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半世纪之恸：数百婴儿失踪遗案

马丁和女儿安娜相信，安娜的妹妹出生后就被偷走了，当时她们的妈妈刚因难产过世。马丁和安娜坚信，某个家庭里有个女孩长得就和安娜一般模样

父母们往往还没有见过自己“死亡”的孩子，孩子就被医院“埋葬”了

                          Anadir现在每天都接到许多调查申请

                蓝色缎带是当年失踪男婴系的，粉色的是失踪女婴系的

                        Anadir组织主席巴罗索自己就是一名受害者
　7月15日，广东、广西警方同时行动，一举捣毁集拐骗、运输、贩卖于一体的以越南籍犯罪嫌疑人为主的“6·8”特大跨国拐卖儿童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9名，解救被拐婴儿8名。犯罪团伙的猖狂震惊世听。在西班牙，婴儿失踪事件也在牵动人心。在悲恸家长的敦促下，法官正在受理数百桩几十年前的婴儿失踪遗案。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这些失踪案始于佛朗哥专制统治时期，开始是为了报复左派支持者，当局诱拐他们的新生儿卖给他人收养。之后，这股“拐卖潮”发展成一个“产业”，医生、护士甚至修女勾结作案，背后可能有一张肮脏的犯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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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到了的集体诉讼

　　７月初，现年７８岁的康塞普西翁·罗德里戈·罗梅罗向法庭提起诉讼，要求寻找自己４０年前失踪的新生婴儿。和其他上千名提起类似诉讼的父母一样，她渴望了解历史真相，以打开纠缠自己几十年的一个心结。
　　罗德里戈·罗梅罗是一个裁缝，１９７１年在塞维利亚一家医院早产生下一个男婴。医生对她说，孩子虽小，但“身体状况良好，很快可以变得强壮”。此后，这名医生消失了，罗德里戈·罗梅罗也再没见过自己的孩子。两天后，医院另一名医生告诉她的丈夫，孩子被送到另一家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可惜夭亡了。
　　这名医生说，第二家医院已将孩子埋葬，就葬在塞维利亚圣费尔南多公墓一个无名墓穴里。
　　“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一直认为，我的儿子是被盗走的，”罗德里戈·罗梅罗说。
　　今年１月底，一个名叫Anadir的组织代表失踪孩子家庭，向西班牙法庭提起首宗婴儿失踪案诉讼。大法官坎迪多·孔德－蓬皮杜６月１８日宣布，已调查８４９宗婴儿失踪案，其中１６２宗可以归为刑事案件，因为有证据显示涉案婴儿是被拐卖的。
　　由于大多数案件已超过诉讼期，律师们正在讨论是否应通过特殊法律条例来审理这些案件。历史上曾有过先例。２００８年，西班牙著名法官巴尔塔萨·加尔松宣布对佛朗哥时代遗案展开延期调查，追究佛朗哥是否曾下令将数千名婴儿从他们的母亲身边夺走，因为这些母亲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是共和党的支持者。
　　婴儿失踪案从１９５０年延续到１９９０年，佛朗哥１９７５年死后依然持续发生。目前尚不知晓政府官员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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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为犯罪网络所为

　　孔德－蓬皮杜说，目前无法预测还将有多少婴儿失踪案浮出水面，它们可能与有组织犯罪网络有关。他没有详细阐述，只是不相信如此“海量”诱拐案件只是“单个组织”所为。
　　Anadir组织主席安东尼奥·巴罗索说，他相信，这些年来，西班牙已成为国际贩卖儿童犯罪团伙的一个交易中心，无数新生婴儿在这里被卖到国外各个收养家庭。
　　现年４２岁的巴罗索于去年成立Anadir组织。当时，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自己是被收养的。于是，他偷偷获取“母亲”的ＤＮＡ样本，经检测，与自己的样本不相符合。在他的质问下，“母亲”承认自己花钱从一名修女处买了一个婴儿，并将这个秘密保守了几十年。
　　后来，巴罗索一直在追踪那名修女的下落，得知她曾在一家妇产医院工作过。巴罗索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是那名修女和医院其他几名员工，此案尚未开庭。如今，他仍在执着地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据Anadir介绍，已有一些被收养的人成功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随着越来越多父母加入到追诉婴儿失踪遗案的大军中，社会上涌现出不少与Anadir有着同样宗旨的组织。他们呼吁更多律师投身到这一公益事业中。
　　今年６月，在西班牙的拉利内阿－德拉康塞普西翁举行了首次墓地挖掘工作，有证据显示，那里曾埋葬过新生婴儿。马德里地方法院表示，庭审时需要医院工作人员，包括曾做过护士的修女等出庭作证，向法庭说明涉案婴儿的去向。
　　在巴罗索一案中，一些修女已承认参与拐卖婴儿，但没有证据证明她们是一个犯罪网络的一分子。对此，罗马天主教堂尚未做出任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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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记录疑点重重

　　马德里一家公司从今年１月起，为７００多名涉案人员建立了一个ＤＮＡ库。但即便有ＤＮＡ检测技术，检察官们仍面临诸多困难，因为涉案婴儿的医疗记录往往不够齐全，甚至互相矛盾。
　　多洛雷斯·迪亚兹·塞尔帕称其１９７３年出生的孩子失踪了，当年的医疗记录是案件的核心环节。她说，怀孕时，一名医生对她说，她怀的是一对双胞胎。结果，护士告诉她生的是一个女儿，没有什么双胞胎。对此，她一直怀疑护士在撒谎。后来，她听说另一对父母在调查失踪的新生婴儿，于是她要求医院出具女儿的出生记录副本。她发现，记录上写的是一名男孩。
　　“医院表示，这只是一个管理上常犯的错误，可是这么多年来，没有人告诉我真相是什么，”迪亚兹·塞尔帕说。
　　还有一些夫妇，如塞维利亚的华金·塞斯·纳兰霍和曼努埃拉·桑切斯·辛塔多已提起多宗诉讼。他们分别在１９７２年和１９８５年两次在可疑的情况下丢失孩子。
　　１９８５年的案件中，桑切斯·辛塔多说，医生在给她做了一个超声波扫描后，祝贺她怀了一个男孩。生产后，有人告诉她，孩子被送到一间特殊病房处理“一个小问题”，而她的丈夫则被单独告知，他们的女儿已死。
　　“我明明怀了一个男孩，却被人换成一个死亡女婴，”桑切斯·辛塔多说，“这个故事实在荒唐，就好像医生对我说，我断了肘，却在我的手腕上动手术。”
　　和其他父母一样，塞斯·纳兰霍现在非常后悔当初接受了医生建议，说不去见孩子尸体对他和妻子都有好处。于是，他只是去塞维利亚的圣费尔南多公墓参加了孩子的葬礼。
　　今年７月初，他重返公墓，墓地工作人员对他说，遗体已在１０年前被迁走，具体地点不详。
　　在调查中，一些悲伤的父母说，他们之所以允许医院处理婴儿埋葬事宜，是因为他们的保险单不涵盖这项费用。另一些人称，尽管他们心存疑虑，却因无知而不敢向医务人员提出质疑。
　　在佛朗哥统治时期及之后一段时间里，“你不敢质疑官员对你说的话，”前土豆加工厂工人玛利亚·鲁伊萨·普罗·罗德里格斯说。她的孩子１９７６年在马拉加一家医院遭拐卖。“很幸运，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可以对所见所闻发出质疑的社会，”她说，“我现在吸取了这个苦涩的教训，我已做好准备，尽一切所能，找到事实真相。”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1-08/02/c_121760245.htm