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贩进厂打工专拐女工卖淫 被拐者最小仅15岁

2007年12月19日07:52 　 南方网　 谭林等

假装入厂打工拐骗女工卖淫,20岁的刘丽被警方抓获

人贩盯上了工厂女工。他们利用女工心理弱点，派人入厂以打工为名，结识年轻女工后骗其出厂强迫卖淫。普宁一带的工厂频繁出现女工失踪，普宁警方顺藤摸瓜，捣毁了一个集拐骗、强奸和强逼、组织、容留妇女卖淫于一体的犯罪团伙，解救了22名女工（详见本报12月13日报道）。报道在潮汕地区、尤其外来女工中引起极大的震动。近日本报又陆续接到报料说一些女工的失踪线索，记者连续几天在普宁等地深入调查，从被解救的女工、工厂及人贩子处寻求外来女工失踪的深层原因。

作案打工妹被逼成“人贩子”

名为打工实为拐人

在看守所里，刘丽说起自己年仅9个月的孩子无人照顾时，忍不住眼泪直流，她已经忘记了她把工厂女工拐去卖淫时的残忍。

被警方解救的22名女工中，有至少3名女孩是被她骗出去拐卖的。她与老公李红以及老乡刘献勇组成了“人贩三人组”，三人分工合作，刘丽负责了其中最为重要的“骗拐”一环。

今年20岁的刘丽几年前在广州一间工厂打工，在那里她认识了李红。17岁时她和李红开始同居，今年初，她在李红的老家四川古蔺县生下了一个孩子。10月初，由于生活的压力，她来普宁准备打工帮补家用。

刘丽到普宁后，李红和刘献勇开始怂恿她带女孩子出来赚钱。具体的做法就是要刘丽进工厂，然后利用同事身份取得女工的信任，再借外出购物或者外出玩乐为由带女工出厂。出来后，刘丽则以身上没有钱，要到哥哥或亲戚手上拿钱为由，把骗出的女工交给李红和刘献勇。

“我开始不愿意，老公就打我骂我。当时我们身上也的确没什么钱，连房租都交不起，我就答应了他们。”

“后来，我通过贴着墙上的招工启事试着进厂。因为现在熟练工很难招，我以前又做过几年，很快进了一个工厂。”刘丽说：“进工厂之前，刘献勇还叮嘱我，要找那些年轻漂亮点的女孩子，因为那容易卖钱”。

骗出灌醉轮奸暴打

进厂第二天下午6点，刘丽就物色到阿妍（化名）。她按照此前约定，顺利地把毫无戒心的阿妍带给了李红和刘献勇。李红则以请阿妍吃饭为由，用药酒加可乐把阿妍灌醉，然后将她带到丰顺，逼迫卖淫。

阿妍说，她清醒之后，刘献勇和李红就恶狠狠地说：“你以为她（刘丽）真的是我的妹妹？你错了，她欠我们5万元，已经把你卖给我们了，你得帮她还这笔钱。”阿妍跪在地上表示愿叫家人还那5万元。但刘等不为所动，并动手打她，掐住她的脖子强迫她脱掉衣服，然后轮奸了她。事后，他们说要带阿妍到发廊上班，还警告她要好好伺候客人，不能拿客人的东西，也不要想着偷跑，否则下场会更惨。

警方说，这些人贩子为了逼迫被拐卖的女孩卖淫，对她们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毒打，甚至用火烧女孩的手臂。为了从心理上摧毁她们的意志，他们通过轮奸的方式，来教其“陪客”技术。

在被解救出来的22名工厂女工，最小的只有15岁，最大的也不过20岁。

落网进厂当天消失引怀疑

入厂当天骗走同事

小燕（化名）也是被刘丽团伙拐卖的，她的被拐直接促使了这22名被拐女孩的获救。

小燕是贵州人，初三毕业后，跟随姐姐小云（化名）到普宁一家服装厂打工。11月9日，她被当天进厂的刘丽（在工厂用的名字叫杨丽）蛊惑，跟着她出了工厂，结果被李红和刘献勇控制。由于她酒量太好，李红和刘献勇无法灌醉她，又以去玩为由把她带到附近的山上。

“他们灌我酒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被骗了，但是我不敢走，我怕走不掉，到了山上我就彻底知道自己完了”。小燕回忆说：“李红和刘献勇就说杨丽已经把我5万元卖给了他们，要我到发廊去上班，我不同意，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在山上把我强奸了。”

小燕离奇失踪后，与小燕同在一个工厂的姐姐小云慌了神，她把情况告诉了老板，然后在普宁各个网吧寻找。她感觉到妹妹的失踪与刘丽有很大的关系。首先，刘丽进厂的第一天就有失踪，让人怀疑；此外，刘丽进工厂后，曾多次向她表示亲近，还说要和她一起出去买东西，而她因为工作紧张，加上对陌生人防范心理较重，没怎么搭理。于是她与老板带着妹妹的照片到普宁城北派出所报案。

