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岷县千人乞讨真相 政府扶贫资金遭层层截留

救助难题

对于岷县民政局副局长张玉茂说，把26位乞讨者送回家他也并没有感到轻松，“经常是我们前脚走，他们后脚又出去了。”

为了找这些乞讨者回家，当地政府为此花去了1万多元钱。“这些钱可以救助多少贫困户呀。”张玉茂无奈地说。

岷县系国家级贫困县，其2003年财政收入为5141万元。据介绍，岷县人均年收入在625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有22039人，“贫困面太大，而救济款只能是杯水车薪。”

据了解，甘肃省从2001年开始实施了“整村推进”扶贫项目，实施效果相当显著，但每年拨给岷县的扶贫资金只有700万元，按每个村耗资70万元计，每年岷县仅有10个村能实现脱贫，而目前岷县有238个贫困村，要使这些贫困村全部脱贫，需要20多年时间。

“现在银行出于贷款风险，也是‘嫌贫爱富’，以前农行实施‘千家万户扶持’的扶贫计划，累计向岷县放贷两个亿，但现在农行扶持政策减弱，改为‘向龙头企业倾斜’，使大部分有脱贫致富愿望的农民贷不到钱。”岷县扶贫办杜主任说，“资金总量严重不足已成为农民脱贫的最大制约因素。”

主管农村工作的岷县副县长祁雪峰分析说，目前岷县农村的特困户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因灾，二是家庭成员的智力存在缺陷，三是家里有重病号的，“因灾返贫是短期的，通过一定的救助可以解决问题，但其他两种情况却是长期存在的，一味地给予救助也不是办法，需要从政策上扶持。”

据介绍，目前在岷县个别乡镇进行的农村合作医疗，的确给农民看病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在一些大病的治疗上还是显得力不从心，“目前农村有好多人因为得了大病而使整个家庭返贫，要不就放弃治疗。”

祁雪峰称，对于几个自然条件非常恶劣不适合人居住的村子，他们曾和新疆奎屯、甘肃玉门等地联系外迁移民，但好多人在外迁不久后又回来了，“一部分人因为与当地人不太融洽，还有一部分人则因故土难离。”

但让岷县的地方官员感到头疼的并不仅仅是这些，“现在一些乡镇的外出乞讨成了风气，他们觉得相比打工来说，乞讨更轻松而且挣得更多，人的尊严在一点点丧失。”

更让他们感到忧虑的是，为了乞讨方便，这些外出乞讨的大人都带着孩子。中寨镇小寨办事处2004年5月的一份统计显示，在外出乞讨的490人当中，有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104人，“这些孩子从小就不得不学会屈辱地面对生活，给孩子们心灵上造成的贫困才是最难消除的。”

扶贫资金的“沙漏”

据有关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计投资千亿元人民币，解决了两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成绩世所罕见。但是，中国贫困人口的脱贫速度在近年来开始减缓，2003年中国贫困人口甚至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少量反弹，增加了80万人。

“贫困人口的反弹，不仅仅是由于自然灾害和非典的影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石英分析说，“中国扶贫工作到了真正的攻坚阶段，为扶贫工作建设一套行之有效的刚性制度开始显得紧迫和重要。”

“中国扶贫的力度是够大的，但政府扶贫的成本和效益之比是不高的。”石英认为。

石英将中国扶贫效率低下的原因归结于行政成本太大和扶贫资金的“沙漏”，“为了扶贫设了好多部门，结果把好多用来扶贫的资金消耗掉。而一些地方又因为缺少必要的监督和管理，致使好多扶贫资金像沙子一样慢慢漏掉。”

据分析，扶贫资金“沙漏”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被某些基层政府截留，用于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不久前，厦门市通过审计发现，两笔共300多万的扶贫款到了项目上，就缩水了70多万，其去处就是市、区、镇三级单位的违规提取。

二是被贪污和挪用。广东省原扶贫经济开发总公司总经理薛长春涉嫌侵吞公款3000万，其中大部分是扶贫专用款。还有媒体此前披露的青海省民和县北山乡用扶贫款购买越野汽车，陕西某县政府挪用扶贫款盖政府办公楼等。

三是扶贫款流向政绩工程。在目前中国农村，有一些扶贫工程其实是中看不中用的形象工程。

“要想克服政府扶贫的一些弊病，目前最主要的是要进一步开发民间组织的职能。”石英说。

石英同时还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一定优惠，调动社会力量扶贫的积极性，“不是中国富人不愿意行善，而是政府缺少政策上的鼓励。对善款管理的漏洞和不透明也影响了富人行善的良好意愿   

本文来源：http://view.news.qq.com/a/20110215/000013.htm

只有改变贫穷，才能改变现状。社会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