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小太阳》------长篇报告文学

作者：王灵书

前 言

这是一个关于我们这个星球命运的重大课题。
　　从目前全世界人口出生趋势预测，到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儿童出生率将达到峰值，随后开始下降。因此，本世纪九十年代儿童将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代。人类未来的命运如何，主动权操在他们手中。
　　然而，未来的一代要由我们这一代入来哺育。因此，在如何对待保护这“最庞大的一代”的生存、发育、教育和权利等一系列问题上，当代人对此负有比对当前所有重大问题都更加神圣的历史责任。
　　二十世纪已经进入了最后十年，世界正面临着一个独特的选择。这种选择不仅关系到今天的安宁与幸福，而且直接影响到人类未来的前途与命运。
　　于是，一个崭新的道德观——“儿童至上”在全球开始流行起来。
　　这一道德观的含义是：将关心和保护儿童唯一能获得正常发育的机会列为重点，在资源分配时，儿童的基本需求应该得到高度优先。它要求的不是那种可能被其它突然出现的紧急优先所取代的承诺，而是那种在风云变幻的国际事务中永不动摇的兑现。
　　这一道德观还要求：儿童应该是人类一切成就的第一个受益者，也应该是人类失败的最末一个蒙难人。
　　这一道德观念认为：“人们正是通过一个社会怎样保护和照顾其儿童，来衡量其文明，检验其人道，创造其未来的。”
　《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指出：“世界上的儿童是纯洁、脆弱、需要依靠的。他们还充满好奇，充满生气，充满希望。儿童时代应该是欢乐、和平、游戏、学习和生长的时代。他们的未来应该在和谐和合作之中形成。他们应该在开拓视野、增长新的经验的过程中长大成人。
　　“但是，对许多儿童来说，童年的现实却与此完全不同。”
　　因此，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楼里曾向全世界发出这样的紧急呼吁：
　　“让每个儿童有更好的未来。”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看不见的魔爪
　　马路上的幽灵……………………………………
　　祸降家门口………………………………………
　　登堂入室的魔影…………………………………
　　公安局门前“玩火”……………………………
　　这孩子，本想拴住………………………………

　　　　 第二章 家庭灾难
　　可怕的梦………………-………………………
　　情况万分紧急……………………………………
　　希望失望变奏曲…………………………………
　　“智慧”与“代价”……………………………
　　问罢苍生乞鬼神…………………………………
　　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心……………………………

　　　　第三章 蒙难天使
　　一个男孩与三瓶罐头……………………………
　　虎子的遭遇………………………………………
　　小刘磊的悲剧……………………………………
　　野外血案、命案…………………………………
　　“逍遥津”的小女孩……………………………
　　宁城两姐妹………………………………………
　　“三朵金花”落难记……………………………
　　从“小天鹅”到“丑小鸭”……………………

　　　　　第四章 两极世界
　　神秘的电话………………………………………
　　化名电报匿名信…………………………………
　　不速之客上门来…………………………………
　　亦知患难亦知情…………………………………
　　相逢何必曾相识…………………………………
　　远方遥寄颗颗心…………………………………

　　　　 　第五章 寻找保护神
　　无可奈何的呼唤………………………………
　　跪在人民公仆”前……………………………
　　寻找“爱子联合会”……………………………
　　法律怎么啦?……………………………………
　　该谁保护儿童?…………………………………
　　“打拐会”与“打拐办”……………………
　　上访“效应”……………………………………

　　　　第六章 骚动的土地
　　买方市场扫描………………………………
　　这里不“疲软”………………………………
　　对话扬子江……………………………………
　　如此“带头人”………………………………
　　贩婴“专业村”………………………………
　　千金买来男变女………………………………
　　提心吊胆的日子………………………………
　　一个买主的哭诉………………………………
　　谁来回答刘日提出的问题……………………

　　　　第七章 没有硝烟的战场
　　胆战心惊的报信人……………………………
　　深夜出奇兵……………………………………
　　盾牌之血………………………………………
　　“战场”外的难题……………………………
　　难关万道真如铁………………………………

　　　　 　第八章 魔 鬼
　　“大兵团”、“游击队”、“个体户”……
　　“亲如一家”的房客…………………………
　　“自玫瑰”……………………………………
　　“二阎王”……………………………………
　　大墙内的采访…………………………………

　　　第九章 “地球村”的忧患
　　国际儿童黑市…………………………………
　　欧美：世界儿童买方市场……………………
　　“命运夜总会”里的失踪少女………………
　　无力反抗的灾难………………………………
　　比拐卖更凶残的罪恶…………………………
　　人类——一个命运共同体……………………

　　　　第十章 为了人类的未来
　　人类史上最大的全球首脑会议………………
　　中国，庄严的时刻……………………………
　　儿童时代到来了吗?……………………………

第一章 看不见的魔爪
　
　　谁也说不清这确切的日期。谁也说不清那个黑色的日子是从中国这地大物博的土地上哪一个坐标点上开始的。从那一天起，人们生活的空间里游荡着伪装了的魔鬼，他们在财欲的驱使下，不时将魔爪伸向一个又一个纯洁、天真、无邪的儿童，给成千上万个家庭带来灾难。

　　　　　　　　　　　　　　　　　马路上的幽灵
　　
　　 恐怖故事之一
　　
　　有一首民歌这样唱道：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花园里花朵真鲜艳，
　　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
　　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

　　如果祖国是座大花园，那么我们的每一所学校都是小花坛，通往学校的每一条大道和小路，春夏秋冬都开满“鲜花”。可是谁曾想到，就在这洒满阳光、盛开鲜花的大道小路上，竟也成了神出鬼没的魔鬼的肆虐之地。
　　漂亮的林洁快要长成大姑娘了。这孩子发育早，年仅十一岁，身高一米六O。上五年级，西安市酒金桥小学三好学生，班里的学习组长，还是该校鼓号队的指挥呢。
　　一九九O年十月十一日早七时许，至今仍跟妈妈睡觉的林洁照例麻利地起了床，洗过脸，梳好了两根乌黑的小辫，系好红领巾，背起书包说：“妈妈，给我三毛钱。”孩子没吃早饭，她计划到学校附近的自由市场吃早点。“三毛钱哪够吃?”妈妈心疼地说。“我兜里还有两毛呢。”这孩子从不乱花钱。
　　约七时半，林洁习惯地举起右手同爸爸妈妈再见之后，哼着《世上只有妈妈好》上学去了。
当天中午，林立夫妇眼看着一个又一个学生都放学回家了，惟独不见女儿林洁回来。一直等到十二点半，林立两口子沉不住气了，他们分头到同学家和学校去找。老师和同学都说：“林洁今天就没有上过学校。”听到这消息，他们的心就像一个四周都用力的麻线团，一下子抽紧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如炸开了的烟雾弹，顿时包围了他们。不过此时灰蒙蒙的心底仍有一线希望的亮光，他们都盼望对方能带回女儿或者起码是得知她确切去向的好消息。当这对焦急万分的夫妻在学校附近的马路上碰面，并几乎是同时向对方道出最不幸的结果时，林立的脸顿时变成了一张白纸，他不由自主地跺了一下脚说：“坏了，让坏人拐走了!!”妻子张西凤当时就瘫在了地上，像一团稀泥。林立什么也顾不上了，拉起妻子跌跌撞撞跑到派出所报了案。
　　悲剧发生的前一天是星期三，下午不上学。中午吃饭时，林洁对父母说：“爸爸妈妈，今晚带我看个电影好吗?同学们都说有个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特好。“行，那你下午抓紧时间把作业做完，咱们一家晚上看电影去。”林立痛快地答应了。
　　电影是晚上九时的，是林洁盼望的《妈妈再爱我一次》，在西安“和平电影院”(好吉祥的名字啊！)。他们一家三口也同在场的其他观众一样，是流着泪看完这个令人心碎的影片的。当小宝哭喊着找妈妈时，林洁紧紧地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哭着说：“妈妈，没妈的孩子多可怜啊!我什么时候也不离开你。”张西凤哽咽着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紧紧地搂着这个胆小的连猫都怕的乖女儿。
　　回家的路上，林洁就开始唱那支歌了：“世上只有妈妈好……”
　　林洁神秘地失踪了，距看完那场电影还不到九小时。
　　张西凤哭喊着：“林洁，我的好女儿，你到哪里去了?你不是不想离开妈妈吗?怎么这么快就离开了?林洁，我的好女儿，你走时来得及吃早点了吗……
　　从林洁家到学校步行只有七分钟的路，十月份，早晨七时半天已大亮，人来人往，这么大的一个姑娘怎么就这样失踪了?
　　做好的午饭还在那里放着，冒着热气，林洁的老师同学赶来了，林立夫妇的同事、邻居赶来了，他们七嘴八舌地分析情况，出主意想办法，也安慰这对不幸的夫妇，眼里都噙满了泪水。

　　
　　 成阳市泾阳县北流村刘金再的儿子陈波是在学校门口丢失的。
　　这小子长得既漂亮又结实，胖乎乎的脸蛋，红红的脸腮，像熟透了的红苹果。那神气又淘气的样儿，有点像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嘎小子。
　　孩子都六岁了，刚上学不到半年。学校离他家只有三百米。三百米呀，喊一声都可听到的。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早晨六时二十五分，刘金再至今清清楚楚地记着这个时刻，陈波背上书包离开家上学去了。孩子到得早，学校大门还没开，这些孩子就在外边逗着、闹着、等着。六时三十分的时候，还有同学看见小陈波在学校大门口站着。
　　可中午放学后，别的孩子都回家了，唯独不见小陈波归来，刘金再同她丈夫到学校去找，他们以为孩子淘气或没做完作业，让老师给留下了。可到学校一问，老师说：“你孩子今天上午就没来上课。”这夫妇俩又去问小陈波已回到家的同学，同学也都说：“早晨上学时在学校大门口看见他了，但上课时没见他，我们还以为他逃学了。”
　　“小陈波丢了!小陈波被拐走了!”刘金再哭喊着，当时就昏倒在地上……
林洁、陈波在上学路上丢失的消息传开了，恐怖的阴影笼罩了附近所有学生的家庭，家家上学时送，放学时接，学校大门口黑鸦鸦的，人们生怕自己的孩子会突然失踪。

　　　祸降家门口
　　
　　恐怖故事之二
　　
　　这是一幅关于我的童年的油画。
　　太阳西坠，就要沉到那黑魆魆的犬牙交错的山下面去了。晚霞烧红了半边天，那一块块燃烧着的云就像一群奔腾的骏马。我拉着妈妈的衣角，指着西边的天空：“妈妈，马马，我要去看马马。”其实，我也是想到大门外边玩一会儿。妈妈对我讲，“到大门外玩一会儿可以，但你可不要跑远了，跑远了，碰上‘老拐’(旧社会专门拐卖残害儿童的人贩子)会把你拐跑的。”
　　我很乖，很听妈妈的话，就在大门外玩。在妈妈的印象中，在我的心目中，自己家的大门口是块安全宝地。
　　可是，现在这块安全宝地也变得不安全了。
　　阳历三月，尽管严冬留下的冰雪已经融化，但在吉林省辽源市，仍是春寒料峭，冷风袭人。聪明可爱的小宏哲六岁了，他头一天随爸爸妈妈来奶奶家吃完晚饭后，就舍不得离去。爸爸妈妈都同意他住下来，这可把小宏哲乐坏了。他一会儿搂着爷爷亲亲，一会儿又倒在奶奶怀里撒娇。奶奶对他说：“宏哲，给咱们背首诗吧!”小宏哲背得清脆而流畅，还带着几分感情呢！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宏哲还给奶奶写下了他自己会的字：人、马、牛、羊、走……
　　奶奶夸奖他：“宏哲真聪明。”达时，小宏哲突然搂着奶奶的脖子说：“奶奶，您身体不好，是个老可怜，等我长大挣钱给您买好药，买许多好吃的。”
奶奶听了，眼睛湿润了，她在孙子的脸蛋上亲了一口，拍着他的头说：。宏哲可是奶奶的心肝刍
贝啊!”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小宏哲在家里玩腻了，他对奶奶说：“奶奶，叔叔家的哥哥快放学回来了我下楼去等他。”
　“那你可不要乱跑，不要到远处去玩。”奶奶叮嘱了一番，眼盯着小宏哲走出房门，下楼去了。
　　快到中午了，奶奶做好了孙子爱吃的饭菜等他回来。从学校放学的大孙子独自走进家门。奶奶问：“宏哲哪儿去了?”没看见呀!”大孙子回答。“他到楼下等你去了，你没看见吗?”奶奶顾不得听大孙子的回答，一边说着一边就往楼下跑。她到楼下，前后左右转了个圈，也看不见小宏哲，楼前楼后喊半天，也没听见孩子答应。
　　会不会到他妈妈单位?会不会到姥姥家?也许是回自己家去了。奶奶、爷爷及全家人分析猜测着。可是，这些地方都去过了，都没有小宏哲。这时，他们才意识到情况不妙，撒开人四处寻找，还是不见小宏哲的身影。
　　孩子神秘地失踪了，奶奶捶胸顿足，嚎啕大哭，全家人痛不欲生。
一九九。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时许，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中学教师沈长如一家刚吃过午饭不久，妻子颜秀凤到邻居家办事去了，沈长如在屋里看电视。三岁的女儿沈晨正坐在院里看她喜爱的小人书《好宝宝》和《贝贝的书》。
　　过了一会儿，晨晨说：“爸爸，我找妈妈去。”沈长如点了点头，门里门外、房前屋后都是孩子经常玩的地方，就放心地让她去了。沈晨晨拿着小人书高高兴兴地出了院门。约二十分钟后，颜秀凤回来了，一进家发现孩子不在，便问：“晨晨呢?”沈长如睁大双眼：“不是找你去了?!”“没有呀!”他们心里一阵紧张。
　　“晨晨!晨晨!”令人心悸的呼唤声惊醒了午睡的人们，亲邻朋友哄然而出，四处寻找。大街小巷、交通要道、公园商店、医院、体育场……整个市区找遍了，也没看到小晨晨的踪影……

　　太阳像一个大火球。
　　古都西安在热浪中挣扎。莲湖区东桃园村农民陈忠吃过午饭躺在床上睡了不大一会儿，就被热醒了。他擦了擦身上的汗就径直走进厨房，想吃几块西瓜消消暑。他一边捞泡在水桶中的西瓜，一边叫八岁的儿子陈佳，让他也过来吃瓜。
　　陈佳到厨房一看，西瓜刚捞出来，还没切，就又到楼下玩去了。陈忠叮嘱他：“玩一会儿，马上回来。”儿子答应了。
　　这时候，陈忠把刚捞出来的西瓜用干布擦了一下，然后摆到菜板上切成块。前后时间大约有三分钟。等西瓜切好陈忠到楼下找儿子时，孩子竟不见了。
　　 开始，陈忠还以为儿子跟他玩捉迷藏呢，可后来楼前楼后，左邻右舍找遍了，也刁流陈佳。直到这时，大热天出了一身冷汗的陈忠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陈忠一家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给他们带来灾难的痛苦时刻： 一九九0年八月七日中午。
　　
　　笔者所知，在自己家门口丢失的孩子还有许多。例如：
　　安徽省淮南市洛河发电厂工人宋廉两岁之子宋杨；
　　江苏省淮阴市个体户大吴两岁的女儿莉莉；
　　浙江省绍兴市胜利路二十九号居民鲍世琪不满三岁的外孙女傅玉佳；
　　陕西省蓝田县城东杨村农民王瑞强五岁的儿子王道；
　　成阳市西宁街八十三号张兆年五岁的孙子张柯；
　　宝鸡市卫校杨建玺四岁的儿子杨杨；
　　西安市雁塔区山门口印刷厂贾三民五岁的儿子贾平娃；
　　西安市北关龙首村陈后荣和李麦琴四岁的儿子陈晋；
　　西安市西郊北窖头煤店刘聪聪三岁的儿子张龙；
　　陕西省永寿县服务楼旅社徐杰五岁的儿子徐海龙。
　　这些看上去像通信录一样的地址、名单，读起来有点枯燥，可是你可知道，这一个名单就是一串讲不完的撕心裂肺的悲惨故事啊！

　登堂入室的魔影
　　
　　恐怖故事之三
　　
　　田启申夫妇多么想有个孩子啊!他们看见别的夫妇结婚不久，就抱上了儿女，羡慕得心里直痒痒。有什么办法呢，田启申的妻子患心脏病，医生讲不能生育，否则是要丢命的。他俩整天为此长吁短叹，心里堵得满满的。
　　后来，经别人介绍，他们抱养了个男婴。孩子刚刚半岁，长得活泼可爱。这下可治了启申夫妇的心病，可有儿子为田家传宗接代了，夫妇俩高兴得合不上嘴。
　　一天上午，启申下地千活去了，妻子在家看孩子。她给儿子喂罢奶，又逗他玩了一会儿，孩子不知不觉睡着了，启申的妻子转身上了大门外的厕所。 大门、二门都没关，大热的天，关门干什么!上个厕所几分钟就回来了，能丢了什么？启申的妻子离家时就是这么想的。
　　谁知她想错了。等她从厕所回到家，前后不到十分钟，床上的儿子不见了。她当时就吓傻了，一边哭一边骂自己，打自己的脸，“你怎那么糊涂呀?你为什么不锁门?难道我命中注定不该有儿子吗?我的老天呀!启申回来我可怎么跟他交待呀，我的老天呀!”

　　唐明福是四川达县农民，家住渠县土溪乡天府村。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日夜，忙碌了一天的唐明福夫妇进入了梦乡，刚出生六个月的儿子就睡在他们身旁。
　　半夜时分，熟睡中的唐明福夫妇突然觉得面部和眼睛火辣辣的疼，他们被惊醒了、，用手一摸，满脸、满头都是石灰粉。他们顿时意识到是有贼行窃，唐明福厉声大喊：“谁?什么人?”没有人答应，只听到通的一声，有人跳窗而出。他俩的眼睛怎么也睁不开，像火烤针扎般疼痛。唐明福妻子的第一反应是儿子，当她摸到儿子睡的位置时，发现孩子不见了，只剩下了一个小枕头。

　　顾怀义那个后悔，他千不该万不该这辈子当木工，千不该万不该到外地去做木工，离开贵州省织金县白泥坡村他那个家。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
　　顾怀义家的日历翻到了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八日。闹钟的时针指向一时。顾怀义外出做木工不在家。妻子李友芬正在熟睡。六岁的女儿及四岁的儿子顾海军分别睡在她的两边，十一个月的小儿子顾红军睡在她的怀里。
　　咣铛！随着一声巨大的响动，门被踹开了。李友芬从梦中惊醒，女儿和大儿子也惊醒了，被吓得连哭带叫，直往母亲的怀里钻。
　　黑暗中，借着淡淡星光，李友芬发现四个蒙面歹徒破门而入，手提火管枪、宝剑、匕首等凶器，上去强抢顾家的两个男孩。李友芬奋力抗争，她哪里是对手，嘭的一声，她的四颗门牙被凶器打落到嘴里，顿时血流如注，痛得昏了过去。
　　歹徒用铁丝将李友芬捆在床上，又用卫生纸堵住她的嘴。然后，抱起她的两个儿子逃之夭夭。

公安局门前“玩火"
　　
　　恐怖故事之四
　　
　　西安市西大街，金铃酒店。
　　这个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酒店现在在全国也小有名气了。这并不是因为这个小酒店有什么名酒名菜、风味小吃，而是因为在这个小店内丢失了一个两岁零九个月的小男孩——毛寅。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七日下午下班后，在西安市新华书店工作的毛振平把他的儿子毛寅从幼儿园接出来，先把孩子带回家换了身衣服，就又抱着出了门。他妻子李静芝出差不在家，孩子只能由他随身带着。
　　毛振平先抱孩子去了西大街一家商店，想帮别人租赁一个柜台，同有关人员谈了约十分钟。从商店出来后，便抱着儿子来到了距商店不远的金铃酒店。这是他与人共同承包的，他想了解一下当天的经营情况。
　　小毛寅被放在了店内，当时店内还有几位顾客正在吃饭。儿子要喝水，毛振平便倒了一杯开水，因水温太高，他便走到做菜的师傅那里要了一只空杯，用两只杯相互倒着凉起开水来，这时他背对着正在酒店内自由玩耍的孩子，同时询问着一天来的营业情况。
大约两分钟时间，当开水不那么烫手时，他转过身来想给儿子喝，可令他吃惊的是，儿子不见了。他问在场吃饭的几位，都说没注意。这时，毛振平发现门留了一条小缝，开始，他以为儿子自己开门出去玩了。等他推开门左右一看，小毛寅已不知去向。他慌了，立即喊店内的师傅出来，沿西大街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呼唤搜索，但一切无济于事。
　　毛振平骂道：“这他妈的人贩子生了铁胆了，酒店斜对面就是西安市公安局呀!!”
　　　　　　　　　　
　　　　　　　　　　　　　　　　这孩子，本想拴住……
　　
　　 恐怖故事之五
　　
　 　全欣欣，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差一个月就两周岁了。她是这个家庭真正的小太阳，活宝贝。她妈妈冯秀华刚怀上她不久，孩子的奶奶才四十七岁，就提前三年退休了，为了照顾儿媳妇，更为了即将来到人间、给这个家庭带来无限欢乐、温馨的下一代人做好一切准备。
　　这孩子是匆匆忙忙来到这个世界的。冯秀华比预产期提前半个月住院，刚到病房一周，她就开始肚子疼了，同时患了高危症。正常胎儿心律每分钟一百五十次左右，可她腹内这个小宝贝只有九十次，自然生等不及了，医生就给冯秀华做了剖腹手术。孩子平安出世了，被痛苦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冯秀华脸上绽开了笑容。她给女儿取了个名字：欣，取欣欣向荣的意思。她希望女儿将来前程似锦，也希望这个家庭更加欣欣向荣。 ．
　　冯秀华是安徽省马鞍山钢铁公司建设公司工人，她担任施工队的保管员，在别人上班前先得提前去，别人下班后才能离开，而且因施工地点老变，她的上班位置也常换，经常距家很远很远。她休了十个月产假后，因照顾孩子不便，就将女儿放在奶奶家。
　　奶奶疼孙女更如心肝宝贝一般。全欣欣的奶奶叫杨梅英，上海人，有着上海人的讲究和精明。别人家的孩子母乳不够吃牛奶，杨梅英觉得吃牛奶上火，除让孩子吃母乳外，她给欣欣喝豆浆。买来的豆浆她嫌不新鲜，又怕掺水太多，就花二十多元专为欣欣买了个青石小磨，天天自己磨豆浆。黄豆是自由市场上质量最好的。其它各种各样的营养品，只要市场上能买到的，她家全有，都是给小欣欣的。
　　不觉，全欣欣差几个月就两岁了。这孩子长得漂亮又活泼，还特别善解人意。奶奶想扫地，她就抢着去拿笤帚。一边抢，还一边说：“欣欣，欣欣。”那意思是她要帮奶奶扫。奶奶不给，她也不像别的孩子那样，达不到目的就哭闹。欣欣失去了扫地的机会就去拿簸箕，她不知何时从大人的生活中得出这样的知识，反正扫到一起的垃圾是要用簸箕收起来扔到外面的。
　　小欣欣的爷爷叫全景常。他是马鞍山十七冶华丰公司副经理，马鞍山市雨山区政协副主席，高级工程师。他也如老伴杨梅英一样疼爱小孙女。欣欣也整天爷爷长、爷爷短地围着他转。有一次，全景常去上班，站在门口想换鞋，欣欣看见了，就去把他爷爷穿的皮鞋拿过来放在他面前。全景常表扬了欣欣，这时候，他发现皮鞋脏了，刚表现出想用翩予刷几下的愿望，欣欣就去把鞋油鞋刷找来。她还不让爷爷刷，直到她用小手蹲在地上把两只鞋都擦干净才同爷爷道“再见”。再见时，还抱着爷爷的头吻一下。等到爷爷快下班时，欣欣就拉着奶奶下楼等，迎接他“胜利”归来。
　　就是这样一位聪明、伶俐的小姑娘，就是这样一位她离不开全家、全家离不开她的善解人意的“小大人”却丢了。时间：一九九一年三月七日十二时零四分；地点：南京火车站母子候车室。丢失时，这孩子差二十八天满两周岁。
　　悲剧是这么发生的。
　　欣欣的妈妈冯秀华是黑龙江伊春市人。她在一九八五年结婚时回家看望过一次父母，后来一直没机会回去。一九九0年十二月份，冯秀华妈妈来了封信，说她身体不好，希望女儿能回去看望一下。冯秀华想，要回去就把女儿欣欣也一块带回去，让姥姥一家看看这个可爱的小外孙女。可当时黑龙江太冷，怕孩子受不了，就同两头家人说定，等天气稍暖和点再回去。
　　一九九一年三月，春天早早来到了马鞍山。冯秀华思乡心切，思母心切，筹划着带欣欣回伊春探恭。开始，杨梅英不同意儿媳把孙女也一块儿带去。她不放心，总觉得路途遥远，怕有个闪失。在全家商量带不带孩子、怎么带孩子的问题上，她提了三个建议。一是最好不带，孩子太小，稍大点了再说。可包括杨梅英在内的全家也都感觉这样做不太合适，因为姥姥还没见过欣欣的面呢l她也是很想念自己的外孙女的。
　　接着杨梅英又提出：“一定要带孩子去，那么我也同她娘俩一块儿去。”全景常不同意，哪有媳妇回娘家带孩子又带婆婆的。
　　杨梅英还是不放心。她对老伴说：“那你从单位要辆小车，我把她们娘俩送到南京火车站。”全景常还是没同意，他觉得私事用公车不合适。
　　最后全家决定，冯秀华带欣欣搭乘他们单位组织女工过“三八”节游中山陵的大客车走。社会治安不好的情况他们也知道，妇女儿童被拐卖的不幸消息他们也时有所闻，为了冯秀华母女俩绝对安全，他们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由全海涛将妻子和女儿送到南京，送上火车。冯秀华又给在哈尔滨林业大学读书的妹妹拍了封电报，让她按约定时间在哈尔滨火车站接，并帮助她们转乘开往伊春的火车。
　　就这样，全景常和妻子杨梅英还是不放心。他们把儿媳和孙女一直送到车上。临行时，杨梅英对冯秀华说：“你上了火车，找到自己的卧铺后，就把欣欣的鞋给脱掉，以免她到处乱跑。”全景常从口袋里拿出了两米长的松紧带，这是他刚从商店买来的。他对儿媳说：“光脱鞋不行，你再用这松紧带拴住欣欣的腰，将另一头系在卧铺的腿上。”他们感觉，这样的防范措施是万无一失了。
　　车即将开了，欣欣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同爷爷奶奶握了手，并吻了他们。车徐徐开动了，欣欣还将小手伸到窗外上下摇晃着说：“再见，爷爷奶奶放心吧!”全景常老两口眼睛湿润了，自从孩子生下就没离开过他们，这下要走一个月，一个月啊!他们觉得时间会过得很慢很慢，他们真舍不得这孩子离开一步。
　　车开动之后，全欣欣就在妈妈怀里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了，因为当时马鞍山电台“每周一歌”节目里天天播这首歌，欣欣不知不觉学会了。她唱了一会儿，可能是累了，就在妈妈怀里睡着了，一直到南京下车时才醒。
　　到火车站是九时半，全海涛把妻子和女儿径直送到母子候车室。当时正赶上一年一度的春节运输尾巴，车站人很多，他们不敢转，怕把孩子挤丢了。
　　到候车室后，他们找了个空座坐下，全海涛就去买站台票。欣欣一直由妈妈抱着讲故事，目的是哄住她，别乱跑。讲了一阵，孩子有点累了，就要下地玩。她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个玩具柜，里边摆着小熊猫等动物玩具，非要到那里去看看。冯秀华没办法，抱着孩子去看了一会儿，就又回到了原来的座位上。这时，紧靠冯秀华坐着一男一女，那女子问：“几点了?”冯秀华抬起手看了看表答：“十一点过一点儿。”这时，冯秀华就又给欣欣讲故事。
　　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发点是一点零二分。刚过十二点，全海涛匆匆回来了，他一脸焦急，喘着气对妻子说：“不卖站台票!”冯秀华问：“为什么?”“春运期间一律不卖。”全海涛对妻子解释道。“这可怎么领孩子上车呀!”他俩不约而同地说，都在为临时遇上的这个难题发愁。
　　两口子就说了这么几句话，前后大约一分钟的时间，等冯秀华回过头来，全欣欣不见了。“欣欣呢?”冯秀华焦急地问。“刚才我回来时孩子还在。”全海涛肯定地回答。大概是他们说话时，冯秀华松了手，孩子下地去玩，让人抱走了。两口子这样分析。此时，冯秀华身边的那一男一女也不见了。
　　大庭广众之下，父母身边，前后只有一分钟，这孩子就没了！真是鬼使神差，当代奇案。
　　候车室内外，车站广场左右，全海涛同妻子冯秀华连哭带喊，发疯般找啊找，全欣欣踪影皆无。没办法，才到车站值班室和南京市鼓楼治安联防队报了案。

　　神秘失踪的孩子还有许多，摘选几个有代表性的案例简介于此。
临潼县百货公司张新民五岁的小儿子张鹏同十二岁的哥哥中午在兵马俑附近玩捉迷藏。哥哥盯着弟弟，弟弟瞅着哥哥，盯着、瞅着，闹着、喊着，玩得正开心时，张鹏突然找不到了，哥哥哭喊着向爸爸妈妈报了信……
　　十七级老干部惠忠孝五岁的孙女惠明明丢失在临潼的大集上。
　　秦川机械厂白建荣四岁的儿子白波失踪于西安动物园。当时，孩子正患肝炎。
　　湖北省荆州地区药检所杨元松的女儿杨莉和江陵县化肥厂余道明的儿子余峰是在沙市民乐菜场　　附近不见的，前者八岁，后者三岁。 ．
　　四川省隆昌县农民何荣琛的妻子舒代芳及三岁儿子何平，在“亚运会”前夕赴京探亲途中于保定市失踪，母子全无音讯。
　　和平环境里，光天化日下，“上学路上”、“学校门口”、“动物园”、“集市上”、“自己家门口”、“自己家中”、“车站候车室”，甚至公安局眼皮底下都成了人贩子肆虐之地，何处可以称得上是孩子们的安全宝地呢?
　　这些看不见的魔爪从哪里伸来?得手后又转往何处?他们何以这样猖獗，这样凶狂?!