一人失踪牵出大案

城北派出所所长方南伟说，现在许多工厂都有女工不告而别的记录，一般工厂或者同事都不会当回事，但是失踪后连亲人都不联系的情况却是很少的。此外，当时潮汕地区还流传着有人开面包车用布袋套女孩子的说法，他觉得有必要深入了解这个事情背后的情况。调查发现近期周边地区也存在类似女工失踪事件，他感觉到事情的重要性，于是向公安局长王少鸿汇报。

“我感觉到这个事情的背后肯定有人贩子集团在操作，尽管在普宁只有一宗报案（另外两单均未报案）。”普宁公安局局长王少鸿说，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并向普宁各个工厂老板提请注意刘丽这个人的样貌特点。

一个星期后，刘丽出现在另外一间制衣厂。极富戏剧色彩的是，这个工厂也是小燕所在那间服装厂的老板开的。这名老板说，警方提醒后，他就留意工厂女工的情况，结果在另外一间制衣厂的监视器中，他发现了刘丽的身影。

对话人贩

“我很多老乡都在拐女工”

李红，男，四川泸州市古蔺县观文镇人，今年22岁。他是被抓的人贩子团伙中最重要的一员，他成功地把自己的“老婆”由打工者“逼”成了人贩子，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团伙核心。事实上，李红参与拐卖妇女从2006年就开始了。15日，本报记者与已经是阶下囚的李红进行了对话。

从“押货”开始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行的？

李红：2006年初，我在揭阳仙桥镇见到老乡涂曾祥，他说他在做这一行，就是把女孩子骗到发廊卖淫。他还说，我们很多老乡都在做这个事。那次见面我们互留了电话。直到6月份的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叫我帮他去看管那些被骗的女孩子，不让她们逃跑，每天给我50元钱。但他最后一分钱都没有给我，我看了一个多月就走了。

记者：然后呢？

李红：到10月份的时候，涂曾祥又打电话给我，叫我帮他“押货”到丰顺。

记者：“押货”？

李红：这是行话，就是押着被拐女孩子到发廊去的意思。我当时没什么经济来源，就答应了。

记者：这些女孩子是从哪里拐骗来的？

李红：我听说是他们从潮阳的一间工厂骗出来的，云南人。骗人的一男一女都是我的老乡。

记者：你们是怎样“押货”的？

李红：涂曾祥先联系上丰顺的“老大”（即思尔佳美容院的老板罗振宇），然后开了一辆面包车把那些女孩带到了丰顺。

记者：你之所以会走上这条路，是老乡带你的？

李红：是的。我当时真的很穷，很需要钱。之后我和刘献勇又帮涂曾祥押过几次货。

老乡手里最多时有十余女孩

记者：你有没有计算过你共拐卖多少女孩？

李红：（沉思一会）有7个。

记者：也就是说，你在逼你“老婆”刘丽做这行前，实际上你已经在做拐卖妇女了？

李红：是。以前是和刘献勇等老乡一起做的。

记者：你做这个总共挣了多少钱？

李红：几千块钱。（停顿了一下强调说）我们做的时间并不久。

记者：这些钱是谁给的？卖一个女孩一般是多少钱？

李红：给钱的是发廊老板。女孩的价格一般看那个女孩子漂不漂亮，漂亮的话就先给2000元，差一点的就先给1600元。（这些钱其实是从被拐女孩卖淫的收入分成中提前预支出来，因为人贩子主要依靠发廊老板，提前预支，就可以让发廊老板和人贩子团伙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以便更好地看好被拐的女孩，一旦女孩子走掉，发廊老板也有损失。）

记者：你在做这些事时认识很多老乡吗？能不能记起这些人叫什么？

李红：我有很多老乡都是做这种事。我也见过一些，主要是通过涂曾祥介绍认识的。具体的名字我不知道，不过我记得有一个叫光头和江慧的是一伙，江慧是女孩子，长得有点胖，才19岁，身高约1.53米，光头30岁左右，身高约1.65米。此外还有一对夫妇叫“尹林夫妇”，他们是一伙，也都是做这个的。涂曾祥自己有一伙人，他今年28岁，身高约1.67米，平头，较胖，右手的手臂还刺有一个“龙”字，我听说还有别的老乡也在做这个。

