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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打拐上有意识地要求各地，要把被拐卖强迫从事卖淫等色情服务的妇女视为被害人，她们都是在一个场所和一个组织的组织和控制下。”……基本没有哪个小女孩一开始就自愿地从事色情工作，都是被强迫的。
2010年1月3日，郑州二七广场，赫硕博在发放寻找姐姐赫博文的传单，赫博文今年6岁，一年前失踪。 （CFP/图） 9月4日，公安部督办的贵阳“6·28”系列拐卖儿童案告破。被拐儿童刘海红回到父母的怀中。 （CFP/图） 自2009年4月起，公安部开展打拐专项行动，至今已19个月。但是打拐办主任陈士渠说，还没决定战斗何时结束，他们的目标是令拐卖犯罪高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 这是中国第五次全国性打拐专项行动。截至上月底，全国共破案14198起，解救妇女儿童17673人。但这段时间里，全国又新立案上万件。 抓住案发后的“黄金时间” 自2009年4月专项行动开始，各地接到公安部的新要求：凡儿童少女失踪被拐、妇女被拐，一律立为刑事案件，报案后启动快速侦查机制。 南方周末：立为刑案的话，就意味着必破不可，破不了可能影响内部考核。 杨东：以前你去报案，公安机关习惯做法是算成人口失踪案件，作为治安案件来处理。重视程度、措施，能调动的资源，就差很多。 去年专项行动开始，我们作出硬性规定，凡报告14岁以下儿童、14至18岁少女失踪的，一定要无条件先立为刑事案件。除了刑侦部门，派出所也可以办理拐卖妇女儿童案件。 案发后最初几小时黄金时间很重要。立案即意味着要迅速采取一系列侦查措施，夫妻两口子来报案，这边先做记录，那边就赶快查找公安机关的各个卡口，街上巡警马上就通知到了。广东有一组数据，他们通过快速查找机制找回了1800多名儿童。 南方周末：降低立案的门槛，工作量要增加很多。 杨东：确实是比原来增加。一开始，有群众来信反映公安机关不管，有的地方可能是没接到通知。我们就一个个纠正，到今年下半年以来，这种现象就非常少了。 公安机关有这条好处，它是纪律部队，规定这样办了，那你就得执行。 南方周末：打拐是否有专门的经费？ 杨东：各地办案是各地出钱。对各地侦破的一些大案件，公安部再给予经费补贴。比如案件出在福建，福建出人出钱出案，但你花销比较大，公安部代表国家给它补贴。 现在侦办一起拐卖案件，大概要花三到五万元。有的案子解救几十个孩子，那就是上百万，各地公安机关经费压力确实很大。 去年中央财政预算打拐经费是300万元。不够花，我们写了一个报告，温总理批了，中央财政去年又补了3000万。整体上，自上而下对打拐问题都很重视，需投入经费也很大。 拐卖犯罪是社会问题 2008年1月1日，《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正式实施，提出“建立集预防、打击、救助和康复为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 公安部为此在刑侦局设立“打拐办”，并牵头和全国人大法工委、全国妇联、民政部等31个部委（部门）组成阵容强大的“国务院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南方周末：现在已经过了将近三年时间，这个长效机制体现在哪？ 杨东：一方面公安机关打击，另一方面要发挥联席会议的作用，综合治理。拐卖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有思想观念问题，还有地区差距、城乡差距问题，仅靠公安机关解决不了。 最近我们和民政部、人口计生委协调。例如孩子我们弄回来没法养，这事就商量民政部门解决；跟人口计生委解决什么问题呢？可以利用它遍布全国的计生系统，帮助我们在乡镇、村子、街道上发现那些来历不明的儿童。 南方周末：去年专项行动到现在还没结束，现在是拐卖犯罪最严重的时候吗？ 杨东：历史上的数据不健全，很难比较。从侦查破案情况看，有的团伙拐卖几十个、上百个孩子，有的活动了很长时间，群众反应比较强烈，有的上访、游行，有的组织寻子协会。 拐卖妇女有两个走向，一是卖给人家当媳妇，二是卖到违法经营场所从事色情服务。现在前者仍保持高发案水平，因为有较大的市场需求；拐卖年轻女子到违法经营场所的比例在增加。 总体判断，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目前还处在高发和多发期。 “黑砖窑”也应算“贩运人口” 2009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加入《巴勒莫议定书》（即《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卖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法律和制度上实现与国际的接轨。实际上，拐卖犯罪的形式，也已超出原本刑法所规定的范围。 跨境拐卖犯罪也呈增加趋势。 南方周末：这种犯罪形式是不是跟我们国情有关系？可能外国就不会发生那么多。 杨东：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把孩子卖给另一家收养，把妇女拐给人家当老婆。解放前就有，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文革”一度沉寂，改革开放之后又死灰复燃。 外国类似犯罪很少，老外很难理解。他们的拐卖定义就是把儿童妇女拐入色情场所，对劳工的非法剥削等等，叫“贩运人口”。 “打拐”在我国刑法中，是拐卖妇女儿童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与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定义的“贩运人口”概念有些区别，概念要窄很多。按照《巴勒莫议定书》，“贩运人口”还包括偷渡、强迫劳动等犯罪行为。 南方周末：“黑砖窑”也应算“贩运人口”？ 杨东：“黑砖窑”等都算。“贩运人口”概念针对的是对人权的剥削，既包括劳动剥削也包括性剥削。 南方周末：目前法律定义是否有扩大的必要？ 杨东：要改。我们有这考虑，去年年底我们签了《巴勒莫议定书》，至少在法律概念上要对接，要不然人家说中国不履约。我们已会同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外交部等部门进行研究，提出刑法拐卖犯罪定义调整的问题。 和原来相比，刑侦部门的“打拐”工作有扩展和延伸，比如拐卖妇女原来主要是卖作人妻，现在拐卖妇女从事色情服务的案件多了，这不是传统“打拐”的重点。 我们不是从扫黄的角度打击这个犯罪，而是要从解救被拐卖强迫从事卖淫等淫秽色情违法犯罪妇女的角度，从打拐这条线索追进去，打击处理这类案件。 南方周末：这样的打击有什么特点？ 杨东：我们在打拐上有意识地要求各地，要把被拐卖强迫从事卖淫等色情服务的妇女视为被害人，她们都是在一个场所和一个组织的组织和控制下。不是把她解救出来就行，还要重点打击淫秽色情违法犯罪组织者、操纵者。 南方周末：有些“小姐”从事色情服务，看起来是主动的。 杨东：不是看她每次行为被动或主动。她的整个工作、行为方式，是在组织控制之下进行的。按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没有哪个小女孩一开始就自愿地从事色情工作，都是被强迫的。 虽然我国法律不保护色情工作权益，但“小姐”也存在被剥削问题。 南方周末：中国国情特殊，具体哪些可以与国际接轨？ 陈士渠：第一，我国刑法规定，拐卖妇女儿童须“以出卖为目的”，而国际的说法是“以剥削为目的”。“以出卖为目的”导致的问题是，有的人贩子把女孩骗来卖给色情场所收的钱很少，只有几百块钱，难以认定以出卖为目的，但影响打击力度。我国用“剥削”也不是很合适，建议修改为“以牟利为目的”。 第二，儿童的范围问题，各国界定也不一致。国际公约认为18岁以下都算儿童，而我国认为14岁以下是儿童。结合中国实际，我们建议提高到16岁。 第三，对强迫劳动，要加大打击力度。强迫劳动也都是诱拐行为，骗他们说去找工作，然后就强迫劳动，特别是很多强迫劳动还伴随有非法拘禁、伤害等犯罪，危害严重。 南方周末：类似“黑砖窑事件”的这类强迫劳动行为，是否会被纳入拐卖的范围中？ 陈士渠：目前我国有个“强迫职工劳动罪”，但被强迫劳动的人被认定为职工是有困难的。所以刑法应调整为强迫劳动罪，同时提高法定刑。对于强迫劳动，公安机关要主动发现线索，按照强迫劳动、非法拘禁等立案侦查数罪并罚，严厉打击，决不允许它存在。 大家要多沟通，目标是一致的 9月27日，公安部发布第三批A级通缉令，截至现在，10人中已8人归案，其中1人畏罪自杀。去年4月和6月，公安部发布两批通缉令，20人中已有19人归案。 全国DNA数据库去年建成，各地已建立了262个DNA实验室，实现全国联网，直接比中857名被拐儿童。 2009年10月，公安部推出“宝贝寻家”计划，在网上公布60名被解救孩子的照片，至今，已有7个孩子找到了亲生父母。 南方周末：A级通缉令是怎么确定名单的？是不是发得越多越好？ 杨东：主要从在逃人员中，选罪大恶极的人，发动全国抓他。效果非常好，既震慑犯罪，又增强群众信心。 通缉令人数不宜过多，否则大家记不住，登少了，又不足以震慑。在“严打整治”阶段集中发布，一批十个，平时是一个个发。 南方周末：现在的破案率大概是多少？ 杨东：原来破案率应该很低。