第二章 家庭灾难
　　
　　 作为人，最动人、最动情的是什么?那让人一洒同情之泪的、令人长吁短叹、掩面而泣、刻骨铭心、而又生死难忘的是什么?就是亲人之间的生离死别。
　　一位丢失儿子的母亲曾对我说：“如果我能够，我宁愿死上十次，也不愿儿子被拐卖。”
是啊！一个个纯洁、天真、幼稚、毫无防卫能力的儿童被当作商品拐卖，这不仅是孩子们的悲剧，更是家庭灾难。

　　　　　　　　　　　　　　　　　　　可怕的梦

　　李静芝晚上做了个梦。
　　在她家门口，儿子毛寅被一个胖胖的不认识的中年女人抱走了。她发现后，连哭带喊：“我的儿子，你为什么要抱走我的儿子?”她拼命地追呀追，眼看再有十多步就追上了。那胖女人看见有人追来了，惊慌失措地放下孩子逃走了。李静芝也顾不得抓那女人了，扑上去一把将儿子搂过来紧紧地抱在怀里。她急忙问：“儿子，你怎么一个人在门口玩，你爸爸呢?”小毛寅用手朝东边一指说：“爸爸出去了。“咱们找他去，找到狠狠地揍他一顿。”李静芝边说边抱着孩子走。这时，她醒了，浑身上下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是一九八八年十月十八日晚上的事。当时，身为陕西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业务员的李静芝正在陕北出差。
　　当天下午，李静芝曾接到单位的一封加急电报。电文很简单：“有急事，速回!”
　　收电报，最怕这种悬念式的电文了。“有急事!”能是什么急事呢?其实，李静芝第一想到的就是儿子。但她不愿意将这“急事”同儿子联系在一起。她故意绕开儿子想。
　　单位有事?我工作中出差错了?没有呀。这她心里有数。家中谁生病了?不可能，前几天走时都好好的。家中被盗了?妈妈整天在家呀，再说，家中被盗也应该丈夫毛振平来电报，怎么单位出面呢?
李静芝想来想去，还是想到儿子身上了。她几乎是向苍天祷告般虔诚地默念：“什么事都没关系，千万不要我儿子出事。”
　　噩梦醒来，李静芝怎么也睡不着了。这梦是凶是吉?同当天下午的加急电报有没有关系?她左躺也不是，右躺也不是，睡也不是，坐也不是，心神不定，忐忑不安……
　　她又想起了她那可爱的儿子毛寅，小名佳佳。
　　她觉得，她的佳佳是天底下最好的儿子了。白白的脸蛋，大大的脑门，直竖的耳朵，高高的鼻梁，小巧的嘴唇，炯炯有神的眼睛，要多可爱有多可爱。他们既是母子，又是朋友，从儿子生下，她一下都没舍得打过他。平时下班回家，两人就经常在床上又打又闹，滚来滚去。李静芝叫：“儿子!”佳佳叫：“丫头。”他是学着他姥姥叫妈妈的样子叫的。李静芝喊：“臭佳佳，坏佳佳!”毛寅就喊她：“臭妈妈，坏妈妈!”有时还学着李静芝喊她妈妈的样子，叫姥姥：“老杨，老太君。”有一次，李静芝有点头疼，在床上躺着，佳佳又过来跟她闹，先抓头发，接着又吻她的脸，咬她的耳朵。李静芝对儿子说：“佳佳，别闹了，妈妈今天头疼。”
　　佳佳真的不闹了，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若有所思的样子。想了一会儿，又起来摸了摸妈妈的头，就对着窗户喊起邻居来了：“周奶奶，快来呀!我妈妈病了。”李静芝听了，眼泪当时就下来了。她抱起儿子使劲吻着：“我的乖儿子，我的好佳佳，知道疼妈妈了。”想到这里，李静芝眼睛又一次湿润了。
　　“这天怎还不亮?”李静芝觉得这一天的夜好长好长……她一点睡意也没有，不知不觉，脑子里又浮现出十四号出差时告别儿子的镜头。 老天阴沉着，一脸不高兴。铅灰色的乌云在天空匆匆忙忙飞来飞去，雨浙浙沥沥地下个不停。那时，西安到陕北还不通火车，她是乘飞机去的，上午十时起飞，她准备八时半离家去机场。
　　七时半，毛振平送毛寅上幼儿园。这孩子最不愿上幼儿园，每次送去都要哭。毛振平推着自行车，李静芝抱着儿子，当把孩子放在自行车前的小坐椅上时，佳佳的小手紧紧搂着李静芝的脖子不松手，小脸蛋紧贴着妈妈的脸，一动不动，一句话不说，一副坚决不下去、坚决不上幼儿园的劲头。
　　李静芝心里好一阵难受。儿子穿的是她前几天才织好的一身绿毛衣。这时，她又重新把孩子抱回家，取出前一天晚上给他买的军官帽，戴在他头上。李静芝说：“看我儿子多像个解放军，等长大了当个英雄好不好?”佳佳点点头。李静芝一边抱着儿子往外走，一边又对他说：“当英雄就不能哭，哪有英雄还哭鼻子的?”这一次，佳佳真的像个“英雄”似的端端正正坐在了小坐椅上。可是没有想到，毛振平刚刚推着车子出了院门，小毛寅又哭起来了，他一边哭一边喊：“我要妈妈!我要妈妈!”李静芝没办法，又追到大门口，拉着已经坐在自行车上的儿子的手，一直冒雨把他送得老远。只是怕误了飞机，李静芝才狠了狠心离开儿子。毛振平自行车骑出好远了，李静芝还听翁儿子的哭喊声：“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陕北到西安没有火车，那天正好没有班机，坐汽车十分不便。归心似箭的李静芝没办法，只好取道太原，乘火车匆匆返回西安。她没有座位，是站着回来的。伴她回来的，还有那颗忐忑不安的心。
　　单位的车在车站接她，车直接开到机关。车站，路上，接站的人都没有正面回答李静芝焦急的发问，他们只是说“单位有点事”。故意装出十分轻松的样子。直到到了单位，他们领导才对她说：“你孩子丢了!”
　　有如晴天霹雳，李静芝顿时觉得天塌地陷，天昏地暗，天旋地转，她没顾上问儿子丢失的经过，只喊了一声：“我受不了啦!”就昏过去了。
　　等她醒来时，已躺在了自家的床上。她不吃也不喝，一个劲儿地喊：“儿子啊儿子，你在哪里?”她一头冲出门去，跌倒了又爬起来，在家人的搀扶下，沿街沿门找她的小毛寅。因为她不论走到哪里，总是清晰地听到儿子的哭声：“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李静芝一边找，一边念叨着，“妈在这里，妈在这里。”她见胡同就钻，见门就进，实在走不动了，嗓子喊哑了，亲人同事们才又把她搀回家里。
　　家里，壁上还有儿子的涂鸦，桌上，还摆着儿子的玩具；书柜里，还放着儿子的小人书；玻璃板下，像框里还压着儿子的大小照片；床上，还放着出差前儿子换下来没来得及洗的衣服……一切一切都还在，唯独儿子没有了。李静芝怎么也接受不了这残酷的现实。
　　她一头倒在床上，抱起儿早换下来的衣服又痛哭起来。多少次哭昏过去了，醒来又接着哭，她不吃也不喝，只是哭，眼泪哭干了，她还是哭，家里人无奈，只好给她服了安眠药。后来，又把她送到了医院里。

情况万分紧急
　　
　　几乎每一个丢失孩子的家庭都不约而同地进行完这样的“三部曲”。
　　发现孩子丢失后，第一步是就近寻找，房前屋后，大街小巷，水井池塘，柴垛煤堆，甚至澡堂厕所，凡孩子有可能去的地方，或有可能被人藏匿的地方，‘只要想到，便会仔细找过。如果找不到，便急速找派出所报案，同时，派多路人马紧急出动，把守交通要道，对人贩子进行围追堵截。如还找不到，便在报刊、电台、电视台大做寻人广告，并广为张贴、散发“寻人启事”，他们想通过外出找孩子的人以及无线电波，文字信息织成一个天罗地网，网住拐带儿童的人贩子。
　　时间就是人，时间就是生命，情况万分紧急!!
　　林立的功夫下得真不小。
　　林洁失踪后，他们在住所附近，学校及同学家寻找失望后，林立当机立断，紧急派人出击。他从所在单位——西安市汽车配件公司借了九千元人民币，分别发给四十多位亲戚、好友、同事、同学，连夜奔赴西安市周围的车站、要道口。东到山西侯马，河南灵宝；西至成阳、宝鸡；北到铜川、韩城、武功；南至商洛、安康。方圆五百四十多公里内，每个火车站、汽车站及要道口都有人盯着。整整守了四天四夜。每人每天给他打个长途电话，报告寻
找林洁的进展情况。


　　外面围追堵截的同时，西安电视台每天播出一次找林洁的“寻人启事”，整整播了一周，共花去九百元。
　　林立还花一千元赶印了“寻人启事”，广为张贴、散发、邮寄。
　　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西安市莲湖区东桃园村农民陈忠，寻找在他切西瓜的一刹那丢失的儿子陈佳，采用的办法是跟踪追击。
　　开始，他也是分兵多路，向四面八方寻找。可是当问到在马路边修自行车的一位师傅，他说看到一个人骑着一辆三轮车从他面前经过，车上围着一块红蓝白相间的塑料布，那师傅见陈佳在车上坐着(他认识陈佳)，他当时正忙于修目行车，还以为是陈忠的亲戚朋友把孩子接去玩的，就没有放在心上。
　　听了这个消息，陈忠喜出望外，他立即调集力量，顺着这位修空师傅指的方向追寻。他们边走边问，一直追到长安县郭斗镇第五桥村口时，一位卖茶水的老头说，他昨天下午四点钟左右，见有一约七、八岁的男孩在茶水摊前站着，问他话，他也不搭理，旁边还有一辆三轮车。陈忠一听，觉得就是儿子陈佳。因为这孩子小时得过脑炎，有一点后遗症，生人问话，他不爱理。
　　陈忠断定孩子就在这村里，他们一行人在村里边找边问，又有几个老太太说，昨天下午她们在村口见过一个不认识的男孩，有一米多高，上身没穿衣服，只穿一条短裤，脚上穿着拖鞋。老太太旁边的几个孩子也说见过这个模样的男孩。
　　陈忠一听正像陈佳，便断定孩子就在这附近，他和妻子立即大声喊起来：“陈佳!陈佳!”他们从村东叫到村西，又从村南喊到村北。后来，他们干脆找来了村里的电工，通过村里的高音喇叭喊，从早上喊到下午，天快黑了，也不见陈佳的影子。
　　这时，又有几个孩子说，他们在前边的村子里也见到过一个像陈佳一样的男孩。陈忠一行又急忙赶到那个村里，一进村口，碰到一个老大娘，她也说见过这么一个男孩。陈忠让她看过照片，她说，就是这个孩子。当时天黑了，他们打着手电，挨门逐户找了一夜，陈忠和他妻子嗓子喊哑了，也没找到他们的陈佳。
　　天明，他们继续顺着公路往前找，半路上碰到一个卖西瓜的中年男子，说见过一个男孩，个子、穿戴同陈佳一样，站在瓜摊前想吃西瓜。旁边一个男子，脸黑乎乎的，个子很高，走过来对这孩子说：“大汽车来了。”就把孩子领走了。
　　陈忠他们还是顺着马路追呀追，找呀找，顾不得吃，顾不得喝，翻山越岭，找遍了这条路上的所有车站、村落，整整找了四天四夜，孩子还是没有找到，最后不得不垂头丧气地原路返回。
　　陈忠夫妻那个后悔啊!后悔他们追晚了。他们是第二天一早才出动的，要是丢失孩子的当天下午不在附近找，就跟踪追寻，也许陈佳会被追回来的。
　　可这一切已无可挽回了!没有经验啊，谁家平时能积累这方面的经验呢?

　　沈长如的办法也想到家了。
　　三岁的女儿丢失以后，他们在淮南市寻找无果．派人到淮南周围的交通要道口长时间堵截，又没那么大经济力量。于是，他想了个办法。他请人制做了二十四块大广告牌，把女儿沈晨的彩照分别放大钉在上面，大大地写上“寻人启事”，然后放置在淮南市周围的各省市县火车站、汽车站。寻人广告上写：“提供下落者，当面酬谢一千元，收养孩子并送来者，当面酬谢五千元。”尽管他家在丢失孩子的四个月内，寻找孩子的费用已花去七千多元，而这些钱大部分是借的，他们还是愿出高额酬金找回自己的女儿。他们盼望放置在外地的二十四块广告牌，能唤醒来来往往的人们的良知，盼望能遇上更多的好心人，为他们提供女儿的下落……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28 19:21:50编辑过]

希望失望变奏曲

　　从确认悲剧确实发生了的那一刻起，找孩子，就成了这些蒙难家长们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目的，甚至是他们生命的支柱。一位失踪孩子的母亲对我说：“要不是找孩子，我早不在这个世上了。”
　　在我采访到的几十家失踪儿童的家庭中，没有比西安市毛寅的父母毛振平、李静芝花费的本钱更大的了。儿子丢失后，他们先后在十几个省市的电台、电视台，几十家报纸刊物做过“寻人启事”广告，铅印的“寻人启事”就有十七万份。他们找来了全国性大比例尺的地图，找来了全国行政区划分手册，查找出了全国各地发信地址，将寻找毛寅的“启事”分别邮到了全国各省市乡以上妇联、公安、计划生育办公室等部门。有的重点地区不只发过一次，而是每隔几个月就寄一次，共发信三万多封。那些信实在太多，他们是用自行车驮着编织袋，一袋一袋送往邮局的，比大机关的大宗邮件还多。仅做广告、铅印、邮寄寻人启事就花费一万多元。
　　“寻人启事”刊出、播出、贴出以后，一些“好消息”不断传来。
　　这是毛振平家接到的第三个电话了。
　　电话是商县的一位女同志打来的。她说，他们村有一个同志从西安抱回来一个男孩，叫佳佳(毛寅的小名也叫佳佳)，还说，这个孩子说他爸爸是卖书的(毛振平也在新华书店工作)，妈妈是上班的。问这孩子多大了?对方说两岁半左右(刚好毛寅也是两岁半)，这家抱回孩子的时间也同毛寅丢失的时间差不多。
　　这是多大的一个喜讯呀!毛振平、李静芝两口子以及他们的父母都说这个孩子就是毛寅。单位同事、邻居分析都说是，肯定是。
　　李静芝又一次露出了笑容，她觉得这个骨肉分离的悲剧很快就要结束了。临出发时给孩子买了新衣服，新玩具，还有孩子喜欢吃的东西。就在赶往目的地途中的汽车上，她还想，孩子看见我会怎样哭着扑过来抱着脖子亲呀亲不够。还想，孩子接回去后一星期不去上班，每天紧紧地抱着他亲个够。还有，得好好酬谢一下报讯的人……她恨不得长上翅膀，或变成个超音速飞机，一下子飞到儿子身边。
　　汽车飞似的翻越秦岭，到达商县。约中午十二时，找到了报讯人。那位同志说，孩子在另外一个村李恩田家。他们迅速又赶到那个村，李恩田说，孩子是一个叫任银绪的人抱回来的，任又把孩子接走了。他们当即又追到任银绪家，可任的妻子说，丈夫到西安去了。他们马上返回西安找到任的住所，又碰了个“铁将军”。有人告诉他们，任银绪到安康去了。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追到安康，后又追至四川。他们没明没夜，整整跑了一周，才看到那个叫佳佳的小男孩。虽然他同毛寅同年同月生，长得也差不多，但他不是毛寅。李静芝见到这个结局时，当时就泣不成声。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晚十一时，李静芝一家人都睡下了。
　　“李静芝，加急电报!”
　　是邮局的邮递员在喊。
　　李静芝像触电一般，一秒钟内就坐起来了。第一个反应是：这么晚来电报，有好消息。这当然是有关儿子毛寅下落的好消息了。
　　“请等一下，马上就来。”李静芝一边热情地答应着，一边用如军人紧急集合般的麻利动作穿好了衣服，开了门。
　电报是毛振平从四川都江堰拍来的。电文如下：
　　有个孩子像佳佳，速来辨认。
　　李静芝的妈妈当时就哭了，李静芝也止不住地掉泪，但她还是一边抹泪一边劝妈妈：“不要哭，不要哭，认了再说。”但她怎么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和喜悦。这不是别人来的电报，这是孩子爸爸来的，他说“有个孩子像佳佳”，那八九不离十准是，爸爸还能有不认识儿子的?李静芝同她母亲议论着，分析着，一夜再没合眼。
　　第二天一早她们就起来准备东西，可是白天西安没有开往成都的火车。她们那个着急啊!只觉得这天时间特别长。好不容易盼到晚上，李静芝由一位亲戚陪同登上了开往四川的列车。
　　第二天早上，到达成都，下了火车，她们又急忙转乘长途汽车，中午十二点到达都江堰。
　　原来，毛振平同西安另一位丢失孩子的家长孙长安来此按好心人提供的线索找孩子，当地公安部门得到一个线索，这孩子的性别，年龄，收买时间，长相都跟毛寅差不多。于是，毛振平就给家拍了封电报。
　　都江堰公安局很配合，当晚，他们派了两辆车，星夜堵住了买主家。
　　这个男孩约三岁，是公安局的同志从屋里抱出来的，毛振平、李静芝一行在车上等着。公安局同志抱着孩子边走边对他说：“快，你亲爸爸亲妈妈来了。”
　　那孩子十分机灵，还没看见车里的人就喊起来了：“爸爸，妈妈!”那声音，清脆动人。毛振平、李静芝、孙长安等在车内听了，一个个泪水夺眶而出。想下车来接这孩子，但脚腿怎么也迈不开步。当公安局同志把孩子送到李静芝他们手中的时候，孩子大人紧紧地抱成一团，都哭成了泪人。孩子究竟是不是毛寅，因天黑，没法认。车一直开到公安局，经过毛振平、李静芝仔细辨认，这孩子虽然年龄、长相都很像他们丢失的毛寅，但这不是他们的儿子。毛寅后脑勺头发下有一块胎记，这孩子没有。
　　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毛振平、李静芝他们又一次流泪了，他们只觉得浑身瘫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那泪，又苦又涩……
　　解救出来的这个男孩找不到亲生父母，公安局又没法养，无奈，只好又通知买主来把孩子接走。
买主家那个男人来了，他领孩子走时，孩子哭着一个劲儿往毛振平、李静芝背后钻。在场的人全都流泪了。李静芝将给毛寅准备的水果、鸡蛋等都给了那个孩子，都江堰公安局的一个民警还给了那个孩子两元钱。
　　孩子哭着被那个男人抱走了，那哭声传得很远很远……
　　离开都江堰返回西安时，李静芝悲愤地哭喊着：“孩子啊，你被拐卖到了哪里?怎这么难找?!多少次，希望把我抛到空中，失望又把我扔到了谷底：我没干过坏事呀，为什么上帝要这么惩罚我?这种感情上大起大落的折磨是比死还要难受的呀!”
　　毛振平、李静芝为找小毛寅，到我写这篇长篇报告文学的时候，三年多来，共收到全国各地提供的线索三百多个，他们就这样希望而去、失望而归地走遍了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在一百多个县里看了一百七十多个同毛寅差不多的被拐卖儿童，花费两万多元，仅火车票就放了多半抽屉。为别人家找回了五个孩子，可是他们的小毛寅仍渺无音讯。
　　但是，李静芝对笔者说，只要孩子还没找到，只要有线索，就接着找下去，看下去，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少累，花多少钱，哪怕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是啊，找孩子，对每一个失踪儿童的家长来说，既是生活中的全部希望所在，又是一种精神寄托。吃苦受累，岂止毛寅的家长，家家都是如此啊！
走啊走，找啊找，乘汽车，坐火车，徒步，骑自行车，跨江渡河，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不畏天寒地冻，不怕炎热酷暑，不顾风霜雨雪，不管白天黑夜，他们拖着沉重的步伐，带着破碎的心和一丝希望，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找遍了华夏的村村落落。
　　可是，天苍苍，野茫茫，偌大的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十一亿多人口，人贩子伪装，买主隐藏，没有可靠线索，年仅几岁没有自我保护能力、说不清道不明自己身世的儿童，到哪里去找啊!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这是真正的大海捞针啊！
　　有多少失踪儿童的家长流着眼泪，伴着疲劳，奏出了一支又一支心酸的“希望失望变奏曲”!
他们最深的共同感受是：“中国，实在太大了!”

“智慧”与“代价”

　　人们常说：“智慧是思考的女儿，劳动的儿子。”这话是真理。
　　但我们更不应该忘记英国著名作家笛福关于智慧的另一句名言：
　　“人的最高智慧就是适应环境和反抗外来威胁的本领。”
　　失踪儿童的家长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把他们的智慧充分发挥出来了。
　　赤日炎炎似火烧。西安郊区的农民们挥汗如雨，正哼着有强烈“西北风”味的歌曲收获他们的劳动果实。
　　一个农民打扮、看上去有四十多岁的男子骑着自行车慢慢地过来了，黄黄的脸上挂满了汗珠，两条腿像灌了铅，登车时是那样无力，那样沉重。他在路边碰到一块麦田，见有人正在收割，便慢慢地下了车，用袖子拂了一下脸上的汗珠，拿着事先准备的镰刀走了过去。
　　“干什么?”田里的农民见有个陌生人过来要割麦子，便厉声发问。
　　“我来帮你们割麦子，自带干粮，不要报酬。”这位中年男子和气地回答，一脸乞求的神情。
发问的壮年男子将信将疑，旁边一个小伙子揶揄道：“学雷锋来了，欢迎，欢迎。”他们心里有数，这么多人在地里，量他不敢把割倒的麦子拿走。
中年男子默默地走过去，卖力地干了起来。他叫白建荣，西安市秦川机械厂工人。他有两个儿子，老大智力有缺陷。无奈又申请了一个指标，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生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取名白波。白建荣年已四十岁得此子，便在他身上寄托了一家人的全部希望。
　　不幸的是，小波波被人拐走了，半年多来，他打印铅印了各式寻人启事五万多份，一方面通过电视、广播、报刊刊登播出；一方面发送，仅通过省公安厅向全国各省市公安部门发出的寻人启事就有一万多份。但至今没有收到一条可靠线索。万般无奈，他装扮成农民，到西安郊区义务帮助人家割麦子，想通过此举打动这些素不相识的农民，给他提供小波波下落的线索。
　　一个多月来，他饿了自己啃口干粮，渴了喝口凉水，帮过多少郊县多少农家割过多少麦子?他记不清了，散发过多少印有儿子照片的“寻人启事”？向多少陌生而又同情的面孔倾诉乞求过多少次?他也记不清。他只记得离家一个多月了，白天走路割麦子，晚上找个麦垛什么的一滚，算是睡觉。他把西安郊县东南西北跑遍了，也没得到一条关于波波下落的可靠信息。
　　后来，割完麦子了，他又到各村各户去找去向。人家一听是找孩子的，又是这么一个蓬头垢面的陌生人，谁敢接近。买养孩子的，怕把孩子救走，见他后把孩子藏得更深；养育亲生儿女的又怕他是“人贩子”把孩子拐走。都是避之为恐不及。在多次碰壁之后，他又想了个办法。
　　他在西安市买了一些糖块(数量有限，他没钱了)，用自行车拖着带到乡下去卖。一进村就吆喝：“卖糖了!卖糖了!西安的高级糖甜着呢!”孩子们一听卖糖的，都就活蹦乱跳地跑过来了。他就从中细心地辨认，有无自己小波波那种熟悉而又可爱的脸。
　　只是有一条，他的糖比商店里卖得贵，也不愿多卖，他怕卖光了，无法找小波波。
就是这样，糖不知卖了多少，村庄不知串了多少，还是没得到孩子的一点消息。

　　马鞍山市全景常同老伴杨梅英寻找孙女全欣欣的办法也是很奇特的，充分显示了他们的耐力、毅力以及智慧。
　　全欣欣在南京火车站母子候车室丢失后，他们同儿子、儿媳妇先在南京市寻找。当天没找到，紧接着在报案的同时，就到南京、徐州、盐城、南通、合肥、济南等城市的电台、电视台、报刊做寻人广告。他们特别注重在各地的《广播电视报》上登寻找全欣欣的启事。他们认为，随着电视的普及，《广播电视报》是唯一打入了家庭的、读者最多的报纸，而且时效长。一般日报，时效是一天，而《广播电视报》要看七天。在那上面刊登广告，效果最好。
　　除此外，全景常就骑着他的轻骑在南京、马鞍山市周围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搜索寻找。因为，他曾请一位易经学家给测过，那位大师说，孩子现在南京西南或南十九公里至一百九十公里的范围内。全景常找来了军用地图，按易经学家所言逐一在图上做了标志。我采访他是一九九一年十月份。全景常说：“到一九九一年年底前，我要骑轻骑把这一百九十公里范围内的五百三十九个乡镇全部跑完，找遍。”
　　全景常家还有一个找孩子的绝招，是从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新闻中学来的。全欣欣丢失后，他们不论干什么，时时刻刻都在思考怎样找孩子。有一天晚上，他们看电视时，在新闻里发现外国人游行时，胸前挂着写有外文或贴有照片、图片的牌子，能吸引很多人。他们从中受到了启发。寻找全欣欣不也可以用这种办法吗?
他们就自己动手做起广告牌来。开始用硬制图纸，后来改用蓝布和粉红色的布。上面大大地写上“寻全欣欣启事”，不是一般人的寻人启事，这样突出了寻找的对象)。上面贴有孩子的放大彩照，丢失的简要经过及孩子的特征，还有高额酬金的许诺(送实信者，酬谢二千元，送回欣欣者，酬金五千元，并为之保密)。
　　广告牌做好后，他们就到公共场合去挂。全欣欣的爸爸是汽车司机，他随车带一块，走到哪里，一停车就挂起来，这叫流动寻人广告。另外就是全景常同老伴杨梅英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到南京市、马鞍山市、合肥市以及旬容、肥西、六合、江浦等地的火车站、汽车站做活广告。他俩每人胸前挂一块，往高处人多显眼处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开始是两人站在一起，后觉效率不高，就分开，一人找一个人多的地方站着，这样，效果就又增加了一倍。
全景常老两口认为，这种“活广告”有许多好处，首先是人挂个牌子站在那里，会吸引许多人；其次，能引发围观者的同情，有线索，能及时得到}再次，人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随时都可解释。他们认为，这样做，还有一个大众社会功能，可以提醒有子女的家长，提高警惕，带好自己的孩子，以避免全欣欣的悲剧在其他儿童身上及家庭重演。
　　第一次做活广告，是在丢失全欣欣的南京火车站，挂好牌子往高处一站，全景常就流泪了。他想，在这个世界上混了大半辈子了，怎么落到这个地步?自己这多半辈子从来都是顺风顺水的，没想到快退休了，遇到了风浪。我一直相信自古以来中国流传的那句古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活了五十六年，一向“认认真真办事，清清白白做人”，怎么这倒楣的事就轮到我头上了?我可爱的小孙女何时才能找到?……
　　全景常越想越伤心，不知不觉哭出了声。
杨梅英比丈夫全景常还伤心。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平时不太出门，每天早晨、中午、晚上祈祷三次。早晨洗脸刷牙后就跪在地上祈祷，有时也唱赞美诗，祈祷什么，外人听不清，最后一句是“直到永远……”，中午、晚上依旧。欣欣没丢时，奶奶祈祷时她也跟着，有时也跪在那里祈祷，累了就爬在奶奶背上休息一会儿。杨梅英说：“我们欣欣是没洗礼的小基督徒。”
　　如今，她挂着寻找孙女的广告牌站在大庭广众之下，苦涩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一个劲儿往下掉。
看热闹的人群把全景常和杨梅英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当他们走近了，看清了广告牌上的内容，看到了这老两口珠泪横流的愁容，听了他们恳切的乞求，他们也一个个被打动了，有的主动问他们要“寻人启事”，打算帮助张贴散发，有的详细记下他们的联系地址、邮政编码、电话，说找到可靠线索，主动跟他们联系。
　　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议论：
　　“怎么，拐卖儿童?人也成了‘商品’啦?真不可思议!!”
　　“现在法律对人贩子处罚太轻，应该抓一个，枪毙一个!”
　　“要想求安定，得人心，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中央下决心，这个问题能解决。”
　　后来，全景常、杨梅英这种“活广告”，又随着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有许多新发展。
　　他们不仅是在一个繁华之地站着，有时还在大街上挂着走走。
　　有时，还到火车站、汽车站，向南来北往的旅客发送“寻人启事”，他们一般给三种人，求他们帮忙，一是解放军，二是干部或知识分子模样的，全景常夫妇觉得，他们思想好，觉悟高，肯帮忙。三是发给带小孩的父母或判断可能做了父母的人，认为这些“过来人”有疼爱孩子的切身感受，能引发他们的共鸣和同情心。凡给“寻人启事”的，每人还给一塑料小袋浆糊。全景常夫妇认为，这些热心的旅客走向四面八方，他们寻找全欣欣的启事也就贴遍了祖国大地。
　　后来，全景常的“活广告”不仅是为了寻找孙女，还具有了某种义务宣传的功能。
　　一九九一年四月份，一个偶然的机会，全景常在《中国妇女报》上看到了该报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连续报道”和“怎样才能尽快刹住拐卖妇女儿童之风”的大讨论（这些报道是笔者在该报担任通联部主任时组织的），他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看过之后他的第一个感觉是：丢失的孙女有救了，有希望了，中央级的大报讨论这个问题，说明党和国家还是重视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觉得，作为受害的家长，有义务把这些好消息也告诉广大群众，特别是与他们家有着相同遭遇的人。于是，他将《中国妇女报》、《法制日报》、《家庭》等报刊上有关“打拐”的报道放大复印，同“寻全欣欣启事”挂在了一起。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及公布这个决定的国家主席杨尚昆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十二号主席令，都成了全景常宣传的重点内容。内容太多，脖子上挂不下了，他就找了一根十几米长的尼龙绳，带了许多夹子，每到一处，就找两棵小树或两根电线杆把绳子拴好，把“内容”挂起来，“活广告”变成了“流动义务普法安全宣传栏”。
　　全景常认真地对笔者说：“找孩子，有三条：第一还得靠国家，靠国家统一号令，靠国家立法；第二要靠群众，靠群众的觉悟和法制观念，靠他们热心协助；第三，靠自己有个好身体，尽量想开点，不能把身体搞垮。”
　　作者写这篇报告文学的时候，一九九二年已经度过三个多月了，丢失一周年的全景常的孙女全欣欣仍无消息，但我坚信：功夫不负有心人。总有一天，他们一家会骨肉团聚，这幕悲剧会画上句号。

