位范天宇同志探家经沪之便，捎给贵局一信，并能亲自告知一切，敬希费神代为查找。当然事隔二十余年，人事变迁很大，但由于是政府收领安排，从文件档案存根与各种线索中可能获得踪影。贵局如有二十余年前的老人也能知悉此事。这个艰难的任务只有依赖领导与同志们的大力援助了。 以下哥哥写一点我的想法。 一、这孩子计算今年已廿八岁了，估计政府当时解决的办法是可能交地方收容孤儿的慈善部门抚养长大由地方政府安排其工作、生活、出路，这样易于寻觅。 二、被无子女的工人、干部、或居民领去做孩子。或因工作调动及其他原因离开上海。或仍在上海。人家花了心血把她抚养培育成人，决不会愿意让孩子的感情再有其他影响变化。对此，我可以表态：我只要知道孩子的存在、生活得幸福，我并不强调她一定回到我的身边，而使她的养父母痛苦和不幸。这是道德观点问题，希转告他们放心。 三、当时政府对她生活工作做安排后，到了另一环境，由于情况不断变化，或因婚姻、或因疾病、或因其他原因陷于痛苦不拔的境地，对此我将尽我一切力量以解决她的困苦遭遇，以弥补我心灵的负疚。我们夫妻即将退休，等待她接班。 四、万一这孩子因不可知意外事故或疾病而失去了生命，也千万请求告知我，不要怕我伤心痛苦而隐瞒我。 以上的恳求我相信领导和同志们是会用无限的心血与尽力操劳来协助我查找的，因为你们是在党的培育下和从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优秀者，你们一定会慨然允诺我的请求的。你们对孩子的救助之恩，我是永志不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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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早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