这几年，公安机关人员素质和财力经济状况都大为改善，特别是科技手段和信息化手段得到运用。 许多失踪、被拐儿童父母都跟办案民警非常熟了，甚至成为哥们。民警一方面要让他们看到公安机关的努力，另一方面对他们进行疏导，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开展工作。 南方周末：公安部的“宝贝寻家”计划，当时社会反响也很好。 杨东：上次社会和家长的期望值很高，但我们感觉效果不太理想。比如小孩的变化太大了，根本认不出来。鉴于隐私问题，找到孩子后，我们就把照片撤下来了。 南方周末：民间有一个网站叫“宝贝回家”，影响很大。 杨东：大概有两三千万会员了。有家长和志愿者，在全国各地帮助寻找失踪被拐儿童。他们建议在网上建一个官方寻人库，我们还正在研究。官方办事复杂，考虑多。首先，失踪的概念弄不清楚，是否所有失踪人员都放上去。我们也发现，丢孩子的多了，里边有多少是被拐的说不清楚，你要是都放上去，那就太多了。另外，哪个部门来做也挺麻烦。这些都需要经过调研和设计。 南方周末：你们与民间寻亲人士有怎样的联系？ 杨东：去年我们和家长、志愿者开了三次座谈会，准备年底前再座谈一次，让他们讲讲基层公安机关侦查破案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和不足，给我们提一些建议。有些措施像怎么立案、采血，都是根据他们的意见来推进的。 我们原来有些担心，后来发现群众情绪其实不那么激烈，有的家长表态很好，原来闹事的了解到中央对打拐的重视，公安机关的努力，非常配合。不倾听群众的需求，就没办法改进工作。几次座谈会的效果挺好，连濮存昕也以群众代表身份来了。 南方周末：我注意到了曾有家长采用游行等过激手段。 杨东：得理解，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就好。 大家要多沟通，目标都是一致的。我理解家长的本意。原来存在没人管，不好好管的问题，要求政府管。现在他要扩大影响，让大家帮他找。 南方周末：他们也在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寻亲人。 杨东：我们还经常发现有犯罪分子利用这个骗家长的，你们家孩子在哪，拿点钱来我告诉你。我们现在要求办案民警去跟他谈，帮助甄别。 南方周末：现在要是有人直接找公安部打拐办，会不会被转到信访办去？ 杨东：我们首先是找省里，层层往下追，如果不那么紧急，可作为公安部打拐办督查线索，以正式文件发下去。各地刑侦总队长是第一责任人。他们要找群众了解情况，没立案的立案，没采血的采血，还要向公安部汇报处理情况。 后来我们觉得这种监督周转慢，就考虑在公安部和省级刑侦部门向社会公布打拐举报电话。一是方便群众举报拐卖犯罪，二是监督基层公安机关。现在有网上举报，可我们考虑有些群众不一定上网，还是打电话方便。 卖自己的孩子也要处理 今年3月15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针对打拐的立案、定罪量刑等问题，作出司法解释。 南方周末：我看网上的留言，许多人抱怨目前司法对买方市场的打击不力。 杨东：这次司法解释对打击买主问题，比刑法讲得更清楚，明确对收买被卖妇女儿童的，根据情形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论处。 原来的法律规定，要是没有虐待，不阻挠解救的，可以不追究。两方面都有道理：从买孩子的人来看，他确实是一种违法行为，但他是为了收养，不是要害孩子。 现在解救时，尽量不把两家对立起来，孩子要大了就听孩子的意见。有的就留在养父母家，不一定非得回来。所以打拐工作要做得很细致，不能因为解救孩子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南方周末：拐卖犯罪具有地域性特点，你们对某些地区是否有特别的要求？ 杨东：我们有一个“重点地区”的布置。比如拐卖儿童来看，卖出地主要是西南，买入地多在东部沿海，但也包括北方农村地区，不完全是跟经济发达有关，可能还是传统思想问题。 南方周末：现在有些亲生父母卖自己的孩子，在某些地方还形成风气，这种情况多不多？ 杨东：自生自卖现在不是太多，只是局部问题，因贫困造成的。从去年开始，几个地方也都专门做了部署。 南方周末：这种案子怎么处理呢？父母也算人贩子吗？ 杨东：那按法律也要处理。人是不能拿来买卖的。 http://nf.nfdaily.cn/nfzm/content/2010-11/05/content_17328789.htm | 
匿名
发表于 2010-11-8 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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