　　失踪孩子的家长们在充分显示他们人生智慧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代价，精神上的打击自不必细说，经济上倾家荡产、债台高筑已司空见惯；长途奔波、筋疲力尽、积劳成疾也是家常便饭……
　　更沉重的代价还有。
　　邓某，女，西安市郊区邓家村农民。她三岁的儿子在家门口神秘地失踪了。两年多了，杳无音讯。
　　使她一家疑惑不解的是，在孩子失踪之后，一直在她家租房住的房客也不见了。
　　大约过了一个月，这位房客又突然返回。邓某怀疑儿子的失踪跟这个房客有某种联系，于是便找他。房客矢口否认这种“联系”。空口无凭，实在没办法了，邓某换了一种口气和方式，求他帮忙找一找孩子，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
　　房客说：“那行，我保证把你的儿子找回来，但有个条件你得答应。”
　　邓某说：“你要真能把我儿子找回来，什么条件我都可答应。”
　　“那好。跟我睡觉。”房客大言不惭，毫不脸红。
　　邓某的“什么条件我都可答应”有着自己理解的特定范围，只是指一切正当的物质要求而已，她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个平常看上去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会提出这种落井下石的无耻要求。她当时脸就气白了，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可她体力上不是他的对手。
　　“嘿嘿，怎么样?看来你并不是真想找回你的儿子?对吗?”房客得意洋洋地继续挑战。
　　邓某一脸忧郁，沉默了，她在考虑，面前这个男人可能真掌握着自己儿子的命运，如果真是这样……
　　她转念一想，他既然答应保证把孩子找回来，就答应吧。为了儿子，做母亲的什么都忍了，什么全认了。不过，邓某也有个前提，得先把孩子找回来。
　　欲火难熬的房客哪里等得及，当时便将病体难支的邓某强奸了。之后，他又一次神秘地“失踪”了。
　　可怜的邓某又急又气，她忍受不了这种雪上加霜的蹂躏，又一次昏了过去。从此，她的生活中除了找儿子这件头等大事之外，又多了一项沉重的任务，寻找那个拐卖她儿子的嫌疑犯，骗子，强奸犯。
　　那家伙不但欺负了她，还欠着她家不少房费也没给呢。

　　还有比这更惨的。
　　泾阳县磨子桥村有一家丢了一个四岁男孩。他妈妈只身到外地寻找。谁知孩子没找到，她自己也被人贩子拐卖了。丈夫见儿子、妻子都成了人贩子手中的“活商品”，一气之下，精神失常了。一犯病就打骂他那也已气病在床年逾古稀的父母亲。
　　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给毁掉了。
　　在丢失宝贝儿女的千千万万家庭中，还有多少家长献出了多少智慧?付出了多少代价?是我这支小小的笔、有限的纸能表达出来的吗?
　　我的心情异常沉重……

问罢苍生乞鬼神

　　荷兰理性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说过这么一段话：
　　“人若是能用成规来控制所处的环境，或人的遭遇若总是幸运的，那就永远也不会迷信了。但人常陷于困境，成规无能为力，又因人所渴望的好运是不确定的，人常反复于希望与恐惧之间，甚为可怜，因此，大部分人是很易于轻信的。”
　　失踪儿童的家长经过漫无目标、旷日持久、时刻在希望、顷刻又失望的寻觅之后，经济上近于倾家荡产，债台高筑；体力上筋疲力尽，精神上接近崩溃的边缘，丢失的孩子仍然杳无音讯，于是他们不得不拜倒在神的脚下，或者求助干气功师，特异功能者，甚至听任神及巫婆的任意摆布。
　　西安市郊区的一间普通农舍。
　　屋外，万里无云，阳光灿烂；屋内，蜡烛通明，香烟袅袅，俨然是两个世界。其实，阳光与烛光之间只隔着一层深色的窗帘。
　　废报纸、七彩纸贴满了墙壁。显眼处，还挂着两块红布，上写“菩萨显灵，有求必应”八个大字。在两根胳膊粗的红蜡烛的照映下，烟雾缭绕的小屋充满了神秘而又恐怖的气氛。
　　一位看上去慈眉善目的老年妇女正领着李麦琴在菩萨像前磕头。她嘴里念念有词：“菩萨保佑，求求您老人家，让她的儿子回来吧!”
　　拜毕，那巫婆对李麦琴说：“不用着急，你娃好找，不出一个月，最多四十天就会找回来的。为了保险起见，还得上你家去敬敬神。”巫婆如此这般吩咐了一番，李麦琴给她留下了一大堆点心、水果，千恩万谢地告辞了。
　　又过了几天，巫婆来到李家。让在两个屋和厨房三处摆上三份贡品。有苹果、桔子、香蕉、糕点，还炒了四个素菜(巫婆说神不吃荤)，并上了酒。之后又点亮了蜡烛，烧上香。此时，巫婆说：“你们害怕花钱不?”李麦琴回答：“不怕，只要我儿能回来，花多少钱我都舍得。”那压钱吧!”巫婆像发布命令似的。
　　李麦琴大大方方，每个贡位上压了六十元钱，一切准备就绪。
　　晚七时许，巫婆开始敬神了。
　　她将买来的被面挂了起来，然后又扯上红毛线，说这是七仙女牵线，能将孩子拉回来。
　　接着，巫婆领着李麦琴全家人磕头拜神，并开始烧那红、绿、黄、紫、黑、白、蓝七彩纸，还烧了一块红布，说这是给神送衣服。一边烧，一边唱，一边祈祷：“菩萨显灵，有求必应，让孩子快点回来吧!”就这么，一直折腾到第二天凌晨三时，整个屋子里弄得乌烟瘴气，全家人搞得筋疲力尽，方才收场。
　　一百八十元钱、被面、贡品，巫婆都拿走了。临行时对李麦琴全家说，把纸灰扔到河里，把她洗脸洗手的水倒入井中。除此外，让李麦琴和她丈夫每天夜里烧香，然后在神的面前跪一夜，必须跪够半个月，这样，丢失的孩子很快就会回来的，还是那句老话：“不出一个月，最多四十天。”
　　巫婆走后，李麦琴同腿有残疾的丈夫每天晚上烧香下跪。开始跪在地上，后来实在受不了就跪在床上。特别是她丈夫，本来腿就不好，长时期下跪，像受刑般难忍。但为了孩子，他们甘愿忍着，不是说心诚则灵吗?
　　一整夜一整夜地跪，他们整整跪了半个月。因身体实在受不了啦，后来就烧上香跪一会儿，前后跪够了三十五天，他们丢失的儿子陈晋还是没有回来。到他们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过了整整六个月，孩子还是没有下落。
李麦琴新年后曾去找过那个巫婆，问：“你讲我儿最多四十天回来，现在都两个多月了，怎么还不回来?”巫婆也疑惑不解：“神过去是很灵的，怎么这次不灵了呢?”
　　这前后两次敬神，李家花去了五百多元。李麦琴对笔者说：“其实我是不信神不信鬼的，但为了找儿子给弄得神魂颠倒了。”
　　一九九0年十二月，陈晋爷爷认识的一个会算卦的男子对他说：“你孙子丢失是因为他的名字不好，你把娃的名字改了，孩子十七八天就会回来的。”爷爷深信不疑。
　　他开始跑派出所，要求将孩子的名字由陈晋改为陈萌。派出所开始不同意，老头就给人家说好话，前前后后共跑了半个月，最后跪在了户籍警的面前，才将孩子的名字从户口簿上改过来。
几个月过去了，孩子仍没有回来。

　　“我从来不信迷信。”林立是这么说的，但他在寻找失踪女儿无望时，也拜倒在上帝面前了。
　　他测过“六爻神课”，找过巫婆，也求过神汉，还相信气功，最后夫妇俩双双跪在上帝面前。
　　一个自称是气功协会的男子(有名片)告诉林立一个办法，称可以将女儿找回来。这位“气功师”让他将女儿的生辰八字写在纸上，再用朱砂描出来，之后靠火炉放下用脸盆扣住，每天晚上十二时跪在那里用筷子敲七分钟，要边敲边叫：“林浩，你在哪里?快回来吧，爸爸妈妈特别想你。”“气功师”说，一敲，孩子就感到揪心，就会跟拐卖她的人闹，就会想办法逃出来。
　　林立不走样地照着去做，每天晚上门窗紧闭(他怕吵醒了左右邻居)，一到十二时，就习：始敲，妻子在一旁默默地流泪。敲了整整半个月，还不见孩子回来。其实他自己也觉得很可笑。“那还用敲吗?孩子被人拐走，她哪一天会不哭不闹，又何曾不想办法逃出来呀?”
　　他到巫婆那里去，一次压钱二十元，巫婆告诉他：“你娃被耍杂技的一男一女带走了，在西安的东南方向，现正在一个红色的小楼里哭呢，有个女的手拿鹅毛大扇，一扇她就不哭了。”
　　林立妻子好后悔，后悔她没同丈夫一起上巫婆那儿去。于是，她又单独去一次，压了三十元。还是那个巫婆说：“你娃在地下室睡觉呢!”
　　同一个孩子，父母两人去，讲得两个样，让人哭笑不得。
　　求神问卦不灵，又有人告诉他们，求求上帝吧，上帝全知全能，他会帮助你们的，林立夫妇也信了．他俩整夜整夜跪在上帝面前，反复祈求：“主啊，求求您了，只有您能知道我女儿在什么地方。您把她送回来吧，惩罚那些人贩子！主啊!求求您救救我们吧!”
　　数九寒天，跪在地上太冷。后来，他们就跪在床上，用被子把头蒙起来。
　　他们也不记得跪过多长时间了，可主还是没有把他们的女儿送回来。
　　类似这样的经历，失踪孩子的家长都有过。他们说：“求人不行，那我们只好求神了。”可是神真能帮他们把孩子找回来吗?
　　“在人面前，我们流出的眼泪是咸的；在神的面前，我们流出的眼泪是苦的。”他们感叹道。

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心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国人最热闹的一天是大年三十。放炮，放花，包饺子，看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
　　这是一个阖家团圆、普天同庆的日子。
　　林立家却是另一番景象。
　　自从女儿林洁丢失以后，四个多月了，他们睡觉没脱过衣服，为的是找孩子方便。没开过电视机，没那个兴趣。没打扫过屋子，家里落满了灰尘，没那个心劲。林立没刮过一次胡子，看上去老了十岁，妻子张西凤的变化印证了李白的一句诗：“朝如青丝暮成雪”。仅仅一百多天，她的头发花白了。
　　平时的日子就那么凑合着过，他们最怕过年了，他们不知道丢了女儿的这个年该怎么过。什么年货也没有买。
　　入夜，家家鞭炮齐鸣，户户喜笑颜开。一边包饺子，一边围着电视机欣赏春节晚会，尽情地享受着天伦之乐，平时的一切不快和烦恼，此时似乎全忘了。
　　林立家的这个深深的创伤，夫妻俩谁也忘不了。他们相对无言。女儿现在在哪里?她这个年怎么过?孩子从出生到丢失，十一年了，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她现在会是个什么样子?他们不敢往下想，惟有泪千行……
　　突然，张西凤提出要看看女儿的照片。她不知照片在何处。影集连同林洁的衣物，林立都藏起来了，快要哭疯了的妻子实在经不住睹物思人的重复刺激了。林立不想拿出来，但妻子不依，她哭着说：“过年了，我见不到女儿，看看她的照片还不行吗?”
　　林立没办法，拿了出来。一看到孩子昔日的音容笑貌，他这个男子汉也忍不住同妻子一起放声大哭起来。
　　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已接近尾声，节目主持人赵忠祥宣布：“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全中国都听到了这个声音，随着中央台报时的最后一响，西安市也同全国城乡一样，在这同一时刻，鞭炮声震耳欲聋，大人孩子高兴地笑着、叫着。
听到屋外传来的鞭炮声，林立、张西凤夫妇实在受不了啦，找来棉花将耳朵塞上，拉灭了灯，抱头痛哭了一夜。
　　令中国城镇职工最欢欣鼓舞的又莫过于分到新房，改善居住条件了。
　　林立也分到了新房。原来是同人合住一个单元，现在分到了一套二室一厅、总使用面积五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原来住六楼，这次住四楼，居室条件大大改善了，可林立夫妇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他们不会忘记，分这新房的消息是在林洁丢失前一个月得知的，当时全家那个乐呀。林洁一直跟她妈妈睡，林立对她说：“你都长成大姑娘了，还跟妈妈睡，羞不羞呀?”
　　林洁把头一偏，娇憨而又兴奋地说：“爸，你不用撵我，分了新房，我就一个人住了。”林立说：“那好，分了新房，我给你买个席梦思床，买个书柜，再给你个写字台，把你学习用的书．你的小玩艺都放到你的屋里，也没人干扰你学习了。”林洁高兴地直拍手。就在她失踪前两天，林洁还问她爸爸，新房什么时候能分到手?
　　林洁失踪五个月之后，林立分到了新房。林洁那间十一平方米的小屋还空着。写字台搬过去了，席梦思床和书柜都没买，只是将林立原来睡的钢丝折叠床拿过去了。
　　写字台上，摆着一九八九年林洁随出差的爸爸在南京买的雨花石，有红的、黄的、白的、虎皮色的。还有一九九0年林立到旅顺、大连出差时为女儿拣回来的大小海螺、鹅卵石，那洁白的鹅卵石，白得透亮，泡在一个大罐头瓶子里，像女儿一样纯洁无瑕。
　　写字台上放着一个桔黄色的台灯，旁边摆着林洁自己用黑条绒布缝的小毛驴……
　　一切都还在，一切都有了，就等林洁回来。
可是，林洁在哪里?林洁何时才能回到这个家?才能住到这个属于她的小屋?
　　张西凤经常哭着对人讲：“我几乎天天都梦见女儿回来了。万一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我就不活了……”

　　孙长安家是另外一种情形。
　　他那三岁多的儿子孙小虎是一九八八年春节前丢失的。那一天，天下了一场雪，地上、树上、房上全白了，孩子觉得新鲜，就到大门口玩雪去了。一小会儿，孩子就不见了。
　　孙长安在秦川机械厂工作。当他确认儿子确实是被人贩子拐走后，找了一段时间没有找到。这个性情暴烈的男子汉失去了理智，他回家把孩子的玩具砸了，把孩子的衣服撕了，把手中的钱也扔得满地满院都是。
　　为了排除失子之痛，孙长安除了上班就同妻子找人打麻将、赌钱。他们说，只要一进入方城，就同出了家离开红尘一样，把一切烦恼和忧愁都冲淡了。别人劝他们不要玩了，不要赌了，他们只当耳旁风。
　　他们出去打，把人请到自己家打，仿佛麻将成了他们最好的朋友。赢了就花，输了就吵，同别人吵，夫妻俩自己吵，有时还骂，还动手打，他们心中的火气没处发呀，就好像没有目标的炸弹，乱扔乱炸。
　　一九九一年八月的一天，他俩打麻将又输了，两口子吵了一架。日到中午，孙长安的妻子大宝还在床上躺着，把丈夫叫过来，给了他一个两千元的活期存折。“你去银行把这钱取回来。”孙长安问：“取钱干什么?”妻子答：“有用处。”
　　妻子在气头上，孙长安不便多问，拿上存折就走了。走到半路，他想起没带身份证，会不会白跑一趟呢?他又回家来取。
　　刚推开门，他就怔了。一股。敌敌畏”的浓烈药味扑鼻而来。再一看，妻子头发散乱地躺在床上，已昏过去了，地下扔着一个装“敌敌畏”的空瓶子。
　　孙长安一切都明白了，他不顾一切地抱起妻子一边哭一边跑，“大宝啊!你不能死，咱儿子还没找回来，这个家不能没有你，你不能死啊!”
　　妻子被送到医院紧急抢救脱险，幸免一死，医疗费花去一千多元。这位幸存者后来对人说，她实在忍受不了失子的精神折磨，想一死了之。她说：“死了一了百了，什么也不想了。”

　　三原县失踪儿童张波的爷爷是死也不是，活也不成。
　　张爷爷原来有工作，六十岁以后退休在家，帮儿子儿媳看孙子。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帮忙会帮出祸来。
　　一九九0年的一天，张爷爷看着的小张波在自己家门口被人拐走了。这孩子是独生子啊，这还了得?儿媳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当时就昏死过去了，是送到医院才救活的。
　　他儿子开了个商店走不开，找孩子的任务几乎落到了他一个人身上。他觉得应该如此，“谁让我这个老不中用的把孙子看丢了?”他总是这样对人讲。
　　他老胳膊老腿地全国各地到处跑，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山西……许多地方都去了，他亲自看了三十多个同他孙子差不多的被人买养的孩子，花费近四万元，还是没有找到他看丢的张波。
　　他垂头丧气、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
　　媳妇一见面就骂：“又没找回来，你怎不去死呢?”自从孩子丢失后，媳妇一直是这样骂。她拿了一条绳子给公公，对他说：“你去上吊吧，你怎不去吊死呢?”她还买了毒药给公公，对他说：“你怎不喝呢?你把孩子看丢了，还活着干什么?”
　　张老头光哭，一边哭一边对儿媳说：“我给你找，我还有点钱，一定想办法找回来。如果钱花完了，孩子还找不回来，我再去死也不迟，反正我六十多岁的人了……”
　　真不敢想象，这张老头将来会是个什么结果。
人们常用“骨肉分离”、“妻离子散”来形容家庭的不幸。如今，人贩子制造了多少这样的不幸家庭?
　　死别，让人痛苦；生离，更令人揪心。
　　这些孩子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寻找无望，万般无奈，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亲人是经历着生离死别的双重打击和折磨啊！

第三章 蒙难天使

　　 人类认识到人自身价值的时间并不算晚。
　　“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东西，但是没有比人更伟大的了。”
　　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早在公元前四百多年就悟出了这个道理。
　　我国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也有一句名言：“间于天地之间，莫贵干人。”他那至今仍在现代社会光芒四射的军事思想，原来是建筑在这个伟大的思想基础上的。
　　一代伟人毛泽东也用现代语言表述过他对人的看法：“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
人类社会，经过千万年血与火的洗礼，经过阵阵剧痛的进化，发展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按说关于如何对待人，如何对待人的价值，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可遗憾的是，在现代社会，哪怕是发达国家，蔑视人的价值，摧残人的尊严的事件依然经常发生。成人中的种族歧视、阶级压迫、剥削、贫富悬殊等自不必说。十七亿儿童中的童工、雏妓、失学现象相当普遍。绑架、拐卖、虐待、残杀儿童的事件也时有所闻。
　　这是现代社会的痈疽，是对人类文明的挑战。看来，历史的长河在向前流动中淘汰这些泥沙还需要时间。
　　我们现在还是回过头来看看人贩子手中的儿童吧。他们从落入魔爪的那一刻起，便异化为“商品”。失去了人的自由，被剥夺了人的尊严，丧失了人的价值。剩下的只有商品的价值与价格了。他们成了能换取货币的活物。

　　　　　　　　　　　　　　　　一个男孩与三瓶罐头

　　陕西临潼。
　　盛夏炎热的天气，把人们逼得来去匆匆，谁也不想在太阳底下多呆一会儿。
公共汽车，在这个西北小城，依然是地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当然，这同那闻名世界的秦代兵马俑有关。
　　上公共汽车时，由于人多车挤，一个农民花十多元钱买了三瓶罐头，被另一个带小孩的人给挤碎了。当时两人便吵了起来，农民非让那人给赔，开始他不肯，说没有钱，后来实在拗不过对方，便说：“好吧，我赔你个孩子够了吧?”说罢，便将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交给了他。开始。那位农民还半信半疑，后来，看那人真的到站下车了，才瞪着一对吃惊的大眼将留在车上的孩子领回家。
　　这个孩子说他叫朱拴拴(音)，说话东北口音，会唱《可怜的小山羊》。孩子便被那位农民收养了。这个村在临潼河北，孩子一九九一年已经六岁多了，不叫这家两口子爸爸、妈妈。养母经常叹着气说：“这孩子白养，将来是人家的。”
　　这场口舌“官司”了结得如此迅速，如此大方，令人目瞪口呆。这虽是一个特例，但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被拐卖的儿童在人贩子眼中的价值。

　　　　　　　　　　　　　虎子的遭遇

　　这个说不清自己籍贯的小男孩，几年时间似乎把他这一辈子的苦全吃了。
　　他长得虎头虎脑，比一般男孩都淘气、顽皮，一分钟也不闲着，闹起来没完没了。他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搞不清是什么人把他弄出来的。糊里糊涂，他被拐到了河南信阳。
　　当地农民陈小六花二千元将他从人贩子手中买回家。他家只有两个女儿，缺儿子。陈小六指望他长大之后为他传宗接代，养老送终。谁知妻子徐淑琴不欢迎这个“新成员”，张口就骂，举手就打，还不给孩子吃饱。有一次，徐淑琴给自己女儿烙了几张饼，小家伙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偷偷地咬了一口，被回过头来的徐淑琴看见了，上去就是一巴掌。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这时，她就趁机伸手去抠那块没来得及咽到肚子里的饼。孩子急了，咬了她一口。徐气急败坏，找来钳子将他的四颗下牙拔掉，孩子满口鲜血直流，疼得差点昏了过去。
　　徐淑琴毒打孩子的办法还有很多，棒打手拧嫌不解恨，有时还用烧红了的铁器烙。孩子被人解救出来时，左腿已被打断，走路一瘸一拐，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真正的体无完肤。头发就像麦田里的麦苗一样，一撮一撮的。为给孩子治伤剃光了头，有人数了一下，这个小脑袋上竟有三十多处伤疤。徐淑琴因此被判刑三年。
　　正在这孩子受苦受难的时候，陕西省三原县一个丢孩子的家长得到了一个信息：河南信阳有一个男孩，约五六岁，是从陕西拐去的。这个消息一下子在陕西一些失踪孩子的家长中传开了，六位同那孩子年龄相仿的失踪儿童的家长，火速赶到信阳，他们的心情是相同的，盼望这孩子就是自己家丢失的儿子。结果使他们大失所望，他们流着泪看了半天，都确认不是自己家的亲生骨肉。但这孩子的悲惨遭遇使他们痛心疾首，寝食不安。
　　西安市去的一位家长给秦川机械厂的孙长安带回一个好消息，说那孩子很像他们家丢的虎子。孙长安也迫不及待地赶到信阳，在买主所在的那个乡里，他碰到一个人，自称他可以帮长安将这个孩子弄出来，但要四千元报酬。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孙给了这个人七百元。等见到这个孩子时，长安觉得他不是自己的小虎，但看到孩子被折磨得实在不成样子了，就决心先将他解救出来，之后再帮他寻找亲生父母。
　　就这样，孩子被接到了西安。他看上去五岁左右，满口河南话。据买主所在村群众反映，他在徐家已有两年多。原来什么口音，谁也搞不清。当问及他家中有什么人，都是干什么时，孩子只说：“我爸爸挑大粪，妈妈开商店，家中还有一个小妹妹。”爸爸、妈妈、妹妹叫什么，全答不上来。
　　问他是怎样被拐卖到信阳时，这孩子只能断断续续介绍如下情况：
　　“太阳刚出来，我在俺家门口玩沙子，一个叔叔一个阿姨把我抱走了。我们坐了很长时间火车，一天没吃饭……后来就到了这个家……，，
　　其它情况，一概不知。这孩子被拐卖时，恐怕还不到三岁，他能记住什么呢?
　　但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却深深地埋下了对人贩子仇恨的种子。有一次孙长安同一个女同事开玩笑。他对这孩子说，“小虎(孙长安找不到自己的亲生儿子小虎，干脆也叫这个孩子小虎)，她是人贩子，就是她把你拐卖到河南去的。”小虎听罢，当时在地上拣了块砖头就去砸那位女子，边砸还边骂：打死你这个人贩子!”不是长安拦得快，就会出事故。
　　后来，广州的《家庭》杂志刊登了孙长安同妻子及这个孩子的照片，远在云南省的孩子的父亲看到后，找到了西安。父子相见，抱头痛哭。
　　原来，这孩子也是虎年生的，也叫虎子，同孙长安家丢的儿子同年生，同名。他爸爸给孩子买了身新衣服就走了。他说：“我们家我父亲属虎，我属虎，这个儿子也属虎，三虎相聚，必有一伤，这孩子，你们养着吧。”
　　虎子的亲生父亲就这样只身走了。

小刘磊的悲剧

　　 小刘磊的命运似乎更悲惨。
这孩子四岁半时，在陕西省商县县城被两个女人贩子拐走，时间是一九八八年一月七日。
　　“货”到手后，这两个女人贩子将其快速运到河南，以五百元的价格匆匆忙忙地卖给西峡县一个娶不起媳妇的光棍汉。他因经济原因，这辈子没法得到亲生儿子，但他也同其他男子一样，需要儿子延续香火，养老送终，他也想尝尝当爸爸是个什么滋味。
　　这是一块贫瘠的土地。穷山恶水，人口素质低，缺少商品观念，这些恶性循环的不利条件紧紧把这里的农民束缚在温饱线上，脱贫，是他们的神圣理想。
　　这个光棍汉四十多岁，看上去像已经步入老年。本来一个人的日子过得就紧紧巴巴，再添一个孩子，生活更拮据了。不幸的小刘磊陪他在贫困中挣扎。
　　一个偶然的机会，小刘磊的父亲刘宝民得知河南西峡县一位农民买的孩子很像他的儿子，便急忙赶去解救。时间，一九八九年一月。
　　到达这个光棍家时，天已漆黑，他家仍舍不得点灯。见来人了，惊慌失措的主人才颤抖着手划了根火柴，点亮了那小如黄豆般昏暗的小油灯。
　　借着微弱的光线，刘宝民一行看到的，只有一盘土炕，几块破席片，一小堆烂棉絮，还有一口锅，两只破碗而已。房子是透着天的，抬起头来，便能从屋里看到星星。
　　机灵活泼的小刘磊也面目全非，肥大的破棉袄下蜷缩着骨瘦如柴的小身体，在冷若冰窖的屋里冻得瑟瑟发抖。蓬头垢面，眼窝深陷，明亮的眼睛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脖子上的小脑袋就像一个放干巴了的雪花梨。见了刘宝民，直往墙角里钻，两只小眼睛呆呆的，不敢说话。
　　买主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把一切都如实讲了。“孩子是从两个女子手里买来的。她们说，这孩子的爸爸妈妈死了，没人管，我看孩子怪可怜的，我正好也想要个儿子，可是没有钱，她们说便宜点五百元卖给你，我不用说五百元，就连五元也拿不出来。是求人说了许多好话，贷了五百元款才把孩子买过来的。这孩子要是你们的，就领走吧。”
　　整个解救过程很顺利。刘宝民也觉得这个光棍很可怜，给了他五百元钱，让他去还贷款，就把孩子接走了。
　　到家后，儿子既不叫爸爸，也不喊妈妈。陌生的小眼睛整天发呆，就像丢了魂似的。他不爱说话，也不怎么吃饭。父母觉得不对头，便抱他到医院检查治疗。医生诊断：严重营养不良性贫血。当时便收下住院。
　　后来做进一步检查，孩子肺部、肾脏也有病。虽然经过两个多月治疗，小刘磊终因病入膏肓而在病床上结束了他不满六岁的小生命。