记者：他们拐骗的女孩子多吗？

李：我听说比较多，其中光头和江慧多的时候手里有十几个女孩。我们现在收取的“七三分成”，每周结算一次，就是他此前和“老大”谈定的。

记者：他们一般在哪里物色下手？

李红：主要还是在潮汕地区。一般选择下手的地方都是城乡接合部附近的工厂。像汕头的潮南峡山、潮阳的谷饶，这些儿地方工厂也多，带人走也不容易被人发觉。我和刘献勇帮忙押过几次货，发觉拐骗的人主要也是这几个地方居多。

女工单纯容易骗

记者：你为什么要你老婆也去拐骗女孩子？

李红：我们当时没有钱。我老婆下来的时候，我们真的一点钱都没有。我就想着从拐卖女工来挣钱，那样来钱也比较快。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工厂女工作为目标？

李红：那些女工也比较单纯，容易骗。不过我们是男人，很难顺利地接触这些人，所以我才想到找我老婆。她们都是女性，容易接近而且不会引起别人怀疑。此外以打工名义进工厂，也不会让人有戒心。

记者：你们是怎么让这些女孩拿了钱后不跑掉？不报警？

李红：这些主要是老板的事情，老板是本地人，要跑也没有那么容易。那些女孩子也被打怕了，所以担心跑了会被抓回来遭到毒打。

（记者注：据发廊老板罗振宇反映，这些女孩之所以不敢走，一方面怕被打，另外一方面，人贩子在拐带人的时候，就曾经问过这些女孩子家里的地址电话，并按照提供的电话号码打过去证实，如果说的号码不对则对她们施以暴打，直到取得确切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此外，他们还把女孩子的裸照拍下来，威胁她们不许逃跑，否则就会把这些裸照发给她们的父母）。

记者：你们不怕被警察抓吗？你知道你们每拐骗一个女孩子，就是毁了她的一生。

李红：（低着沉思了半晌）我知道，我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预着有这样的下场。

拍案惊奇

接客4900次的记录本

警方抓人时，被拐女为“老鸨”跪地求情

在警方解救丰顺汤南镇“思尔佳”发廊女工时，民警却看到了惊讶的一幕：抓发廊老板罗振宇时，十多名女工竟齐齐跪地为罗求情。

发廊被拐女称罗振宇为“老爸”。因为他平时对这些女孩很好。人贩子要打她们时，罗会出来保护她们；平时能够记住她们的生日，给她们买蛋糕；因为“老爸”的争取，她们欠人贩子的5万元被谈到了3万。

最让被拐女孩子感动的，是“老爸”的一本接客记录，即被拐女孩的卖淫记录。每进行一次交易，罗振宇就会在记录本上注明一次。5月份之后的记录就有厚厚的一叠，记录达4900多次。

为什么被拐女孩会为这本记录感激“老爸”？罗振宇说，因为里面涉及到人贩子的收入秘密。根据他与人贩子的约定，人贩子负责带女孩子来，他提供场所食宿。双方收入三七开。每一个星期结算一次。

罗振宇说，此前，他每周结算后都会按照人贩子的要求把这些记录烧掉。可他发现人贩子常拿多报少，例如拿了4000元，但对女孩子说只收了2500元。他看不过眼，决定保留这些接客记录，以便让女孩子到时也有据可查。警方说，罗振宇其实是让这些女孩子更好地帮他挣钱，他被抓同时还有组织妇女卖淫的罪名。

公安局长：女工失踪背后三大隐忧

普宁公安局局长王少鸿向记者剖析了此案背后的几大隐忧。

其一，女工跳槽太频繁，“人间蒸发”竟成为了一种常态。由于各个地方都存在“民工荒”，这使得女工的选择较多。一些女工在知道有别的工厂收入更高、环境更好之后，往往会不告而别。这也使得这些工人失踪后，工厂老板不知道该报案好还是不该报案好。此次被解救出来的22名女工，分别来自18个工厂，而向警方报案的却寥寥无几。

其二，工厂应该严格准入制度。假借打工名义拐带女工已经成为了人贩子的一种常用手段。在该案中，有相当一部分女工都是通过这样的形式被拐带的。据警方调查发现，这些人贩子进工厂时一般都是采用化名，以刘丽为例，她进工厂就分别用了包括“杨丽”在内多个假名。她们往往连基本的身份证明都没有。由于工厂急需工人，对这种情况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人贩子以可乘之机。

其三，工厂女工安全意识太薄弱。在本案中，有几乎一半的女工是被才认识不久的“朋友”拐骗的。溜冰场、录像厅成为了人贩子下手的重要场所。他们假借交朋友的名义，先打听目标女性的具体情况，来往两次相对熟悉之后，他们就以外出玩的名义把这些毫无戒心的女工带到丰顺强迫她们卖淫。

采写/摄影 本报记者 谭林 通讯员 李俊龙 郑树辉 肖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