　　　　　　　 　　　　　　　野外血案、命案

　　陕西户县是因那里的农民画画得好而闻名于世的。
　　李超才三岁，他就是户县人。那一天，他跟着卖冰棍的外婆在街上玩。对面走过来一个约七、八岁的小女孩。“小弟弟，跟姐姐玩一会儿吧。”小超超当然高兴，他们边走边玩，等外婆回过味来，孩子早无影无踪了。
　　人贩子当即将这个孩子送上火车，运到河南。当时正是十二月份，天寒地冻。到目的地一时找不到买主，人贩子就将他放在野外的一个破窑洞里。
　　人贩子从野外找了一些干草铺在地上，就让小李超在那上面过夜。这孩子在家娇，一直到被拐走前还没断奶。加之旅途颠簸，孩子又饿又累又冷，哇哇直哭，人贩子就打。实在哭得不行了，就扔给他几块生红薯啃。没几天，孩子的手脚、耳朵全冻破了，鲜血直流。到出手时，脚指已冻掉一个，奄奄一息，连哭闹的力气都没有了。

　　还有比这更惨的。
　　有一个由山东、湖北、河南三个地方的人组成的人贩子团伙，偷到了一个不足一周的男婴。当抱至轮船上时，小孩子得了新生儿热，他们又没经验处理，也不敢到医院去就诊，估计一时脱不了手，就用破布一裹，趁天黑时扔入江中。
　　郑州市郊白庄有两个女孩被拐，因几次无法脱手，人贩子怕罪行败露，就将她们溺死在粪池内。
　　还有一个人贩子，一次偷了两个约两岁的男婴，趁夜色装入麻袋放在自行车上。怕孩子哭闹，临行时给他们喂了点安眠药，嘴巴里又塞上毛巾。走到半路打开一看，一个已窒息而亡，就丢在野地的枯井里。
　　一九九0年十二月，紫阳县长兴村农民武兴仁被人贩子打昏，其一岁半的儿子被抢走。三天后，群众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了孩子被野兽咬得残缺不全的尸体。

　　　　　　　　　　　　　　“逍遥津”的小女孩

　　 安徽省合肥市东北隅有个逍遥津，古为淝水上津渡。东汉末年，吴主孙权被曹操大将张辽击败于此，差点丢了性命。逍遥津因此名传千古。
　　《 合肥晚报》的编辑们很有心计，他们也开辟了一个叫“逍遥津”的专栏，为读者排忧解难。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二日，这个专栏刊登了余林明的文章，题目是《杨杨的父母，你们在哪里?》，文中写道：
　　姨妈从乡下来，说她抱了一个小女孩。姨妈虽然四十不到，已有三个男孩了，一心想要女孩，现在终于如愿以偿。我们为此向她道喜，她却说，是花钱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姨妈一口认定这女孩是城里人，说她来时穿了几套毛线衣，织得很漂亮，是乡下人绝织不出来的。说她小小年纪，不过四、五岁罢了，早晨起床要刷牙，吃饭要用专用碗，用餐时要坐桌子。姨妈说，按我们乡里规矩，孩子是不给上桌的，可对杨杨例外。
　　杨杨?为什么名叫杨杨?我们问道。姨妈说，一开始，问她叫什么名字，她死也不说， 于是邻居孩子们就戏喊她小丫头，一听喊她小丫头，小女孩恼了，大叫道，我有名字，我叫杨杨！对姓，小女孩则未保留，干干脆脆地说自己姓高。姓这个字音很明确，姓高就是姓高。而名这字音到底是哪两个字，却令人费解了。是“洋洋”?还是“阳阳”?还是“杨杨”?不得而知。联系到是不是父姓高，母姓杨，父母姓合一而命名，故权称“杨杨”。
　　杨杨到姨妈家前，已辗转了一段日子。姨妈领她去家的那天，小女孩说：路错了，还没坐船！姨妈家在岗上，自然没有船了。而从这个小女孩口中吐露出来的似乎是关于自己家乡的记忆，肯定是一个与水与船有关的地方了。
　　小女孩一到姨妈家，就发起高烧，幸亏姨父姨母寻医及时，才好转起来。但病后很少说话。估计到姨妈家前，人贩子没少恐吓她，致使她不敢说话了。
　　姨父姨母待这个小女孩都很好。姨父有天到合肥城，说要带点苹果给杨杨吃，后来因事忙忘掉了。傍晚，等来空手而归的姨父，杨杨伤心得大哭一场。姨妈为此而一夜不安，第二天一早，便步行四里多路，赶到集上称回一斤苹果。杨杨接到苹果，喜笑颜开，一会儿就吃了个尽光。
　　期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对丢失孩子的父母(据说是父在医院住院，家离病房很近，母叫小女儿送饭，途中被人贩子截走了)，闻听我姨妈家收养了一个女孩，特地从城里赶到乡下去探视。夫妻俩装作过路人，从门口望了一下。妻未看清，又借口讨水喝，进到屋里抚摸着杨杨的头，眼泪刷刷而掉。见不是自己的女儿，大失所望而去。因此，姨妈联想到杨杨的父母，丢了宝贝女儿不知急成什么样子。
　　姨妈姓郑，姨父为这个小女孩取名郑玉霞。可姨妈为了保存小女孩的记忆，仍坚持叫她杨杨。姨妈说，我很爱这个小女孩，但若是她父母找来了，我还他们!
　　是的，这个生在城里的杨杨，由于被人贩子拐卖到乡村，关于她的户籍、教育、医疗，包括前途等等，都将面临另一种命运。可杨杨的父母又在哪里呢?
　　看得出，该文作者余林明和他的姨妈、姨父都是好人。他们同情被人贩子拐卖的小女孩，更同情那丢失女儿的父母，愿意找到杨杨的亲生父母，使她一家骨肉团圆。这，大概就是余林明写这篇文章并登报的目的吧。
　　可天下之大，人海茫茫，怎样才能找到这个小女孩的亲生父母呢?

宁城两姐妹
　
　　不要以为儿童只是指不懂事的颃童。
　　世界《儿童权利公约》明确指出：“儿童系指十八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成年年龄低于十八岁。”
　　前文中，我们对婴幼儿的被拐卖情况披露较多。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较大儿童，特别是女性儿童被拐卖后的痛苦遭遇吧。
　　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某村农民之女杨晓丽和杨秀丽的不幸经历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河北省遵化县某村农民李万朋家。
　　“救救我!快来救救我!我想妈妈!我要回家!”
　　一个少女稚嫩而又微弱的声音从李家的地窖里传出。这凄厉的呼救声仿佛是从地狱发出来的。
　　十四岁，在妈妈跟前还是撒娇的年龄。可此时的杨秀丽却受着非人的折磨。
　　窑外数九寒天，北风呼啸，冰天雪地。窖内漆黑一团，冰冷似铁。光着身子的杨秀丽蜷缩的身子一动不敢动，她的身子周围满是带刺的枣树枝，她已经被扎得遍体鳞伤。这是李万朋想出的最原始却极其残酷的刑罚。因为杨秀丽拒绝同这个大她十几岁的粗鲁男子“结婚”、同居。
　　杨秀丽终于被李万朋治服了。
　　十六岁的杨晓丽是杨秀丽的姐姐。她同妹妹一起被人贩子拐卖到遵化县。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姐妹俩到镇上卖粮，卖完粮，想到县城玩玩，顺便找在县城工作的表哥，看能否给她们介绍个工作。表哥没找到，当晚回不去了，就住进了一家旅店，在店内，被人贩子盯上了，连蒙带骗把她俩拐卖到遵化县。在杨秀丽被迫同李万朋“成婚”前几天，杨晓丽被人贩子以二千八百元的价格卖给另一个村的光棍王兆海。
　　姐妹俩就这样糊里糊涂、连哭带叫地做了“新娘”。
　　一个多月后，杨晓丽想办法给她父亲拍了封电报。
　　经宁城县和遵化县公安人员的密切配合，杨晓丽被“抢救”出来，回到了宁城。姐姐走了，妹妹杨秀丽的日子过得更悲惨了。李万朋怕她逃走和被解救，像抓猫一样强行将她装进一个大黑布口袋里，用拖拉机拉到了一百多里外的一个亲戚家藏匿起来。为了防止杨秀丽逃跑，李万朋让她赤脚上山砍柴，光着身子做家务，不给她吃饱饭，晚上加紧蹂躏她，想让她快点生个孩子，把她永久拴在这里。
　　后来，杨秀丽怀孕了，一九九0年七月生下一个男婴，可怜的孩子就这样做了孩子的母亲。李万朋一家把这新出生的婴儿看成是一把锁，认为杨秀丽离不开孩子，从此就不会再跑了，便放松了对她的看管。
　　杨秀丽也将计就计，装出十分老实、服从、安心“扎根”的样子，在全家人放松警惕的情况下，于一九九一年三月上旬的一天，以交电费，顺便上街买袋洗衣粉为名，才逃出虎口，回到了宁城，回到了父母的怀抱。
　　杨晓丽、杨秀丽虽然结束了奴隶般的生活，恢复了自由，可是，这段非人的生活留在她们心灵深处的创伤，何日才能痊愈?投在她们人生道路上的阴影何日才能排除?

　　　　　 　　　　　　　“三朵金花”落难记

　　 不知什么时候，香港的人体器官贩子也加入了大陆人贩子的行列，明目张胆地千起了拐骗、残害儿童的罪恶勾当。
　　《西安法制报》曾报道过这么一个案例：
　　在姜太公曾经钓过鱼的渭水河畔，有一个美丽的村庄——白杨寨。
　　寨子不大，总共不过百十户人家。村里有个老实农民马福禄，他家有三个女儿，老大香花，老二香草，老三香株，三个姑娘似洛阳牡丹，如出水芙蓉，一个比一个漂亮。自从村里演过电影《五朵金花》之后，村里人就称她姐妹三人为“三朵金花”了。
　　“三朵金花”的父母本分勤劳，他们带着三个姑娘种粮种菜，栽烟叶养丝蚕，日子过得很富裕。
　　一九九0年秋天的一个晴朗的早晨，香花、香草、香株三姐妹背着三包蚕茧到县城交售，在汽车上，她们听人议论，西安市东大街北柳巷有个劳务市场，在那里可以经人介绍在城市里找到工作。姐妹仨心动了。她们从电视、电影里看见过城里人的生活，她们多么向往，恨不能立即生出翅膀来飞到日盼夜想的古都——西安。
　　春节的爆竹声还未停息，“三朵金花”便兴高彩烈地上了西去的列车，去寻找她们的梦……
　　西安市东大街北柳巷口的劳务市场，人头躜动，好不热闹。到这里来的，有求职的，有雇人的，有别有用心的，也有不怀好意的。那一道道目光，期待的，渴求的，贪婪的，阴险的，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复杂的小社会。
　　涉世未深的三姐妹哪里知道，这里是龙潭，也是虎穴，是市场，也是陷阱。她们在一处比较显眼的地方站着，等待有人过来为她们介绍一份既能开眼界、又赚钱多的好工作。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歪着头，眯缝着眼睛笑嘻嘻地走过来，围着“三朵金花”上下打量了个够，开口了：“姑娘，你们在此是找工作吗?”三姐妹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你们去过深圳吗?”香花摇了摇头。这时，这位男子从口袋里拿出一沓彩照分给她们三人。照片上是一座座高耸入云的大楼和装饰豪华的房间。三姐妹都被这从未见过的照片上的世界惊呆了。中年男子做了自我介绍：“我是深圳一家贸易公司的人事部经理，姓吴。”并指了指一张照片上挂有招牌的大楼讲，“这就是我们公司。我们公司专做丝绸贸易，很愿意聘你们到我公司工作。你们如果同意，一会儿就跟我去见总经理。”三姐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十七岁的香草和十六岁的香株都把目光落在了姐姐香花脸上，她毕竟比她两个妹妹稍大一点。香花又仔细询问了一些问题，那位“吴经理”都做了满意的回答。最后，香花点头答应了。
　　当即，“吴经理”叫了一辆出租车，把她们送到了城外一家中档宾馆。一顿丰盛的晚餐也是“三朵金花”从未吃过见过的。餐桌上，“吴经理”指着一位年长的男子对三姐妹介绍说：“这是我们公司的许总经理，对你们姐妹三人印象满好。”许总经理”当即对着她们三人满意地直点头。三位姑娘高兴地吃着，喝着，好奇地看着，开心地笑着，这时，她们只有一个感觉：她们追求的幸福生活马上就要降临了。
　　酒足饭饱之后，天已经黑了。三姐妹被领到了客房，每人又送上了一杯饮料。那饮料，色好艳，味好美，她们一边喝着，一边欣赏窗外的城市夜景。可不知怎的，姐妹三人几分钟后便都歪头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当她们一觉醒来时，发现两个“经理”不知什么时候钻进了她们的被窝，发现自己又都全身一丝不挂地被他们抱着。她们一切全明白了，又哭又闹，到处找衣服……最后，还是被三张招工录用登记表和每人一百元人民币止住了。那位吴经理对发呆擦泪的香花说：“你是当姐姐的，应该明世理，想过好日子就好好带个头，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失掉了你和两个妹妹的前程。”香花自知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她们默认了。
　　一列从西安直发广州的274次列车启动了。车窗外旖旎的风光像西洋景似的一幕幕飞掠而过。车箱里，“三朵金花”目光呆滞，离开家乡赴西安的那股精神再也打不起来了。而两位“经理”却好像昨天夜里什么事也没发生，在交头接耳，眉飞色舞地谈论着什么。
　　夜幕又一次降临了，天黑得吓人。列车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停了下来。两位“经理”告诉三姐妹，他们必须从这里下车，换乘另一次直达快车才能到达目的地深圳。三姐妹顺从地下了车，五个人沿着一条田埂小道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大约一个小时后，来到一处房屋前。“吴经理”上前敲门，一个五十多岁的秃头人开门把他们迎进院内。“许总经理”对“三朵金花”说：“开往深圳的车明天早晨六时才能到达，这是我的一位好友，我们在这里吃点饭，睡一会儿再去赶车。”此时的三姐妹已只剩下被人摆布的份儿。
　　几杯茶水下肚后，姐妹三人只觉肚里一阵灼热，几分钟后又一次进入了昏迷状态。
　　大约鸡叫头遍的时候，香草从昏迷中醒来，发现姐姐和妹妹不见了，便偷偷溜下土炕，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门。当她路过一间亮着灯的房子时猛然看到地上的一块石板上赤条条地躺着两个人，她仔细一看，那是她的姐姐和妹妹。那个秃头老家伙正蹲在姐姐身边，用一把亮闪闪的小刀敲打姐姐的肚子，双手粘满了鲜血……香草吓晕了，瘫软在地，几分钟后，她才挣扎着立起来，半爬半跑地逃出大门。
　　香花和香株在痴迷的憧憬梦中被杀害了，她俩的几件器脏已被装入六个大瓶子中。她们哪里知道，这两个自称是深圳某贸易公司“经理”的家伙竟是香港来的人体器官贩子。
　　一列开往广州的274次列车再次经过昨天那个小站时，两个“经理”手提两个大箱登车启程。此刻的香花和香株不是随他们到深圳，而是要去香港，只是她俩再也无法看到和体验她们向往的理想了。
　　幸运的香草逃出那个杀人的魔窟后，已无法寻到来时的路了。她迷迷糊糊地顺着田埂朝西走了很久很久，天亮的时候，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小镇。走出镇子，她在一个好心的豆腐商人的救护下，辗转两天，才爬上了西去的列车。
　　终于，香草回到了生她养她的白杨寨。听到爹妈问姐姐和妹妹哪里去了时，她只是嚎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后来，她才把这不幸的遭遇告诉了父母。
　　那以后，香草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姐姐和妹妹鲜血淋淋地躺在石板上的情景。没几天，她疯了，整天满身满脸的泥，整天衣衫褴褛地跑……
　　后来，白杨寨的乡亲和香草的父母得到一个好消息：杀害马香花、马香株的凶犯党远朝、梁启孟、周乔已被处以极刑。
　　马家悲痛之余，总算得到了一点安慰。

从“小天鹅”到“丑小鸭”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中学教师沈长如丢失的女儿沈晨找回来了，这在众多丢失儿童的家庭中实属少数幸运者。这个喜讯不胫而走，顿时传遍了沈长如和他妻子颜秀凤所在的单位和田家庵区，传遍了几乎整个淮南市。亲人，熟人，朋友，同事，有关领导纷纷登门祝贺，看热闹者也不乏其人。
　　找到小沈晨的简要过程是这样的。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和四月二十二日傍晚，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两次来到沈长如家，说他知道沈晨的下落。来人还说，他是看了三月四日《中国妇女报》上关于沈晨丢失的报道后找上门来的(一九九0年十二月，沈长如为寻找沈晨，曾到《中国妇女报》上访，笔者接待了他，并于三月四日以题为《救救孩子》的通讯报道了沈晨及另外两个丢失儿童宋杨和胡劲松的情况)。五月一日，沈长如就按送信人提供的情况，来到了涡阳县楚店，找到了收养沈晨的王大娘。这位老太太说：“去年夏季吃西瓜的时候，两个女人从淮南带来一个小女孩，她们不喂养，就交给我了。我这么大年纪了，有孙子，有孙女，不想养，但孩子是无辜的，没法子就收养了。孩子说不清确切地址，没办法送还，只好带到现在。”当时，孩子被一个亲戚接走了，沈长如立即赶到那位亲戚家，一看，那个小女孩确实是他丢失的女儿
　　沈晨，不过，王大娘为她起了个新名字：彬彬。
从一九九0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时沈晨丢失起，到沈长如找到女儿的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止，这孩子离开父母仅九个多月。且涡阳是安徽本省的，距淮南市也仅仅一百多公里，可沈晨便由一只“小天鹅”变成了一只“丑小鸭”。
　　沈长如详细讲述了他找到女儿的情景和心境。
　　“我们骑自行车赶到了王大娘那位亲戚家一看，这孩子正是我女儿沈晨。她确实胖了，头发很长，显得头更大了，脸黑黑的，很粗糙。穿着棉裤、棉袄(不要忘记，此时是五月)，又破又脏，完全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她一点也不认识我了。我一阵心酸，很不是滋味。我强忍着泪，拿出很多她丢失前照的照片给她看，不管我怎样提示、引导，她总是茫然?认不出照片上的她自己，她的爸爸、妈妈，经常带她玩的姐姐(即我的外甥女)，以及她最喜欢的玩具——黑猫警长……她不但不认我，反而有点怕，直往她‘姨姥’的怀里躲。我终于忍不住掉泪了。她幼小的心哪里解得了这人间沧桑。我真难过，她妈妈想她死去活来，我一直跑在外面找她，而她却把我们全忘了。哎，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们同去的三人要把她带回王大娘家去，她只要她三叔(即大娘的三儿子)，看到我和小胡就害怕，我心里又是一阵难受……我朝思暮想的女儿找到了，我多么想亲亲她，抱抱她，可是不能。是因为她幼小的心灵受过创伤，生怕‘别人’再把她抢走呢?还是因为她在生爸爸妈妈的气，怨恨我们没照看好她，让她受这么长时间的苦呢?我不想再让她受到惊吓，只好忍着，我不知是喜是悲，眼泪禁不住地往下流……
　　“我们回到了大娘家，已是傍晚了。回淮南不可能了，我上街买了些菜和酒，回到大娘家。大娘家门口人来人往，都知道‘彬彬’爸爸来认女儿了。有人要照片看，有的人问孩子是怎样丢的。也有人夸‘彬彬’很聪明，会说这会说那等等。‘彬彬’在外面和小朋友们一起玩，一点儿也不敢靠近我。有人把她拉到我面前，她就硬往她‘奶奶’面前跑，拉住奶奶的手跟前跟后，好像只有‘奶奶’是惟一的亲人。
　　“第二天一早，我们要走了。大娘的大儿子抱着‘彬彬’，大娘跟在后面，一直把我们送上汽车。当我们接过‘彬彬’时，她哭喊着要奶奶，我们只好骗她：别哭！你奶奶在后边车里，马上就来。拿东西给她吃，她也不要，不管怎样哄她，都无济于事。她仍然哭着要奶奶。我看她那受惊的样子，仿佛看到她被人贩子抢走时的情景。而我现在明明抱着自己的亲生女儿——沈晨，但她却变成了‘彬彬’，好像我就是人贩子在拐骗她。哎，真叫人啼笑皆非!
　　“‘彬彬’一路上哭闹，哭够了，哭累了，她睡着了。但她在梦中仍喊：‘奶奶!奶奶!’我抚摸着她，默念着：‘晨晨，你丢失的时候，是否也像现在这样喊：妈妈，爸爸!’我拨弄着女儿的头发，上面有许多虱子。脖子上、手上、身上、脚上……到处都是黑色的污垢，像膏药油一样。我不知不觉地又掉泪了。要不是公共汽车上人多，我会放声痛哭一场。
　　“我们把她抱回家，她的妈妈、奶奶及全家看到她后，都哭成一团，她奶奶急忙去烧香，她爷爷去放炮……她妈妈想抱她，她不让，她被吓哭了，并且不住地要找‘奶奶’!
　　“整个家属区的人听说沈晨找回来了，都半信半疑地来看，还有我和妻子单位的同志、亲戚、朋友都来贺喜，一连十多天，人都没断。
　　“晨晨回到家，好像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没有笑声，没有话语，好像只会说：‘我要奶奶’。原本一个天真活泼、能说会唱的孩子(丢失前，她会唱《我们的祖国似花园》、《小燕子》……会讲《小猫钓鱼》、《三只美丽的蝴蝶》等故事，会背儿歌《过了新年长一岁》、《小板凳》、《小鸭子》等，会背古诗《静夜思》，会跳舞，会做操……)，现在竟变得这样痴痴呆呆，原本一个‘小皇帝’，而现在变成了‘小奴隶’，她胆小怕人，与世无争，买吃的东西，给她就要，不给也不敢吱声，只是盯着看；把她手里的东西拿给别的小孩吃，她也不声不响；她的玩具，其他小朋友玩也行，拿走也行；小朋友打她，从不反抗，只是无声地掉泪；吃饭不要菜，给什么吃什么；她不知道罐头是什么，她说巧克力是黄豆……丢失前她讲文明，懂礼貌，见女的叫阿姨，见男子叫叔叔，见老头老太太喊爷爷、奶奶，见小朋友叫姐姐、哥哥、弟弟、妹妹，而现在不叫了，只会说女人，男人，老头子，老妈子，女娃子等方言，还会讲脏话、粗话；丢失前爱干净，讲卫生，而现在爱坐地，怕洗脸、洗脚；东西掉在地上拣起来就吃……
　　“为了让她熟悉环境，增加我们父女、母女之间曾经拥有的那种感情，刚接回来的那几天，我和她妈妈天天带她到公园、游乐场、体育场、商店等，凡是能玩的地方都去，每到一个地方，给她买吃的、穿的、玩的，凡是她喜欢的，尽量满足她。我们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我们只是想补偿欠她的父母之爱，只是想让她高兴，只想让她早点喊我们爸爸、妈妈。但她还是不喊。大约一周左右，有人来看她时，指着我们对她说：这是你爸爸、妈妈，她点头默认。当我对她说：‘我是你爸爸，她是你妈妈’时，她有时笑，有时点头，但仍然不喊。大约十多天后，她才开始喊我们爸爸、妈妈!她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有时还给我们讲讲她在涡阳生活的一些情况。
　　“她说，‘那边的奶奶喜欢我，爸爸(王大娘的二儿子)好打我，小慧妈(大娘的二儿媳)用眼翻我，她不叫我喊她妈妈，她不叫我到她家去，叫我滚!小慧、囡囡、大兵(小朋友的名字)都打我；我在那里天天吃玉米糊糊’……
　　“渐渐地，沈晨习惯了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关系也亲密了。谁要是开玩笑要把她送到涡阳去，她就跟谁闹，她再也不想离开我们。她上幼儿园了，有人开玩笑地说：沈晨，你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表现得好，现在又调回幼儿园‘工作’了。有人说，沈晨，你从‘地狱’又回到了‘天堂’，你由一个‘丑小鸭’又变成了一只‘小天鹅’。
　　“真的，过去的，就像一场可怕的噩梦……
　　沈长如的叙述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为他庆幸，为他祝福，为了失而复得的小晨晨，也为了这个骨肉重新团圆的家，为了他们的现在，也为了他们的将来。
我更希望华夏大地上所有丢失儿童的家庭都像沈长如家一样，尽快将残酷的现实变成一场可怕的梦……
　　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儿童刚生下来时，大脑重量为三百五十至四百克，相当于成人的四分之一。第一年发展最快，可达到九百克，到了四岁时，相当于成人大脑重量一千五百克左右的百分之九十。这表明，人的智力及性格的发育最重要的时期是四岁之前。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早就说过：“教育的基础主要是在五岁以前奠定的。它是整个教育过程的百分之九十。在这以后，还要继续进行。人的进一步成长、开花、结果，而你精心培植的花朵，在五岁以前就已绽蕾。”
　　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也说过：“人的整个日后生活，即使到他要离开人间的时刻，他的渊源都在儿童早期。假如这个时期受了损害，假如未来之树的胚芽受了损害，他则要以最大的困难，做最大的努力，才能成为强健的人。”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讲过这样的话：“凡人生所需要的重要习惯倾向、态度，多半可以在六岁以前培养成功。换句话说，六岁以前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培养得好，以后只需顺势培养下去，自然成为社会优良分子，倘使培养不好，那么习惯成了不易改，倾向定了不易移，态度决了不易变。”
四岁以前也好，五岁、六岁以前也罢，都是讲同一个科学命题：儿童早期，是决定一个人一生的最关键的决定性时期。这一时期儿童成长的环境好，教育得法，孩子可以培养成人格健全、智力优良的人，否则，不良后果将影响其终生。
　　可我们的小天使们，这么多被拐骗离开亲生父母，离开优良的生活环境，被当作“活商品”拐卖，摧残，虐待，这对他们智力的发展，性格的塑造，良好习惯的形成，会造成多么大的损害啊!真是人道难容!天理难容!
　　人，不论他是一个国家的总理、总统，还是普通工人、农民，不论他是科学家，还是一般劳动者，都是从婴幼儿时期培养起来的。开始初来人世时，都是只知吃奶、哇哇啼哭的不懂世事的孩子。他们的差别是不同的生活环境、教育状况、以及历史机遇等造成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美国前总统里根刚出生时，他的父亲跑上楼来，欣赏了一下他的新生儿子说：“他的样子好像一个胖小荷兰人，但谁知道他有朝一日会不会当总统呢?”后来，里根真的当选美国总统，姑且就算历史性的巧合吧。
　　在千千万万被拐卖的儿童中，包括在拐卖过程中被折磨致死的孩子，谁敢说他们将来就不是祖国的栋梁之材!可惜，不知有多少本来是科学家、军事家、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或者可以委以重任的政治家们，过早地被扼杀了！
　　这是作践祖国的现在!也是摧残祖国的未来！
　　愿这些人为的悲剧能早日绝迹。

第四章 两极世界

　　 孩童时代，我曾提出过这么个问题：这个世界千吗要有坏人呢?要是没有坏蛋，只是好人，该有多好啊!那样，就没有奸臣害忠良，就不用抓小偷流氓，就没有拐骗和欺诈，就没有争斗与战争。人们相互关心、爱护、谦让、体谅，那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到处充满温暖和爱恋的永久太平盛世。
　　我慢慢长大了，生活给我上课了。从国际风云的变幻中，从国内的政治斗争中，从自己的生活中，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我读到并读懂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这才觉得，我那孩童时的想法只是幼稚而又天真的幻想。
　　这个世界是两极的，到处充满了矛盾。哲学上叫对立统一。没有丑就无所谓美；没有黑就没有白；没有坏，就显不出好；没有恨就没有爱。有南极就有北极；有热带就有寒带；有光明就有黑暗；就成绩就有问题；有月亮就有太阳；有白天就有黑夜；有生必有死；有男就有女；有上就有下；有进就有退；有好人必有坏人；有高尚必有卑鄙……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正是在相互对立统一中存在，在比较中鉴别，在斗争中发展。这一切本是正常现象，无须大惊小怪。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在对待被拐卖儿童家长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两极世界吧。

　　　　　　　　　　　　　　　　　神秘的电话

　　关于人，关于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是否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人和人不一样，人和人差不多。在本章的上半章里，我们先来看看人的特殊性，即“人和人不一样”。这差别真是大得很哪!人，有舍己为人者，也有图财害命者，有救人于水火者，也有趁火打劫、落井下石者。
　　看到失踪孩子家长的“寻人启事”后，特别是看到“重金酬谢，绝不食言”的词句后，社会上有一类人动心了。他们思钱若渴，蠢蠢欲动，绞尽脑汁，甚至不惜以身试法，向受害者家属伸出了贪婪、罪恶、肮脏之手。
　　就在毛寅丢失后的第三天，全家人心急如焚、痛不欲生的时候，毛振平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对方是个男的。
　　“毛振平吗?”口气很傲慢，就像上级领导要批评下级。
　　“是。你是……”毛振平很客气。这是他为丢失儿子做广告后收到的第一个电话。他本能地觉得这个电话跟儿子有关。
　　对方没理会毛振平的问话，只顾自己说下去：“你们的儿子是不是丢了?”
　　“是，儿子前天丢的。”毛振平急忙回答。
　　“你儿子现在在我们手里!”
　　“是吗?你们……”毛振平想接着往下打听，喀嚓一声，对方将电话挂断了。
　　毛振平将这个消息带到家，全家人立刻转忧为喜。大家认为孩子是被人绑架了，恐怕是想诈点钱。他们分析，这个人还会再来电话的，都让毛振平到单位守在电话机旁等候进一步的消息。
　　果然，第二天，神秘电话又来了，不过这一次换了一个人，还是个男子。
　　“你是毛振平吗?你的儿子在我们手里，你速准备2000元钱赎人，接头的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没等毛振平问话，对方又将电话挂上了。
　　得到这个消息，毛振平一家坐卧不宁了，他们急忙给孩子准备衣服、食品以及日常用具、玩具，2000元钱也如数备齐，只等“另行通知”了。
　　第三天，电话又来了，仍然不透露姓名、地点，只是告诉毛振平：“今天晚上11点，将2000元钱装在一个信封内，放到西华门的男公共厕所由东往西数第五个花墙洞里。我们将孩子还给你，否则，后果自负。”
　　不容毛振平多问一句，对方又将电话挂上了。
　　当夜十点五十分，毛振平将2000元钱装入了信封内，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指定位置。他及同去的人躲在一旁，暗暗观察动静。
　　大约十一时过五分，一个黑影溜进了男厕所，取到钱撒腿就跑。毛振平等一行急忙围上去问：“我的儿子毛寅在哪里?”这时，他们看清了，取钱人是个小伙子。他不答话，还要挣脱包围逃跑。这时，几名公安人员也天兵降凡般突然出现了。他们抓获了取钱者和在不远处等待接应的另外三个小伙子。经审问，他们是一伙的，并不知道毛寅的下落，只是看了“寻人启事”想借机诈点钱花。

　　这是李麦琴家接到的第三个电话了。打电话者是个男性，河南口音，声称他知道他们家丢失的儿子陈晋的确切下落。条件是准备一万元现金。问李麦琴这边要什么条件?李家说，你的话，我们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孩子找到，一万元给你，一分不会少，但你接头时先得提供陈晋的物证，照片也行，孩子穿的衣服也行。对方满口答应，说当晚就将孩子的衣服送到家。李麦琴一家当晚等啊等，一直等到天明，也没有见这个河南口音的男子露面。第二天，第三天，他们始终未能等到……
　　在我采访到的几十个丢失孩子的家庭中，每家贴了“寻人启事”，在电台报刊做了“寻人广告”后，都收到过类似的匿名电话，搅得这些家庭或喜或悲，劳心劳身，平添了许多麻烦、烦恼，白白浪费了不少钱财。

　　　　　　　　　　　　化名电报匿名信

　　一封来自安徽省嘉山县自称叫尚明的人写的信寄到了淮南市洛河发电厂工人宋廉手中。
　　信称：他知道宋廉丢失的儿子宋杨的下落，收信后让他速寄500元，钱收到后告知准确线索，事成之后还需再补2500元。如不照上述条件去做，一切作废。
　　宋廉接信后，立即按信上提供的地址寄出500元，随即同厂保卫科的同志以及公安干警赴嘉山县找孩子。他们先后去了三趟，才找到了那个化名叫尚明的人。原来这是一个拄双拐的残疾人，他供认：“根本不知孩子下落，只是想趁机诈骗点钱。”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二‘日，宋廉又收到一封迟迟才转交到他手中的匿名信。信这样写道：
宋廉同志：
　　你好。如果你想要你的儿子，请于六月三十日中午十二时，带3000元钱，到灵壁县灵西闸里西北一百米处的小树林里，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不许你报告公安局，更不许你带人来。否则，你只能见到你儿子的尸体。
　　由于收到信已过了时间，宋廉未能如期赴约。他也说八成是骗局，可对此仍有几分懊悔。他说，就算这九千九百九十九是诈骗钱财，可是万一是真的呢?
被拐卖儿童的家长找孩子心切，总是从“万一”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接到电话、信件，有时候分析可能是骗局，但还是怀着一丝希望按条件准时赴约。
这不，一九九O年三月二十三日，宋廉又接到一封来自河南故县的加急电报。电文：
　　为了孩子，接电速来。
　　　　　　　　　　发电人：翟光明
　　虽多次上当受骗，宋廉这次仍像接到喜讯一样，有点兴奋，当然更多是不安。不论如何，第二天，他还是带着复杂的心情上路了。
　　从安徽淮南，到紧靠陕西、位于秦岭东延的崤山脚下的故县，相距两千多公里，须换乘好几次火车，下了火车还得坐长途公共汽车，下了汽车还得步行。宋廉下了车，又穿过了几条黑黝黝的火车隧道，又爬过了几座冰雪覆盖的小山，天黑了，不得不借宿当地山脚下的一个农民家。又经过了两天的辗转奔波，才在约定地点见到了发报人，这才知道翟光明是假名。
　　一见宋廉来了，他十分高兴，也很“热情”。他说，你的儿子现在不在此地，在安徽省萧县，要宋廉随他前去认领。宋又陪他返回本省到了萧县。发报人说。“你儿子在张庄寨东风旅社，我先走一步，但需要钱，太少了不行。”宋廉只得将身上仅剩的300元钱交给了他。谁知这家伙接过钱一去不复返。
　　宋廉人财两空，又气又累，病倒了。他无钱吃饭住店，更无钱治病，躺在床上，三天没进食了，泪水不住地流，浸湿了衣袖，浸湿了被角。后来，求人帮助打了个长途电话，家里来人才将他接了回去。

　不速之客上门来

　　 一位看上去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找到了李静芝单位——陕西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他是安徽省某地一个乡卫生院会计。一见面，他先紧紧握住李静芝的手，表示了他对一个丢失儿子的母亲的极大同情，然后掏出工作证让李静芝看，证明他是个有工作的好人，绝不是无业骗子。
　　坐定之后，一杯热茶在手，这位不速之客侃开了，称他是安徽省的一个民间组织“七星帮会”的头头，他们这个组织以“扶危济困，救人急难，替天行道”为宗旨，是专门帮普通老百姓办事的。他们有许多人，在社会上很有些能量，一定要想方设法帮李静芝找回丢失的儿子，付出多少辛苦，多少代价也在所不惜。
　　李静芝被这位“义士”的热情和诚恳感动了。相信他所言是发自肺腑，并能付诸行动的。接着，这个小伙子又“不好意思”地提出，回家的路费不够了。李静芝当时拿出50元相助。“义士”十分感动地走了，从此杳无音讯。

　　一九九0年十月的一天中午，一个电话从旅馆打到沈长如所在的学校。这位神秘的来客称知道其女儿的下落，让速到旅馆去接他。沈长如像待贵宾那样把这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接到家。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固镇县园艺厂的，现在张公山公园门口开了个百货店。他前不久回老家看望父亲，得知他家对面一对温州理发夫妇，买了一名三岁女孩，和他们丢失的晨晨长得一模一样。他讲得头头是道，有鼻子有眼，沈长如一家喜出望外，觉得这下真是他们丢失的小晨晨了，于是热情款待。这当儿，小伙子又说，他来报信时，包被人偷去了，里面有钱和粮票等。沈长如一家信以为真，当场就给了他100元补偿费，并答应孩子找到后还将重重酬谢。
　　他们怕在家里招待不好这位“贵客”，又特意将他请进饭馆，设宴款待。酒足饭饱之后，小伙子带他们乘车赶到固镇。此时夜幕已降临，这家伙佯作找人，三转两转便溜之大吉。第二天，沈长如还不死心，又到张公山公园附近去找，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百货店”，连这个人的影子也没看到。仅这一次沈家就花费300多元。
　　沈长如痛心地说，在他们丢失孩子的半年多时间内，通过不同手段骗吃、骗喝、骗钱的就有数十人之多。“在我们全家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日子里，竟有这么多毫无人性的不法之徒，利用我们找孩子的急迫心情上门搞诈骗，在我们滴血的心上再捅刀子，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上门诈骗有得手的，也有栽倒进了公安局的，全看被拐卖儿童家长的警觉性了。
　　一九九一年四月的一天上午，全景常接到从宣城来的一个长途电话。一位男子称，他知道其丢失的孙女全欣欣的下落，要专程上门来为他们当向导，把孩子解救回家，并将他乘多少次车，何时到马鞍山火车站等都告诉了全景常，要他们准时派车接站。
　　全景常全家十分高兴，他们觉得“救星”来了。过了几天，他们按预定时间用小卧车将这位不速之客接到家中，好酒好菜，热情款待。酒足饭饱之后，这位黄裤子、黑皮鞋、留着小分头的小伙子提出，他要乘当夜十一时的火车离开马鞍山先回宣城，让全景常家人随后赶到，他们约个地方接头。
　　全景常没同意他这个方案，当夜派了两辆小车，晚十二时出发直达宣城。一百五十公里的路，车到宣城县城，天还没亮。“小分头”说：“我还得去找一个人，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会儿。”全景常不同意他一个人去，就让儿子全海涛同另一个人相随前往。“小分头”领着他们在城外转了一圈，也没找到一个人。这时，全景常父子对这个人更加怀疑，就将车又向前开了一程，还由全海涛等跟着让他继续找人，又找了好几圈，人还没找到。也许是“小分头”骗术太不高明，也许是因为全景常父子警觉性太高，这家伙的如意算盘并没有能按自己的计划去拨弄。黔驴技穷之后，他又被乖乖地拉回到马鞍山市，请进了公安局。 ’
　　类似上门骗吃骗喝骗钱敲诈的勾当，不少失踪儿童的家长都遇到过。来信、来电话、来电报诈骗的就更多了。这些被拐卖儿童家长痛心疾首地呼吁：不要再对我们趁火打劫了。他们还说：“在我们寻找失踪孩子的同时，也希望那些财迷心窍的不法分子，寻找一下他们做人起码必备的良心。”

　　　　　　　　 　　　　　　亦知患难亦知情
　　
　　眼泪怎么这么多!
　　在采访过程中，我记不清有多少失踪孩子的家长多少次泣不成声；也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不得不挥泪搁笔……
　　至今历历在目，那是一位看上去比她实际年龄年轻七、八岁的母亲，戴一副眼镜，讲起她寻找儿子的过程时，眼泪在她的镜片后面汩汩地流淌，从正面看去，就像两条清澈的小溪。
　　不能忘记，那是一个晚上，同事都下班回家了，我在办公室陪着一屋子丢失儿童的家长。一个长满胡子的中年父亲捂着脸失声痛哭，而周围与他有着相同遭遇的难友们也以泪相陪，整个屋子一片喘泣声……
他们真诚地告诉我，这眼泪中，不仅有对亲生骨肉的思念，对家庭不幸遭遇的痛心，也有对人贩子的强烈控诉，更有对数不清的从祖国四面八方伸来温暖之手的相识者及陌生人的鸣谢。
　　他们说，找孩子，走出家门，走向社会，他们看清了整个世态。尽管钱欲物欲泛滥，有少数不法之徒趁火打劫，但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许许多多相识不相识的人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给他们送来了安慰、同情，给了他们生活的勇气、找孩子的力量。他们再三叮嘱我，不要忘记为这些好心人写上一笔。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人和人差不多”吧。
　　孩子失踪，最先伸出援助之手的是这些家庭的邻居、同事、亲朋好友、单位领导。他们顾不上吃饭，顾不上睡觉。男人们，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女人们，守候在哭昏了的家属旁，为他们看家、送饭、请医、取药。单位领导为他们筹款、派车，并派人同家属到外去地寻找。马鞍山钢铁公司第二土建公司的职工们，听说本单位职工冯秀华丢了女儿，寻找孩子需要钱，他们自发地为冯秀华捐款，时间不长，1400元钱就送到了这位不幸女工的手上，她双手接过钱，感动得泣不成声。单位领导还派了两名女工照顾她，帮她买菜、做饭、洗衣服，前后跟了她两个多月。
　　淮南市洛河发电厂工人宋廉的感触更深。他说：我儿子宋杨丢失后，厂长董炯明先后多次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听取情况汇报。从孩子丢失到接受你采访止，十八个月来，厂里为寻找我儿，出动车辆上百次之多，经济花费三万多元。我本人还收到全国各地的安慰信和提供查找孩子线索的信件上百封……”
　　宋廉还说：“我儿子丢失的事，不仅厂里、邻居、同事、朋友关心，淮南市领导也十分重视。宋杨丢失和我家庭的悲惨情况，很快传到了淮南市政府领导的耳中，深受淮南人民敬爱的好市长宋长汉同志，在百忙中连夜召开公安、妇联等各部门联席会议，成立联合专案组，侦破查找。虽然孩子暂时没找到，但他们是十分尽力的，他们的心意我全家都领了。”
　　中国有句老话：“患难识知己，烈火见真金”。一个人，一个家庭，当他们在丰衣足食中正常生活时，他们并不能深刻地体会人类同情心和爱心的可贵。当他们遇到不幸需要帮助时，当远远近近、男男女女在关键时刻向你伸出热情的手时，你才会对这股暖流刻骨铭心。
　　这是人类最值得珍视的文明成果，宝贵财富。

　　　　　　　　 　　　　　　　相逢何必曾相识

　　南京市西霞区东阳饭店。
　　这是一个由个体户开的小饭店，人来人往，生意兴隆。
　　店外门口，放着一辆轻骑摩托车。店内餐桌旁，一位老头疲惫不堪地坐在那里手托下巴发呆。
服务员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她走过来和气地问：“老同志，您要点什么?”
　　半天，这位老同志才从沉思中抬起头来，他看了看服务员，什么话也没说，眼泪先掉下来了。服务员见状，慌了，连忙把店主人和他妻子叫来了。周围吃饭的顾客也都过来了，他们围着这位老同志关切地问：“老同志，您有什么困难?我们能帮助您吗?”
　　这位老同志就是马鞍山十七冶华丰公司副经理，高级工程师全景常。他被深深地感动了，连连说：“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我的孙女全欣欣丢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寻人启事”分发给大家。小饭店的气氛顿时变了，同情的叹息声不断，都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在此就餐的人都愿为寻找全欣欣出把力。
须臾，两菜一汤、一碗米饭端到了全景常面前，请他用餐。后来，店主人干脆将他们一家的饭菜也都端到了这个桌子，他们像招待贵客一样，一个劲儿将肉菜往全景常碗里夹。一边吃，一边劝他想开点，为他宽心。
　　饭后，全景常去算帐交钱，店主人说什么也不要，说：“你有困难，我们应当帮助你，吃顿饭有什么关系。一定要留点什么，那就请留几张‘寻人启事’吧，我们将其贴到屋内屋外，来人吃饭就向他们宣传，帮你收集线索。”
　　全景常千恩万谢，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东阳饭店。他说他这辈子都不会忘掉这顿午饭和这个小饭店。
　　全景常到家不久，就收到了东阳饭店主人的来信，为他提供了一个线索。后来，经查找核对，这个同全欣欣遭遇相同、年龄相同的小女孩不是全景常的孙女，但饭店主人这种热心助人、言而有信的为人，又一次深深地感动了全景常及全家。这位老同志对我说，等我孙女找到后，一定要给这位热心的店主人拍电报报喜。
　　“到处都有好心人，这类感人至深的事就像秋天的葡萄一嘟噜一串的，几天也说不完。”全景常又讲起了另外一些故事。
　　那天早晨，全欣欣刚丢没几天，全景常和老伴、儿子、几媳来到某市一家电视台，想做个寻人广告。可电视台的同志说，他们有规定，不让播放此类广告，过去曾经播过，但挨了批评。听了这番话，全景常的儿媳妇冯秀华再也支持不住了，当时就双膝跪在地上。这时，过来一位男同志，扶起了冯秀华，果断地说：“播，播，我宁愿再犯一次错误。”
　　有关同志翻开广告价格，播一次1200元。可全景常他们没带那么多钱，怎么办?还是电视台的同志们热心帮忙，“寻人启事”很快播出去了，最后只象征性地收了他们200元广告费。
　　为了寻找丢失的儿童，孩子的照片用得很多。全景常来到马鞍山“写真彩扩社”，一听是找孩子的，这个个体户很慷慨：“老同志，优惠你，别人扩一张五毛五，你扩一张四毛钱。”全景常一次扩印了300张。
　　一寸黑白照片，马鞍山国营曙光照相馆加洗一张两角，可全景常洗一张只收一角，优惠百分之五十。他一次就加洗了1000张。
　　为了帮助失踪儿童家长找回他们的孩子，发行量很大的广州《家庭》杂志开辟了“迷失的花朵”专栏，免费为丢失了孩子的家长刊登“寻人启事”。
　　“到处都是火热的心，到处都是温暖的手。”全景常一家深深地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他将所到之处这一桩桩感人的事都一一记录下来，包括他们的地址、姓名。他说：“等我孙女全欣欣找到的时候，我要给他们寄感谢信去。”
　　按照一个热心人来信提供的线索，一位丢失了儿子的母亲来到了河北省某县，找到了这个好心人。原来，这是一对退休的老干部。这位母亲同他们素不相识，非亲非故，但他们待她如亲生女儿一般。不但为她提供线索，还留她在家中吃住，教她讲当地话，给她提供当地人的服装，同她商量怎样才能安全保险地看到“目标”。
　　经过这对老夫妇的指点、帮助，这位母亲看到了那个同她丢失的儿子差不多的男孩，这不是她的亲骨肉，但她对这两位亲如长辈的老干部满怀感激之情。
　　就要离开这个住了几天的“家”了，这位母亲恋恋不舍，百感交集，不觉又一次落下泪来。这对老干部为她送行。临分手时，他们拉着她的手说：孩子，你还年轻，一定要挺住。人活着不容易，你的儿子一定能找回来，全国各地的好心人都会帮助你的。”
　　他们把她送出去老远老远。汽车开出好一截子了，他们还向她招手呢。
　　这些阳光春风般的人间情爱，温暖了一颗颗冻僵了的心。这人间最宝贵的感情，是所有丢失孩子家长的精神后盾和生活支柱。

远方遥寄颗颗心
　　
　　 李静芝的那个箱子里放得满满的，都是信，来自全国各地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素不相识的朋友的来信，有300多封。
　　来信人中，有工人，有干部、教师、农民、解放军、售货员、个体户，也有报刊、电台、电视台的记者。年龄最大的70多岁，年龄最小的有小学学生，年仅9岁。
　　他们从不同的渠道得知李静芝丢了儿子。有的是从“寻人启事”上发现的；有的是从报刊、电台、电视台“寻人广告”中得知的；有的是从报刊上发表的关于她丢失儿子的报道中读到的。
　　他们虽然身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地方，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共同的责任感、义务感：“应该帮这位不幸的母亲找回她丢失的儿子，使他们尽快骨肉团聚。”
　　这是一封封多么热烈而又感人的信啊！透过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一颗颗跳动着的滚烫的心。
这一封是河北省临清县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教师来的。

李静芝同志：
　　我从当地电视台看到了你的“寻人启事”，我为你丢失了这样一个漂亮可爱的儿子撒下了同情之泪。我第二天就发动我的学生为你寻找儿子，努力了一段时间了，虽然一时没有找到，但我决不灰心，还要继续想办法寻找。在我的有生之年，要为你们的骨肉团圆尽绵薄之力。
　　我很喜欢你的儿子。找到他的那一天，请给我拍封电报，我要认他做我的孙子，以了却我的夙愿。
李静芝哽咽着说：“孩子找到后，我一定要带他去看望这位奶奶。”
　　
　　 这封信来自华北某省。

李静芝同志：
　　全家好，我怀着一种说不出的心情给你，给你一家写这封信。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一九九二年一月六日的《中国妇女报》上，看到了《儿啊，你在哪里?》这篇作为母亲想儿子的撕心裂胆的呼唤（这篇报道是笔者为她写的），我们流泪了……整个夜晚都不能入睡。作为一个稍有良知、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社会是复杂的，要救你的孩子，风险很大，这一切我们顾不上了。现就所知情况介绍如下……

　　 这封信是辽宁省本溪市一位编辑写来的。

李静芝同志：
　　您好。
　　读了一月六日《中国妇女报》发表的《儿啊，你在哪里?——一位寻子母亲的痛苦呼唤》一文，为您的不幸遭遇深感震惊，也痛恨人贩子灭绝人性的凶残。我也是一个母亲，有一双儿女，作为一个母亲，太理解一个有此遭遇母亲此刻的心情。如果您的儿子现在回到您的身边，怕也有六、七岁了。看到报上同时登出的你们母子离散前的合影，您那幸福、温馨的微笑，我感到发生在您身边的，好像就是一场噩梦，我的心也要跟着碎了。
　　我能帮您什么忙呢?
　　我是辽宁《本溪日报》政法部的编辑。我爱人在本溪市委办公厅工作(综合处副处长)，也是业余作家，曾在辽宁省大型刊物《鸭绿江》、《春风》，国家级刊物《民族文学》发表小说多篇，现在是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他对你的不幸遭遇也深表同情。他同我商量，希望借助于手中的笔，把您的遭遇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写出来发表在国家级大型刊物上。通过这种宣传媒介，更广地传播这个信息，说不定会有哪位好心的知情人把好消息送到您面前，把您的儿子送还您。当然，这只是我们夫妇的初衷。我们采访的一切费用自理。如果你同意，就请回信。
　　祝带给你的是好运!
　　　　　　　　　　辽宁省本溪日报 杨淑云
　　　　　　　　　　　1992．1．16
　　类似的来信，李静芝和其他失踪孩子的家长还收到不少，限于篇幅，不多摘了。正是这些寄自祖国四面八方的真诚的爱，温暖了这些受害者家属冰冷的心。
　　是啊！正如一首歌唱到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第五章 寻找保护神
　　
　　其实，这本是每一个懂事的人都知道的极普通的常识。
　　但是，《儿童权利宣言》还是这样告诉全世界；“儿童因身心尚未成熟，在其出生以前和以后均需要特殊的保护和照料，包括法律上的适当保护。”
　　地球上最权威的跨国机构——联合国也在《世界人权宣言》中向所有成员国郑重宣布：“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料和协助。”
　　我国一九九一年九月四日新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这样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
　　毫无疑问，代表祖国未来的今天的儿童，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是应当受到保护的。应该受到他们的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的保护；受到家庭的保护；受到学校的保护；受到司法的保护，总而言之，应当受到社会的保护。
　　对绝大多数儿童来说，社会各方面是尽到了保护的责任的。但是，现实生活中，成千上万的儿童被当作“商品”拐卖，这是怎么回事呢?究竟是哪个地方出现了漏洞?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他们的保护神呢?!

　　　　　　　　　　　　　　　无可奈何的呼唤
　　
　　 没有他们的不幸经历，写不出这样的血泪文字。
　　他们都是儿童的监护人，他们的孩子在光天化日之下丢了，他们踏遍千山万水，找遍四面八方，仍不见其踪。此时此刻，作为失踪孩子的父母，深感身单力薄，能量有限，束手无策。在痛苦之余，他们只有向社会呼救！
　　请看看来自他们灵魂深处的痛苦呼唤吧!
　　
　　这是一位年轻母亲写给她丢失的儿子的信：

儿子，我日夜思念的好儿子：
　　你离开妈妈整整两年半了。妈妈整天思念、呼唤、寻找你，你听到了吗?妈妈的嗓子喊哑了，腿也走不动了，妈妈的腰好酸，脚好疼，好累好累的，妈妈再也走不动了……
　　快过年时，妈妈给你又买了一套牛仔衣，在服装店，我徘徊了很久，挑了又挑，觉得这套最合适。你的皮肤白，长得又漂亮，穿上这套衣服，托儿所的小朋友准会说你“好神气”。
　　儿啊，快回到妈妈身边来吧。妈妈给你买的八音手枪还放在你的小柜子里。你总是扣动扳机把妈妈“打死”在床上，再用救护车把妈妈送到医院“抢救”，可这次把妈妈真的快打死了，怎么不见你来救妈妈呢?
　　儿啊，快回来，难道你听不见妈妈的呼唤?今年妈妈一定给你买花炮。那年，你太小，非要和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放炮，妈怕吓着你，抱你回家，可你从妈怀里挣脱下来，登登地跑到大孩子的行列里，你是男子汉，一点也不害怕，是不是?你今年已经五岁了，长得有多高?口音变了吗?现在说的是哪里话?闹病不?那家打你不?儿啊，快回来吧，妈妈带你放鞭炮。
　　我的儿，你是妈的全部希望，你是妈心中的小太阳，离开你，妈妈没法活。你今在何处?快告诉妈妈。
　　外婆思念你，整日哭，眼睛都快哭瞎了，她已经七十多岁了，整天说，怕是再也看不到你了……
　　爷爷奶奶给你的压岁钱都还给你留着，奶奶每天吃饭的时候，都把你的小碗小筷放在那儿，等着你……
　　儿啊，别再让妈妈揪着心，你是妈唯一的精神支柱，唯一的依托，快回到妈身边来，我们在一起打枪，在床上翻，让妈妈再开心地笑一次吧！
　　　　　　　　　　　　　　　　妈妈
　　　　　　　　　　　　　　　1991年3月17日

　　 这是一位失踪孩子的父亲写给社会的求援信。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各位朋友们：
　　在这里，我谨代表我们全家，代表我的亲戚、朋友、同事们，也可以说代表成千上万善良的人们，向您们叩首相拜了。求求你们伸出大慈大悲的手救救我们。
　　我的儿子丢失了，丢失爱子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三百六十多个日日夜夜啊，我们全家人始终以泪洗面，我们渴望帮助，十二方分地需要有人来帮助，帮助找回我们丢失的儿子。
　　我年方四十得此子，平日十分疼爱，在他身上寄托着一个父亲的全部希望。爱子的丢失，使我时常陷入恍惚之中，总觉得这是一场噩梦，梦醒了孩子还会像往日那样欢跳在我身边。可是，这并不是梦，而是血淋淋的残酷事实啊!
　　孩子丢失后，单位和同事朋友给了我极大的同情和帮助。这半年多，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几乎跑遍了西安市周围几个县的村村寨寨。逢人就问，到处散发、张贴寻儿启事，也不知爬过了多少山，走过了多少村庄，踏过了多少条山路。饿了要饭吃，渴了求人家给口水喝，晚上窝在村头的草堆里，或在好心人家呆一夜。有时一天两天不见人家，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千辛万苦，一言难尽。我流着泪一声声地呼唤着儿子的名字，路人无不心酸掉泪，但有谁能告诉我，我的儿子现在何方?儿子啊，你在哪里?你能听见父亲夹杂着血泪的呼喊吗?多少次我躺在铁轨上想一死了之；多少次我跪在大山顶上乞求苍天的帮助；多少次我想跳崖身死，以求精神和肉体的解脱。但是，思念儿子之情，妻子、家、父母、亲友、同事们的热心又燃起了我新的希望，使我又回到了生的彼岸。我死了，儿子怎么办?儿子失去了父亲也同样是苦不堪言。更何况，我的儿子仅三岁，小小年纪便被迫失掉了家庭的温暖、父母的抚爱。
　　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孩子爱父母，被父母所爱，这些神圣的权利是上天赐于孩童的，是天经地义的。可我儿子的这些权利却被人残酷无情地夺走了，从此，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失去了父母的抚爱。天啊，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向一个无辜的孩子下此毒手?!
　　作为父亲，我失掉了养儿、育儿、爱儿、抚儿的权利，活生生的父离子散，天隔一方，怎能不使人肝肠痛断!我不愿回家，也不愿到人多的地方去；我怕见人，怕见到孩子，怕人提到孩子，怕看到孩子的衣服、玩具、吃食，怕从别的孩子身上看到我儿子的影子，怕我会在人前嚎啕大哭。我失掉了儿子，我不能在儿子的身上再尽父亲的责任了，我是个多么懦弱而又不幸的父亲啊!
　　可怜的孩子啊，你在哪里?你回来吧，让我这可怜的父亲再爱爱你吧！
　　多少次，多少次我踏进佛塔、寺庙的大门，我面对佛祖神灵叩首跪拜，一跪就是几个小时，额头上渗出的血，伴随着泪水，伴随着我乞求神灵的嚎啕声淌着、滴着……我一九六八年参军，当年十一月入党，一九七一年进工厂。二十多年来，我与领导、同志们从未红过脸、吵过嘴，没有做过一点对不起人的事。工作中任劳任怨，就连手指被压成粉碎性骨折也未休息过一天。为何会有此不幸遭遇?我如今拜倒在你的脚下，求你普渡众生，济善惩恶，惩罚那些十恶不赦的人贩子，帮我们把儿子找回来吧。
　　我们常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孩子的成长倾注着多少父母、爷爷奶奶的心血和期望。当前人贩子如此猖狂，横行不法，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是多大的摧残?！ 对千千万万丢失孩子的家庭是多大的打击?！家庭又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安宁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为此，我恳切希望各级领导，无论是为国为民、为人为己，帮帮我们吧!我想这不单单是我的呼声，而是每一个生之为人，为人父母，为人儿女，有人之良知的人，是千千万万家庭的呼声。
　　在寻找儿子的过程中，我深感个人、家庭的力量实在是太单薄了。无论是从人力上，还是经济上，我目前都极端困难。父母一病不起，妻子精神处于近乎疯癫之中，我身体虚弱还要硬撑着，为找孩子，四处奔波，已筑起万元的债台。试想，我一个区区百姓，如此下去，还能硬撑多久?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因此，我再一次地叩首相拜各位领导、同志、各阶层的朋友们，求求你们伸出救援之手，帮帮我们吧！
　　　　　　　　　　　一个丢失孩子的父亲

　　 这是一对丢失孩子的夫妇写给党组织的信。

党组织啊，亲爱的妈妈：
　　我们都是三十五六岁的普通工人。我们响应党的号召，晚婚、晚育，在有了一个儿子的时候，领了独生子女证。可是，我们两岁半的儿子在自己的家属院内，在几分钟的时间内丢失了。伴之而来的是漫无边际的、旷日持久的寻找，现在我们已经花费两万多元，家庭的经济和精神上都已到了土崩瓦解的境地，我们的孩子还是没有找到。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给您写信，求求您，救救我们的孩子吧。
　　我们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几千年悠久的文明历史。我们伟大的党曾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因此，我们的人民总把我们伟大的党比作母亲，比做亲爱的妈妈。在我们这个辽阔的、充满着明媚阳光的国度里，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儿童们甜美的歌声：“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党啊！党啊!亲爱的妈妈!”是的，没有哪一个妈妈不疼爱自己的孩子，没有哪一个妈妈不保护自己的孩子。党啊!亲爱的妈妈，请救救您那些可怜、无辜、被拐卖、现在正在受苦受难的孩子吧!
　　发发慈悲吧，人心都是肉做的，可怜可怜我们千千万万普通的工人农民家庭的悲惨遭遇，救救我们的孩子吧。在此给你们磕头了，磕一万一亿个响头，为了全国成千上万被拐卖的儿童，也为了祖国的未来!
　　　　　　　　　　　一对丢失儿子的夫妇

　　 引完这几段文字，作者早已热泪盈眶。无需再加什么点评、议论。这些来自灵魂深处、带着血和泪的呼唤，还不足以唤起每一个有正常伦理道德观念、正常情感的人的同情心吗?！

　跪在“人民公仆”前

　　 西安市是丢失儿童的重灾区，是人贩子活动猖獗的地区之一。
　　从一九八八年一月蓝田县杨村王瑞强五岁零七个月的男孩王道在家门口失踪起，到这一年的年底，丢孩子家长所了解到有名有姓的失踪儿童就有十二名了。他们经过艰难而又失望的寻找之后，觉得个人、家庭的力量实在有限。几个丢失孩子的家长在西安市电视台做“寻人启事”出来后，了解到大家都有着相同的遭遇，共同的感受。他们想到了找“陕西省人民政府”。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上午，十二个失踪儿童的家长二十多人在西安市小北门大桥下相聚了。他们虽然素昧平生，但又一见如故。顾不得了解每个人的基本情况，就先互相打听起丢失和寻找孩子的消息来，说着说着，他们个个泪流满面。十时多，他们相互搀扶着来到了省政府办公大楼前。
　　出来接待他们的是省政府秘书长宋海源。他刚出现在失踪儿童的家长面前，还没来得及说话，不知哪个家长抽泣着说了一声：“恩人啊!救救我们的孩子吧!”便齐刷刷地跪在了这位秘书长面前。他们之中，有失踪儿童的父母，也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有比秘书长年龄小的，也有比他年纪大的。
　　这时，黑压压的人群中，一片哭泣声。连在旁边准备出车的汽车司机们都流下了同情的热泪。
　　宋秘书长也很动感情，他说：“请大家起来，不要这样。请你们放心，你们的事也就是我们的事，我们一定想办法协调有关方面，帮你们寻找失踪的孩子。”
　　失踪儿童的家长们站起来了，他们从来也没有觉得浑身这么有劲过。秘书长同情的话语，给那二十多颗受伤心灵带来了抚慰，秘书长的表态，使他们顿时觉得找孩子有了希望。他们感觉到了人民政府同人民相距是那么近。

　　　　　　　 　　　　　　“寻找爱子联合会”

　　 这是西安地区失踪儿童家长自发结合起来的一个民间临时组织。他们唯一的目的是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早日找回自己被拐卖的孩子，别无他图。
　　这个民间临时组织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结合起来的。
　　十二月十日那天，十二户二十多名失踪儿童家长从省政府上访出来后，又到了省公安厅。接待他们的同志首先对这些家长丢失孩子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但他们也说，找孩子的事很复杂，也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省公安厅是这么分工的，属于走失孩子问题，由三处管；属于拐卖儿童问题，归六处管。接待的同志问这些家长，你们的孩子是属于走失呢还是被拐卖?在场的家长们都被问怔了。是啊，自己的孩子是走失呢?还是被拐卖?说走失吧，这么长时间没找回来；说被拐卖吧，又没有可靠的线索和证据。他们也搞不清自己的事究竟是归三处还是六处管。他们在省政府办公楼前刚热起来的心又有点凉了。
　　当然，后来三处曾给他们发过一个全国协查通报。六处也说有线索就给联系，他们也曾给查找过几个线索，但都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十二月十八日，这些家长又到省妇联上访，这时已不是十二家，而是十四家了。省妇联肖华主任和权益部王兰部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找人分别同这些家长谈了话，耐心听取了他们的申诉和要求，并很快给省委写了报告，并找公安部门协同过。后来也未见什么动静，不知怎么没有回音?不过，作为省妇联，她们该做的都及时做了。
　　此后，他们又多次找过省政府信访办、省公安厅、省妇联，都说是再“反映”、“研究”或者“催催”。他们的心渐渐凉了。
　　在这种情况下，失踪儿童家长觉得，唯一有效的办法，恐怕是他们自己拉起手来了。
　　这个组织是相当松散的，仅就名称而言，他们自己的人，有的把它叫“难友协会”；有的又称之为“难友联合会”，但比较公认的是“寻找爱子联合会”。这个名称体现了他们找孩子这个唯一目的。
从此，他们便定期不定期地会面，交流新近得到的关于失踪孩子的线索，研究寻找办法。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不仅为寻找自己的孩子，而且把寻找其他人家的孩子也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样，他们的眼睛多了，腿长了，耳朵也听得远了。从一九八八年底至一九九一年三月底止，两年多来，他们先后找回了五名失踪儿童。其中四名是“联合会”家长的亲生骨肉，一名是买主残酷虐待无法在那里继续生活的孩子。
　　“联合会”的家长们也上过街。准确地讲，不叫什么游行，更不是示威，他们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用上街的办法，把他们的不幸告诉更多的人，以引起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重视，赢得社会的同情，以促进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工作早日大见成效。同时，他们也想把自己的教训告诉更多的孩子家长，以提高警觉，防止悲剧在更多家庭重演。
　　一九八九年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七十九周年纪念日。也是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全中国、全世界的妇女组织都以不同的形式隆重庆祝“半边天”的节日。
　　这一天，西安市五十多名失踪儿童的家长，以他们独特的方式“纪念”了“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的主题：维护儿童的合法权益。
　　天蒙蒙亮，他们就起来了，九点左右，就从四面八方赶到了西安市钟楼附近。
　　没有笑容，无需多言，共同的遭遇勾通了他们的心。他们默默地相对，默默地搀扶，默默地等待，等待着陆续而来的难友、同伴。
　　十时左右，他们自动走成一个不规则的队形，流着眼泪，迈着无比沉重的步子，沿着东大街向东缓缓前行。手中举着的标语牌上书写的内容十分引人注目。
　　“救救孩子!”
　　“保护儿童!”
　　“决不允许把儿童当商品买卖!”
　　“严惩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
　　“各界关注儿童安全!”
　　他们一边走，一边散发寻人启事。
　　宽阔的大街顿时挤得水泄不通，交通警也赶忙来帮着维持秩序。不少人惊奇地问：“怎么啦?出什么事啦?”当他们得知是丢孩子家属游行时，更惊奇了：“这么多人都把孩子丢了?!”他们不敢相信，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地上，在和平环境里，会出现这么多不该发生的悲剧。
　　队伍中一个丢失了五岁儿子的父亲边走边含泪呼喊：“请看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我们的悲剧重演!”喊声之悲切，动人心魄，催人落泪。人海中，不少人也情不自禁陪这些受害者家属流下了同情的热泪。也有的索要“寻人启事”，打算尽力帮他们寻找线索。
　　从钟楼到省政府，约两站地走了一个多小时，围观的人实在太多了。
　　最后，他们来到了省政府，被分别叫到了接待室。接待者劝他们有事找政府，不要采取这种方式。之后，他们就默默地各自散了。
　　这个消息当天就传遍了整个西安。
　　后来，他们又上过两次街，但都没有什么结果。以后就再没有什么集体行动了。
　　他们只是继续百折不挠、锲而不舍地寻找至今仍不知在何处的孩子。
　　随着拐卖儿童犯罪行为的日益猖獗，这个“寻找爱子联合会”的自发成员也不断增加。到一九九一年三月份，同他们联络上的就有四十八家。

法律怎么啦?
　　
　　 成千上万的儿童被拐卖，这不仅仅是家庭悲剧，更是一个社会悲剧。
　　在采访、构思、写作这部报告文学的过程中，我都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这么多儿童的基本人生安全得不到保障，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首先想到了法律。
我打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公民和儿童及家庭的条款有三处：
　　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它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第四十九条 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
　　我明白，《宪法》作为“母法”，只是确立了公民的哪些人身权利毫该受到法律保障。
具体怎么保障，还应该看有关的“子法”。我又打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在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拐卖人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七章“妨害婚姻、家庭罪”中，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拐骗不满十四岁的男、女，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刑法》是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那时，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普遍、猖獗、严重，对拐卖人口罪处罚明显是太轻了。
　　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于是，在一九八三年九月二日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该决定称：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必须予以严惩，为此决定：
　　“对下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
　　其中第3条“拐卖人口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拐卖人口情节特别严重的”，适用以上处罚规定。
　　我国大陆三十个省市自治区中，二十八个有省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制定通过了《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规定》，其中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规定中有关于“严禁拐卖妇女儿童”的条款。这些地方性法规在当地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如此看来，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在立法方面，似乎不存在什么大问题了，我们的儿童应该在法律的保护下安然无恙了，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孩子被拐卖?
　　我迷惑不解。
　　我继续寻找这个“方程”的“解”。在采访过程中，得到了一个典型案例。
　　胡劲松今年八岁，是个机灵而又讨人喜欢的“小伙子”。他喜欢穿儿童军装，“军衔”也常常变换着，时而降为“列兵”，时而晋升为“少将”。他常对大人讲，长大以后要当兵，还要当个能指挥部队打仗的“大官”。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时半，学校放学了，小劲松背着书包回家，边走边玩，走到半路，迎面来了个“阿姨”，他认识，说带他到一个好玩的地方玩玩。旁边一个他认识的叔叔也说：“跟阿姨去吧，回头我跟你爸爸讲一下。”孩子对熟人也同大人一样，很少抱戒心，何况正是贪玩的年龄，小劲松就跟那位“阿姨”走了。
　　“鱼儿”一上钩就由不得自己了。小劲松被快速运到江苏省邳县的一个村庄窝藏起来，伺机出售。
小劲松被拐走后，他爸爸胡喜昌及全家人塌了天一般，全家老小，日夜悲泣。白发苍苍的奶奶于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哭奔在外，昏倒在泥泞之中。母亲更是滴水粒米不进，哭得死去活来。胡喜昌边照顾家里人，边组织人寻找儿子，他是由心里往外急，仅半个月，三十岁的他头上竟长出了根根白发。
　　几十个人昼夜帮找孩子，淮南市的大街、小巷、水井、树坑都找遍了。外出的人分三组，分别到本省各地、市、县，远的奔赴河南、山东、江苏、浙江、上海……
“寻人启事”贴得到处都是。
　　短短二十天，花费上万元。
　　第二十一天，从蚌埠铁路局传来好消息，小劲松于拐卖途中，在连云港开往浦口的列车上被乘警截获。他被从车上送下来时，满身泥污，饿得一连吃了七个面包；把在场的铁路职工惊呆了。后来孩子被送到了蚌埠铁路局，许多好心的叔叔阿姨给孩子洗了澡，换上了新衣服，送来了不少好吃的东西。
胡喜昌得到这个消息后，当天就花三百元租了一辆车赶到蚌埠，父子相见，抱头大哭，在场的同志也都被感染得热泪盈眶。一年多后，当胡喜昌向笔者谈起这一情景时，还十分激动地感慨道：“那真是惊心动魄，情不自禁，一生之中，一个人能遇上几多这样的场面啊!”
　　小劲松虽然找到了，但他从此变得神情呆滞，胆小拘谨，如惊弓之鸟，终日不敢出门。
　　找到小劲松一年半以后，胡喜昌又一次来北京上访。
　　他的上访，同别的丢失孩子家长不同，不是为了找孩子，而是为了那口咽不下去的气。拐骗小劲松的两个人贩子虽然抓到了，但并没有依法惩处。胡喜昌寻找法律武器来了，他纳闷，我们的法律是保护人民、惩罚坏人的，怎么罪有应得的人贩子能长期逍遥法外呢?
　　人贩子就是淮南市人。女的二十七岁，男的三十四岁，他们均被当地公安机关收审。证据也找到了，公安局的两名干警曾带小劲松到江苏邳县那个窝主家去调查取证，窝主详细交待了人贩子拐骗小劲松的经过。按说，已是铁证如山，无可抵赖。可是，那男女两个人贩子分别交了五千元和两千元保金取保候审了。
　　胡喜昌还是不服，他又先后五次写信给市政府、省公安厅及中央领导。原淮南市市长宋长汉、副市长李振华也曾几次批示司法部门办理此案。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检察院发出“不起诉决定书”。决定书的结论是这样的：“被告人赵多霞虽客观上造成儿童脱离家庭，但主观上并无拐骗之意，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儿条第1项、第104条1款规定，决定对被告人赵多霞不起诉。”
　　眼巴巴盼望司法机关惩罚拐走儿子的罪犯的胡喜昌，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失望。他觉得“是非黑白、正义邪恶、真善美假恶丑等界限在心中彻底崩溃了。”
　　胡喜昌疑惑不解：“我不明白法律两字的意义是什么?难道庄严的法律是可以任人亵渎的?难道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儿童的生命安全、人身安全不受法律保护?说罪犯拐骗我儿脱离家庭是‘带孩子出去玩玩’，这不成了免费‘旅游’?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谢罪犯?”
　　胡喜昌是个做服装生意韵个体户。自从儿子被拐骗之后，从寻找到后来为依法惩治罪犯多次到市、省、中央上访，打了两年多官司，停止了家中的生意，损失了几万元。
　　胡喜昌想不通，他觉得法网上有漏洞。他说：“我还要继续上访，直到拐骗我儿的人贩子被依法严惩。”

　　我面前摆着一份《关于沪、苏、鲁三省市除“六害”情况的调查报告》，这是全国妇联和公安部联合调查组起草的。报告称：
　　“山东高唐县一治保主任一年抓获人贩子一百五十人，但检察机关一审查，这些人贩子或只具备拐的情节，或只有卖的情节，故认为构不成拐卖罪，全都释放了。”
　　我更加迷惑不解，这么多人贩子，抓到多么不易，不依法惩处，怎么就又轻易放掉了呢?我们的法律怎么了?
　　我请教一个经常办理此类案件的律师。她说，执行法律法规有许多“缺口”。最大的“缺口”是有法不依，法律法规在书本上是完整的，但经“行政干扰”的过滤；经关系网、说情风的腐蚀，到实践中就变得残缺不全了。执法的“火车”经常偏离法制的“轨道”而发生“事故”。
　　我还采访了许多法律内行和知情者，他们告诉我：
在打击拐卖儿童的犯罪活动中，立法、执法也有不少具体“缺口”。在此一一陈列出来，供广大读者，特别是立法者、执法者思考吧。

　　 “缺口”之一：片面强调“全案全结”。

　　 打个通俗的比方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人贩子、实际上拐卖了二十名儿童，定罪时，不仅要搞清这些儿童从何处拐来，而且要搞清这些儿童卖往何处。拐来证据确凿，卖出证据不全者不能定罪，卖出证据确凿，拐来证据不全者不能定罪；只搞清对十五个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另外五名缺少拐或卖任何一方面的犯罪证据，已搞清的犯罪事实也不能定罪，致使一些案件久拖不决，影响了对人贩子的及时打击处理。山东省郓城县十年打拐共抓获人贩子一千一百三十七人，但最终批捕的只有一百六十二人，仅占抓获总数的百分之十四。被释放的人贩子重新犯罪率很高，有的头一天出来，第二天就又进行拐卖活动。据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和兴文县调查，该地一九八九年一——六月查获的一百三十九名人贩子中，有一百二十名是受过处罚释放后又重新犯罪的。

　　 “缺口”之二：量刑不当。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规定，“拐卖人口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刑法》规定的拐卖人口最高刑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这里讲的最高刑以上处刑是指“无期徒刑”、“死缓”和“死刑”。可什么样的犯罪事实是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各地掌握情况不一。使有的拐卖案件该判重刑的判了轻刑，不符合缓刑条件的，判了缓刑，姑息了一批罪大恶极的人贩子。

　　 “缺口”之三：取证难。

　　 人贩子不少是全国流动作案，取证工作涉及的地区多，范围广。可公安部门近年来由于治安形势严峻，办案的任务重，警力不足，加之经费困难，致使有些该结的案件久拖不结。 《刑事诉讼法》第9绦又规定：“对被告人在侦查中的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总共加起来也只有三个月，在此期限内，还不能查清案犯的作案证据，就得放人。有些实际上的重大案犯就成了“漏网之鱼”或“过网之鱼”。

　　 “缺口”之四：法律落后于现实。

　　 以往，多数人贩子作案，拐、运、卖均由同一犯罪分子所为，拐卖人口罪的“拐卖”这一特征比较明显。近年来发现，这种犯罪中不少犯罪分子实行“拐”、“运”、“卖”分工的“一条龙作业”，“拐”者未“运”，“运”者未“卖”，“卖”者未“拐”。而我国的《刑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中都规定为“拐卖人口罪”。因而有的执法者便认为，这种“只拐不卖”、“只卖不拐”的行为，不符合“拐卖人口罪”的特征，对抓到的这类人贩子不以“拐卖人口罪”追究刑事责任而放掉了。这无异于告诉人贩子，你们在拐卖人口犯罪中，要联合起来，搞拐、运、卖分工的“一条龙作业”，只承担拐卖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就不会被尝律追究，可以放心大胆地干。
　　这是这几年人贩子越来越猖狂的一个重要原因。人贩子钻了法律的空子时，一些执法者还认为他们这是“严格执法”。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发展太快了，而我们相对稳定的法律什么时候才能赶上去呢?

　　 “缺口”之五：追赃不力。

　　 在查处拐卖人口犯罪案件时，有的办案人员“重判刑”、“轻追缴”。虽然判决书认定了犯罪分子的非法所得数额，但不注重追缴赃款赃物。以获取暴利为目的的人贩子自有他们的“经济头脑”。“坐牢三、五年，吃喝花用一辈子，合算。”一位腰缠几十万的人贩子曾这样轻松地说。另一个人贩子在交待罪行时谈了这样的体会：“现在做人的生意比做什么生意都划得来，搞个娃，转手就是几千块，无本万利。现在社会乱，没人管，趁机捞一把。”
　　怪不得人贩子越来越多；
　　怪不得拐卖人口的案件直线上升。

　　 “缺口”之六：以罚代刑。

　　 近年来，有些地方的执法人员，不知怎么对人贩子罚款那么感兴趣，不知这“收入”同他们的“奖金”有无内在联系。有的人贩子抓到后，由于取证难，只罚点钱了事。
　　某市一个派出所在失踪儿童家属的协助下，抓获了8名人贩子。他们初步交待拐卖过4名妇女，两名儿童。还供出该市有六个拐卖人口的黑窝点，还牵涉到34万元的诈骗案。该派出所认为案情重大，就报告了区分局，区分局又报告了市公安局。当天没有得到明确答复。等第二天上午市局派人赶到该派出所时，他们已经对这八个人贩子罚款7000元后放掉了。如此大案，视为儿戏，不知其中有何名堂。

　　 “ 缺口”之七：不追究买方。

　　 《刑法》没有惩处买人者的明文规定，在一九九一年九月份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没有这方面的决定。我详细翻过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关于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规定》，只有七个规定提到“买方”。其中江苏规定：“禁止收买妇女和儿童”；山东规定：“严禁收买被拐卖、拐骗的妇女儿童”。收买了怎么办?没有下文。安徽规定：“收买妇女儿童是违法行为”。买了之后怎么处罚，没有规定。
　　另外四省市规定了对买方的处罚条文：天津是“要进行批评教育”，福建和江西是“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要严肃进行批评教育”；湖南算是规定最重了，也仅是：“应给予行政处罚”。什么样的“行政处罚”，没有明示。
　　买方基本上是置于法律处罚之外，只要有钱尽可以放心去买，而不必担心触犯法律。事实不正是如此吗?
　　任何一种商品市场，都是由买方和卖方构成的，是买卖行为的总和。而买方的需求是刺激卖方的动力。不切断买方需求赋于人贩子的这种动力，而只打击拐卖的一方，这种惨无人道的犯罪行为能彻底制止吗?何况对拐卖一方的打击还有那么多执法“缺口”。
　　我们基本上看清了我国法律对拐卖人口犯罪行为的制约情况。立法、执法中的七个有形的“缺口”，同司法过程中某些地区、某些人员存在的“有法不依”这个无形的“缺口”，造成了虽然“法网恢恢”、但是“疏而有漏”的现实，人贩子当然活跃了。
　　当现行的法律、法规以及执法状况，不能有效地保障《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人生权利时，成人尚且经常遭到袭击，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儿童焉能安全！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舆论的强烈呼吁，我国执法、立法机关认真总结了多年来“打拐”的司法实践，在严惩拐卖人口犯罪方面，从立法上有了重大突破。
　　在一九九一年九月份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制定出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决定》，这个决定针对目前我国拐卖人口犯罪活动的情况，对刑法作了必要的补充修改。
　　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子的处刑，将刑法规定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改为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一万元以下罚金”。对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奸淫被拐卖妇女的；造成被害人或者被害人亲属重伤、死亡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一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这个决定草案还将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任何人或者组织不得向被害人及其家属或者解救人索要收买妇女、儿童的费用和生活费用；对索要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追回，使收买者人财两空。
　　《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在这次会议上提交审议并通过了。这个关系到占我国总人口三分之一以上未成年人的法律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立足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通过施行，从立法上较好地堵塞了我们在前文中分析到的惩治拐卖人口犯罪分子的“缺口”，使新形势下的“打拐”斗争更加有法可依。这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被拐卖的儿童家长来说，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当然，他们更期望这些《决定》和法律能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

　 该谁保护儿童?

　　从法律领域内漫步出来之后，我仍在思考：除了法律之外，还有谁该保护儿童?
　　父母和其他监护人不用说了，虽然在目前这种治安形势下，有些父母的一时疏忽常常会给人贩子氇成可趁之机，但一般的父母和监护人是不会推卸保护孩子这一天职的。我是说，除此之外，社会上还有没有一个实体，比如说国家机构、社会或群众团体等来保护儿童呢?
　　我努力寻找着这些同儿童有关的单位。
　　先拨通了团中央的电话，我知道他们那里有个少年儿童工作委员会"，简称"少工委"。接电话是位女同志。她说："'少工委'是主管全国少年儿童以及'少先队'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的。你讲的拐卖儿童问题，属于维护少年儿童合法权益的范围，我们团中央有个'维护权益办公室'，你可同他们联系一下。"
　　我将电话转到了"维权办"。接电话的是该部门办公室主任郭向同志，她十分热心地介绍了他们的工作任务。
　　"我们是负责维护青少年权益工作的。这些权益包括：人身权利、学习权利、劳动权利以及婚姻自主权等。拐卖儿童属于侵犯了少儿的人身权利。我们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工作。最近我们就要派人参加国务院妇女儿童协调委员会组织的联合调查组，到全国一些重点地区调查拐卖儿童等情况，然后向中央写出报告。"她又强调：主管这项工作的是公安部和全国妇联，你可同他们联系一下。"
　　看来，全国妇联和公安部应当是采访的重点对象了。
我先到全国妇联找了一份《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这是一九八八年九月六日中国妇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最新本。该章程规定的妇联的五项任务中，有两条同儿童有关，照录如下：
　　第三条 代表妇女参加社会协商对话，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参与有关妇女儿童法律、法规、条例的制定，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第四条 为妇女儿童服务。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推动社会各界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办好事。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对妇联来说是义不容辞了。
我先找全国妇联的儿童部。 部长李启明是这个"女性王国"的少数男同志之一，惟一的一位男部长。他个儿不高，戴眼镜，给人一种平和的印象。
　　他说："按分工来说，我们儿童部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管全国的家庭教育；二是协调有关少儿工作部门为孩子们办实事。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属于城乡部(过去叫权益部)管。对于拐卖儿童这一社会问题，我们有责任协调有关部门，促进这一社会问题早日解决。今年下半年要召开保护少儿权益问题研讨会。"
　　"我们国家所有机构中，就只有你们这一个儿童部?"我进一步探问。
　　"是的。"
　　"同儿童有关的机构，我们国家还有哪些?"
　　李部长随口开列了一大串，并简要介绍了它们的职能：
　　"文化部有个少儿司，是主管少儿文化的；国家教委有个基础教育司，是主管小学教育的；卫生部有个妇幼保健司，是负责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的；团中央有个少工委，主管少先队等工作；残疾人联合会有个社会教育部，只负责十四岁以下残疾儿童的问题。"
　　"我们国家为什么不设个儿童部?"我进一步探问。
　　"我们给国家有关部门提过，建议国务院设个妇女儿童部，答复是条件不成熟，我们国家是机构太多，需要压缩，暂不宜增加。为了协调各个方面做好儿童工作，国务院设了个妇女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
"外国有妇女儿童部吗?"我一追到底，想来个比较研究。
　　"世界上七十一个国家有这个部。"李部长答。
从儿童部采访出来，我脑袋里转着这么个问题，鉴于我国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不断遭到侵害，国务院设个职能机构是否会有助于这方面问题的解决?
　　我又来到了全国妇联主管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的"城乡工作部"。副部长张惠是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她对这么多儿童被拐卖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和愤既。并说："协助公安机关打击人贩子，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是妇联工作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全国各地的妇联组织、妇联干部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九九O年一年多，仅据山东、河北、安徽、湖北四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就有近五千名妇联干部直接参加了解救工作，共解救了妇女儿童一万三千多名。仅安徽省濉溪县孙盯区妇联主任一个人，自一九八五年以来，跑遍了全区九个乡，就解救了受害妇女儿童七十二人。"
　　看得出，妇联在"打拐"、"解救"工作中是尽了力的，她们这方面的事迹可以讲上几天几夜。作为一个社会群众团体，她们"该做的都做了"。
不管是哪里发生了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大家都会说，应该去找"公安部门"。
　　我又找到了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那个有点威严、神秘的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老式的院子，老式的楼房，据说从五十年代就是这个样子。楼道里放着一排排文件柜，铁制的，木制的，新式的，老式的，把本来就不宽裕的空间占去了不少。他们的办公条件也属于"亟待改善"之列。
　　接待我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戴眼镜的老公安。瘦瘦的，说话声音不高，不慌不忙的言谈中给我一个感觉：他极富办案经验。他是五局三处处长陈家瑞，我们前三天就约好的。拐卖妇女儿童这"一块"，属于他们处管。他是"打拐权威"了。
　　情况很熟悉。他说："拐卖人口犯罪，从七十年代初就开始了。最初是四川等地妇女因生活条件差、劳动强度大而外流，人贩子趁机拐骗拐卖。后来这种犯罪活动就蔓延开了。近几年发展到大批拐卖儿童，并且波及到了全国，这是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从一开始，我们公安部门就注重给以打击，多年来，曾搞过不少专项斗争；破获过不少拐卖人口案件；抓获惩处了不少人贩子；解救出不少受害者，广大公安干警在这方面付出的精力、心血、辛劳是无法统计的。在抓捕罪犯、调查取证和解救妇女儿童过程中，长途跋涉，翻山越岭，餐风露宿，还经常遭受冷遇、围攻、谩骂、殴打，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陈处长讲到此处，语调缓慢，心情沉重……
　　可以说，在"打拐"中，公安部门是做工作最多的，'他们也取得了不少的。战果"，可以列出许多数字和比例。他们面临的困难，陈处长概括为三难："办案难、查证难、解救难。"
　　"可为什么此类犯罪活动越来越严重呢?拐卖妇女儿童之风为什么刹不住呢?"我提出了这个困惑已久的问题。
　　陈家瑞锁住眉头：
　　"你说领导不重视吧，还挺重视，这么多年来，中央领导对这个问题做过不少批示、指示，你说抓得不狠吧，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从一九七八年到现在，年年打击，'严打'也不知搞过多少次；可是不但刹不住，反而还有发展，所以，我看只靠打击是不行的。"
　　"此话怎讲?"我觉得他的"理论"很新鲜。
　　"这么说吧。过去我们国家内部也是封闭的，改革开放了，一些穷困地区的人就想向条件好的地方流，这些地区的条件不改善，人贩子就有可趁之机，现在不少地区的基层组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一些基层干部不但对买卖人口不管不问，反而包庇保护，有的甚至带头买卖，只靠打击人贩子能解决这些问题吗?还有，党风，社会风气不正，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泛滥；法制教育不落实，法盲比文盲多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只靠抓几个人贩子还不等于'割韭菜'，是刹不住这般歪风的。"
　　我对陈处长的采访整整进行了一上午。
　　为"谁该保护儿童"这个问题，我跑了许多单位，终于理出了头绪。
　　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是一个社会问题。是由多种原因诱发的。这种在旧中国曾十分猖獗，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绝迹多年的"古老罪恶"，在七十年代初死灰复燃，在七十年代后期以及八十年代严重蔓延泛滥，是有深刻的社会深层原因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是其历史原因；贫穷落后，生产力不发达是现实的经济原因；党风、社会风气不正，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则是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法制不健全使人贩子胆大妄为；基层组织建设涣散给这种犯罪活动提供了可趁之机。要想从根本上刹住这股歪风，必须打防结合，综合治理，提高全社会的防范机制。
　　这就是答案。

“打拐会”与“打拐办”
　
　　 为了更深地探究拐卖妇女儿童之风刹不住的原因，我又调查了解了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一些宏观情况。
　　首先想到的是“打拐会”。
据有关方面提供：全国大范围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会议开过三次。一九八七年中央政法委员会开过一次全国性的电话会议； 一九八九年四月份公安部和全国妇联在京联合召开了十五省、自治区、直辖市参加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和查禁取缔卖淫嫖娼活动座谈会”。 一九九0年十二月，经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意，公安部、全国妇联联合在京召开了全国“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和查禁取缔卖淫嫖娼活动工作会议”。
　　从会议的形式看，从“电话会”到“座谈会”，再到“工作会”，是逐步升级的；从参加会议的范围来看，从“部分地区”到“全国”，也是逐步扩大的；从时间频率上看，是逐步加快的。这说明了党和国家对这一社会问题是比较重视的；当然，同时也反映了这一社会公害日趋严重的态势。
　　从高层看，中央领导同志对这一工作是重视的。早在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大张旗鼓地给人贩子以打击，很有必要。”一九八七年五月七日，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同志看了几份有关拐卖妇女的材料之后，也批示：“拐卖妇女的问题不能不管。经过调查核实，对那些确系拐骗犯，应该依法坚决打击，该抓的抓，该杀的杀，否则刹不住这股风。”其他中央领导的批示、指示还有不少。
　　对“打拐”的认识也很高。一九九0年十二月那次“打拐会”后形成的“会议纪要”就曾指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和卖淫嫖娼活动是野蛮、腐朽、落后的社会丑恶现象，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绝不相容的。能否制止这些丑恶现象的发展蔓延，是关系到社会稳定、民族兴衰的大问题。我们不能把这些丑恶现象仅看成是普通的社会治安问题，应看成是当前我们进行反腐蚀、反和平演变的一场政治斗争。必须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负责的态度，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抓好这项工作，切实加强领导。”纪要还指出：“组织领导好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查禁取缔卖淫嫖娼活动，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论是省、自治区、直辖市或市、县、乡党委和政府，都应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坚决打击这些违法犯罪活动。”
　　把“打拐”和取缔“卖淫嫖娼”同“社会稳定、民族兴衰”联系起来，把它作为“一场政治斗争”来打，认识够高了。对各级党委政府要求也十分严格，既然是“义不容辞”，当然应该“高度负责”、“坚决打击”了。
　　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一些省、自治区及其下属还成立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活动办公室”，简称“打拐办”，这是临时机构，目的是协调有关部门的力量，有效地打击这种犯罪活动。不可否认，“打拐办”和“打拐会”在打击人贩子、遏制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解救受害者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他们也遇到了数不清的困难。克服这些困难，需要努力、耐力、毅力，有时还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拐入地不配合，买主围攻，这是“打拐办”的同志在工作中遇到的最难逾越的障碍了。除此外，困难还有许多，如：人员不足，经费不够，取证难，办案难，追捕难，追赃难……一个困难便是一座大山，办一个案子，抓一个人贩子，解救一名受害者，他们千里迢迢，长途跋涉，翻山越岭，人地两生，需要克服多少困难，付出多少辛劳和心血。
　　办案、解救成功，他们获得不少感谢、赞扬。
　　办案、解救失败，他们也没少听埋怨、指责。
　　他们在享受胜利喜悦时，也尝够了失败的滋味。
　　他们在总结汇报成绩时，也有一肚子苦水。
　　我们更应当重视现实。现实是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且有蔓延发展之势。中央虽多次召开“打拐会”，但许多关于“打拐”的指示不落实，综合治理并没有真正形成合力，全国各地协调配合不好等等，问题不少。
　　“打拐办”呀“打拐办”，你虽然只是个临时机构，但确实是任重而道远啊！
　　“打拐会”呀‘‘打拐会”，会上的指示、部署何时才能不折不扣全部落到实处呢?
哪一天，哪一年，我们国家的“打拐会”才能不开，“打拐办”才能解散呢?

　　　　　　　　　 　　　　　上访“效应”

　　 时间，是医治好一切创伤的“灵丹妙药”，也是销蚀人们同情心的“麻醉剂”。
　　失踪孩子的家长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总抓紧时间到当地乡、县、地区以至省里上访，开始，他们还能获得些许同情。当问题得不到解决，继续上访时，有关信访及接待部门的有些人就开始烦了，要么不痛不痒地安慰几句打发回去，要么以“研究研究”，“向上反映”搪塞，还有的干脆不接待，“你们的问题知道了”。
　　可是，丢失的孩子还是找不到，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怎么办呢?他们就单个或成群结队地到北京上访。他们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北京。
　　永定门西街甲1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和“全国人大常委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都在这里，两家只隔一堵墙，是近邻。简陋的平房，同这里的接待对象十分协调。
　　来这里上访的人络绎不绝，从疲惫不堪的步履和忧郁的眼神中，看得出他们各有各的冤屈和苦水。
　　西安地区一行八名失踪孩子的家长也夹杂在上访的人流中。他们来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西北区接待口。
　　一位看上去四十多岁的男同志接待了他们。他胖胖的，眉毛很浓，眼窝很深，穿西服，戴礼帽。
　　问：“你们从哪里来?”
　　答：“西安。”
　　问：“来了多少人?”
　　答：“八个。”
　　问：“什么事?”
　　答：“我们的孩子被拐卖了。”
　　接待的同志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你们应该到公安部去。公安部是职能机关，找我们这儿没用。”一位女同志对他说。
　 “我们是特地向中央反映情况来的，西安丢孩子情况很严重。”
　　答：“这事，我们知道。你们游行的事也知道。还是应当去找公安部。”说罢，马上拿出一张卡片，要介绍这一行到公安部去。
　　六十六岁的张兆年沉不住气了。他说：“西安拐卖儿童情况十分严重，麻烦你把我们写的材料看一下。”
　　对方答：“如果你们有多余的话，给我们留一份。”老头趁机将材料双手递过去。
　　再也无话可说了，他们一行八人只好告辞。
　　他们又来到墙北边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
　　接待窗口坐着一位看上去四十多岁的男同志。长脸，挺瘦，很和气。
　　问：“哪来的?什么事?”
　　答：“西安，我们的孩子丢了。”
　　问：“你们这些人的孩子全丢啦?”十分吃惊。
　　答：“光我们知道的，西安就丢了四十八个了。”
　　问：“有那么严重哪!你们到中央和国务院来访接待室去了吗?”
　　答：“去了。”
　　这时，一行八人中有人才看见这位同志胸前戴着一个牌牌，上写601。
　　601说：“这事还得找公安部。”
　　上访者中的一位女同志耐心地告诉对方：“我们并不是要你们给我们解决具体问题。而是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人大常委会反映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这么多人，这么远专程来，是希望你们给我们一次谈话机会。”
　　601同意了，当即让他们填了一张表。说：“好吧，你们下午一点半再来吧。”
　　下午一点半，一行八人按时到达。接待室里已有一男一女两个同志等候他们的到来。失踪孩子的家长派了两名代表同他们分别谈。
　　他们认真听取了两位上访代表介绍的拐卖儿童的情况，以及这股风为什么刹不住、怎样才能刹住等意见、建议，并做了记录。他们对这些受害家长十分同情，开导他们要想开点。并说，一定要将这一情况向上反映。最后说，具体工作还是由公安部门来抓，你们还是去找找公安部。
　　上访者对这次接待比较满意，临走时，谢过了这里的热心人。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一号下午，这些失踪孩子的家长又应约来到公安部信访接待站。有六名同志分别接待了他们。
　　情况谈了，建议提了。接待的同志说他们负责向上反映。不过，具体问题还是回当地解决。
叶落归根，转了一大圈，还得回当地。
　　也是，全国这么多问题，都到北京，都要求中央一级解决，管得过来吗?
　　当地解决，当地又说有困难，当地如能解决了，还上北京干什么?
　　怎么办呢，这么严重的拐卖儿童问题，人命关天，总得有个解决办法呀!
　　办法在哪里呢?

第六章 骚动的土地
　　
　　 历史前进的脚步声，惊醒了世界东方这只沉睡的雄狮。它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定睛看了看变化了的世界，大吃一惊。啊!原来自己落后了。它感到再也不能按照常规走路了。
　　于是，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史诗般的伟大的变革时代。
　　这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型时期。经济由单一的计划经济转为计划经济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人民生活将由温饱型转变为小康型；文化上由封闭趋于开放；思想观念上由传统走向现代……这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伟大变革。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我们脚下这块古老的土地骚动了，沸腾了。
　　旧的规则、秩序不可避免地被打破了，新的规则、秩序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建立起来。标新立异，突飞猛进，大胆想象，努力开拓，到处都是喜人的变化；沉渣泛起，借尸还魂，投机取巧，浑水摸鱼，随时可见恼人的混乱。
　　人类前进中一般历史转型期必然出现的某些现象，在我们这里出现了。
　　就像任何一个成熟的胎儿来到世上，都需母亲付出阵痛的代价。
　　规则不能像镜框一样，事先按照预定的尺寸制好。它需要而且只能在运行的过程中制定出来，并在运行过程中才能不断完善起来。制定和完善都需要交纳“学费”。
　　让我们在这个大背景下，审视一下，日益兴隆的买卖儿童的买方市场吧。需要是怎样产生的?动力和胆量来自何处?日益膨胀的好“胃口”，靠什么刺激“食欲”?为什么会那样铤而走险，饥不择食?

　　　　　　　　 　　　　　　买方市场扫描
　　
　　 买孩子，为什么能在中国的大地上一下子热起来?而且行情看涨，持续不衰?为什么经过多年打击，仍取而不缔，需求旺盛?
　　这是中国现时特殊的时间空间、特定条件下，由特别的因素综合孕育而成的“怪胎”。
　　在西方金发碧眼的夫妇们，婚后只顾自己这一辈子玩得痛快，掀起不育浪潮的时候，中国的大多数公民仍然坚定不移地信奉孔夫子留给他们的古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把子嗣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观念，像接力棒一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确实已经“溶化在了中国人的血液里”，这给中国人的生育行为注入了强大的“能源”。这可以叫做历史的或观念上的动因。我们不妨称之为第一推动力。
　　中国，特别是广大农村，还存在着现实的第二推动力。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大多数农户的责任田分到户，没有劳力，无法养种，影响收入。有无儿子，不论是对眼前还是长远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加之，不少地方宗法、宗族势力抬头，无子户常常又是被人欺侮侵害的对象，因此，生个儿子，又成了自卫和安全的需要。
　　可是，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至今仍未摆脱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怪圈，人满为患的现实使国家不得不把计划生育作为国策来实行。为了降低人口出生率，国家鼓励、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对城镇和富裕地区的农民来讲，已经不存在太多的问题了，但对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山乡的农民来说，还是一个难题。生男生女不能随心所欲，由于第一、第二推动力的存在，婚后生了第一胎是女儿的夫妇总是不甘心没有儿子，于是就偷生，超生。有的地区农户一连生四胎甚至五胎都是女婴的夫妇仍然“不到黄河心不死”。主管计划生育的部门和干部又不能容忍这种现象，于是就重罚，有时是让超生者付出沉重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无子户们买儿子，追求儿女双全户们买女儿的欲望萌发了。超生者，重罚，且不给上户口。买孩子者，不少地方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惩罚措施，还可上户口，于是，买养孩子的需求便恶性膨胀了。
　　还有一些地方，买孩子是富起来之后畸形消费的产物。由于收入同收入者的素质不成正比，挥霍，便成为他们满足种种病态欲望的手段。买个孩子玩玩，摆摆阔气在一些地方竟然形成风气。
这些，就是买方市场上拐卖儿童之风屡禁不止的秘密所在。

　　　　　　　　　　　　　　这里不“疲软”

　　“疲软”这个新词汇，近年来在中国的土地上颇为流行。开始讲“市场疲软”，后来又讲“商品质量疲软”，还有讲“物质疲软”、“精神也疲软的”。
　　“疲软”的普及是中国经济形势使然。
　　但有一个市场不疲软，这就是拐卖人口的“特殊商品市场”。
　　全国唯一主管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单位是人人皆知但不一定十分了解的群众团体——“妇联”。从“乡妇联”、“县妇联”、“省妇联”，一直到“全国妇联”，形成了自己的系统。
　　从一九八七年以来，各级妇联向上级书写的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的情况报告的标题中，重复、大量使用了这样的词句：“急剧上升”、“情况严重”、“十分猖獗”、“亟待解决”等。
　　不用详细阅读其中具体内容，仅看标题，就可使人头皮发胀，毛骨悚然。
　　再看看这些说明问题的具体数字、比例。
　　今春以来，四川省人贩子活动十分猖獗。据17个地、市、州统计，今年上半年共发生拐卖人口案件2478件，作案成员有4502人,还有4621起拐卖人口案线索待查。与去年同期相比，案件上升48．20％，作案成员上升35％，被贩卖妇女、儿童4194人，比1988年上半年上升45．78％，比1988年下半年上升42．56％。其中被拐卖的少女812名，幼女370名，合计占28．18％。
　　这是一九八九年底从发案率角度向上反映的一个情况报告中透露的。同一材料中还有这样的数字。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就有在校中学生87名、小学生94名被拐卖，占被拐卖少女总 数的22．29％。被拐卖的370名幼儿中约有10％，是从幼儿园、托儿所偷抱走的，引起一些学校和家庭惶恐不安。
　　再看看另外一份材料上的情况。
　　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虽经多次打击，但情况仍很严重。不少犯罪分子为逃避打击，把犯罪的对象转向年幼无知、贪玩好耍的少女和婴幼儿童。据四川省1989年对19个市、地、州统计，被拐卖少女、婴幼儿比1988年增加2倍多，1990年9个月比1989年同期又增加16．49％。仅万县地区1987年至1990年3月被拐卖的儿童就有336人，其中不满一周岁婴儿116人，1岁一6岁的99人，6岁一14岁的121人。抢劫、拐骗、盗抢婴幼儿童犯罪案件明显增多，危害严重。
　　我们再看看贵州省的情况。
　　贵州对全省一些地市的不完全统计，一九八八年度发生的盗抢儿童案件不足百起，一九八九年猛增到500多起，其中抢劫儿童100多起，被盗抢的儿童共500多名，男孩占绝大多数，有400余名，年龄最大的12岁，最小的3个月。一九九0年一至十月，又发现盗抢儿童案380多起，其中抢劫150余起。
　　西安失踪儿童的上访家长带来了这样令人不安的消息。
　　从1988年8月份开始，西安地区不到一星期便丢失一个孩子。基本上都是被拐卖，无从寻找。1988年下半年共丢失儿童29名，其中男孩27名，女孩2名，年龄最大者6岁，最小者1．8岁。到1990年底，丢失儿童已增至48名。
　　他们一再强调，这仅仅是初步的不完全统计。因为有不报案的，再说，他们也不是统计局，公安机关，了解的情况十分有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实际丢失儿童数字比他们了解到的多，而不会少。　　说罢，他们递上来一份失踪儿童的名单。
　　这仅仅是局部地区的情况。其它省市呢?当然，肯定有治安情况好的，但也有一些比上述地方还要严重。据知情人透露，仅江苏的徐州地区近年来买进的妇女儿童就有十万人。那些公认的买进大户省，如山东、河南、安徽、河北、江苏等数字一定是很庞大的了。
　　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各省市区的情况，这不是一份统计报表。
　　看过这些局部统计，对拐卖人口这个“特殊的商品市场”的“购、销”两旺情况也足够明了了。

　对话扬子江

　　 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有一句名言：“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
这大概是地位不同，环境使然吧。
　　同样，失踪儿童的家长同买养孩子的人，由于其立场、出发点相异，对“拐卖儿童”这一问题的看法是那样迥然不同，前者怪后者心太狠，不设身处地为丢失儿童家长着想；而后者嫌前者不易沟通。
　　一位失踪儿童的家长在找孩子途中，在长江的客船上，同一个打算买个女孩的人偶然相遇了。互不相识，萍水相逢，却展开了一场发人深思的奇异的对话。
　　失踪孩子的家长，是安徽省马鞍山市一位丢失了孙女的祖父，简称甲。
　　想买个女孩的是江苏南通地区启东县一个专修电动工具的小伙子，简称乙。
　　乙：“你是找孩子的?”
　　甲：“是的。”
　　乙：“我正想买一个小女孩。
　　甲：“你买孩子干什么?”
　　乙：“人富了，买个孩子养着，比养猫养狗强。”
　　甲：“你家一定很富了?
　　乙：“那当然啦。一栋三层小楼，银行还有巨额存款。我们那里的人都很有钱，家家都盖楼。我家还有大彩电，高档收录机，高级电冰箱，一千多元的卡西欧电子琴等等，应有尽有。这人哪，没有钱时想赚钱，钱赚到一定程度就没意思了。现在我不缺钱，就缺人。”
　　甲：“你买了孩子，不是罪过吗?孩子的亲生父母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乙：“你这人，怎么这样想不开?也许你是因为丢了孙女的缘故。现在社会，干什么的没有?我不买，反正有人买，因为有卖的。像我这样的家庭条件买了，孩子会享福的，不比被穷人家买去强?”
　　甲：“你家有小孩吗?”
　　乙：“有一个男孩。”
　　甲：“现在都提倡独生子女，你家有一个男孩了，为什么还要买一个女孩呢?”
　　乙：“我是图儿女双全。现在独生子女太孤单，没有多少亲人。父母对子女的感情代替不了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儿子长大后，将来父母去世了，他也多个亲人。反正是一块儿长大的，有感情。不用说生活上互相帮忙，打官司还多个辩护人呢。”
　　甲：“你想买一个什么样的小女孩呢?”
　　乙：“长得漂亮、气质好、身体好、聪明伶俐的，当然，最好是城市来的。”
　　甲：“你家有个亲生儿子，再买一个小女孩，你们能一样对待吗?”
　　乙：“凭良心说，不会一样的。但也不会对买来的孩子多么坏。如果对她不好就不会买她了。我是想给家庭增加一点欢乐，不是想增加矛盾，我怎么能对她坏呢?”

　　甲：“将来孩子长大了结婚时礼怎么送?”
　　乙：“明礼当然是一样多，但暗中，亲生的儿子总要多一点，人之常情嘛，谁都是一样的。”
　　甲：“孩子养大了，亲生父母找上门来怎么办?”
　　乙：“真正养大了，人家找上门来，有证据证明确实是他们的，凭良心讲，也得给。但是，养这么多年了，可以当一门亲戚走。另外，孩子养得时间长了，说不定对我这边比亲生父母那边感情还深。那时候，孩子还有自己的主意呢，说不定还不愿跟父母回去呢。再说，我这边条件好，真有可能不想回去。那样，就更不会白养了。”
　　甲：“孩子要走后，你问不问人家要抚养费呢?”
　　乙：“不要，一分钱不要。孩子有感情了，当亲戚相处，孩子走时，还得给她送东西呢!”
这位江苏南通地区启东县先富起来的小伙子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买主的心态。在南方一些富裕地区，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如福建的南安、安溪县等地的农民们，阔得不得了。几十万、几百万的富翁比比皆是。他们自恃手中有花不完的钱，近几年开始了一种新“消费”——买孩子。有儿无女，有女无儿及没儿没女户不用说了，有的自己已生了两个男孩一个女孩，为壮大后代势力，仍要花三、四千元再买一二个男孩或女孩。有的还把买儿买女像买彩电，冰箱一样互相攀比。
　　南安县英都镇霞溪村一位知情人透露，该村已从外地买进一百多个男孩。大多是从广西、贵州、云南、四川买来的。从广西买来的多数又是罗诚、都安、融水等县。当地一位村干部就毫不掩饰地对一些外来人说：“你们回去也帮着组织些货源来吧，尤其是三、五岁的小男孩，哪怕拉来一火车皮也不够卖。”

　如此“带头人”
　
　　 “带头人”，《现代汉语词典》里解释：“首先行动起来带动别人的人”。
　　中国农村习惯于称村干部为带头人。这些带头人，土改时，带领农民斗地主，分田地；“大跃进”时，带领农民大办食堂，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中，带领社员“学大寨”；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又带领农民大搞商品生产，发家致富。他们是中国农民前进的“传动轴”。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的村干部，他们带的是另外一种头，带头买孩子。村干部这个头一带，老百姓还怕什么?“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嘛。
　　天是那么黑，街是那么窄，路是那么泥。我在地、县、乡有关同志的陪同下，于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的一天，来到了昶河南省某县一个村干部家。听说他家为儿子买了个媳妇，还带个孩子，我们去看看。
　　这个村干部把我们让进屋，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吃饭，因为停电屋里电灯不亮。我们一进门坎：吃了半截的饭给冲了。一家人很客气，直说吃饱了。
　　买来的儿媳妇不在这间正房里，听那位干部的儿子说，她为他生了一个孩子，正坐月子。不过，又说可以出门，已过满月了。我们想见见这位媳妇和她带来的儿子。这家人弄不清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一个劲地问：“你们见她干什么?”我们忙解释，只是顺便串个门，绝对不是来解救她娘俩的，他们才放心了。
　　媳妇被领进来了，她长得苗条、白净、漂亮，个子不高，微弱的电灯下，呈现一种朦胧美。受了惊的两只大眼睛忽闪着，回答问话都有点结巴了。
　　“你是从哪里来的?”我问。
　　“甘肃。”她答，满口浓重的甘肃口音。
　　“你原来的丈夫呢?”
　　“死了。”
　　“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自己来的。”
　　“想回老家吗?”
　　“不想。”
　　她一边回答简单问话，一边又问：“你们问这些干什么?”她带来的小孩更加怯生生的，一个劲儿往她怀里钻。
　　无法断定、更无法核实她的回答是否发自内心。但从她那对忧郁的眼睛中，我们感觉到了她隐藏着一个内心世界。
　　从这位村干部家出来，我心里好一阵难受。

　　河北省武强县的一个农村。
　　一位失踪孩子的母亲来这里找儿子，见到了一个三岁男孩的买主，算是这个孩子的“爸爸”。那位女同志问：
　　“你这孩子是买来的?”
　　“是的。”对方毫不掩饰。
　　“这孩子怎么买的?”
　　“孩子有来历，村支书做的保，还能有问题!”
　　那位失踪孩子的母亲又说：“现在男孩子都挺缺，谁家舍得卖?”
　　“孩子父母离婚了，谁也不管他。”
　　“不可能，离婚就没有一方要孩子?”
　　“真的，孩子还有出生证呢!”
　　“能拿出来看看吗?”
　　“不好找，在村支书那里呢。”
　　看来，这个孩子无疑是村支书一手包办的。

　　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上百人正集中在几个农家院里大吃大喝。鸡鸭鱼肉，应有尽有；红绿黄紫，色彩斑斓，劝酒划拳，谈笑风生，好不热闹。
　　来此赴宴者还给主人带来了大批礼品。有送钱的，少则三五十元，多则上百元；有送小孩衣服的；也有送高档玩具的。他们都是给老支书贺喜的。老支书的儿子没儿子，他花两千五百元给买了一个。
　　村干部带头，村民们放手。买孩子成了一股风。一些有儿无女户，有女无儿户和没儿没女户都热衷于买孩子。缺儿买儿，缺女买女，甚至一些儿女双全户也来凑热闹。山东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头，儿女都已成家，他花五百元一次买下了两个女婴。“不图别的，为的是死后多两个哭丧送葬的。”他自豪地对人说。
　　买来的孩子没人管，既不罚款，也不批评。村里治保员写个条子，村长盖个章子，到派出所就可报上户口。要是自个儿生，超生要罚款，又扒房子又刨地，还不给报户口。农民们想开了，“不就是要孩子嘛，不让生就买，打小时候买来同生下的差不多。”
　　西安市的张兆年为找他丢失的孙子，在河南省走了郑州、洛阳两市的郊区以及巩县、偃师、伊川、滑县、新安、泌阳等地区和县，所到的几十个村庄，每个村都有买孩子的。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农民们实在，他们图的是实惠。用他们的话说：“几百元，一、二千元买个会说话的，多值。自己生养政策也不允许，再说，光奶粉、衣物都不止花这么点。”
　　
　　　　　　　　　　　　　　贩婴“专业村”
　　
　　黑水泉，穷又穷。
　　家家户户去贩婴。
　　救了命，扶了贫，
　　公安局来了还抓人?
　　这是一首新民谣，作者无可考，但确实反映了黑水泉村既使人心酸，又令人发指的丑恶现实。
　　黑水泉，是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的一个不大的村庄。虽位于黄河流经的河套地区，但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这里的农民还是很穷。为了改善生活，不少农户就干起了超生、卖婴、贩婴的勾当。
　　这里的农民，文化程度低，法制观念差，他们自有一套正常人看来无法理解的思维方式与逻辑。他们把生孩子、卖孩子同喂猪卖猪仔相提并论。
　　他们说，一个农户喂一只母猪，一年生一窝小猪，弄好了，生十只，每只猪仔卖50元，十只才收入500元。要是生不了十只或弄不活呢，那收人就更少了。养一只母猪一年要吃多少东西，受多少累，还得给猪打防疫针，又得花钱。除去支出，纯收入就更少了。
　　可是，生一个孩子呢，女孩子一出手500元，男孩一出手就1000元。要是亲自把孩子带到南方去卖，女孩能卖一、二千元，男孩能卖二、三千元。生孩子自然来，花钱少、费劲小，出手之后赚钱多。
　　这两个致富方案相比较，他们都觉得后者更合算，更实惠。于是，便“家家户户去贩婴”了。他们庆幸找到了一条致富新路。
　　黑水泉村究竟有多少买婴、贩婴专业户?村干部直言不讳地说：“要是一家挨一家数，认为他们都是买婴、贩婴专业户，那就有冤枉的。要是隔一户，数一户，那又有漏网的。”这里的村干部自有他们的直率和幽默，但确实说明了这个村千此勾当者为数不少。
　　黑水泉村说不大，也不小，共有六百零一户，近几年来，参予过贩卖婴儿、被处理过的就有79人，他们共贩卖过121个孩子。萨拉齐镇一个卫生院的医生，同两个姓郭的农民勾结起来，近几年就贩卖过二十多个孩子。这位医生说，干我们这一行弄点娃方便。刚从医院接生出来的孩子，同父母还没感情，抱走卖掉，他们不太心疼。有的家有男孩，再生了还是男孩或者有女孩盼男孩，结果又生了女孩，这叫“品种”不可心。遇到这种主儿，那孩子总处理掉，因为他们还想再生，再说抱回家去要挨罚，不如卖掉，扯个谎，孩子死了，就全妥了。这样做，他们也合算，我也不白干。这叫公私兼顾，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很快便富起来了。
　　最吃苦、最悲惨的是这些被卖掉婴儿的母亲。她们被当作能赚钱的生育工具，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尊严没有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被剥夺了。那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苦痛，对身体的摧残损害，是点钱的男人们永远也体会不到的。黑水泉村就有一个年轻的女子，一连生了四个孩子，被当“商品”贩卖，等她生出第五个孩子时，因体质差出血过多永远闭上了眼睛。
　　黑水泉村贩卖出去的婴儿还有个特点，因为大部分不属于丢失、被拐卖，而是出于自愿，不论孩子卖到哪里，一般不会有人去解救。公安机关和妇联解救回来的婴儿，其亲生父母也不要，太穷，养不活呀。所以，一般也不去解救。
　　贫穷的黑水泉呀，条条大道通罗马，难道除此伤天害理的贩婴勾当外，就没有别的致富门路了吗?这里的村干部、乡干部、县干部哪里去了?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哪里去了?当你们听到黑水泉那首“家家户户去贩婴”的新民谣，你们不觉得失职、羞愧吗?

千金买来男变女

　　 河北省深泽县有一对夫妇心强命不强，刚结婚就盼个儿子，可谁知一连生了三胎都是女儿。这可把他们气坏了。生，接着生，我就不信生不出儿子来，这两口子下定了生儿子的决心。可谁知到头来还是拗不过计划生育干部，在万般无奈下，妻子做了绝育手术，他们觉得这下没“戏”了，真有点万念俱灰的感觉。
　　后来，不知从哪里刮来了一股买孩子风，这两口子从心底又燃起了关于儿子的希望之火。对，生不出来买一个，别人能买咱也能买。”为了保险起见，他们跑到了山西大同。这里的人口交易市场也“放开”了，人贩子在集市上几乎是公开叫卖。
　　这两口子上前主动洽谈。一个人贩子对他们说：“要男孩还是要女孩?女孩这个数。”他伸出了一个指头，意思是1000元。“男孩这个数。”人贩子又伸出了三个指头，表示3000元。“要男孩。”两口子几乎是异口同声。“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说着，人贩子抱来了个又白又胖的孩子，看样子还不到一岁。“给你们这个漂亮小子。”人贩子打开被子，拨开孩子的双腿让他们看。是个男孩，那不是，长着“小雀雀”呢。他们当时点了3000元现金交给人贩子，抱着儿子高高兴兴地上了火车。
　　途中，孩子睡着了。这位新妈妈也有点困了．刚眯缝上眼，就觉得怀里热乎乎的。“儿子”尿了，她打开小被给孩子换尿布。一拨拉小腿，她几乎是惊叫起来：“怎么，变成了女孩?”那个“小雀雀”掉了，拣起来一看，是软塑料做的，粘上去的。满车厢的旅客都过来看热闹。
　　这对夫妇那个后悔呀！
　　　
　　　　　 　　　　　　　　提心吊胆的日子
　
　　其实，有些买养孩子的人家日子也不好过。
　　山西省阳泉市的一个村庄。
　　一辆吉普车开到村口，车上下来一个穿警服的。还有两个陌生女性。情况紧急!一个姑娘见了，撒腿就跑，等跑到她姐家时已是上气不接下气。
　　“姐——姐——不——不好了。来警察了，还有两个女的，肯定是接孩子的。快!快想办法……”一家人乱作一团。
　　院内有个约四岁的男孩在骑三轮车玩。这时，这位妹妹像老鹰抓小鸡似地猛扑过去，将孩子抱起来就跑。孩子哇的一声哭了。姑娘连忙用手捂住孩子的嘴，不让他哭出声来。小男孩又踢又咬，在姑娘怀里拼命挣扎。姐俩抱着孩子刚跑到大门口，听到门外有脚步声，就又折返回来，忙乱中，钻进了紧靠厕所的牛棚内藏了起来。孩子还是又哭又闹，姐姐赶忙回屋里拿出两片安眠药，趁孩子哭时张着嘴喂了进去，又塞了一块糖，孩子不怎么哭了，姐姐又匆匆跑到大门外观察动静去了。
　　车很快就开走了，来人是搞外调的。花5000元买来的儿子“完好无损”，姐妹俩从牛棚出来，肌肉紧绷的脸顿时松弛下来，不约而同地拍了拍大腿说；
　　“天哪!吓死人了!”
　　这是一个很机灵很漂亮的小男孩，一看就知道是来自城市。买来快一年了，这家没儿子，对他很好。但三岁被拐骗离开亲人的孩子，忘不了父母，忘不了自己的家。养父养母给他好吃的东西，他吃，给他买好玩的东西，他玩，就是不叫妈，不叫爸。他们让叫，他就说：“你不是我妈，你不是我爸，我要回家。”买主也担心，这孩子能否养得住，这么小就这样，长大以后又会怎么样?
　　很多买主就是这样，整天担惊受怕过日子。怕来人把孩子解救走；怕落个人财两空；怕追查孩子的来龙去脉，牵连别人；也怕孩子长大后对他们不好……
　　河南省伊川县一个村庄的农户院内。院内院外挤满了人。人群中，一个三岁的男孩撕心裂肺地哭叫着正往一位妇女怀里钻。那女人也哭得泪人一般，紧紧地搂着孩子不撒手。
　　距他们不到一米的对面，一位老头和一个中年男人也眼泪汪汪，中年男人走过去又要抱那孩子，孩子哭得更凶了，尖叫一声，好半天没缓过气来。在场的妇女们不住地流泪，男人们则长长地叹气。
这孩子是花2500元买来的。孩子原籍陕西，经“内线人”指点，孩子的外公和父亲前来解救。搂着孩子的女子是“养母”。她对孩子好，孩子同她已结下了很深的感情。由于时间的推移，孩子已不认识他的外公和亲生父亲。找到孩子的悲喜交集；即将失去孩子的肝肠寸断。在场所有人的痛苦、喜悦、叹息、眼泪都是为了眼前这个孩子。
　　在哭闹和撕打中，孩子被强行抱入车内，吉普车开走了，那“养母”在车后拼命追呀追，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追了一阵子，绝望地停住了。车轮碾起的滚滚灰尘遮住了飞驰前进的小汽车；马达声盖过了孩子的哭喊声。“走了，走了，一切都完了。”她瘫在公路边的一块石头上。

　　　　　　　　 　　　　　　　一个买主的哭诉

　　河南杞县。
　　那天晚上又停电。一支蜡烛伴着我们，有开封市、杞县公安局的同志，有开封市妇联、及这个乡的派出所民警和村干部们。丈夫在不停地叹气，而妻子在伤心地哭诉。她叫董兰英，是个青年妇女。
　　“我家没男孩。我结婚一年生了大女儿。五年后，又生了个姑娘。不满月就做了绝育，响应号召嘛。
　　“我丈夫弟兄仨，两个哥哥家都有男孩，就我家两丫头。农村没儿子，八处受气啊!乡邻乡亲笑话你，就是自己家里人也小看你。我公公把他盖房的木料都给了老大、老二，就不给我们。说什么：‘身强命不强，争什么?盖了好房给谁住，又不娶媳妇，够吃算了。’我丈夫听了这番话，回到家来，气得一头撞在立柜上，头上碰了个血口子，鲜血直流。拉起他来，他还一个劲儿用手打自己的脸，边打边哭：‘你这个没本事的东西，活着干啥?死了算了!’
　　说罢，又要去撞，硬让我给拉住了。
　　“从此，我们就下了决心，一定得弄个儿子。生是生不出来了，有机会就抱养一个，实在不行，花钱买一个。
　　“不久，碰到邻村的一个女子，娘家是云南元谋县人，嫁到这里二十多年了，叫莫丁兰。她说，‘你不是想要个儿子吗?我帮你弄一个吧。我娘家侄女有三个儿子，嫌多，想给人一个老三，孩子一岁半，不过得给她家点抚养费。’我问：‘要多少?’莫丁兰说：‘不多，4000元。’我当时还有点不相信，问她：‘你这话是真是假呀?’莫丁兰拍着胸说：‘哪有假呀，我亲侄女的孩子我还不知道，我死了她还得给我穿孝呢。这钱，我一分不落，是给她家个抚养费，咱也不是用钱买她的孩子。’我又怕这孩子傻，想看看再说。莫丁兰说，‘行，到时候我让你亲眼看看傻不傻。’我同意了，回家后同孩子爸商量了一下，他也没意见。
　　“没想到，一九八九年阴历二月二十四日，莫丁兰把孩子背到我家来了。一看，她背来的孩子不是一岁半，是个四五岁的大孩子。当时天气还很冷，这孩子上身穿一个毛背心，下身只穿一条短裤，脚上穿着破凉鞋，脚指头也烂了。一看就是从南方来的。我赶紧把我女儿的衣服找出来给孩子穿上。
　　“我问莫丁兰，你讲孩子一岁半，怎背来这么大的一个?她说，‘这不是老三，是老大，今年五岁了。’我当时就对她说：‘我不能给你4000元，因为这孩子太大了，记事了。’莫丁兰说：‘钱的事好商量。’
　　“这孩子看上去很聪明，他说他叫海金，问他家里的情况，跟莫丁兰讲得差不多。我和丈夫都喜欢这个孩子，就决定把他留下了。经过协商，说好了，3200元。当时家里只有900元现金。没办法，又从村里贷款1000元，又托西寨的表姐从她那里贷款1000元，东家拼西家凑又借了几百元，最后凑齐了交给莫丁兰。她接过去一点，说少50元，我们也没再点，又给了她50元。所以说，这孩子实际上花了3250元。
　　 “这孩子挺机灵，长得也好看，全家人都喜欢他。我们还给他改了个名字，叫杞金，俺家是杞县的，这孩子就是俺家里的金子宝贝啊！孩子刚来时，可能是水土不服，也可能是路上吃坏了，老喊肚子疼，老哭。我就背着他到处看病，乡里、县里、开封都去过。看病没钱，把我的嫁妆都卖了，先后花了一千多元。当时，我妈患半身不遂正在我家。有一天，我带孩子外出看病，妈一个人在家想喝水，又够不着，从床上摔下来，就不会说话了。没几天，我妈就去世了。”说到这里，董兰英大哭起来。她觉得实在对不住她的妈妈。
　　止住抽泣，董兰英又接着说：“我们一家都很疼这孩子，有好吃的，我生的姑娘都不给，只给杞金吃，有好穿的，也把他排在第一位，不到两年，我给他买了6套衣服。孩子跟我们也好。有一次，我问他，你疼妈、疼爸吗?他听了，一下子搂住我的脖子说：疼。有一次，来了个卖西红柿的，他要吃，可我当时手头一点钱没有，跟他讲，杞金说：‘妈，我不吃了，家里没钱了，钱都让老太太(指莫丁兰)拿走了。’当时我听了，抱着孩子直掉眼泪，儿子多懂事啊！
　　“孩子半年就把话都改过来了。我走到哪，背到哪，一家日子过得很红火，我和他爸干什么都觉得有劲儿了。正在一家高高兴兴过日子的时候，出事了。
　　“一九九一年三月，云南那边打击拐卖人口犯罪活动，抓住一个人贩子，交待了他拐卖杞金的罪行。原来，这孩子是云南省元谋县丁立中的儿子，名叫丁凯。一九八九年三月的一天，孩子奶奶带他赶集；奶奶给他买油条时，被一个同丁立中有仇的人贩子给偷走了。三拐两拐，同莫丁兰勾结起来，卖到我家。孩子的奶奶回家后，痛不欲生，又受到媳妇的埋怨指责，上吊自杀了。丁立中为找孩子，两年多来，几乎是倾家荡产。
　　“这不，案破了后，丁立中就找到俺家来了。一听说是这种情况，孩子父亲手里又拿着他儿子丢前的照片，我能不给吗?我的杞金就这样被领走了。临走时，我们同孩子的父亲丁立中讲好了，今年中秋节时，带孩子来看看，他也答应了。可谁知孩子接走之后，至今七个多月了，连封信都没来过。我天天抱着孩子留下的衣服哭，气出了一身病。买孩子贷的款还有一千多元没还完，儿子也没有了，我又得天天去看病，这不，光庆大霉素就打了好几百针了。
　　“本想买个儿子顶门子，过日子，谁想到落了个人财两空……”这位伤心的母亲哭得更厉害了。
　　“莫丁兰呢?”我问。董兰英用袖口擦了擦眼泪说：
　　“我们后来找了莫丁兰，问她怎么回事?她又是下跪，又是磕头，还扇自己的嘴巴，说：‘我不是人，我骗你们了，但钱我没分，全让别人拿走了。后来，莫丁兰被云南来的公安人员带走了。”
　　听完董兰英的哭诉，我的心情也很沉重。一个“盼子梦”，做得好凄惨，梦醒之后是人财两空，一身病，一身债。病可以治好，债也可以还完，留在她及丈夫心灵深处的精神创伤，什么时候才能平复?
　　中国传统文化中“传宗接代”的封建观念，给多少农民带来多少不幸啊！

谁来回答刘日提出的问题

　　 自从长篇报告文学《无极之路》出版以来，河北省无极县县委书记刘日不知道使多少人倾倒。他的为人，他的学识，他的魄力确实高人一筹。作为县一级领导，他真可以称得上农村问题专家了。
一九八六年春，刘日面对农村改革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中国农村取消了生产队一级，行吗?”
刘日不是胡思乱想，他已经看到，生产队取消之后，似乎村人都变成了“散兵游勇”……催收征粮、计划生育、宣传法律、修井、修路、治安、公共卫生……几个村干部只得通过喇叭面对千家万户，嗓子喊哑了也不知是不是有人听。
　　取消了生产队一级， “在成千成万的农民与几个村干部之间是不是缺了一个什么‘元素’?”刘日进一步想。
　　是的，对中国来说，这确实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
　　自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的生产力大大解放了，粮食打多了，副业发展了，工业兴起了，农民自由了，自在了，也富起来了。这历史性的成功，功不可抹。
　　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几乎没人管了。怀里揣个身份证，走遍天下无人问。走时不用请假，回来不用消假，到哪里去?不知道。走多少时间?不知道。在外面干什么?还是不知道。似乎没有必要知道，也没有人想知道。这就叫做失控。
　　这是极普通的常识：失控意味着危险。飞机失控，会从天上掉下来；轮船失控，会从海上沉下去；汽车失控，会尸横路边；人失控了呢?特别是文化程度不高、法制观念淡薄、个体素质较低的农民的失控意味着什么呢?
　　不可否认，奉公守法、勤劳致富者占外出农民的绝大多数。但同样不可否认，游手好闲、胡作非为者也大有人在。家乡基层组织管不着，父母长辈想管够不着，居住地能管又管不了，在这三不管的情况下，他们都会千出什么来?可想而知。
　　全国各大城市，哪个城市没有户口的长住或流动人口也有几十万，全国就是几千万，再加上在农村乡镇的流动人口呢，就是几个亿，这庞大的流动人口群，对搞活城乡经济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对其中的消极因素管不好，这里面又包藏了多少灾祸啊!
　　全国各地抓获的人贩子，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民，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山东某县十年抓获人贩子一千多名，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农民。据西安市碑林区妇联调查，该区十个派出所一九九0年破获了15起拐卖人口案，罪犯基本是外县滞留西安的农民。
　　拐卖儿童的人贩子绝大部分是农民，买养儿童的，绝大部分也是农民。这两个“绝大部分”难道不说明对广大农民的管理，存在着巨大的疏忽和漏洞吗?
　　这两个“绝大部分”同刘日提出的“中国农村取消了生产队一级，行吗?”之间有无必然联系呢?
　　谁来回答刘日提出的问题?

第七章 没有硝烟的战场

　　
　　这里是战场，只是没有飞机大炮，没有战火纷飞，硝烟弥漫。
　　战斗十分激烈，甚至惊心动魄。战斗双方都不断有人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交战双方，一方是由公安人员、“打拐办”、妇联及被拐卖儿童的家长组成的“联军”，一方是由买主及其亲属、同村或同族的人们组成的“盟军”。目的，为解救或保住被拐卖或收买的儿童。
　　战斗在全国许多地方零星展开，虽没有形成大“战役”，但交战双方投入兵力之和，恐怕大于抗日战争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大地上发动的“百团大战”。
　　战斗仍在继续进行，只要拐卖人口之风不被彻底刹住。

　　　　　　　 　　　　　胆战心惊的报信人

　　 这个故事，不得不将双方的真实姓名及籍贯、住址全部隐去。
　　连是被采访对象一再嘱咐的，为了那些有正义感的好心人的安全。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份。
　　一位丢失儿子的母亲收到了来自华北某市郊区的一位教师的来信。信是这样写的：
　　虽然我们素不相识，但我同情你的不幸遭遇。我是从上海《文汇报》的“寻人启事”中看到你丢失儿子的消息的，之后我就特别留意。我们村有一家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间花5000元买来一个不到3岁的男孩，长相与你儿子相似，请速来辨认。来时别直接打听孩子的事，别走露风声，也不要暴露我的身份，我们都是本乡本土的，发生点什么事担当不起。
　　这位孩子的母亲高兴极了，她打心里感激这位报信人。这个孩子不但同自己的儿子长相相似，而且购买时间正好是她儿子丢失后不长时间，年龄也差不多。她总觉得这就是她丢失的儿子。于是找了一个伴儿，火速赶到报信人所在地。
　　她们下了火车坐汽车，下了汽车又步行，赶到这个村时，已快到下午六时了。天还不太黑，她们就又在村口休息了一会儿，等夜幕完全降临，她们才以外调人的身份来到那所接头的学校。天下的事就这么巧，进校门打听的第一个人就是报信人。一听说她们来自某地，她顿时紧张起来，左顾右盼，见院内无人，便打了个手势，让她们进了一个空教室。
　　等学生和老师都走光了，她才来到客人面前，当即又嘱咐了一番保密的问题，还介绍了一下那位买主的具体情况，参谋了认孩子的具体意见，并建议她们晚上离开这个村住到乡所在地。一切安排妥当，她在客人走后十多分钟，才如释重负地离开学校。
　　后来，这个孩子经辨认，不是那位母亲丢失的儿子。但她还是十分感激这位好心人。她们临行时多么想去好好看望一下这位报信的老师，同她道别再见，但没敢去。
　　但她永远记着这位好同志，好姐妹。
　　类似的故事，可以讲上几百个。成千上万的失踪儿童家长，哪家不遇到几个、几十个呢。所以，在他们印发的“寻人启事”中，除“重金酬谢，绝不食言”外，又加了一条：“为举报者保密”。
　　不是报信人胆小，而是买主的势力太强大。假如买的孩子被解救走，落得个人财两空，买主知道了报信者，会找他们拼命的。仅贵州省不完全统计，一九八九年因拐卖问题发生的刑事案件和治安纠纷就有三千余起，一九九0年一至十月份，此类案件纠纷又发生了四千余起。
　　能怪报信人不胆战心惊吗?！

　　　　　　　　　　　　　　　　深夜出奇兵

　　 听到汽车的马达声，狗又叫起来了。月亮像一只被巨浪打歪的小船，静悄悄地挂在树上看热闹。
经过长途奔袭，来自陕西的一行人顾不上旅途疲劳，下车后就径直推开了那扇他们已经熟悉的门。这家的主人正在吃晚饭，只有大人，没有孩子。他们又一次失望了，捕捉的“目标”肯定又被转移了。
　　这是他们第八次扑空了。前七次，不是碰上“铁将军”把门，就是孩子被施了“调包计”。
　　话还得从头说起。陕西户县的一个小男孩被拐卖到了河南省巩县，价格2500元。经过多方寻找“侦察”，才得到了有关孩子下落的准确“情报”，是，当解救的一方日夜兼程赶到买主家时，看到的可却不是他们要找的“目标”。
　　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谁走漏了风声?还是买主有密探?要不怎么对方在他们到达之前，就来了个偷梁换柱?
　　失踪孩子家长八次“出击”，辛苦、心酸不说，仅租车费、路费、途中伙食费等就花去了2600余元。
谁说解救被拐卖儿童不是惊心动魄的战斗?你看双方的敌对态度：相互刺探情报、封锁消息；隐藏转移被拐卖的儿童；干扰与反干扰；偷袭与反偷袭；包围与突围；舌战与械斗，甚至荷枪实弹、扣动板机等等，不都同打仗一样吗?
　　解救一方认真地总结了前几次“失利”的教训，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后，又制定出了新的“作战方案”。
　　公安部门先抓了个“舌头”。这是一个老太婆，户县那个男孩几经转运，是经她手卖给现在的买主的。经过突击审问，她供出了买主隐藏“目标”的准确地点。他们一方面想办法稳住买主，一方面积极筹备新的奇袭行动。一切都是在对买主的迷惑和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一个漆黑的夜。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夜幕和天空浓厚的阴云吞没了一切亮光。喧闹了一天的村庄进入了梦乡。
　　突然，这个村里的狗又叫起来了。随着一阵马达声，两辆吉普车停在了村边的公路旁。从车上下来了十多个警察，神不知鬼不觉地迅速包围了一栋房子。一切布置停当后，村干部前去敲门。
买主夫妇和他们买来的孩子都已入睡。他们被敲门声惊醒，故作镇静地问道：
　　“谁呀?这么晚了还敲门?”
　　“快起床，有事。”村干部坚定不移的口气。
　　他们知道躲不过去了，才从被窝里爬起来。大小三口一同被带到了村委会办公室。解救方经确认是他们寻找的“目标”后，迅速把孩子送到吉普车上飞驰而去。他们害怕在此耽搁时间长了，买主的“援兵”追来。车到巩县后没有朝西直接开往陕西，而是向东迂回郑州连夜返回西安。
　　“仗”是越打越精，越打越漂亮。
　　又有一个失踪儿童骨肉团圆了，谢天谢地。
　　也有的仗打得不顺利，但十分顽强。
　　安徽省定远县“打拐办”会同该县公安干警解救一名受害者时，买主家纠集了一百多人起哄叫骂、围攻、撕打，公安干警被打伤，衣服被撕烂，汽车被砸坏，被困数小时之久，后经鸣枪才驱散了围攻的群众，将受害者救出。
　　肥东县为解救一名受害者，曾先后出动十次，历时半年之久。这是“持久战”。
　　宿县地区为解救一名受害者，曾调动多个警种，上百名警力，进行“大兵团围剿”。
　　既是“战斗”，总有失利的时候，问题是在这些地区，还有没有是非?有没有正义?有没有法律?天真的塌下来了吗?

　　盾牌之血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从贵州省开出的一列火车上有十一个人结伴而行。他们是平坝县“打拐办”派出的小分队，前往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办理拐卖人口案件。
　　他们此行的第一站是山东省济阳县。平坝县乐平区小学四年级女生，13岁的李凤梅被人贩子拐卖到此，已同董家村光棍汉韩云清被迫成“亲。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将李凤梅解救出来。
　　平坝县“打拐办”副主任孙先荣和工作人员周阳，先与县公安局和新市乡有关负责同志共同研究了解救李凤梅的方案。接着，便由董家村党支部书记带路，一起前往买主韩云清家，要求韩放人。韩云清气壮如牛： “这老婆是俺花钱买来的，又不是偷来的，你们凭什么要俺放人？”第一次努力宣告失败了。
随即，孙先荣和周阳将此情况向当地有关部门作了汇报。他们再次研究了“作战方案”，三天后，平坝县“打拐办”前往山东的七名工作人员与济阳县公安局两名干警及新市乡司法助理员等共十人，再次赶到董家村韩云清家。营救人员根据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依据有关法律，对韩云清及其隶属做了大量耐心的说服工作。但韩不但不听，还无理辱骂、殴打营救人员，并招来数百名群众围观。
　　事情正在进行到难解难分的时候，突然人群中不知谁先骂了一句：“打!打死这些王八羔子!”“让他们来抢人！”这时，围观的人群中冲出数十名不法分手，用木棍、砖头、石头对营救人员大打出手。平坝县“打拐办”主任陈祖信当即被打昏在地。许祖华、周阳、方林、陈德春和济阳县公安局干警杨继望、杜纪斌等人均被打得遍体鳞伤。
　　许祖华是平坝县公安局的优秀干警，他平时很注意锻炼身体，多次获得县马拉松赛跑前两名，是个身体很棒的小伙子。见此情景，他感到再打下去，他们这些人都有生命危险，于是从地上爬起来，用手揩了一下满脸鲜血，冒着棍棒和石块的袭击，冲出包围，前往济阳县公安局“搬兵”求援。许祖华冲出重围后，其余被打倒、打昏的解救人员，被这伙不法公子扣押在了该村党支部书记家。
　　济阳县公安局领导听了许祖华的汇报，看到了他被打的情况，感到事态严重，立即带领大批干警火速赶到董家村，才驱散了不法分子，救出了被扣押的人员，并立即将他们送到新市乡医院治疗。
　　鲜血，染红了解救人员的头、脸、衣服，也染红了干警头上金色的松枝、蓝色的盾牌、庄严的国徽，染红了他们脚下的土地……
　　乡医院对这些受伤的同志经过几天认真治疗后，为了保证其生命安全，又将他们转到了济阳县人民医院。由于平坝县的同志们此行解救任务很重，被打伤势还未痊愈便又出院办案。
　　返回平坝县不久，带伤突围搬兵的许祖华同志便因伤情恶化，抢救无效而不幸牺牲。
　　许祖华牺牲后，所在医院对他的头部作穿刺抽血化验，诊断许系“头部外伤慢性颅内血肿、脑疝”死亡。
　　一名干警就这样倒下了，他的生命献给了人民和他执著追求的事业。

　　　　　　　 　　　　　“战场”外的难题
　　
　　解救被拐卖儿童难。
　　这些受难的小生灵解救出来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吗?非也，还有难题待解。
　　河北省武安市妇联的同志们事先没想到，解救出这个十三岁的小姑娘，会给她们带来那么多难题。当时她们只知道一条：救人如救火。
　　这个还贪玩、动不动就哭鼻子、找妈妈的小姑娘，是让人贩子从贵州深山区毕节县拐出来的，先带到贵阳，给人贩子看小孩，后又转运到河南苑阳县，经过好几道人贩子之手，以2300元的价格买给武安市土山乡云家岭村26岁的光棍土增军为“妻”。王增军经人介绍带现金专程到河南省苑阳县买媳妇时，是先交钱，后看“货”。2300元钱往人贩子手里一放，才领他到另一个屋里看人。他一看，当时就傻了，这么点儿大的一个小娃娃怎么能做自己的“老婆”，当女儿还差不多。等他回过头再想要钱时，人早已无影无踪了。没办法，只好认倒霉。这孩子当时又哭又闹．要找妈妈，王增军就哄她，说是带她找妈妈，这才把小姑娘带到家。
　　王增军光棍了这么多年，他何尝不想早点入洞房呢?可是这孩子太小，一时不忍心下手。区妇联主任梁维红听说后，也找上门来对他讲： “这可是幼女，你要是强行同居，是属于犯强奸罪。”王增军听了，吓出一身冷汗，只好作罢。从此，小姑娘就喊他王大哥哥。
　　矿山区妇联主任梁维红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了武安市妇联、市妇联当即责成梁去解救。这位热心的娘家人又一次来到王增军家。小姑娘一见梁维红，拉着她的手哭起来了，边哭边说：“好阿姨，救救我吧，我要找妈妈。”。
　　王增军火了，怒气冲冲地对梁维红说：“领人可以，那你得想办法把我的钱要回来。”这位妇联主任说：“谁让你买的?中央有文件，买人者人财两空，自己负责。”说罢，拉起小姑娘就走，这下还真把王增军一家给吓住了。
　　小姑娘被梁维红领到了区妇联办公室，跟她睡在一个床上，又从家拿了毛衣毛裤给她穿。这时，难题来了。
　　这姑娘没上过学，一字不识。贵州口音很重，说话绝大部分听不懂。梁维红没办法，住了三天之后，只好将她送到市妇联。
　　妇联，俗称女性的娘家。真是不假。她们热情收留了这位小客人，胡改玉还送给她一条新毛裤。经过反复问话，她们只搞清了这个孩子13岁，叫什么，家住贵州什么地方，都没听懂。让她写字，她一个也不会。搞不清她的确切地址，怎么送她回家呀?妇联的同志犯愁了。
　　她们经过认真研究，想出了一个办法，到邮局按这个小姑娘讲的家乡地址的音去查找。张彩萍、胡改玉等同志找到贵州省的地名，一个县一县地逐镇逐乡查找。大同小异的地址共找了一大串，究竟哪一个地址是这个小姑娘的家乡，她们无法判断，只好给这些地方逐一拍发电报，等待回音。
　　谁来管这个小姑娘吃、住呢?这又是一个难题。没办法，市妇联主任、副主任们带头，轮留将她接到自己家去吃住。白天上班时，再把她领到办公室哄着玩。教她写字、唱歌，学织毛衣。她在妇联一住就是一个多月。
　　后来，贵州市毕节县火马乡终于来人了。是这个小姑娘的两个堂哥陈亮刚、陈元平。这时，妇联的同志才搞清这孩子的确切名字叫陈亮旭。她是被人贩子黄燕拐骗出来的。黄对她说：“外面比家乡好，从河北省的房顶上就可以看到北京天安门。”小亮旭还是不跟人贩子走。一天晚上，人贩子开了一辆拖拉机，趁她一个人在家时，用毛巾捂上嘴将她劫持到贵阳。
　　小亮旭想起人贩子就又骂又哭，她还说，“黄燕太坏，我回去后要把她杀了，把她家房子烧了，把她家孩子卖了!”从天而降的灾祸给她幼小的心灵带来多少恐怖，多少仇恨，多少创伤啊！
　　小亮旭要被她堂哥带走了，她哭着对妇联同志说：“我只是太想妈妈了，可我又不愿离开你们……”临行时，妇联的同志还给她买了笔记本、圆珠笔、书籍等学习用具，嘱咐她回家后要上学学文化，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小亮旭一边抹泪一边点头。这个难题总算圆满解决了。

　　还有比这更难办的事呢。
　　武安市医院急诊室，儿科主任正领着医生护士抢救两名刚出生不久的男婴。孩子患营养不良性消化不良，肺炎。吃什么吐什么，都不会哭了。这是武安市妇联解救出来的被拐卖男婴。
　　这孩子是云南省永善县的人贩子用提包从当地提来的。原来是三个，当时正值盛夏，长途转运于酷暑之中，到武安市时，孩子都已病倒。不久，就死去一个。在倒卖过程中，因每个孩子要价3000元，价格太高，一时没达成交易。后经群众举报，被公安局抓获，于是妇联副主任赵建丽和主管维权的张彩萍将孩子抱到了医院。
　　孩子经抢救，脱离危险了。可医疗费谁出呢？孩子需要人照顾、喂奶，不能老由妇联的同志和护士承担，没办法，妇联又雇了两个女同志照顾病儿。保姆费谁出呢?这两笔钱对于办公经费异常紧张的妇联来说，偿还是完全不可能的。孩子的父母还没找到，钱还需继续花下去，将来谁去结帐呢?
　　屋漏偏遭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这不，照顾孩子的保姆，因全家在医院轮留陪床，责任田里的麦子没能按时下种，二亩棉花、一亩大葱，还有几亩白菜都叫人给偷走了，直接经济损失2000多元。这个损失谁来包赔呢?
　　我到武安市妇联采访时，由副主任紫凤琴陪同专程到医院看望了病儿。脱离了危险的婴儿，虽然脸上有了哭的表情，但仍哭不出声来。小眼睛紧闭着，不敢看这个带给他磨难的现实。令人心酸落泪。我手中相机的快门还没摁下去，眼睛就模糊得什么也看不清了。
　　直到我结束采访离开时，武安市妇联这几个难题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类似的情况，全国各地妇联组织都经常遇到。一九九一年四月份，南阳市挖出一个人贩子团伙，解救出了14名儿童，最大的三岁半，最小的仅几个月。因一道贩子没抓到，找不到孩子的父母，只得就地动员愿意要孩子的人领养。
　　郑州市有一次也解救出了5名儿童，因找不到孩子亲生父母，就将孩子的情况在当地电视台播出，后认走两名，剩下的3名只得送到社会福利院暂时收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